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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退党人数: 6
总计退党人数: 6
撰文:小威尔逊   歪脑 06/14/2024

今年高考,我印象最深的新闻,不是高考作文,也不是各地为了防止作弊推出的新手段,而是有好心人帮助一位河南商丘的考生吃了午饭。这位考生为省钱而舍不得吃午饭的困境引发了网民的关注。

据后续媒体报道,这位考生是一个孤儿。他是靠着亲戚的接济和政府各项补助才读完高中,高考这天,他在附近一家自发为考生提供免费午餐的饭馆吃了午饭。在休息的时候,有网友发现他的情况,又帮他买了一份盒饭。

在被爱心人士感动之余,我也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等待这位贫穷考生的将是更晦暗、模糊的未来,他努力学习的精神值得肯定,但是“寒门再难出贵子”的感叹已经萦绕很多年,“高考”已经很难创造人生奇迹了。

黑袍、蓝袍,最终都是黄袍?

2007年4月8日,在北京工作的农民工们正在排队准备上班 (AP Photo/Elizabeth Dalziel, File)

2024年高考报名人数是1353万,再次创下历史新高,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413万是复读生, 这意味着有三分之一的人对去年的考试成绩不满,想考上更好的学校,竞争更加惨烈了。

张雪峰是现阶段排名第一的人生导师。高考前,他填报志愿的指导课程,最多卖到接近2万元一人。“填正确的志愿,相当于多考几分”是很多父母的想法,但是这样的认识,只是内心慌乱的表现。在AI兴起的背景下,家长更加迷茫。

就业导向,在如何填报志愿的讨论中彻底占据统治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焦虑的终结,而是相反,因为大学毕业就业越来越难。智联招聘公布的数据,2024年普通本科院校硕博毕业的offer获得率只有33.2%,三年前疫情严重的时候,本科就业困难,政府推行硕士扩招政策,现在到了“结账”的时候了。

“大学高中化”,不只是管理风格的变化,也是“学制”上的尴尬,因为大部分本科生都会准备考研,大学教育也就变成新的应试教育。

2002年我读硕士的时候,学校文学院40%的硕士录取的都是山东考生,我记得当时一位院长深表忧虑,甚至想限制来自山东的生源,在他看来,本科生太热衷考研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意味着“应试教育的延长”。但是,大规模考研,现在不再是“山东特产”,而是普及到全国。

10年前,“全宿舍保研”的新闻经常见诸报端,如今人们已经不感兴趣,因为硕士毕业不再成为值得夸耀的事,相反,它可能意味着境遇更惨。前述的报告显示,普通本科院校硕士毕业生的“offer“获得率比本科生还低。网上有人举着横幅,“考不上我们在工地等你,考上了四年后在工地等你”,或者“黑袍、蓝袍、黄袍”(对应的学士服,硕士服和美团骑士服)的段子,是一种调侃,但是它们流行起来,确实能够反映社会现实的转折:以就业为导向的高等教育遭遇了最直接的打击。

抖音上流行的“我在工地等你”的视频截图(网络图片)

 

“考公上岸”:新的阶级跃升

1997年,上海公园里举办的招聘会(REUTERS)

“独木桥”是“高考时代”的关键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是过了桥大概率就是一片坦途。在新考试时代,“上岸”是第一关键词。“独木桥”之后,你可能还在水深火热之中。

很多人称考研成功为“上岸”,但是真正配得上这个词的是“考公“。在绝大部分父母和学生看来,考取公务员才是当下唯一有决定性的考试。就在高考前,一位武汉大学硕士毕业生,因为无法适应偏远地方的生活,而放弃进入甘肃小城嘉峪关体制内工作的机会,引起舆论哗然——绝大部分人都谴责她。

一方面,人们被她的言辞所激怒,她把进入体制内工作称为“卖身”“当奴隶”,这对那些立志当公务员的人来说是一种灵魂拷问;而另一方面,向往体制内的人又是如此之多,人们必须排除她发出的“杂音”。

这可能是中国社会最意味深长的转折。20年前,中国刚刚加入WTO不久,社会上有无数的机会,很多体制内工作的人选择“下海”,因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个人能够成就自我,获得大量财富。而最近几年,即便是在浙江、广东和福建,考公务员也成了年轻人的第一选择。

前些年人们在争论高考是不是阶层跃升的手段,共识当然“不是”,因为高考不再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实际上,真正的“阶层跃升”是考公务员。在中国,按照最严格的关于阶级的定义,“公务员”也是真正的新阶级,它意味着加入统治集团,即便你是这个集团内部的底层,仍然拥有高于其他人的特权。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导师建议我们不要入党。“即使你选择入党,也不要干坏事”。硕士毕业的时候,学校突击发展党员,但是应者寥寥。几个月前见到我昔年的导师,她说现在的学生“百分之百”向往入党,她也不再阻拦,因为大家考公务员或者找工作的时候,“党员”身份都有用。

“考公”当然是高考的延伸,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在内在精神上,“考公”是对高考的“灭杀”。中国在1905年废止了科举考试,不再把考试和从政当官联系起来。此后不管是在国民党还是在共产党时期,高等教育都有某种独立价值,对知识的兴趣背后有一个更加广阔的“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社会”不断发育的过程。

但是,“考公”的兴起,实际上意味着一个新科举的到来。这个考试要求资质(取得本科或研究生学历),也讲究身份(党员优先),而且考试成功就意味着进入特权阶层,这是中国独特的“身份政治”。“社会”开始进入一个收缩的进程。

1990年代中国高考进行了一次改革,国家不再“包分配”,大学毕业生自主择业。1996年国家开始“自由择业”试点,到1998年彻底取消大学毕业包分配工作,也是在这一年,大学开始大规模扩招。我还记得1997年读大学时,周围邻居投来异样的眼神,“国家不包分配读大学干嘛?”

那时候读大学有一点忐忑,但是也有更多期待,很快人们就会发现,“自主择业”背后是真正的自由。不再有人为你安排人生,你必须对自己负责,这就造成一个流动的社会。此后的二十多年,“自由”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

“考公”取代高考成为最重要的考试,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回到1990年代高考改革之前。当下的“考编”,就相当于1980年代的高考,不管你从事什么职业,有什么兴趣,你的未来都会“交给国家”,听从分配。这是一种“逆流”:更多依附和“安全”,也更少自由。

现在那些选择考公务员的年轻人明白这一点。前段时间看到一篇报道,讲几个报考西北偏远地区编制的河南年轻人,他们心中想的是,“期待退休后的自由生活”——他们依然知道自由是美好的,只不过选择了放弃。但是,他们不明白的是,“体制化”不仅意味着有保障,也意味着放弃人生的自主性。那个不去嘉峪关的武汉大学硕士的感叹是正确的,但是她的声音非常微弱,注定被淹没。

文科无用论和价值迷失

2024年6月7日星期五,北京,学生们在上午高考结束后离开考场。(AP Photo/Ng Han Guan)

“考公”继承了高考,也“抽空”了高考。过去很多年,每年高考季,媒体都在讨论高考的意义,今年不再有人讨论,也很少有媒体组织作家写高考作文,甚至很少有人讨论高考作文——在这个意义上,“高考”可以被确诊为“死亡”。

过去我是高考的“拥护派”。我老家是一个高考大县,从6月开始到7月,你在县城闲逛,每天都会听到人们在谈论高考。有一年暑假我回老家,从县城到村里,看到三个升学宴现场。我打听了一下,有一场考生只是考了普通的“二本”院校,家人也欢天喜地为考生庆祝。

这当然也是异化,因为太多人都在办升学宴。但是,考上大学要庆祝,这里也有真正动人的东西。对乡村子弟来说,即便不相信考试和读书能够改变命运,也对“离开故乡”“去往远方”有着期待。见到那些年轻人,我总会勉励他们,绝不会告诉他们“读了大学也没用”。

不是在比喻意义上,而是在事实上,我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从落后的中部乡村,到了大城市。我那些农家子弟同学,其中有人当了律师、记者,也有人成了大学教授。

我们都是“文科生”,在1990年代的高中,我们很少关心就业,因为对未来的世界一无所知,无法“展开想象的翅膀”。我们向往的是“成为一个人物”,或者“改变中国”,至少也要改变家乡。衡水中学有位同学曾发下誓言“我是来自乡下的猪,要去拱城市的白菜”,作为他的“前辈”,我们没有这么粗鄙的想法。

尽管高考“应试教育的残忍”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一直认为90年代以来的高考有美好的一面:数量庞大的年轻人,对知识和更大的世界有一种渴望。高考之后的大学教育,也一度给人美好的回忆:第一次旅行,第一次恋爱,第一次公共演讲……我们得以学会成为一个“现代人”。

这种“非功利的”、有时候有点浪漫的部分,是高考中迷人的部分。读大学本身就是美好的,这是90年代末高考生的普遍认知。人们相信读书和考试都通往更大的世界,迷信名校,推崇留学,因为海外有更厉害的名校。

时代的转折是全方位的。如今“海外留学”对年轻人不再是让人骄傲的履历,最近我甚至听说有新闻机构招聘实习生,会直接排除有海外留学经历的——这是新的“国家安全感“,但是又何尝不是一种“世界和想象力的萎缩”,这距离真正的“读书无用论”并不遥远。

未来原本不清晰,但也因此而充满可能性。如今未来却变得似乎清晰了:送外卖(不读大学也可以)或者考公务员,变成了两极,但是人们的迷茫却并未减少。

拜高考志愿填报网红张雪峰所赐,家长们普遍相信读文科无用。这其实是“高考之死”的一个证据:人们想把每一点“用功”都兑换成明确的收益,恰恰说明对未来不再有真正的期待。高考中“浪漫”的部分彻底消失,高考也就彻底失去了魅力,只剩下残酷的“拼杀”。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文章来源连接:https://www.wainao.me/wainao-reads/chinese-civil-service-exams-social-classes-0614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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