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进2002年才一个多星期,就从“人民网”上读到一则令人悲痛的消息:王若水同志见“马克思”去了。
“这位毕生学习马克思、宣传马克思、研究马克思,而又批判过马克思的76岁哲学家,在大洋彼岸见到另一个世界184岁的老祖宗时,会进行一场怎样令人激动的智者对话?”我在哀伤中陷入沉思……
我从文章认识王若水,是40多年前的事了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在复旦大学新闻系求学,期间为撰写关于毛泽东新闻评论的论文,读到一篇论述毛泽东文风的十分精彩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王若水,当时他在《人民日报》社理论组当编辑。
我曾听说毛主席表扬过他在1957年4月《人民日报》写的一篇关于“双百方针”的社论。为此毛主席在中南海丰泽园居所召见了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和他,在表扬王若水那篇社论写得好同时,毛主席严厉批评了邓拓不积极宣传双百方针,说邓拓像汉元帝,“你要是当皇帝,非亡国不可!”
后来在回忆这段往事时,王若水说:“我当时大惑不解,心想,这是扯到哪里去了?怎么会把邓拓比作皇帝呢?当时,毛泽东是穿着睡衣,半躺在床上接见我们的。他的床一半地方是堆着线装书,二十四史之类。我想他是看古书看得入迷了,才脱口而说出这番话。”
二十多年后,当我瞻仰毛主席的丰泽园故居,看到那张堆满古书的大床时,我脑海立即浮现了当年他召见邓拓和王若水的情景。
再一次从文章认识王若水,是1963年
我已从复旦大学毕业一年多,在上海《解放日报》社从事新闻评论工作。一天从《人民日报》上读到王若水一篇著名的哲学文章:《桌子的哲学》。
此文以马克思《哲学手稿》的观点为指导,对唯物论的认识论作了有创见的生动的阐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文章赢得当时许多理论工作者的赞赏,并又一次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因此,刚踏上新闻工作岗位不久,王若水便成为我心仪的老师。
命运真是难以捉摸。1946年,20岁的王若水考进北京大学哲学系,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克思、列宁著作,寻找革命真理,两年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解放后调任《人民日报》社理论组
北京一解放,他先在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1950年底被调到《人民日报》社理论组,从此他就没有离开过《人民日报》社。从北大哲学系学生到《人民日报》社理论组编辑,从理论部主任到分管评论、理论的副总编辑,可以说王若水一生的心血都花在学习、宣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上。
金台西路2号人民日报大门
上世纪50年代,他参加毛泽东发起的对胡适、梁漱溟的批判,接着与杨献珍一派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展开长期的论争。60年代,他参加中央组织的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70年代,他积极批判林彪集团的极左思潮,并上书毛泽东告了张春桥、姚文元阻挠批极左思潮的状,结果招来一场对他千钧压顶的大批判。幸而不久“四人帮”垮台,在真理标准讨论和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他奋起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教训是个人崇拜》的长篇发言,呼吁解放思想,反对个人崇拜,回到马克思主义正确思想路线上来。
80年代,他从哲学上深入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发表了《关于异化的概念》、《谈谈异化问题》、《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为人道主义辩护》等文章,向读者介绍马克思关于异化的概念,并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防止政治上、思想上和经济上的异化问题,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个时期王若水思想活跃,结合实践研究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他从1977年担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后又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78—1982)、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对自己走过的道路进行了反思
在他分管理论、评论工作期间,《人民日报》的理论宣传和评论工作是很活跃、很有影响的。他对自己走过的道路也进行了清醒的反思。他向人说过:“经过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越来越看清过去走了一条错误的路,经过这么几十年痛苦的教训,才开始不糊涂,才开始明白了。但同时就有一种失落感、幻灭感,有如大梦初醒。”
通过自我反思,他提出:“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无忧的梦中人。”他确立了自己的信念:人应该有自由的思想和思想的自由,应该有探索真理、敢于坚持真理的独立人格和理论勇气,即使有时会给个人带来痛苦,那也比糊里糊涂的快乐有价值得多!
没有想到的是,22岁就加入地下觉,以“哲学的批判”和“武器的批判”投身革命,历经几十年的奋斗、曲折和磨难的他,在真正以实践为武器来检验真理、探索真理的时候,却遭到了一场新的批判,陷人新的痛苦之中。他于1983年被免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的职务,又在1987年被宣布从党内除名,从而离开了他整整为之战斗了40年的共产党组织。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80年代末东欧国家的剧变和90年代初前苏联的解体,使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异化的现象成为不争的事实。
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实践,已经给20年前那场关于异化问题的争论作出了客观的结论。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理论家,王若水在80年代初提出防止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思想和经济上异化的警世诤言,确实是难能可贵的理论创见。
“清醒者”的痛苦
命运有时竞又如此巧合。30年前心仪王若水的我,想不到30年后——1993年,从《解放日报》社调到《人民日报》社,接任的正是10年前王若水被免去的分管理论、评论的副总编辑职务。
也正因此,我才有机会见到了王若水。那是1994年春节前夕,报社领导班子分头慰问离休老干部,离退休干部局将慰问王若水的任务交给了我。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清癯、斯文、谦和、坦诚,这是这次见面他留给我的印象。他热情地询问我来人民日报社工作适应不适应,理论宣传有什么新要求,等等。他也坦诚地向我交谈了离休后自己学习、写作和生活的情况。此后,每逢春节或到协和医院体检时,我又见了他几次。
如果说心仪的王若水,与直面的王若水有什么不同的话,我只能说,我没有从他身上感受到常人遇到痛苦时的悲愤、牢骚、失望、颓唐的情绪,丝毫也没有,相反只觉得他更平静、更理性、更豁达、更深邃。
我从他身上领悟到,一个“痛苦的清醒者”,尽管处境艰难,不被更多的人理解,甚至又身罹绝症,但他永远拒绝失望、拒绝无奈,对生活依然充满热望和期待。
因此,“清醒者”的痛苦,是对人生感悟后的一种失落,是由于坚持真理而被视为异端的一种迷惘,也是忧国忧民的一种孤寂情怀。
正如王若水自己说的:“一个面向现实和热爱真理的哲学工作者是不会只有快乐而没有苦恼的。但是,归根到底,他是乐观的,因为他相信人民的力量,相信真理总会取得最后的胜利,相信历史的进步。”
他始终保持开放的心灵
历史的进步确在激奋着王若水。1988年办了离休手续后,他始终保持一颗开放的心灵,对新知识、新事物、新观点总有了解的兴趣,并择善而从。
他从1989年开始用电脑写作,1990年开始捡起大学时代学过的德文,倾注心力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在哲学这块土地上默默地耕耘,更执著地探索真理、追求真理。
1989年和1993年,他先后两次应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邀请,赴美做访问学者。1994年又曾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1998年下半年,任瑞典隆德大学东亚及东南亚研究中心访问教授。王若水曾任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哲学研究》编委,全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理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编委,辽宁大学哲学系荣誉教授。他在晚年撰写了不少著作,即使患了肺癌并作了切除手术后,仍然手不释卷,辛勤笔耕,其意志与毅力令人钦佩。
1988年发表《现实主义和反映论问题》,对列宁的反映论观点提出异议。其后在《新启蒙》第二辑发表《论人的本质和社会关系》一文,对“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命题作了新的解释。
1995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批判性的审查,认为马克思主义中最好的东西在其哲学中,但这个哲学被严重误读,为此提出了“实践的唯人主义”的概念。此后又写了几篇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文章。
1997年提出重评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并出版《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一书,论述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论争经过及他的系统见解。1998—1999年写了《辩证法和“斗争哲学”》,认为需要澄清对对立统一规律的流行误解,恢复辩证法的本来面目。2000年撰文重评延安整风运动。
“痛苦清醒者”的自白
王若水对自己晚年这个时期的著作有一段重要的自我评价,他说:“对马克思主义我以前从来不怀疑,把它作为一种神圣的教条来相信。从‘文革’结束以后,就把过去几十年信仰的东西,重新给予一种批判的审查。我是从里面出来的,与现在很多青年人不同,他们根本就不读这些东西,我曾经钻进去几十年,可以说了解得比较多,所以批判起来就比较容易看到要害,看出问题在什么地方。不管怎么说,马克思主义是影响很大的学说,我们应该了解它,懂得它。我觉得这样一种批判对于我也是一种自我否定。因过去一直走的是这条路,这既是对我自己的自我否定,也是一种自我提高。我现在就是这么看,当然这条路走得非常不容易,可我觉得,从那时到现在是我一生中最出成果的时期,我的思想在这个时期才真正成熟了。”
这是一个“痛苦的清醒者”的自白,不管你是否赞同他的观点,但应当相信这个自白反映了一位学者探索真理的真诚。
改革开放才是真正大的变化
我读了王若水的部分晚年著作,坦白说并不完全赞同他的一些思想、观点、论断,他也有偏颇之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对王若水是敬重的。因为,他作为一位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他有独立思考、自由思想的权利,以他数十年所学所思积累起来的深厚理论素养,以及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思想材料的充分了解,结合实践进行学术理论上的扬弃,其中不乏精湛的见解、深刻的论断和智慧的火花,这是一种严肃的探索真理、追求真理的科学行为。
这同有人怀着政治目的,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肆意歪曲和轻率否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对历史进行反思和批判性审查的同时,对当前全党全国人民从事的改革开放实践,却充满着关注和赞赏之情。他热情评价说:“真正起了巨大的变化是从邓小平时代开始的,搞改革开放,在农村搞包产到户,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经济面貌,这个变化是很大的,这才是真正大的变化。”
萦绕在他心里的永远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王若水带着智慧的哲学头脑,终于离我们远行而去了。他的遗孀冯媛女士告诉我,他走得很平静。1月4日,医院的大夫告诉他,现在体内的癌症很猖狂,要作最坏的打算。他却泰然自若,仍然和大夫商量下一次化疗用什么药好,这种浑然不觉的反应使得大夫以为病人没有听懂自己的话。
但在晚饭后,他对冯媛说:“这回是头一次有濒临死亡的体验。很奇特,对那些鼓励你战胜癌症的谈话仍然不感兴趣,也不想看这方面的书,我不需要,对我都是多余的。”他一边微笑,一边摇头。此刻萦绕在他心里的,是关于哲学的基本问题。他交代冯媛要以那篇发表在《马恩研究》杂志上的文章为基础,深入进行研究。他说:“关于哲学的基本问题,许多人都想突破,但突不破。”
王若水与冯媛的合影
1月8日,是他最后一个白昼。早上,他对医生说:“现在我知道了,要作最坏的打算,而不是最好的打算了。”说这话时,竟带着一抹微笑。当时冯媛站在床边,看着被感动的医生,看着弥留之际虚弱的丈夫,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为他骄傲,为他悲哀——他还有好多没完成的思想体系架构。医生离开后,他才告诉冯媛,其实1月4日那天大夫的话他都听清了,听懂了。他感喟:“我脑子还行,身体已经不行了。”就这样。他没有专门留下什么遗言,那不是他的方式。但冯媛心里明白,他们平时常常谈到生死的话题,她很清楚若水走了后不搞任何仪式。
1月9日凌晨,这位哲人便悄然而去,回归大自然••••••
一位深刻的思想者
王若水是在人民日报社协助下,于去年8月由冯媛陪同抵达美国波士顿,进行晚期肺癌治疗的。此前,从1996年6月发现癌肿,7月进行切除手术以来,一直在北京协和医院得到医护人员长达5年的悉心治疗。人民日报社领导和离退休干部局的同志是关心、照顾他的,不时给予经济补助,还为他调整了住房,他生前对新居很满意。
王若水逝世后,人民网在国内最早发布讣告,接着《人民日报》也发表他逝世的消息。国内外有数百名友人和不相识的人,向冯媛和他的子女表示吊唁,其中有人民日报社现任和前任的社长、总编辑、副社长、秘书长,以及王若水的国内外学术界、新闻界的同行、朋友等。
他是一位有世界影响的学者,在他逝世后,美联社、路透社、《纽约时报》、《卫报》、《国际先驱论坛报》、《波士顿环球报》、《南华早报》、《信报》、英国广播公司、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雅虎英文新闻、雅虎中文新闻、中新网,以及《新闻与通讯》(美)、《明报月刊》、《亚洲周刊》等通讯社、报纸、广播、网站、杂志,都纷纷发表讣告或悼念文章。《纽约时报》的讣告称王若水是“一位深刻的思想者,以严密和诚实的分析贏得了他的朋友和敌人的尊敬”。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行了“王若水的作用和中国改革”学术研讨会,并设立“王若水图书基金”。
任何时候不放弃自己思想的自由
王若水逝世后,我曾问过冯媛:“你与若水共同生活了15年,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冯媛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是:始终对人类充满信心;任何时候不放弃自己思想的自由;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始学习新东西;敢于爱!”
我又问冯媛:“若水在弥留之际最眷恋的是什么?”冯媛又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最眷恋《人民日报》!临终前他断断续续说‘在人民日报社内种一棵树•••••••不要刻上我的名字。无名树,知道的人知道,不知道的人就不知道•••••••怀念我们的书房,我们设计的•••••••’”
我为之默然良久,深深感怀。是呀!他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他把自己的青春、智慧、精力、才华熔铸进《人民日报》事业。他深爱着人民日报社的同仁,深爱着人民日报社的草木,深爱着人民日报社的土地、楼房和一切;《人民日报》的历史纪念柱上也会镌刻“王若水”的名字。
我深信,这位“痛苦的清醒者”尽管身死异国,其魂魄却早已返归故里,他的“无名树”一定会永远长在人民日报社同仁的心中。
写于2002年3月北京,修改于202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