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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2024 年 6 月 20 日 来源:思想坦克

毛泽东思想的消亡

一九五○年代晚期到一九六○年代早期,毛泽东发现自己在党与政府的领导阶层愈来愈被排挤。中共高阶领导人与大跃进划清界线,也与「伟大的舵手」本人保持距离。毛泽东的党内对手认为他一味煽惑人心,已成为政治包袱。许多党领导人厌恶他日益狂热的偶像崇拜与政治个人化,两种倾向都会伤害党的组织健全性与政治实力。有些领导人尝试将政治焦点从毛泽东身上移开。一九五九年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上,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取代毛泽东、接任国家主席,党内派系界线清楚划分。

毛泽东失势,然而并没有出局。他利用自己所能掌握的所有力量步步进逼,冷酷无情地惩罚政敌。一九六二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企图重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大跃进的大灾难之后,毛泽东担心党会过度官僚体系化,改由技术官僚规划者——而不是意识形态纯粹主义者——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图从下而上重燃革命狂热,重现一九五○年代初期到中期的群众动员光景。透过推进四清运动,毛泽东再次强调「红」比「专」更重要,前者意谓意识形态纯粹,后者被他视为资产阶级倾向、反革命。面对党内同志的反对,毛泽东与军方结盟,特别倚重解放军领导阶层效忠他的山头。

来到一九六○年代初期,毛泽东已经为后来的文革做好准备工作。他诉诸极权主义方式,从一九六六年开始鼓动群众进行文革。他利用自己的革命个人崇拜来动员大学生,诉诸他们的理想主义与意识形态狂热。学生运动组织化为红卫兵,代表数以百万计追随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青年。他下令红卫兵「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他看来都是资产阶级传统的余孽,与社会主义现代性水火不容。文革由基层的红卫兵执行,但傀儡操纵者高高在上——毛泽东本人。

红卫兵为中国社会带来暴力与混乱,他们摧毁寺庙、炸毁建筑、推倒纪念碑、焚烧书籍。他们闯进人们家中大肆破坏,只因为这些人不够「红」,被他们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红卫兵向自己的学校与大学进军,点名批判甚至殴打自己的老师与教授,指控他们教的是传统的资产阶级课程。毛泽东鼓励红卫兵攻击没有表态效忠他本人、服膺毛泽东思想的地方党部官员。有些红卫兵甚至向当局举发自己的亲人。

研究中国的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描述,红卫兵引发的文革混乱「让中国濒临无政府状态」。他进而指出:「红卫兵不但打击权威,任何人的行为只要稍稍偏离红卫兵要求,就会遭到毒手。」文革造成的死亡没有官方统计数字,但是学者根据档案研究估计数十万人因此遇害,甚至可能多达数百万人。

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对中国社会与经济造成巨大伤害,毛泽东本人则重创了中国共产党。当文革在街头如火如荼,中共领导阶层的派系斗争也日益激烈。毛泽东因为党内声望地位江河日下,诉诸文革来动员自己在党内的权力基础,批斗政敌。菁英政治沦为街头政治。

在军方支持之下,毛泽东开始整肃党内两大对头:刘少奇与邓小平。刘少奇在一九六六年被剥夺政府职务,也不再担任党的副主席,由毛泽东的军方盟友林彪接任。刘少奇后来被开除党籍,饱受迫害,一九六九年病逝。毛泽东也将矛头对准邓小平,尽管后者曾经是他的亲密战友,并负责执行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毛泽东将邓小平开除党籍,下放到农村地区接受思想改造,邓小平一直在农村待到一九七○年代中期。

文革与中共党内的混乱和腐化持续贻害中国社会,直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亡,他的文革共犯「四人帮」遭到逮捕。文革后来被称为「失落的十年」,以及毛泽东的独裁统治,让中国与中共百废待举。当时的中共尽管掌权近三十年,然而并没有多少组织实力可言,政治结果的决定要素是个人主义政治,而不是党的正式体制。主导党内政治状况的是派系对立与个人恩怨,而不是有意义的政策分歧。政治力量透过个人运作,而不是体制规则。

当时的中共也欠缺发展正当性。发展亚洲其他的经济体藉由经济发展来获取绩效正当性,然而毛泽东治下的中共倚赖意识形态正当性与革命功业。中国民众不再信任这个政权,认定中共带来文革浩劫,以及一九五○与一九六○年代的发展灾难。毛泽东统治末年,中国的经济与世隔绝、效率低落,实际上陷入停滞。一九六○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九十美元,到一九七八年也只略增至一百五十美元,这是近二十年社会主义发展的结果。在此同时,中国的「资产阶级」亚洲邻国则远远跑在前面。

中国经济起飞

毛泽东死亡之后不久,中共过渡时期领导人华国锋让邓小平恢复职务。邓小平很快就动员自己在党内的盟友,对中国的发展擘划出一个改革派的愿景。他提议推动一场「第二次革命」,与毛泽东分道扬镳,并带领中共走上一条新道路。他以政治手腕斗倒华国锋,结合党内元老形成一个强而有力的改革集团,到一九七八年时已巩固自己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身分。

邓小平很清楚,中共必须废除许多毛泽东时期订定的计画与政策。更为根本的是,中国必须放弃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僵化意识形态执着,彻底改变中共的现代化计画,优先推动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中国还是由共产党当家,发展仍然要接受社会主义原则指导,但中共改革计画的动力来自经济务实主义,不再是意识形态纯粹性。邓小平认为,中共在一九
四九年靠意识形态诉求与群众动员赢得政权,但是除非人民能够从发展获益,否则光靠社会主义理想与意识形态教条将无法让中共继续掌权。

邓小平政权订定三项目标。首先,中共要优先推动经济发展。一九七○年代晚期,中共党内改革者惊觉许多亚洲邻国如日本、台湾与南韩,经济成长都让中国望尘莫及。邓小平承认大跃进与文革让中国倒退了数十年,中国已经遥遥落后。邓小平对经济成长采取务实做法,关键则是他愿意接受更为自由化、顺应市场的经济政策。对于自己的务实做法,邓小平有一段名言:「黄猫、黑猫,只要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译注:「黄猫」在流传中变成「白猫」)他也为中共擘划了一个新角色,不再是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正确性仲裁者,而是与国家机器一起转向技术官僚化、专业化,纳入更多专家与经济计画人才。

邓小平的第二个目标是重建党的运作机器。不难想见,文革之后,中国民众普遍对中共心存怀疑鄙夷。中共掌权近三十年,带来的破坏更多于发展,党内派系对立与政治斗争也重创了党的治理能力。邓小平著手整顿党的组织,他为了打造一个强而有力的改革联盟,将几位改革派官员如赵紫阳、胡耀邦与陈云擢升至政府与党的高层。党内就算还有毛泽东的忠实信徒,也被他投闲置散。邓小平还推行一种更分散、更集体化的政治决策风格,并加以体制化,试图根绝毛泽东时期主导党内政治的个人崇拜。

第三项目标,中国的新领导人特别重视稳定中国社会。稳定性攸关威权政权的治理能力。对中共而言,维持稳定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至关重要,特别是有鉴于一九四九年之前的革命内战动乱,以及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发展灾难。威权体制想要达成稳定性,一种做法是铁腕统治;因此中共也保持镇压的能力,尤其是透过党对于军方与国家安全机构的掌控。

然而,邓小平也体认到经济绩效正当性十分重要,可以为政权提供政治权力,同时也是社会内部政治与经济稳定性的关键要素。如此一来,一九七八年之后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将绩效正当性——特别是经济绩效正当性——置于发展计画中心。本书探讨的其他发展亚洲威权政权,都试图以推动经济发展来保持社会与政权稳定,邓小平也是如此,他将中国带进发展亚洲的行列。

「四个现代化」运动是邓小平改革愿景的核心,全力推动中国农业、工业、科学技术与国防的现代化。很重要的是,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彼此关联:中国的农业与工业发展有赖于引进现代的技术,这么做也会强化中国的国防能力。为了加速在这四个领域的现代化,中国小心翼翼对国际经济打开大门,采行因应市场需求的经济政策。在许多方面,四个现代化运动都是对毛泽东时代政策的直接否定。

在邓小平领导之下,中共对于经济成长采行更关注市场的做法。虽然国家继续负责拟定计画与目标,但政府也将市场诱因与机制带进经济活动。中共并没有完全扬弃社会主义计画,而是容许市场机制与国家部门一起运作。一段时间之后,政府逐渐从经济领域的制高点撤退。

邓小平也采行更为开放的国际经济政策。他反转毛泽东闭关自守的立场,将中国经济带进国际贸易、投资与资本流动,同时也为中国引进外国新科技。尽管中共政权仍然对国际资本与外国影响心怀疑虑,但它了解中国如果想要加速发展,就不能继续对世界关上大门。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出雄心勃勃的改革计画。计画第一阶段着重农业改革与废除人民公社,土地所有权在法理上仍然属于国家,但是实质控制权交还给个别农户。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意谓农户负责自家的农业生产,不必透过集体机制或公社。政府持续订定生产目标,但收购价格从一九七八年开始提高。包产到户容许农民将超额收成(超出生产目标或收购目标)卖到公开市场,这种做法有助于促进农作多样化,鼓励对高效率农业科技的投资。 一九八三年,改革起步仅仅五年之后,几乎全中国的农户都加入包产到户体系。改革初期,生产力与农民收入都有所增加。

一九八○年代初期,中共以相当类似的方式改革工业部门。在国家订定的计画之外,政府容许另一个平行的市场体系(译注:称为「价格双轨制」)。企业主管对于生产与定价负起更大责任。一如包产到户体系,超额的生产成果可以不受管制的价格出售,企业因此会相互竞争。来自「计画外」利润与营收的吸引力,促使企业投资于高效益的产能、采行创新的技术,以获取竞争优势。

市场机制的引进激发了蓬勃的创业活动,新公司一一成立。尽管国有企业仍然主宰中国的工业部门,但是非国有企业的工业生产力突飞猛进。从一九七九到一九九○年,非国有企业占整体工业产值比例从二一.五%上升至四四%。同一时期,乡村地区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值占比也增加超过一倍,从九%到二○.五%。来到一九八四年,中国零售消费的产品与服务约有五成来自非国有企业。

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发展愿景相比较,邓小平改革计画最激烈的变化在于反转中国的闭关自守政策。邓小平的改革让中国开门迎向全球经济,试图将中国内向型的成长模式转变为出口导向工业化模式。类似东亚地区其他发展型国家的工业化早期阶段,中国在海岸地带主要城市建立经济特区,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并为中国企业提供出口基地。一九七八年中国得到的外国直接投资几近于零,到一九八四年已增加到将近十五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让策略性产业的合资企业得以成立,也为中国各地的公司与工厂带来商机,将产品卖到全球市场。

因此不足为奇:中国的国际贸易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快速扩张,十年间从二百亿美元增加到超过一千亿美元。中国的出口更是成长为五倍,从一百亿美元增加到五百三十亿美元。中国大器晚成,对国际贸易与投资敞开大门之后,终于「加入」发展亚洲的行列。

然而我们必须强调,邓小平一九七八年的改革并不等于将整个中国市场化,政府制定的生产与收购计画仍然是中国经济的核心。中共并没有完全松绑对物价机制的掌控,也没有放弃执行生产配额制度的管制权力。邓小平的改革是在计画经济之外,平行引进市场机制。

国家的角色并没有缩减。举例而言,国有企业的规模仍然是庞然大物;公营银行对于控制、主导信贷与国内投资仍然大权在握。劳工流动性与企业雇用、解雇员工仍然受到国家管制。政府的确提供了市场定价等诱因,但只限于超额生产。在这些层面上,中国一九七○年代晚期的经济改革代表改革者逐渐「走出计画经济」,但是并无意取代社会主义计画经济。相较之下,东北亚坚定不移、堂而皇之的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简直是另一个世界。

尽管如此,邓小平的改革依然是与毛泽东年代的社会主义发展背道而驰。来到邓小平时期,生产力与消费上升;贫穷程度大幅下降,尤其在乡村地区;农户收入从改革初期就颇有起色;通货膨胀受到控制,物价维持稳定;愈来愈多乡村劳工到城市、乡镇的企业与工厂就业。中国也维持贸易差额顺差。从一九七八年开始,中国经济每年成长近一○%,与亚洲其他强劲的发展型国家并肩齐步。简而言之,邓小平改革计画的早期经济成果可圈可点。

丹.史莱特,研究专长为民主与独裁的政治与历史,特别专注于东南亚地区。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政治系及社会系,担任该校国际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目前为密西根大学政治系教授,此外亦担任几个国际组织的顾问,例如自由之家、经合组织与世界银行。着有《建立秩序的权力:东南亚的抗争政治与威权体制》(Ordering Power: Contentious Politics and Authoritarian Leviathans in Southeast Asia)。

黄一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系教授暨国际副校长,曾任该校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兴趣涵盖比较公共政策与政治经济学,对亚洲民主转型有深入研究。着有《生技赌注:亚洲发展型国家的创新与限制》(Betting on Biotech: Innovation and the Limits of Asia’s Developmental State)、《健康的民主国家:台湾与南韩的社会福利政治》(Healthy Democracies: Welfare Politics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书名:《从经济发展到民主:现代亚洲转型之路的不同面貌》
作者:丹.史莱特(Dan Slater)、黄一庄(Joseph Wong)
出版社:春山
出版时间:202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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