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网络 刘绪义 悦读一线
曾国藩热潮中，曾国藩，成为了一个“完人”。
从家庭教育、到企业管理，再到人生指引，曾国藩从“刽子手”华丽转身成为一名“成功学导师”。
曾国藩光环之下的九弟曾国荃，人们更多地在残存的大夫第前，津津乐道于曾国荃“打开南京发洋财”的俗话，“曾铁桶”“挥金如土、杀人如麻”的形象，挥之不去。
刘绪义最初研究曾国荃，并不是为了给这个老乡正名，更多的是为了更深入了解曾国藩。“要读懂曾国藩，必须读懂老九，老九可以说是曾国藩的另一半。”
而深入了解曾国荃之后，刘绪义发现，老九比老大可爱、生动得多：“我认为在晚清湖南人物中，老九才是最典型的湖湘性格的代表，他一味求真。曾国藩虽然也是湖湘性格的代表，但他将自己包裹得太严太紧，像一个实心的铁球，让人无处下嘴，无话可说，一般湖南人是绝对做不到的。老九则像是地里长出的一个空心萝卜，随便咬一口都能流出汁来。我们每个人都能从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少年曾国荃，是个“闷罐子”
《曾国荃与晚清大变局》，刘绪义以曾国荃“十六游京国”作为开篇。“老九第一次离开家乡山区，进入到首都大都市，算是开阔了眼界；也是兄弟俩的第一次‘矛盾’。”
1840年，十六岁的曾国荃随父亲曾麟书进京投奔大哥曾国藩。彼时的大清帝国，国门第一次被打开。曾国藩是个小京官，住在棉花六条胡同路北房，房屋拥挤，俸禄微薄，用度紧张。与大清帝国一样，捉襟见肘。
寄居大哥家的少年曾国荃，并没有太多壮志豪情，更多的是少年的叛逆和敏感。
在父亲曾麟书离京回乡之后，曾国荃孤身一人留在北京城里，与兄嫂一同生活。虽然大哥无微不至，苦口婆心，亲自授课，不过公务在身的大哥，不能时时陪伴，难以填补九弟的乡愁，寄人篱下之感，时时浮现。
第二年9月，曾国荃提出南归，对兄嫂恭敬如常，却拒绝跟兄嫂共同用餐。不管曾国藩如何问，曾国荃始终一言不发，如今被奉为解决家庭矛盾典范的曾国藩也束手无策。
曾国藩写下了一篇洋洋洒洒的两千字长文，分析不可归的原因，还写了一首诗，畅述兄弟之情。正好赶上曾国藩三十岁生日，曾国荃就坡下驴，借祝寿之名重新回到了兄嫂的餐桌之上。
和谐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1842年7月，老九再次重提归乡，相比前次，态度更为坚决。深谙世事、洞察人心的曾国藩，认为是家里的一个仆人怠慢了老九，将仆人“开销他去”，也依旧没有留住曾国荃。7月16日，曾国荃与外放贵州的湖南老乡郑莘田结伴南行，结束了两年的寓京生活。
“用我们湘乡话说，就是‘闷罐子’，心里有想法，嘴上不说出来。”矛盾的根源在哪里，至今还是个谜。
回到湖南的曾国荃，没有了大哥喋喋不休的念叨与劝诫，自然自由欢脱得多。以至于在1848年参加省试时，“开卷茫然，此心莫知其乡”。落第，是必然的。
“老九就是一个没有大志的‘二货’。”刘绪义在文中这样称呼曾国荃，字里行间满是亲切之意。生性敏感、隐忍、贪玩，在考场上茫然不知所措，不正是少年时候的我们吗？
天京城内的财宝之谜
咸丰六年（1856），不好好学习的曾国荃，准备赴京参加廷试，因为战乱道阻而作罢。于是捐了一个同知的官衔，接受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委派，赴益阳办厘金事务。
好长时间没有收到大哥的来信，曾国荃有些不习惯。曾国藩此时坐困江西，被太平军封堵得道路不通，焦头烂额。在吉安知府黄冕的支持下，曾国荃招募湘勇两千，号“吉字营”，取解救吉安之意。
吉字营的将官多以乡民为主。出征之后，曾国荃一路所向披靡，以“铁桶”围城打援的战术，攻下安庆、天京，立下“天下第一功”，曾国荃封一等伯爵，赏戴双眼花翎，加太子少保衔。不过，随无上荣誉而来的，还有无限的猜忌和非议。
非议的重点，在天京城内的财宝。
在攻占金陵城之前，太平天国“圣库”中堆积了无数金银财宝的消息就已经传开，这个消息一定程度上激励着围城将士前仆后继。
曾国荃和曾国藩甚至为这笔巨款做过打算，“城破之日，查封贼库，所得财物，多则进奉户部，少则留充军饷，酌济难民”。
城破之后，曾国荃傻眼了，大部分宫殿被烧毁，并没有找到“圣库”存在。曾国荃自己都难以相信，何况是别人，所以，上到朝廷下到百姓，都一致认为是曾国荃私吞了这笔巨款。两兄弟赶忙上奏解释，朝廷虽然不再深究，曾国荃贪财的形象却是难以抹去了。
“关于老九于金陵城一役中获财数千万一说，完全是出自李伯元等‘道听途说’的小说家之言。”关于这笔财富，刘绪义进行过翔实的考证。据他的考证，“圣库”是洪秀全为收敛财富的一种制度，但是，到了后期已经名存实亡。“天京事变”前，就已经严重匮乏。李秀成被俘后供称，“天京事变”后，国库无存银米，他只好拿自己的粮食救济难民；部队没有给养，他变卖了女眷的首饰。
老九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刘绪义认为，一是因为曾氏兄弟功高震主，“功高多谤”，二是因为老九个性张扬、我行我素、贪大求奢。
1864年，曾国荃开缺回籍，带着一身伤病，也带着一顶巨贪的“帽子”，和一个“打开南京发洋财”的传说。
巡抚山西，山西人为曾国荃建立生祠
回到湘乡荷叶塘的曾国荃，当然心里不平，却也怡然自得，自封为“荷叶巡抚”，自嘲“百步大王”。
长兄曾国藩依旧常常来信劝诫九弟要勤勉，曾国荃却常以“懒”回应：“弟懒拙如旧，每日不一课其子，至于自课，更无论也……弟在家闲散自适，一不当家，二不看书，三不写字……”倒像是兄弟之间的打趣。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四，曾国藩在两江总督署内辞世，在老家的曾国荃悲声恸哭。曾国藩的离去，也给九弟的前半生画上了一个句号，半生戎马，封侯拜相，也猜忌非议相随。
1874年，知天命之年的曾国荃开启了自己人生的下半场。或许是因为他的前半生太过精彩跌宕，他作为地方行政长官的后半场常常被人遗忘。
“老九以武将形象留给世人的面貌比较明确，因此很多人误以为他是一介莽夫。其实，他战场上是一个天才的将领，行政上，他也是一个合格的地方行政长官。”刘绪义说。
重新出山后，曾国荃被任命为河道总督，治理河道。他的围城“铁桶”战术，挖壕沟、筑铁桶，在刘绪义戏称为“专业对口”。
在乱世里治理河道，从来都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有人情世故。曾国荃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广筹资金，在任十八个月，河道治理颇有成效。
巡抚三晋时，面对两百年不遇的“丁丑奇荒”，老九奉命来救灾，只用了两年时间，就使山西恢复元气。特别是他“保富安贫”的思想，不仅在同时代的地方官身上罕见，就连现代人恐怕也少有这个意识。曾国荃卸任山西巡抚时，山西人为他建立生祠。
或许，曾国荃出任两江总督时，深切感受到了当年兄长曾国藩的不容易，和当年对他的良苦用心。他出任两江总督期间，在各方势力间辗转腾挪，左支右绌。
“曾国荃再次出山，本来是被缺钱所迫，出来‘做官还账’，说不上‘赴国难’。但是，一旦到了任上，老九身上那种担当精神就很自然地流露出来。”在中国台湾、南洋局势紧张时，不遗余力筹措兵员、军饷、武器弹药。疲于应付各地支援的曾国荃，同时热心洋务，扩建金陵机器局、火药局，倡修铁路，多次上疏奏请选派工匠、学生前往外国学习技术……
光绪十六年（1890），是曾国荃在两江总督任上的第六年。他身体康健，向家乡育婴堂捐献了义谷一千担，捐制棉衣一万件。小曾孙荫椿刚出生，他还打算出省阅视营伍，行政长官的工作逐渐得心应手，也雄心勃勃。十月初二，曾国荃突发疾病，病逝于两江总督府署，18年前，兄长曾国藩也在此病逝。
至此，大清中兴元老基本上凋零殆尽，一个时代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