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水：一位痛苦的清醒者

前言

1983年秋天，很出乎许多人的意外，中国大陆突然来势汹汹地开展了一场“清污”即清除所谓“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当时，我正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英语系英美文学硕士班进修。新西兰地靠南极，远离世界的喧嚣，平静而又美丽，可称之为世外桃源。可是，我这个来自赤县神州的海外学人，心头却难以平静。许多夜晚，万籁俱寂，月白风清，我却思绪不宁，举目遥望，好像看到万里之外的祖国。文革结束不过几年，十年惨烈的灾难，不是还历历在目吗？这还不够吗？还一定要搞什么政治运动不成？！就在那个时候，我决定报读博士学位，而且，几经考虑之后，完全改变了研究方向——当代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成了我的博士论文课题。理所当然，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是要涉及的重要方面；而几年前我已开始关注的王若水等人，便变成我要评论的重要角色。

但是我见到王若水本人已经是几乎二十年之后。只有一次接触，而且只是短短的两天开会期间。那是2000年12月中旬在香港大学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在这之前，1996年9月上旬，我在云南昆明见到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刘吉先生，在闲谈时我问起有关1983年“清污”运动和王若水的异化观点，他淡淡地说，王若水没有什么错，只是讲得太早了。“讲得太早”！这便厄运临头？！应该说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吧？真是似乎命中注定，王若水又是一个悲剧人物。在那次香港大学的研讨会上，有一个几分钟的小小的插曲，不知为什么我总记得清清楚楚。王若水的论文是〈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宣讲之后，一个来自北京大学、被认为“新左派”的年轻教授立时盛气凌人地问难，训斥王的论文缺乏学术规范，不过是些 “sentimental”而且“outdated”的言说（研讨会的语言是英语）。王若水没有怎样回答。我不安地注视着他。我知道他不久前因为肺癌开过刀，虽然他对我说过手术效果还好，但一看就感到他身体并不好。他面容清癯，经常带着几分内向甚至懮郁的微笑，尊敬他的人如我者，会看到其中有掩隐不住的哲思，但此刻看到的分明更是一股悲戚与苦涩。他脸上明显地刻画着悲剧。

事后我隐约感到，这好像是象征性的一幕：王若水不属于这个时代；他领导潮流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只不过一年之后，2002年1月9日凌晨三点十分，王若水的心脏在睡梦中停止了跳动。这位宁做“痛苦的清醒者”的智者，一位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理论家、前中共中央《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终于因肺癌在美国波士顿与世长辞，终年七十五岁。

王若水先生生前是中国为数不多专注“异化”问题的理论家，虽然有局限，有争议，但其贡献有目共睹。几十年前让他和周扬惨遭厄运的那场所谓“清除精神污染”政治运动，现在回想起来，恍若隔世。对照今天中国社会严重的异化现象，人们实在不能不惊叹：王若水、周扬他们当年提出“社会主义异化论”，真是具有天才的预见性！当年胡耀邦连同赵紫阳以及万里、习仲勋等中共领导人抵制和终止“清污”运动，其了不起的历史功绩，也是我们所不能忘记的。还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本文成稿于2007年12月，修改于2008年1月初，而今天中国的问题，如果套用“异化论”，那么，其“思想领域的异化”、“经济领域的异化”，特别“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权力的异化”，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人们不能不警觉中国的国运。

一场悲壮惨烈的抗争：王若水单枪匹马反驳庞然大物胡乔木

（《王若水：一位痛苦的清醒者》第六节）

胡乔木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讲演的结尾，周告天下，他“恳切地欢迎”不赞成他的基本观点的人参加争论。对此宣告，全中国学者都心知肚明，这不过是说说罢了。即使胡本人真有此心，也没有谁胆敢挑战党的首席意识形态权威，而且此权威后面还站着一个最高领袖。

果然，完全意料之中，会后全国顿时万马齐喑，鸦雀无声，几年前百家争鸣的局面不再出现。

只有一个几乎被掩盖的声音，就是来自王若水。他势单力薄，一时几乎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但始终没有停止表达他的观点，一有机会就不时发出声音——整个抗争，可谓相当悲壮惨烈。

胡乔木讲演那天，王若水去听了。王最注意的就是胡讲演的这个结尾。胡乔木批判的主要对象是周扬和王若水，而且首先是他王若水。周扬已经公开作了检讨，失去了反驳的资格，只有他能出来公开答辩，而且他确实想姑且试之，不想失去这个机会。当时，王的朋友、同事和熟人纷纷好意地来阻挡，只有三个人支持：刘宾雁、王若水妻子冯媛和王的二妹。刘宾雁说得好：

“这就好比在球场上，一个球落在你跟前了，旁边没有人，守球员是个庞然大物，你敢不敢踢？”

结果，胡乔木弄假成真了——自从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第一次发生一个下级党员在报刊上公开反批评一个得到最高领袖称赞的政治局委员的文章。

这篇题为〈我对人道主义问题的看法〉的反驳文章于1984年3月中旬写出，王若水单枪匹马一个人，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王若水在文章中说：人道主义并不是一种对世界或历史的解释，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念。价值观念包括伦理道德，但范围宽泛得多。我们需要对世界做出科学的解释，也需要对世界做出适当的价值判断，因此，我们需要唯物主义，也需要人道主义，两者都是世界观。胡乔木批评人道主义“不能对世界历史做出科学的解释”。王若水说，人道主义确实不能，因为这不是它的任务；它的任务是做出评价。王指出，当胡乔木说人道主义的含义的一个方面是世界观和历史观时，他把价值观念排除在世界观之外了；而当胡乔木说人道主义的另一个方面的含义是伦理道德时，他又把价值观念缩小了。难怪胡乔木认为历史上的人道主义没有多少可以继承的东西，因为人道主义最核心最宝贵的东西是落在他的视野之外的。王若水说，在社会观点上，马克思主义同以往的人道主义(即使它们是唯心主义的)有批判继承的关系。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中，并不是除了伦理道德之外就没有可以继承的东西；人的自由、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这些都不是伦理道德可以完全包括的，而它们都是人道主义思想中很宝贵的东西，并为马克思所继承。

关于“人的价值”，王若水说，这是人道主义的核心或基本原则，人道主义的道德规范是从这个基本原则引申出来的。因此就绝不能像胡乔木那样，一方面肯定“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一方面又对“人的价值”的概念表示蔑视。在胡乔木文章中，集中力量来批评那些主张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人，因为他们还要讲人性、人情、人的幸福、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的价值、人的解放，而这些统统是为胡乔木所否定的。现在的主要问题，并不像胡乔木说的那样，人们对社会主义提出过高的、不切合实际的要求，而是许多合理的、可以解决的有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被官僚主义置之度外。

王继续说，我们的社会存在着种种弊端，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即思想工作；但单是这个不够，还要进行体制的改革。当前正在进行的这场改革，必定而且正在引起价值观念的变化；而适合现代化需要的价值观念，又必定而且正在促进改革的发展。提出人的价值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问题，是有现实意义的，并不是什么抽象的。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简单地归结为某些伦理道德规范，是把它的意义缩小了。历史上的人道主义的一个主要错误正是在于把社会问题归结为道德问题。“其实，道德问题正要从社会条件去找原因，问题在于改造社会。”

〈我对人道主义问题的看法〉这篇文章，只不过是王若水回应胡乔木而为自己作的一些辩护，看得出他并没有太深入探讨，例如全文不涉及异化问题——他知道邓小平讲了话这就成了绝对不能讨论的禁区，而当下他主要考虑的是能否发表。

王若水这篇文章本意给《哲学研究》发表，但香港的《镜报》杂志突然在1984年6月号刊登了。王并没向《镜报》投稿，但他曾把稿子复印了几十份向人征求意见，很可能是其中的一份流传到了香港。胡乔木马上以此为理由，下令禁止王文发表；同时，严厉地责令人民日报社追查这个所谓“镜报事件”。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王若水成了可疑的阴谋分子。胡乔木、邓力群还不到此罢休。在他们的授意下，有关部门又加紧调查王若水和所谓“地下组织”的关系。

1985年初，政治气氛有些松动。《三月风》杂志向王若水约稿。王写了一篇短文，题为〈关于“革命人道主义”〉。胡乔木在他的长文里把毛的语录“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加以扩大的解释，王若水对此质疑。他问道，为什么一定要把“救死扶伤”这些行为说成是“革命的”人道主义呢？这实际上还是把“人道主义”看成贬义词，如果不加上“革命的”一类定语，就不能对它肯定。王若水说，其实，革命的人道主义应当是以革命为主要手段来实现人道目标的思想和行动。一个革命人道主义者当然要救死扶伤、帮助老弱病残等等，但不会满足和局限于这些行动。他的目标要大得多。他要消除不人道现象的社会根源，而要实现这一点，首先就要推翻给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反动政权。王若水的这种说法不仅批评了胡乔木，也否定了毛泽东对“革命人道主义”的理解。王若水还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多年的历史证明，反人道主义的左的观点的影响和危害，比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大得多，因此应当是主要反左。

这篇文章不但刊登在《三月风》杂志上，还在《工人日报》发表了（值班编辑用了一点小办法），引起了相当的注意。第二天，总编辑一上班，就接到路透社记者的电话，问他发表王若水文章有什么背景。类似电话而后还纷至沓来。

1986年，王若水写了一篇更有深度的文章：〈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哲学〉，《文汇报》于此年7月7日至18日连载。这篇文章是王若水在1985年作的几次演讲的整理，系统地阐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论者认为，这篇文章以及以前发表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王若水对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的重要贡献。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遭到歪曲，就是因为没有弄清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把阶级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因而大肆宣扬“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王若水自己也说，他认为马克思的最好的东西在马克思的哲学里面，它仍有生命力，而他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哲学〉是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心得。

1986年，王若水还找到了一个机会，在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近二十万字的文集《为人道主义辩护》。

这部书的出版也有一个故事。王若水想把那篇〈我对人道主义问题的看法〉的答辩文章收进文集去。他从1985年8月开始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把文章又改了一遍。这篇文章在1984年已经按照《哲学研究》的意见早就磨光了许多棱角，但仍有人觉得太尖锐了。有人更担心那篇〈谈谈异化问题〉，想把它撤下，因为这是邓小平批评过的。三联书店将出版王若水文集的消息不知怎么传出去了，中宣部出版处打电话询问，接电话的编辑不敢答复。后来商量了一下，告诉对方说有这件事，但“稿子还没有齐”。对方要求看目录。三联书店总编辑范用想了一个办法：把那篇答辩文章暂时撤下来，也不列入目录。在全书的清样已齐，临近七月付印的最后时刻，范用从抽屉里拿出了这篇稿子，交印刷厂火速排出，加在清样中。结果，这本题为《为人道主义辩护》的新书出现在1986年的书市上，成了一本畅销书，人们排着队购买，初版三万册不久就销完了。

被党除名的王若水进一步就异化问题反驳胡乔木

（《王若水：一位痛苦的清醒者》第七节）

胡乔木、邓力群对《为人道主义辩护》这本书保持缄默。也许，对他们来说，这是聪明办法，因为反驳未必那么容易，而且会使这本书的读者大大增加。但是，他们找到了别的报复办法。如前文提到，在1987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中，继胡耀邦下台和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被开除出党之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8月26日做出决定，要《人民日报》党组织劝告王若水退党；如果他拒绝，就予以除名。中纪委所列出的王若水的几条主要“罪过”是：多次发表文章和讲话，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宣扬社会主义还有异化，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危险是执政的共产党异化为“与工人阶级对立的异化势力”；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观点”；以及在《人民日报》任职期间，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些错误文章，包括发表周扬文章。

王若水向党中央提出申诉，逐条批驳了中纪委的决定，但是没有得到回答。王若水觉得他已对这个党失望了——无情的现实把他青年时期的理想扯得粉碎。他有时夜晚从睡梦中醒来，痛苦地问自己：“难道这就是无数先烈为之流血牺牲，我也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种心情曾反映在他于1985年写的〈智慧的痛苦〉一文中。王若水于1989年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约的稿，但他们后来拖延不出）的另一本文集，书名就叫《智慧的痛苦》。

1988年，不再是中共党员的王若水，在批驳中纪委决定的同时，开始进一步就异化问题发表反驳文章：〈个人崇拜和思想异化〉发表于1988年第十期的《书林》杂志；〈论人的本质和社会关系〉和〈社会主义没有异化吗？〉发表于他和朋友合办的《新启蒙》丛刊上（分别在第 二 辑，1988年；及第四辑，1989年）。王若水终于答复了胡乔木对他的所有批判。

在〈个人崇拜和思想异化〉中，王若水反驳了胡乔木说的不能把个人崇拜“同宗教信仰相提并论”的说法。王说：毛泽东曾批评教条主义是把马列主义当作“宗教教条”看待，邓小平在八大的报告也把个人崇拜说成是“对于个人的神化”，人们没有听说过胡乔木对此表示过不同意见。那么为甚么不能把个人崇拜同宗教相提并论呢？为甚么不能说个人崇拜和宗教一样都是异化呢？胡乔木还把个人崇拜的原因归结为毛泽东的不谨慎和脱离群众，还有党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不成熟。王说这也是很费解的。毛泽东变得不谨慎和脱离群众了，那么他在群众中的威信理应降低，为甚么反而产生了个人崇拜呢？至于党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在1956年八大时一度是比较正确的，后来才陷于错误。这不是毛泽东受全党影响，而是全党受毛泽东影响。全党之所以接受了毛泽东的错误的阶级斗争观念，是因为对毛盲目崇拜。所以，个人崇拜是全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陷于错误的原因，而不是后者的结果。王若水指责胡乔木这恰恰是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

胡乔木指责王若水他们“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否认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一次根本性的“飞跃”。王若水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异化吗？〉一文中评论说：其实，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固然是新的，但它必然带有它所脱胎出来的半封建社会(还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异化的问题，必须靠对社会现实的分析来解决。一个基本事实是：社会主义社会还要保留和发展商品经济，因此就有商品拜物教，这就是一种异化。

胡乔木说，如果说异化是合乎规律的，又提出克服异化，这就是自相矛盾，因为规律是不可以克服的。对此，王若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问道：阶级社会的产生和阶级斗争是不是规律？如果是，共产主义者为甚么要为消灭阶级而斗争？理由很简单，阶级的产生和消灭都是合乎规律的，阶级社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又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消亡。我们现在不能完全消灭异化，因为产生异化的条件还存在，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能采取措施去减少异化现象。如“文革”，就是可以避免的。

按照胡乔木的逻辑，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普通的缺点和不合理现象”，但这些不是异化；只有“足以毁灭社会主义制度的‘灾变’”才是异化，但是这种灾变“并不存在”。王若水驳斥说，且不说这种对异化的解释的错误，人们可以问： “文革”是不是足以毁灭社会主义制度的“灾变”？胡乔木必须否认“文革”有这样大的危险性，否则就不能否认社会主义社会有异化。

胡乔木给王若水他们关于异化的观点所下的政治结论是：它“具有模糊的但是又相当固定的反现实倾向，又具有可以到处乱套的抽象形式，可以把社会上的一切消极现象都归罪于社会主义制度或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力量，把反对的目标集中于党和政府的领导”。王若水说：这个话的实际含义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但这种帽子是吓不倒人的。什么叫“反现实”？难道现实的都是合理的？难道像贫穷、愚昧、落后、犯罪、污染、官僚主义、以权谋私、贪污浪费、腐化堕落这样的现实也反不得？难道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大锅饭、党政不分等等这样的现实也不能碰吗？不要改革吗？套用胡乔木的话说，“反现实”这个用语，正是具有模糊的但是又相当固定的保守倾向，又具有可以到处乱套的抽象形式，可以压制对现实的一切批评和改革的尝试。但是，如果不改革，那就不管怎样空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怎样批判“社会主义异化论”，人民是不会信任共产党的领导的，这样社会主义事业真是没有前途的。

在〈论人的本质与社会关系〉一文中，王若水探讨了马克思说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命题的含义。在批评王若水等人的文章中，这句话是引证得最多的，胡乔木的论证也是以这句话为基础。王若水指出，马克思的下一句话是批评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这是什么意思呢？为甚么要批判人的本质呢？马克思的意思是，人的本质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实现，这就是人的“现实的本质”。但社会关系也会异化，因而使得人的本质也产生异化，使人不成其为人。人的真正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是马克思在《哲学手稿》中论证的)，但人的现实的本质不一定符合这种真正的本质，所以马克思认为要批判这种本质，并进而推翻一切压迫人、侮辱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社会关系，这就是革命。把人的本质说成是受一定社会关系决定的，从而认为完全可以从后者出发来说明前者，这种观点，实质上和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说的“人是环境的产物”没有根本的不同，都是否认了人的主体性。人性不是历史中的纯被动因素。如果既定的社会关系完全决定了人的本质，那么怎么谈得上改变社会关系呢？也许有人会回答说，这是因为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但是，人就是最主要的生产力，束缚了生产力就是束缚了人。如果他们的本质已由生产关系所决定，他们又怎会感到这种束缚呢？

王若水本人自认，总的来说，他对这三篇文章要比对他最初写的那篇长文要满意一些，特别是〈论人的本质和社会关系〉一文比较多地从正面表达了他的观点。

有意思的是，尽管在胡乔木的文章发表后，出现了几百篇响应的文章，可是王若水的反批评文章出来后，却没有什么人出来批驳或商榷。据说，胡乔木曾授意邢贲思写文章驳王，邢婉言拒绝了。胡乔木又不愿意自己出面发表文章，于是又一次施用他最聪明的办法—保持缄默。显然，他已意识到，他的反驳只会更加引起人们对王若水的文章的注意。但发表王若水文章的《书林》和《新启蒙》也付出了代价—两种刊物都被戴上“自由化”的罪名而先后被迫停刊了。

最后岁月：思想越来越独立的王若水

（《王若水：一位痛苦的清醒者》第八节）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旬，王若水把“清污”运动的前后内幕，把他这场惨烈悲壮的抗争的过程，写成一部二十五万字的纪实文学。这部著作1995年5月脱稿，1996年1月修改，1997年9月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此书第一次修改稿曾有一个英文节译本，书名为：THE ANTI-SPIRITUAL POLLUTION DRIVE—A FORMER PEOPLE’S DAILY EDITOR REMEMBERS——《反对精神污染运动：人民日报前编辑的回忆》，作为CHINESE STUDIES IN PHILOSOPHY——《中国哲学研究》1996年夏季号专辑出版）。王若水原来给这本书取的名字是：《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一个当事人对“清污”前后的回忆》，明镜出版社出版时经王同意改成《胡耀邦下台的背景》，虽然在内容方面相应作了一些补充，但准确地说，这不是关于胡耀邦下台的全面的历史而还是王若水个人的回忆录。在书中，王若水以铁的历史事实，铁的逻辑（当然是王所认可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说明了真相，而真相自然把某些人钉在耻辱柱上。

1997年5月7日，王若水在此书后记中还作了如下声明：

这本书中的有些观点是我当时的观点，并不和我现在的观点完全一样；如当时我还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是一致的，现在我已不这样想了。

的确，如人们注意到，也为许多论者指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虽然王若水免不了有局限，但很明显，他的思想越来越独立，也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切合实际。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上世纪末几年，王若水卷入一场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战。

缘起1995年底，王若水写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于纽约的《北京之春》1996年1月号。“马克思主义批判”是该期封面主题，同期刊载有郑义的〈最后的图腾——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清算〉。其后，此刊同年9月号登载了高寒的〈马克思主义辩——兼与王若水、郑义先生商榷〉，很快，郑义在同年十月号发表了〈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再清算——答高寒〉，王若水也在此刊2000年2月号发表了〈回到马克思，超越马克思——答高寒先生〉。王若水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目的是“想初步用共产主义的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又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批判共产主义的实践”。人们习惯都说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以此刚好相反，他认为那两场革命都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他觉得，共产主义理想实际是乌托邦，达不到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基本上过时了；马克思主义中最有价值的是它的哲学，但是这个哲学跟列宁所讲的不一样，不是所谓辩证唯物主义。王若水觉得最好把马克思的哲学叫作“实践的唯人主义”。他说：

实践的唯人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价值标准和方法论。这种思想也使我们在一个充满权力异化和金钱异化的社会中，保持独立的人格，不致失去自我，不致看不到人的价值。

他指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正在走向灭亡，这是历史的进步，但马克思主义中的精华——即实践的唯人主义—仍会被许多人继承和发展。

王若水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结尾处写道：“（中国）官方认为我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而加以批判；海外又有人因为我仍然讲马克思主义而觉得奇怪；这些我都不在乎。”这样，他通过独立思考，对马克思的理论作了批判的分析，指出有一些确实是错了，但同时也指出世人对马克思主义有六个误解。论者认为，该文是一篇极有见地的文章，无论是赞成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启发。有些论者还认为，王若水似乎越来越转向自由主义。

王若水〈回到马克思，超越马克思——答高寒先生〉一文也表达了一些闪亮的观点。例如，王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全人类，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合法性的理论根据，但这样一来，马克思在否定了“救世主”之后，又确立了一个“救世阶级”。列宁继承了这个思想，提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实际上是“救世党”），这个先锋队又由几个最有威信，最有能力的领袖来领导——这就是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观点。中苏论战中，中共就是用这一套理论来为个人崇拜辩护的。从救世阶级到救世党，从救世党到新的救世主，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拙文开头提到〈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这是王若水于2000年年底前完稿的，几乎可谓是他的“绝笔”了。在此文中，王若水推翻了他的老领导周扬说过的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三大思想解放运动”之一的定论，鞭辟入里地论证了那是毛泽东为排除异己，在党内确立个人绝对权威的一场运动，而且是全国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祖本和样板。它开创了依靠群众运动来进行思想斗争和“肃反”的先例，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一直到“文革”，所有这些运动都和延安整风一脉相承。文章的结尾说：

我们今天需要一个新的觉悟、新的启蒙运动。这是因五四运动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而我们今天又需要启“党文化”之蒙……

如论者所言，王若水这篇文章因其高屋建瓴的深刻分析，使之成为反思延安整风运动的经典之作。

在生命最后的几年，王若水除了全身心地研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外，便是要透彻研究毛泽东。他即使在1996年被发现患有肺癌并作了切除手术之后，还是力战恶疾，加紧研究和写作。直到他生命将尽之际——在2002年元旦上午，医生边给他治疗，他还边口授文稿，由他的夫人冯媛在电脑上记录了2600字。那文稿思路清晰，语言干净，不需要什么编辑。终于，在王若水去世后的同年，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遗著《新发现的毛泽东》。冯媛在〈编后记〉中说：“王若水以一己之力，垂老之年，病弱之躯，尽量克服这些困难，先后完成和发表了若干论文，并使本书大致成型。”这部分上、下两册、厚达756页的巨著，是极少见的研究毛泽东的严肃的科学著作，可惜王若水本人已经不可能看到他的心血凝聚的结晶了。

文革以后，中国人民痛定思痛，把毛泽东这位“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撵下神坛，要求评毛。早在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王若水作了〈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训是必须反对个人迷信〉的发言，开公开评毛之先河，得到了普遍的响应。但是很可惜，评毛的进程被阻挡了。后来这些年，大陆有不少关于毛泽东的书，其中大部份是毛身边的人所写的回忆录。对这么多的“仆人”的回忆录，王若水套用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关于“仆人眼中无英雄”的谚语，说“仆人眼中也无奸雄”。他一针见血地评论道：

毛泽东把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整得家破人亡，把无数知识分子加以摧残，把他的许多出生入死的战友打倒，对这一切，他什么时候表示过丝毫的忏悔？那么，他在仆人面前表现出来的那一点人情味，又算什么呢？

因此，王若水以他非凡的学养和历练，第一次最为全面最为深入地论述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并特别选择毛的个人性格和心理因素这个侧面作深层次的剖析。论者认为，他呈献给读者的研究成果，他“新发现的毛泽东”才是“真正”的毛泽东。

公道自在人心：新时期思想学术界留给历史的“第一脚印”

（《王若水：一位痛苦的清醒者》第九节）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虽然毛的阴影还在，虽然还有人为毛招魂，但许多人都觉得，毛的时代毕竟过去了。在过去，像王若水这样受党中央批判的人是不可接触的贱民，几乎一辈子都遭人白眼。而现在，王若水发现，一旦政治气候变得比较宽松的时候，他在许多地方还是受到欢迎。大学生请他去讲演，学术团体邀他去开会，辽宁大学甚至授予他一个荣誉教授的头衔。最让王若水铭记在心的，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常常提到的，当然是那些不畏风险写出的对他直接或间接支持的文章。

例如，1985年初，四川省的一份新办的刊物《大时代》在创刊号刊出了冯川的〈马克思理解的人性〉。文章的结论说，马克思关于人性的思想，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自我创造自我实现的思想。这恰恰是一种历史观而不仅仅是一种伦理观。毋宁说，马克思对人性的理解与旧人道主义的根本分界线就在这里。这家杂志在第二期又登了高尔泰的一篇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长文〈人道主义——当代争论的备忘录〉。高尔泰说，马克思主义对抽象的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正是集中在这些学说仅仅把人道主义当作一种道德要求，并企图通过伦理说教来实现它；把人道主义当作与一定的社会关系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规范来论述，不但不是什么创见，而是倒退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抽象人道主义的水平上去了。高尔泰还指出，生产力的解放和人的解放应该是一致的。只差没有点名，高尔泰针锋相对且非常雄辩地逐一批驳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的观点，在理论上击中了胡的要害。

同年4月，西安出版的《文学家》杂志第二期发表了原在人民大学学习的李贵仁的硕士学位论文〈人道主义——文学的灵魂〉。这篇写于1982年的论文，作者公开声明是献给周扬、王若水、王元化等人。文中批评了邢贲思等人的观点。作者在〈附记〉中说：“在我写出本文一年多以后，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新的反人道主义思潮。……我始终坚信，历史会对任何问题作出无情而公正的判决。”（由于李贵仁的文章，这一期杂志后来被省委宣传部下令收回。）

同年7月，刘再复发表了〈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文汇报》，1985年7月8日）；后来，他还发表了〈论文学的主体性〉的长篇论文（《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1986年第1期）。刘再复提出构筑一个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呼吁作家赋予人物以主体性。他认为，文艺创作要把人放到历史运动中的实践主体的地位上，即把实践的人看作是历史运动的轴心，看作历史的主人，而不是把人看作物，看作政治或经济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也不是把人看作阶级链条中的任人揉捏的一环。也就是说，要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刘再复提倡人道主义，歌颂爱的力量。他说，每一个有作为的诗人和作家，都应该有自己追求的“上帝”，这个“上帝”就是爱，就是与全人间的悲欢苦乐相通的大爱。这种爱是超我的，超血缘的，超宗族的，超国界的。刘的论文产生了轰动效应，在文艺界影响很大。尽管王若水并非同意刘再复的全部观点，而且觉得刘没有使用异化的概念因而使得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和现实脱节，但他高度评价刘的这两篇论文，看作“实际上是四十多年来向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系统的挑战”。（这一点刘再复本人在当时不愿意承认。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刘的主体性论文同时受到胡乔木的高度赞赏。）

以上文章没有谈异化问题，看得出大多是不得不刻意避开，如高尔泰在〈备忘录〉附记中所声明那样。这种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改变了。1986年12月18日，《广州日报》用一整版登载了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文章。有一篇是黎克明(华南师范大学校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研究异化理论〉，其中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观点。黎克明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的主体客体统一的哲学”。有人不承认异化概念是一个科学的概念，理由是：凡讲人的本质的异化，必然包含了抽象的人性理论，并以这种理论来描写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针对这种观点，黎克明提出：要了解人的本质，单是向后看是不够的，还要向前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本质的异化的理论，需要一种理想模式作为逻辑前提，作为座标。在未来的社会里，人的本质——创造性的自由活动——将充分实现。

198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孙月才发表〈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与百家争呜——重读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海理论(内刊)》1988年第3期）。孙月才提出三个问题：一、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能不能批判继承？二、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着异化现象？三、是百家争鸣，还是定于一尊？孙月才认为，应该从世界观历史观的高度来肯定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异化现象，这本来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孙月才提出公开讨论胡乔木文章的要求，并点了胡乔木的名字，这是很有勇气的。他的文章观点鲜明，论证有力，可惜这篇文章只能在一个内部刊物上发表。至于他第三点批评“把学术问题政治化”，在王若水看来，就人道主义和异化这个具体问题来说，问题倒不在“把学术问题政治化”，甚至也不在“太政治化”。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的具体条件下，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政治意义的。周扬和王若水都不讳言这一点。提出人道主义，是对“文革”进行痛苦的反思的结果，是对“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反弹。指出当今社会上存在异化现象，是为了克服它(这里不涉及能否彻底克服的问题)：克服政治的异化，要靠民主；克服经济的异化，要靠改革；克服思想的异化，要靠思想解放。这些意思，都是在他们的文章中说得很明白的。

王若水一直记得孙月才这篇他认为的“好文章”。他去世前半年交给他朋友两个“附录”，其中之一题为〈有关孙月才文章的反映〉。“附录”上有一行铅笔字，是王若水的笔迹：“这是准备将来三版时增加的两个附录”（将来三版的书指他的《胡耀邦下台的背景——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1988年12月，中共宣传当局召开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的理论讨论会。王若水拒绝参加（因为把他当作另类代表）。苏绍智参加了，他利用这个机会为因“清污”和“反自由化”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学者辩护，做了一个慷慨激昂的发言。他说：“王若水提出人道主义和异化根本没有错误，现在全世界进步人士都把人道主义看做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之一；而异化，在中国、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无处不在。”

1989年2月，高尔泰还了一个心愿——发表了长篇学术论文〈论异化概念〉（《新启蒙》第三辑，1989年），探讨他在1985年写〈人道主义——当代争论的备忘录〉时未能探讨的异化问题。王若水赞赏说，高尔泰这篇论文是他看到的国内对这个问题的最深入最详尽的阐释，显示了作者的功力。

王若水的一些较有地位的老相识后来也公开发表支持文章了。秦川在香港《镜报》月刊1996年12月号上，于光远在1997年的《广州文艺》上，都分别叙述了这件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事件并表明了他们支持周扬、王若水的态度。

因“六四”下台的中共中央原总书记赵紫阳也看到并赞成王若水的文章。李锐曾回忆说，1995年王若水写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文时，给他寄了一份。他立即复印托人带给赵紫阳。赵很喜欢读书，有善于思考的习惯。他读后很赞成王若水的观点。（李锐，〈怀念同赵紫阳的交往〉）

历史似乎可以划下——或者不如说，已经划下——一个句号了。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常念斯的一篇回忆文章：〈老泪纵横话乔木〉，发表在1995年第12期《读书》杂志上。作者在盛赞胡乔木之余（胡已于1992年9月28日去世），特地表示：

近十五年里，乔木与周扬、王若水的对立，我看恐怕乔木是错的。乔木反对提“社会主义社会中同样有异化”，反对提“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在理论上，恐也未必对。

“常念斯”是一个化名，此人显然是胡乔木的老友，而且有些来头，他当然不会说出胡乔木“虽然没有掌握真理，可是掌握了权力”这样的话，不会说出胡把理论论争变成政治迫害，无时无刻不在搜索意识形态方面的敌对份子，随时准备抽出他那自诩“锋利”的“宝剑”，但他如上文中讲出两个“恐怕”——从胡乔木赞赏者口中讲出，其意义“恐怕”不小。

夏中义以新时期思想学术界留给历史的“第一脚印”来形容当时周扬、王若水、王元化三人联手发起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见〈学术-思想二十年——夏中义、王家范、童世骏访谈〉，《社会科学报》原发，《学术批评网》2002年5月31日转发）。夏中义指出，就本土语境而言，这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文学术讨论，于是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道主义问题一提出，会引起震动，为什么讨论远还没展开就被窒息在摇篮中，甚至其作者还承受那么大的代价。当一个社会连人都不便谈，那么人的现实境遇将会变得怎样？只能是……人被“异化”。所以1978年以后提“异化问题”，其本意就是讨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现象。人被异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人失去了青年马克思在《巴黎手稿》里说的两点：一是自由，二是自觉。就是说人不再是一个价值上充分觉醒行为上能驾驭自己的独立主体，用当时的主流词语讲，他是“螺丝钉”。

历史的玩笑：王若水等人当年天才的预见与异化现象严重的今天中国

（《王若水：一位痛苦的清醒者》第十节）

历史不时开一些令人仰天长叹的玩笑。

二十年以后的今天，中国大陆大批大批的学者或非学者，甚至政府官员，包括当初批判人道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有异化的人，都在把“人”的问题作为一个中心问题进行研究，都在谈异化，都在谈人的发展、人的价值……等等。事实上，“异化”这个高度专业性的哲学术语，今天已经进人寻常社会生活之中。打开任何报章杂志或电视电台，都可以看到或听到这些说法：权力异化与腐败现象；女性意识的异化；艺术的异化；中国足球已经异化了；知识时代作弊是知识的普遍的异化；招生指标异化为敛财的工具；爱情被金钱异化了；“富人”政治权利的异化；公权异化；公务员身份被异化；手机的异化；贵族化月饼异化成礼品、政治生态环境的异化、发展的异化、道德异化、权力寻租行为的公然异化……诸如此类，五花八门，多不胜数。

其中很有一些严肃的讨论。例如，从政观的“异化”被总结出五个方面：一是“极端个人化”，某些人从政是私欲膨胀，一味地为自己谋权夺位，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私有化、垄断化，作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二是“市场交易化”，某些人视从政为投资，以职权为资本，大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极力为个人谋求非法利益；三是“特殊化”，某些人俨然以“官老爷”自居，高高在上，处处炫耀，盲目追求各种特权，猎取各种便利，“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四是“庸俗化”，有些人一心只想当“太平官”、做“和事佬”，曲意迎合，一团和气，四平八稳，以牺牲原则来调和关系，随波逐流，固步自封，不思进取；五是“虚荣化”，“不求有为，但求有位”，以外在的职位粉饰自己的形象，摆架子、讲排场、耍威风，沐猴而冠，招摇过市，飞扬跋扈，得意洋洋，咄咄逼人，实则内心空虚而贪恋禄位。

一般共识是，公共权力过滥和异化，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毒瘤，而且其毒素已经渗透到整个社会肌体的基层细胞和神经末梢了。众多中箭落马的党委书记副书记们，之所以能财源广进，就在其拥有无上的权力。这一柄任命的尚方宝剑，足可以在当地横扫一切。而更为隐敝的公共权力异化现象，是众多的权力部门以立法的形式规范、稳固本部门的特权，又没有有效的制约形式和机制。以国家机器作后盾的权力异化和泛滥，后果是令人震悚的。

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是今天中国令人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论者指出，由于公共权力异化的行政垄断，而由行政垄断造成的行业垄断使公有制的全民产权异化成垄断既得利益集团的私有产权，基层公民大众的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及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被垄断既得利益集团剥夺了，这就是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事实表明，在众多公权泛滥和异化的现象中，公共权力与垄断经济的狼狈为奸，后患无穷，弊端极大。但是，在中国这个政经合一的国家，这个现象太普遍了，也正因为普遍，人们已熟视无睹。

论者指出，像“权力私有化”、“权力商品化”、“权力特殊化”、“权力家长化”，这些并不是单个出现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公共权力的泛滥，是公共权力失控的前提，也是公共权力异化的基础。大量的公共权力异化得不到有效扼制，将使整个社会呈现畸形发展。因此，有人提出，要根治腐败，就必须认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公共权力的异化，尤其是要解决“一把手”的权力异化。

中国当前出现道德信仰危机，有一个名词形容：“道德滑坡”，或更为甚之：“零度道德”。以下现象是人所公认的：社会许多领域许多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经常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公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令人极之忧心的是，这些现象竟然随着共产党“突出经济”的宗旨的确立、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得严重。论者指出，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必然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损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影响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发展。首先，道德信仰危机损害了社会公平和正义。道德所调节的是伦理关系，伦理关系实质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应该提出解决“道德异化”问题，用以重建中国现代人的生命观、道德观、底线观、审美观、人格观，等等。

今天的中国，人们大谈特谈“发展的异化”问题，进而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是吃了苦果痛感前非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时，鲜明地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邓小平的决策让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发展，其历史功绩是不容抹煞的。但是，单方面追求经济高速发展就成了中国式的“指标崇拜”，发展就开始了异化。今日中国，伴随高增长，是更多的“不可承受之高”：高通胀、高失业、高负债、高腐败、高消耗、高污染、高分化、高风险，高动荡。各地政府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短、平、快”工程，于是，相应出现腐败工程、“豆腐渣工程”、重叠工程。根据权威资料，在环境污染问题上，中国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球十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了八个；中国城市河段百分之七十受到污染；三分之二城市居民生活在噪音超标的环境中；很多过去从不缺水的城市普遍缺水，不得不开始使用无法恢复的、且只能供八至十年使用的深层岩水；中国的国土荒漠化以每年二千六百多平方公里的速度自西向东推进……中国人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就是这样以大量能源的消耗、以环境的恶化为代价的。人们根本没有考虑环境成本，没有想到牺牲了环境成本换取的经济发展，透支了中国的环境成本。

……如此等等，难以一一叙述。

现在，对照今天中国社会严重的异化现象，人们实在不能不惊叹：当年王若水、周扬他们提出“社会主义异化论”，真是具有天才的预见性！他们把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而提出的“异化”概念扩展为：各种异化现象，都是束缚人、奴役人、贬低人的价值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理想中的人类解放，不仅是从剥削制度（剥削是异化的重要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下解放，而且是从一切异化形式的束缚下的解放，即全面的解放。从这种理解出发，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仍然存在“异化”现象，存在着“经济领域的异化”、“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权力的异化”，以至于“思想领域的异化”。早在1980年（几乎三十年前！），王若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危险，并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而是党的异化！他们将人道主义纳入马克思主义或者把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的努力，像他们义无反顾地公开宣称那样，始终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他们在改革开放方始之时，把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并提出来，目的就是要从理论上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为改革开放提供价值论指导——把人道主义的价值目标补充到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中去，把价值、功能和结构三重规定一体化，从而希望使传统的社会主义事业起死回生，值得向往。这是多么大义凛然！在马克思主义学术范畴，这是了不起的真知灼见！即使对中共来说，这也应该算是巨大的功绩。只可惜，他们迎来的，却是自己的党炮制的一场规模巨大的政治迫害。

这不单是他们个人的悲剧；这是中国悲剧。真是令人痛心疾首，仰天长叹！

异化现象如此严重的今天的中国，号称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又回到当年王若水他们苦苦思考的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

可能令王若水他们安慰的是，他们的思考，后继有人，虽然思考的深度、广度、侧重点、出发点、影响力，以及所处地位，各不相同。

老子云：“上善若水。”王若水就是这样上善之人，在各个方面都足以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世界上最柔弱的东西莫过于水，然而，滴水穿石。正是若水精神，鼓舞着许多志士仁人，各尽绵薄。

（本文成稿于2007年12月，修改于2008年1月初，为纪念王若水先生辞世六周年而作。写作时参考和引用王若水各个时期的著作以及各家对王的评论，力图符合历史真实，如有误差——想必难以避免——当由笔者负责，敬请读者方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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