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KSIEM ON 2024-06-27 联经思想空间 LINKING VISION 转自新世纪
文/ksiem
编按:2022年3月,乌俄战争爆发,至今已经两年有余。在动荡的世局之中,学者对于现代极权的观察与分析,也愈渐受到大众的关注,著名历史学者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就是其中之一。史奈德的经典著述包括《黑土》、《暴政》等,已广为华语读者所认知;去年七月,他的新书《到不自由之路》中译本由联经出版,更是尝试从思想史的脉络里着手,谈当今极权现况,以及眼下我们不得不关注的全球政治危机。
联经出版邀请到国立政治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叶浩,以「在幻象、机器人与网军的年代里,民主该何去何从」为题,就最新翻译出版的《到不自由之路》一书展开讨论。诚如联经出版总编辑涂丰恩在开场时点出,本场讲座不仅谈到了史奈德作为历史学者如何梳理普丁极权背后的种种脉络,更连系到台湾的当下处境与历史问题,从而引发我们重新思考「自由」、「民主」、「极权」等耳熟能详的概念。
难以抗衡的永劫轮回
专研西洋政治思想的叶浩,却选择从百年前的一则历史事件开始说起。 1925年,来到台湾的日本殖民者发现了布农族特有的「绘历」传统—— 分布在台湾各处的布农族人,会按照自己居住的地方、根据山和太阳的位置,来绘制一整年的劳作计画。 「绘历」的出现让殖民者们深感惊讶,打破了布农族人在他们眼中非常前现代、且毫无时间概念的既定印象,也引发了一系列争辩;而这些争辩,也关乎史奈德新书中所提到的两种史观之间的分野。
叶浩归纳了这两种时间史观的概念,其一是指向进步的线性史观,另一种则是源自于尼采「永劫回归」的「永恒回圈」,也就是循环史观。所谓线性史观,是假定人类历史的进步不可避免,认为如若反对人权、法治、自由贸易等理念,都会造成人类历史进步上的阻碍。 「永恒回圈」则与之全然不同,而普丁政权运用的正是后者:「2013年普京访问基辅时,就不断重提1025年基辅大公改信基督教的事情,他说『我们(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上帝的照顾之下,是同一个民族,灵魂是环环相扣的』,这也成为了普丁统一乌克兰与周边国家的重要理由。」
普丁呼唤「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复兴,其背后的思想支撑,是长期仰赖着哲学家伊林的想法;而习近平却把自己当作哲学家来塑造,宣扬一己之思想,意欲成为「哲君」 。
普丁所说的民族统一,乍听之下你是否既觉得似曾相识、又有种怪异感?那或许是因此类「统一」的想像,实际上是与现代国家的共识有所违背的。叶浩指出,早在1648年时,西方已经有一套新的主权国家体制;从西发里亚条约开始,慢慢产生了以领土为范围的国家概念,直至20世纪时成为世界上普遍的民族国家体制。然而俄罗斯却不承认西发里亚条约的基本精神,因此在其「统一」论述中,直接绕过了以领土实际掌控范围为核心的国家概念。
「听起来你就知道他跟中国很像,在这个脉络底下,俄罗斯和中国都是反西发里亚条约、反现代国家体制的国家,所以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时间想像往前延伸到任何时间点,宣称『自古以来就是同一个国家』。」叶浩不仅指出了俄罗斯与中国的相近之处,更看到两者现况的分别—— 普丁呼唤「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复兴,其背后的思想支撑,是长期仰赖着哲学家伊林的想法;而习近平却把自己当作哲学家来塑造,宣扬一己之思想,意欲成为「哲君」。因此,要与后者相抗衡,难度恐怕也会更高。
线性与循怀之外,可有新故事?
在阐述史奈德的主要论点之余,叶浩也点出了书中未尽细致的地方:「他(史奈德)只简单区分了线性跟循环,可以例如在我们这个岛上,却同时拥有好多个线性史观和循环史观。」
如果从现实案例介入讨论,会发现这两种史观的内部也有不少分支 —— 例如史奈德提到了美国特殊主义,却尚未区分「旧约版」与「新约版」两种不同取径。叶浩详细解释了两种路径的相异之处:「旧约版」是指筑起城墙自我保护的、相对孤立的政策;而「新约版」则着重万国传教,希望把美国的生活方式、民主价值、自由贸易等一切向外广传。 「这也造就了美国内部的两股不同力量不断在轮替。」叶浩总结道。
而循环史观也一样,既可以用人类整体的角度来思考,但还有一种独特的循环史观,即是「天朝」。 「朝代史观是个典型的循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的循环史观还要加上这一层意义。而俄罗斯的循环则是『我们曾经是一个国家、自古以来都是血肉相连,我们统一起来之后,可以成为上帝使命的行动者⋯⋯』在他们的循环中,除了时间面向,还有一重神学向度,是伊林整套神学支撑着普丁的外交政策。」
「我们认为彼此还活在同一个故事底下,扮演不同角色,而且新世代也可以增添新的故事情节,后代也可以不断重讲前代人的故事。只要仍然相信当初的奠基者,那我们就活在同一个故事;反之,如果已经不相信、不认同了,那也可以创造另一个新的故事。」
由此可见上述循环史观,可以随意穿梭在时间长河之中,任选时间点来进行阐述;且在这漫长的想像时间里,只存在一个主体,且永恒不变—— 「它叫俄罗斯,或者叫做中华民族,看你怎么想像。」叶浩补充说,「由于这样的史观是彻底违反西发里亚体制的,它假想了一个在时间当中永远不会变的主体,这个主体必然是一个虚构。只有循环史观,才能够预设一个永远不变的主体。」
这也迫使我们回过头来思考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国族?叶浩罗列了目前谈及国族主义时,最主流的三大理论,也就是分别从血缘、文化、现代性观点出发。而至于民族国家,除了上述三种起源,还衍生出「原生的国族主义」以及「公民国族主义」 —— 前者强调同文同种的一群人就应该成为一个国家;后者则更留意共聚共居的一群人之间,一同创造出公民精神。
而从古至今,凝聚社群的方法亦有多种,包括西方的圣爱,或分化敌我,或高举友谊、正义、互惠互利的旗号,这些都在当今社会中屡见不鲜。然而叶浩却对上述种种方式抱持怀疑,因而提出了新的「叙事共识性」:「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认为彼此还活在同一个故事底下,扮演不同角色,而且新世代也可以增添新的故事情节,后代也可以不断重讲前代人的故事。只要仍然相信当初的奠基者,那我们就活在同一个故事;反之,如果已经不相信、不认同了,那也可以创造另一个新的故事。」
台湾的多重时间宇宙
当近年的战火打破了我们对于「和平年代」的想像,人们愈发感受到当今世界充满张力。叶浩引用了史奈德在探讨欧洲、美国与俄罗斯时提出的双螺旋结构来谈这点:「其实台湾乃至全球,也都在两种不同的时间想像中不断交错,它会构成人类的错乱。一方面是经济一体化、全球化、以新自由主义为主;但另外一面,二战之后前殖民地都解殖、慢慢独立了,所以又有民族自决的原则。这两股势力是同时进展的,像两个螺旋状会互相扭转对方,直到有一天可能会爆掉。」
缘此话题,叶浩直接指出,其实在台湾也有着非常明显、且十分严重的双螺旋结构。 「那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除原住民之外,台湾有一波一波的移民,可是最奇怪的是,来到这一片土地上的人,却都带着自己旧有的时间想像和史观。大部分人移民后会想找方法融入当地,而不是一直在想着『我的根在另外一个地方』。」
在叶浩看来,其中隐含着一种时间性的异化:「西方思想一次一次移入,不管是大清民政、日本殖民、三民主义,或是之后接受了美国的冷战布局⋯⋯我们可能在二十世纪的某一点,接受了别人在十九或十八世纪的思想,然后会产生非常严重的时间想像的断裂,最后造成的就是时间性的异化。」诸如此类的情形,也造成了这片土地上的族群异化:「我们没有同一个民主观,也没有同一个时间想像,更没有同一个时间上的政治想像。因此有人想要往前独立,有人希望向后回归或统一。」
「任何一个新兴民主国家一定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是仍然活在威权体制下,追随领导者、想要救世主。第二种人,从小到大就没经历过威权,觉得自由很自然、民主很正常,正因如此,他们也会觉得自由没有那么珍贵。另外一个族群,他们从威权时代学到了民主自由的概念,也曾彻底反对过,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有转身过的人。」叶浩所指出的这三种人同时存在,也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存在的异化,而异化很可能就成为极权介入的罅隙:「因为民主具有开放性,言论自由、迁徙自由、居住自由、通商自由,可以允许别人进来,可是对方却是封闭的。这是一个彻底的权力不对称,但我们没办法对他们改变,他们可以永远利用这种开放性,对民主国家彻底介入。」
「个人的生命记忆不等同于集体记忆,集体的记忆也不等同于历史的真相。我觉得我们只是没有现实感、没有时间感,又爱谈历史、爱谈民主,但是不知道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民主跳级生的必修课
作为「民主跳级生」的台湾,对于上述的介入及其方式,或许仍然知之甚少;而不太遥远的威权经验,却又让我们常常将所有事情的矛头直至当权,从而造成更多缝隙。 「我们就是在一连串的勒索当中,不断奉行新自由主义,让资金一直外流,而流进来的资金再重新回头控制我们的房地产、金融、地方派系。何去何从?」
叶浩提出了现今难题,并接续强调:「许多人说『转型正义是最后一哩路』,骗你的。因为那就是一种线性时间概念,他告诉你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的民主。但问题是,你要的是哪一种民主?对于民主的真正的内在与工具价值,我们甚至都还没办法弄清楚。」
当下生活在台湾的我们,或许也该扪心自问,是否真的思考过什么是民主、为何要自由?甚至在街头高呼口号理念时,是否对于那些美好词汇本身的意义,仍是不清不楚、不明不白? 「我们对台湾的历史不够认识,我们对世界的历史不够认识。我们缺乏现实感,活在想像跟幻象当中,而且我们不在意真理、不在意事实。我们对抽象真理也毫无兴趣,对事实没有兴趣,以史观代替真正的历史。然后,我们失去了现实感、失去了时间感,我们喜欢谈历史但不符合历史,有人拥有五千年的长期记忆,然后没有五十年的短期记忆;有人永远活在1947年,有的人活在1895年⋯⋯」
在讲座尾声,叶浩总结到:「个人的生命记忆不等同于集体记忆,集体的记忆也不等同于历史的真相。我觉得我们只是没有现实感、没有时间感,又爱谈历史、爱谈民主,但是不知道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当我们成为了内心空洞的器皿,极权就得到了介入的空间,可以填塞各式各样的内容进来。 「这是我们的很大的困境,而这些的困境本身与不认识思想、不认识民主有关。这也是因为我们太幸运了,因为我们是民主的跳级生。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跳级生的结果通常不是非常美好,因此他或许要去补课,尤其要去补人生的基本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