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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陈琪   歪脑 06/13/2024   转自新世纪

 

 

五年前,香港牵起一场回归以来最大型的示威活动,200万人走上街头要求撤回《逃犯条例》。这条法案虽然被迫收回,但随即而来是“港区国安法”及“二十三条”立法。文艺界在政治挂帅的环境下,也不可避免的卷入政治漩涡。就电影界来说,因应国安法生效,香港当局禁止有关对国家安全不利的影片上映,其间已有至少10部短片或电影未获上映许可,包括以失踪少女陈彦霖事件为背景的鲜浪潮短片《Time, and Time Again》、《与乱世共舞》、首部获选为台湾金马奖年度“最佳动画短片”的《暗房夜空》、《美猪肉圆》和获第58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时代革命》等。这场运动看似完结,但对黄嘉祺及唐佩珊这两位身在海外的90后纪录片导演而言,却是个开始。

黄嘉祺:由新闻白痴变成纪录片导演

2019年风风火火的画面沉寂下来,如今更多的是港人在机场临别依依的一幕。黄嘉祺人在英国,见证了一个港人离散大时代,并找来一个随父母移英的7岁小女孩,准备跟拍她5年的成长的点滴。

黄嘉祺这个名字对于大众可能有点陌生,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毕业后,随即飞往英国伦敦电影学校深造,其间凭执导的《野小子》在2020年赢得香港“鲜浪潮大奖”。黄嘉祺的名字很中性,未认识她以前以为是个男孩子,相识后发现其个性更像男生,“我这短发还好吗?我自己修的;前面看来不错,但后面有点不齐”。她耸了耸肩,又说自己修剪真的节省很多,毕竟伦敦物价颇贵。她的爽直带点不修边幅,予人女校出身的感觉。细问下,她毕业于香港九龙名校嘉诺撒圣玛利书院,当年会考获28分,有4A4B,高考也有一A,是公认的高材生,可惜她对此并不骄傲:“28分真的不算高分…可能这样说很欠揍…我入中大新闻系,每个人都两、三个A…所以我28分不高分,因为新闻系的确是一班读书超厉害的人,却要来读没钱赚的科目。”

事实上,她早知自己不是读新闻系的材料,入学前连“泛民”、“保皇党”这些政治词汇也不晓得是甚么,可谓是个新闻白痴;只因心仪的艺术科没有取录她,而新闻系最贴近创意媒体,所以就跑到中大新闻系读书。2012年刚20岁的她与那代年轻人一样,是“被时代选中”的学生。匆匆三年的大学生涯,先发生反国教运动、毕业那年发生雨伞运动。她直言自己不会写文,但对影像拍摄有兴趣,“中大可以借器材,又有地方剪片,那时候社交媒体还没普及,所以当时政府总部发生甚么,我就去现场情况拍片,当晚立刻剪出一段精华片段…我当时Youtube频道有很多人观看,反国教那条片,连黄之锋都有转贴…哈哈哈…可能我就是第一代‘(苹果日报)动新闻’。”

三年新闻系的训练以及两年电影学知识,令她爱上以镜头表达对新闻时事的触角,而长居英国的她,当遇上了以BN(O)签证移民来英的南南一家,随即萌生一个纪录片题材:“在父母角度而言,移民对小朋友发展更好,可是南南只有七岁,她是没有选择的。究竟她的成长是怎样呢 ?或者是她这一代的人,对于那个身份认同又如何呢?”所以她跟另一拍档何旭辉,决定把南南一家的移民故事拍成纪录片,名为《我们都是这样长大》,初步会跟进至南南12岁。

她透露,一开始南南并不喜欢讲英文,不想跟外国人做朋友,岂料3年后制作团队随南南回到香港探亲,她已明确表示香港不是我的家,并很想立刻返回英国。这个转变令黄嘉祺很感慨,“最近我都有想过这套纪录片要怎样完结, 我绝对都会问她:‘其实妳知不知道为什么妈妈要妳来?’因为我想知道,当她12岁是否过着大人都以为的Better Future?”

唐佩珊:纪录香港人的故事是我的责任

同样以镜头延续2019年反修例的故事,还有在美国多年的90后唐佩珊Kayla,她目前正跟进在英的香港难民以及地产商的人物故事。她早在15岁便到美国读高中,当时一接触相机,就被那光影下的画面所感动,“拍摄的时候望着取景器,觉得‘哇,这样很漂亮!这样打灯很漂亮 ’;又或者用这个角度去拍摄, 令我觉得表达到画面带出的故事,我就觉得很开心。”

在美国电影圈膜爬并不容易,她坦言初入行时曾经受人白眼,许多时每每在处理镜头操作,均有在场同事“监视”她,觉得她能不胜任摄影师工作。久而久之,她唯有付出加倍的努力,冀证明给别人看,她实力不比本地人逊色。她出产的纪录片作品包括《从未说过的事》和《她们》,并凭藉自传式短片《家在日落处》获2017年萨克拉曼多亚太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并在超过20个国际电影节放映。由于她香港移民的身份,吸引她去涉猎其他族群的移民故事,如越战二代在美国生活的点滴,故她的作品许多时围绕离散、移民及边缘化人群的生活。不过2019年后她深深觉得自己有责任及道义去纪录香港人的故事,“我相信自己是属于那个群体的人,拍出来的角度会不一样,而这是珍贵的。现在香港的确少了一些创作空间,而我本身又是一个电影工作者, 所以我要拍摄有关香港人及其身份认同的故事;之前觉得我随时都可以拍这类题材的故事,但现在我觉得我要加紧去做,而这是我的工作范畴之一……”

女性导演被标签?

自BN(O)签证计划2021年推行至今,已有逾14.4万港人抵英。疫情期间Kayla无法到英国跟进受访者,她辗转找上伦敦的女导演黄嘉祺帮忙。巧合地她们两位同样是90后,同样由香港移居海外,而她们均感受到其女性身份,在近年电影圈女性主义抬头下被放大;唯两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

黄嘉祺认为不应以“女性视角”分析作执导作品,“我理解为甚么女性导演要强调自己, 可能因为本身行业太偏重男人,所以当遇到一班女性电影工作者就会特别高兴,好像有一点点改变,就值得庆祝。但我有时候就会很抗拒,你在庆祝同时其实在标签自己。 ”至于Kayla,她觉得可能自己多在机灯组工作,八、九成情况都只有她一名女性,而她感受到制作愈大,白人愈多;潜移默化下觉得女性与男性电影工作者在职场是有差距的。

不论如何,她们均表示拍摄与2019年有关的纪录片,是基于“人性”的视角出发。Kayla觉得,这五年内的审查制度变化太大,“可能对比中国大陆或者伊朗等地,他们可能习惯如何在受限的空间里创作。但对我们这一代电影工作者来说,大家都是在一个很慌张的情况下,继续做自己想做的东西。”

黄嘉祺则认为纪录片有种魅力,虽然过程心力交瘁,但能与受访者建立了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现在有时候我像个照顾者陪她(南南)玩、踢足球…我在她童年这样出现过 ,我不可以拍完纪录片后就消失 ,这很不人道。”

2020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得主、《美国工厂》导演之一Steven Bognar曾经讲过:“从事纪录片工作意味着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虽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依然质疑自己、怀疑自己制作的电影是否有价值;也会因讲述信任你的人的故事而感到内疚……然而我们能从事纪录片工作难道不是非常幸运吗?”

这五年来,香港电影土壤正在急剧收窄,然而港人记录和纪录港人的种子在海外开枝散叶,幸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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