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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ATIUS D.H. LEE  当代政治观念 JUN 17  2024  转自:新世纪

 

中国既不是一个开放社会,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封闭社会,而是一个半开放社会。但公众很少意识到,半开放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本文指出中国公共领域显著不同于开放社会常态化的公共领域,因为中国公共领域是碎片化的,而且通常是围绕重大公共事件临时集结起来的,平常则长期处在审查机器的压迫之下。这种特点更加强化了中国的半开放社会特征。

中国到底有没有言论自由?不论对中国政府支持者来说,还是对其批评者来说,都不是问题,因为两边都可能毫不犹豫地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对于国际学术界来说,这个问题也没有多少讨论价值,因为其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与其追问这个问题,学者们更想追问的是:中国到底存不存在公共领域?

当言论自由问题上升到公共领域时,问题就变得复杂多了。

为什么说要追问中国是否存在一个公共领域情况就复杂多了?这是因为中国社会跟其他专制社会一样:是一个半开放社会。不论是学术界,还是公共知识分子,对半开放社会缺乏应有的认知,乃至于没有意识到半开放社会的风险。

我们将在后续讨论中追查半开放社会的风险,但本文旨在从公众和学界常常忽视的角度解释:为什么说中国是一个半开放社会?如果不澄清这个问题,我们或将始终无法准确认识中国的社会风险究竟意味着什么。

「半开放社会」这种提法并不是空穴来风。最迟2009年,北京大学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就提出过「半开放」概念。其语境是郑也夫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并不是没有保留地完全改革和全面开放。比如表面上看起来外资准入、外国人准入、中国人准出、准许私企,这并不是开放的全部。受到户籍限制的农民工群体在择业、薪酬、劳保、医疗、低保、信贷、子女入学等方面,无法享受跟城镇人口同等权利。所以农民工进城,最多只能叫「半合法」,并不是社会内部真开放,顶多是是比毛泽东时代开放了一部分,但并不是完全开放。又如新闻出版审核机制也限制文化出版,文章和书籍但凡涉及到敏感议题、甚至批判党和政府,在中国大陆很难有公开出版机会。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成是开放。再比如改革推进的力度也受到限制,因为符合上层社会多数人利益的改革是极其稀少的,这意味着上层社会很缺乏推进改革的动力,也意味着改革实际上是有禁区的,其禁区就是不能触犯并且要符合上层社会多数人利益。 ¹

也就是说,改革和开放都有无法触及的封闭领域。这个封闭起来的领域,既包括特权和禁忌,也受到政治、经济、乃至户籍制度等各方面限制。只要这些限制没有解除,社会依然存在着没有开放的地方,即使看起来像是开放了许多领域。

但郑也夫只是简单触及半开放社会问题,并未深究半开放社会所呈现出来的支离破碎的半自由特征。从公共领域入手,我们更容易看见半开放社会的典型特征。

在此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代表的典型的「封闭社会」是什么样子。

对于朝鲜来说,封闭社会意味着什么?首先是各种涉及政治议题的讨论和资讯流通均由国家垄断,个人实际上没有公开或私下谈论的自由。朝鲜所有报刊、杂志、电台、电影和电视台均由党和国家把控,所有言论均受到严厉审查,服务于意识形态的宣传机器则无孔不入。不论在任何场合都不允许公开谈论政治话题。所有朝鲜人都习以为常地生活在秘密社会里。据脱北者透露,朝鲜人甚至连谈论中国开放市场和经济发展这类话题,也只能在私人空间里、在信得过的朋友和亲属之间悄悄说。一旦可能涉及到敏感话题的危险边缘,其他人会迅速岔开话题。另一些脱北者甚至说,连朋友也不要相信,你只能相信自己的家人。但即使在家人之间,也不存在谈论政治话题的自由。比如成年人可能把儿童支开,以防儿童听到不小心传出去,导致全家遭受灭顶之灾。于是也随之出现了连家人之间都不敢坦诚相见的情况。每当涉及到抱怨政府、甚至批评政府的时候,朝鲜民众通常都有一种默契:话不拿到桌面上说,各人心知肚明。不少脱北者反应能感知到对方想说什么,尽管话题点到即止,没有明说。甚至这种不敢说话、仅凭直觉的默契,也延伸到其他日常生活琐碎事宜,比如讨论南韩时兴发型也这样。尽管如此,朝鲜民众一样拿不准谁是真的支持政府以及谁骑墙、谁反对,因为严厉禁止政治讨论(尽管遇到大饥荒时社会控制要大大地削弱很多)。正如一个脱北妇女所说,朝鲜人一直有不满,但只限于留在脑子里。 ²

从朝鲜的情况来看,封闭社会不仅严厉限制表达,还造成人人自危的信任危机,而自我审查和互相审查也极大程度阻止人们进行相对坦率的交流。在这种社会里,每个人都像戴着一副假面具,他们好像知道对方心思所想,但其实又拿不准。每个人都像活在蒙昧之中。但是什至连儿童也过于早熟地学会识别政治禁忌和自我审查。

在这种情况下,要说朝鲜有公共领域是很牵强的事情,因为连最基本的政治讨论和政治资讯流通都被阻断,甚至连私人谈论相关话题也被阻断。尽管也有学者认为朝鲜有自己独特的公共领域,只是全部把持在党和国家手里,完全缺乏独立性。 ³ 但是因为不存在政治讨论和政治资讯流通,只有国家宣传机器一味输出,朝鲜实际上连公共领域最狭义标准都没有达到。

相比之下,像平壤当局不允许资本和人员自由跨境流动,也不允许私企,这种情况只是比较表层的封闭特征。更加深层次的封闭特征是公共讨论受到严厉禁止,或者说,公共领域遭到独裁政府完全劫持。

经历过改革开放的中国,许多情况跟朝鲜并不一样。其中最显著的不同就是公共领域的半开放特性。中国不仅存在公共讨论,还是始终存在批评政府的潜流,即使在镇压明显更加严酷的习近平时代,这种批判性暗流也仍以隐喻、寓言、暗语、非正式表达等多种形式在网路流传,尽管也因为舆论审查和网路镇压,呈现出支离破碎的特点。

通常情况下,依照哈伯玛斯(Jürgen Habermas)对公共领域的最初定性,形式上不受限制的公开讨论、批判性的公共舆论以及对公共利益的共同关切是公共领域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 ⁴

这些要素在中国语境中并不是完全不存在,而是以一种支离破碎的形式存在。或者说,其存在不够典型。比如公开讨论,即使在自由度最受限的习近平时代,表面上看是受到舆论审查严厉限制,这种讨论通常以隐蔽的方式规避审查。其中被中国政府查禁的海外社群媒体,也是这种公共领域的延伸(甚至更加完整、更加开放、也更加典型一些)。也就是说,虽然存在限制,但是也存在通过规避限制的做法继续推进公共讨论。

就此而言,中国的公共领域具有一种半开放特性。其开放并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在下文我们还会看见,这种半开放性与中国互联网的半开放特性息息相关,因为中国的公共领域很大程度上就是依托互联网存在的。

尽管一种半官方的偏见,将互联网公共领域抹黑为「键盘政治」,但这个公共领域是中国民众在审查制度重重围追堵截之下,唯一可以参与公共讨论、关心公共事件以及追问公共道德的地方。

如果存在一个开放的、允许自由讨论的公共领域,网路政治讨论也就不至于这样热烈。对中国社会来说,互联网公共领域是一种不得已的舆论权利,是在重重压迫之下的坚持言论自由权利。否定这个公共领域,不仅是对最后坚持言论自由权利的否决,也是协助专制政府镇压舆论的帮凶。所以「键盘政治」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而是迫不得已的权利。

对于开放社会来说,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公共领域会是一种舆论权利。对于半开放社会来说,公共领域,即使是受到重重压迫变得扭曲的公共领域,不仅事关言论自由权利,还关系到用舆论平衡和反压制专制政府的监督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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