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726鳳凰網講座完整版

我们要理解历史，首先就要理解历史的各个作用主体在整个格局中的相对位置。如果你把所有主体的相对位置搞混了，那么你把史料堆积起来是不能给你清晰的理解的。首先你要把层次和格局搞对，把相应的比例感调整好，然后才能懂得各个角色之间的相互位置。这种做法照陈寅恪的说法就叫做：「各族盛衰之连环性」。他发明这个说法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用从汉到唐的王朝政治逻辑去考虑中古时代的历史演变，你要把整个亚洲北部的各个种族和政治势力的连环互动考虑进去。因为隋唐也不是亚洲北部真正的主人，在某一段时间内，它在突厥面前还是处于被动的。而许多历史学家故意的忽略了隋唐中原以外的其他政治势力对中原的重大作用，因此丧失了适当的比例感。所以仅仅把视野放在中原内部，结果对中原本身的政治发展也就不能得出正确和适当的认识了。要理解隋唐，就得理解隋唐的来源，他们毫无疑问是武川节度使的鲜卑人的后裔，直接秉承了五胡十六国以来蛮族南入中原的整个格局。所以中古史的问题，是整个中亚到内亚的历史格局演变的一个被动和附带的结果。他的看法比其他历史学家高人一筹，就是因为他的眼界更广阔一些，所以厘清线索比较容易。

近代以来的远东也是类似的情况，你不能像是在春秋战国时代那样把它看成一个相对孤立的整体。近代世界的国际体系中心，毫无疑问在欧洲。无论是拉丁美洲、中东、南亚还是远东，他们的内部的小体系或者子系统的运动，都是欧洲国际体系运动产生的余波。所以如果你把近代史的中心放在东亚大陆内部，那么你得出的结论基本上可以肯定是不正确的。这种不正确的程度，就有点像是汤因比曾经描绘过的一种东非中心的历史。据他说是，坦桑尼亚或者肯尼亚一带的德属坦噶尼喀的某一个黑人部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有这样的解释，就是说，由于英国登山队员和德国登山队员，在敬拜山神的过程中间有所差异，结果得罪了山神，于是山神就决定，把坦噶尼喀从德国人手中夺过来交给英国人，作为这件伟大事件的附带效果，德国人在欧洲也被英国人打败了。这就是他描绘的「东非中心论」的世界史，是当地某一个黑人部落提出的世界史观。

汤因比是一个多元论者，所以他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哪一种中心论的史观都是不正确的，所以我们最好什么中心论也不要搞。但是在我看来，他的意思实际上是在说明，欧洲中心论是比较接近于正确的看问题的方法，而「东非中心论」的荒谬程度，比「欧洲中心论」大得多。远东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虽然比东非更接近于中心，但是它远远没有像欧洲本身一样接近中心。也就是说它对世界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冲击力度，是远远要次于欧洲的。所以你不能把主要的动力源和次要的被波及的辅助原因混为一谈，那样的话就把格局搞混了。然而我们的近代史无论是属于哪一派、倾向于哪一种结论的流派，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说，他们其实都跟坦桑尼亚的黑人部落一样，是讲的是「东非中心论」。包括著名的「抗日战争在中国胜利」的学说，就是这种中心论的产物。

实际上我们如果撇去这些无聊的虚荣心，我们应该首先在讨论任何具体问题之前都要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说，无论是抗日战争也好，中国几次革命也好，八国联军也好，还是以后的直到现在发生的种种事件也好，它的根本动力源不在东亚内部，而在欧洲。东亚的所有政治势力，都是在应对欧洲产生的整个历史冲击波的过程中，做出了各种不同的选择，然后施加了次要的历史影响。如果你有哪一本书，包括我们的中国革命史，或者说反对中国革命史观其他种种的中华民族史观或其他什么什么史观所产生的历史，之所以不正确，不在于他们在史料方面有什么不正确。史料方面嘛，大家都有正确的地方和不正确的地方。但是一般来说正确的史料在你没有把它放在正确的位置以前是发挥不了作用的；错误的史料一般来说仅仅是出于疏忽大意的史料，跟错别字差不多，是不会影响整个格局的。能够影响格局的不是你史料正确多少，而是你把不同分量的史料有没有放对位置，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基本格局问题。

所以我在谈论远东格局之前，必须首先谈论19世纪的欧洲格局和20世纪有什么不同。因为这是一个背景问题，所以我就不详细说了。最基本的问题就是：19世纪国际体系，首先是维也纳体系确定的，然后经过1878年的《柏林条约》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最后远东、中东、拉丁美洲和非洲，都是这个基本格局调整过程中的一些副反应。 1815年维也纳会议所确定的基本格局用简单的两句话来考量就是这样的：在欧洲大陆内部，列强应该实行势力均衡；在欧洲以外的海外世界，皇家海军就是最高法院。英国在这个体系中属于超然的仲裁人地位。欧洲大陆不允许再出现拿破仑或者菲利普二世这样的霸权统治者，不容许任何人统治欧洲。这个体系保护了欧洲的小国，不像是其他国家，比如说像是远东的小国一样，很容易被暴秦这样的大国吞没而变成统一帝国。英国人负责维持欧洲的平衡，就是说，列强内部的博弈只要没有超出平衡的限度，英国人就不管。如果有一方严重的越出平衡的限度，可能产生第二个拿破仑的时候，英国就要进行断然干预，不容许任何一方再做大。在大国和小国发生冲突的时候，英国人要尽力维护小国的独立，因此欧洲保留了最多的小国。但是这个平衡体仅限于欧洲，海外是皇家海军说了算，其他任何人都说了不算。这个体系成功的维持了100年和平和繁荣，我们所谓的自由主义的世纪，诸如此类的说法，其实都是对英国统治下的和平的一种政治哲学性的描绘，这种体系没有英国皇家海军的霸权是无法维持的。

19世纪末叶，这个体系开始有局部松动。局部松动就主要体现在英国以外的欧洲列强开始渗入海外世界，对皇家海军的仲裁权提出了挑战。英国对海外世界的统治相对于远东来说，就体现于李鸿章时代英国对东亚的代理人统治。因为英国皇家海军在独霸七海的时候，他是不希望建立直接统治的。他的标准政策是：只建立若干个中继站和皇家海军的基地，再控制几个要害的贸易港口；在贸易港口以外的内地，尽可能的扶持对英国友好、能够维持自由贸易的本地统治者，而不对它进行直接统治。英国的殖民主义跟我们有些人的想法相反，它不是英国人的主动扩张，而是英国在维持自由贸易的过程中间被迫、不得已的对那些实在不守规矩的统治者实行司法仲裁的结果。一般来说那些统治者犯的错误就是侵犯了私有财产、没收扣押了外商财产，或者说因为挥霍浪费弄到自己破产，牵累到外商、还不起债务之类的。像埃及和印度的许多邦国、许多土邦之所以沦为殖民地，并不是英国人想占它的土地。英国人如果真的想占它的土地，他就自己派官派兵去守，那是会增加额外的费用，对于一个自由贸易帝国来说是错误的做法。只有在这些土邦王，像埃及的副王一样，花光了自己的钱以后，就想去抄没外商的财产，就想去赖债欠外国人的钱不还，在这种情况下要影响整个国际贸易体系以后，英国才被迫出兵干涉，强迫它回到英国人所认为的自由贸易的那个正路上。如果它实在回不来，英国人采取派员监督实行间接统治，这是英国殖民主义起源。如果按照英国人这种做法搞下去，它是根本不用占领任何地方的。

像对于大清来说，这个体系就体现于香港的殖民地和上海的公共租界，以及李鸿章在清廷内部的统治地位。对于大英帝国来说，占据香港和上海这两个贸易体系，跟内地进行广泛的贸易取利就足够了，他根本就不想占领大清帝国的内地各省，只要大清帝国愿意遵守条约，好好搞自由贸易，他不但不会侵略你，而且还会积极的扶持你。这就体现于赫德对海关的改革和琅威理对北洋舰队的改革。李鸿章在清廷内部的统治地位，主要就是因为他抓住了这个机会窗口，变成了大清和大英帝国之间的主要联络人和代理人的缘故。

这个体系开始出现问题就是因为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开始介入了海外殖民事业，而他们对自由贸易的欲望不如英国。首先，最严重破坏的就是法国，它把本国的吏治国家传统带到了非洲阿尔及利亚、尼罗河上游和其他地方，它要求直接占领海外的领土，在这些国家内推行法国式的官僚制度，给阿尔及利亚的每一个村落都配上法国的警察，让阿尔及利亚每个孩童都学会讲法语。不用说，这种统治方式是很昂贵的，官僚机构是最贵不过的事情，你要在殖民地建立跟本国一样的官僚机构，那是非常靡费的事情。英国人控制的印度这个相当于大清帝国全部领土的地方，它有多少军队呢？六万军队。英印帝国的六万军队控制着北到帕米尔高原，南到印度洋这块巨大的、拥有三亿多人口的这个土地。而且这六万人中还有一多半是廓尔喀人和本地的土著部队。英国人参加八国联军到北京的时候，号称是英国军队，其实来的只有几个军官，绝大多数士兵都是在威海卫招募的山东人。英国军官把他们训练出来以后，然后带着他们到天津，然后带着他们一路杀进北京，然后这就算是英国人的军队了。这就是英国人搞的那种极端省钱的殖民主义，如果它还能算殖民主义的话。其实这种东西与其叫「殖民主义」，不如叫做「自由贸易的监督体系」比较合适。

但是英国人最后还是不得不扩大他的殖民地，主要是因为法国、德国和其他人也加进来了。他们直截了当的，就是不守英国人定下的这个规矩，他们想要直接统治。他们如果征服了一块土地，把它变成殖民地以后，那么就要在这块土地上实行贸易保护政策，通过贸易保护，高关税政策，把英国货物排斥在外，征收到的税收，养一个庞大的官僚机器。这种殖民的模式，按照英国人的看法：第一，它是武断专横的，损害了各殖民地的原有习俗。英国人在香港和上海，他都是不破坏本地的习俗的，英国人按照英国人自己的法律干，华人要娶小老婆你照样娶，要缠足照样缠。中华民国废除缠足多年以后，威海卫的妇女照样缠足，因为英国人不会强力干涉他。无论是强迫你缠足还是强迫你不缠足，这都是违反英国人对自由的理解的。像大清帝国那样强迫你不要留辫子，否则砍你头，这是违反普通法规定的自由的；但是像中华民国那样，派警察去非要剪掉你的辫子不可，你不剪辫子就抓进派出所，这同样也是违反英国的制度的。英国的制度就是什么也不管，你爱咋咋的，爱缠足缠足，爱留辫子留辫子，爱剪辫子随你，爱胖子也随你这种做法。这种做法对英国人来说，一方面是他们的法律传统；另一方面也是成本最低。但是法国人的做法，他就要教你们统统学法语，学启蒙运动的理念，把你们统统变成法国人。这种层面是非常高的。从英国人的角度看，最好是各国都不搞殖民地，只搞自由贸易，搞自由贸易是对英国人最有利的。英国人不用占领大清就能得到大清的自由贸易。

但是如果各国各占一块土地，把大清给挖空了的话，那么英国人即使分到最大一份，他其实比占有全部自由贸易还是吃亏。因为谁都不分殖民地的时候，等于是全世界都是英国的自由贸易区。如果列强瓜分了殖民地，即使有一半或者是40%的殖民地归了大英帝国，实际上大英帝国所占的份额由原来的将近百分之百，也就降到了现在的40%、50%了，19世纪末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大英帝国在其他后进国家的驱迫之下，很不情愿的直接占领了殖民地。这对他是双重损失：一方面，他扩大了殖民地占有区，也就增加了行政费用，这是他不高兴支付的；另一方面，别人占领了殖民地使他本来可以利用的自由贸易区缩小了，这意味着维也纳体系确定的国际体系日趋衰落。

英国人应对的方法不是直接反对，而是跟后进的各列强搞协商。第一个协商其实是体现在美洲，就是门罗主义。美国人对美洲的政策就是，坚决反对美洲列强干涉南美各个弱小的共和国。这种政策，其实美国当时的实力不足以支持这一点，能够实现还是英国暗中支持。在英国人看来，他本来就不打算兼并南美的任何领土，所以美国人禁止欧洲列强进入南美对它没有损害。同时美国人又没有禁止它搞贸易，实际上是在帮他的忙。由美国人出一个头，其他国家，像法国这样有领土野心的国家进不来了，但是大家搞自由贸易还是照样搞。而只要搞自由贸易，总是对英国人是有利的。

1904年的诚信协议(Entente Cordiale)是跟法国人签署的，主要就是解决了尼罗河上游和非洲的长期争议。 1907年的英俄协约则是解决了著名的大禁忌问题，就是俄罗斯向中亚的推进对英印帝国造成了威胁，这个威胁就涉及到西藏和新疆的问题。英国对西藏和新疆的干涉也是保护性的，他的主要目的是在这些地方树立缓冲国阻止俄国南下，如果大清能够封闭这些地方，他也其实并不想要这些领土。在远东地区，他采取了同样的代理人政策。甲午以前，他选择的主要代理人是李鸿章。他希望李鸿章像南美的巴西帝国或者中东的奥斯曼帝国一样，能够替英国人阻止俄国南下，同时能够维护英国在远东的贸易利益。但是甲午一战证明大清帝国完全不中用。战争以前英国支持袁世凯和李鸿章把俄国人赶出朝鲜的扩张性政策，反对美国人维护朝鲜独立的企图；战争一结束他已经看清楚大清帝国是扶不起的阿斗了，唯一能够阻止俄国南下、充当东亚代理人的角色，就是原来很不起眼的日本。于是甲午战争产生了第一次英日同盟。

大英帝国改变了他代理人的选择，于是大清的国际地位从此就急剧下降了，本来它像奥斯曼帝国一样，只要做英国的代理人，那么英国会极力维持你的领土完整的。今后就没有这个必要了。随着英国在世界上采取集中精力保卫北海的政策，在全世界采取后退政策，大家要明白，远东只是世界体系一个不太重要的部分，它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不仅不如欧洲，而且比起中东还要更次要一点，只是比非洲要稍微强一点。所以英国人第二次和第三次英日同盟签署的时间都要比它在欧洲签署的时间要晚。 1911年，第三次英日同盟奠定了20世纪初叶的远东体系，它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英国人授予日本在远东的行动自由，希望日本能代替他担负起维持远东秩序的任务。

这个任务，在美洲，他等于是交付给了美国；在西非交付给了法国；在中东地区则交给了俄国。这四个基本协约，就是：第一，门罗主义；第二，英法协约；第三，英俄协约；第四，英日同盟。等于是大英帝国作为总公司的老板，在年老力衰的情况下，决定进入一个半退休状态，在半退休以前，他把他原先的四个分公司分给了四个比较信得过的好朋友，美洲归美国管，非洲归法国管，中东则交给俄国，远东交给日本。在这个规划当中，奥斯曼帝国和大清帝国都做了牺牲品，这是他们后来遭到历史厄运的根本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代表国际体系的最后解体。我们可以看出，英国签署的那四个分公司协议，漏了一个最主要的新兴强国就是德国，这四个协议签署，德国就已经变成釜底游鱼了，它无论往哪个方向走都冲不出去。之所以是这样，是英国人在战前对各国做了一系列判断，它判断法国人和俄国人以及其他列强的要求是具体而有限的，只有德国人希望推翻整个国际体系。别人都是因为具体要点好处，比如说，法国人也无非就是要摩洛哥或者要苏丹的土地，那么我们分一下，分一部分给你，分一部分给我就解决了。俄国人也无非是要中亚的政权，那我划一条边境，规定阿富汗以北归俄国，阿富汗以南归英国也就可以解决了。日本人他的要求是没有超出远东范围的，这个更好解决。美国人也不可能在美洲和太平洋以外发生作用。唯一问题是德国。德国如果是要求刚果的领土或者其他什么地方领土，英国人是很愿意给它的，愿意把英国自己和葡萄牙一些用不着的殖民地划给它，但是德国人的要求实际上是要求改变霸权的秩序。这一点特别要在海上跟英国争霸，这是英国不能容忍的。因此早在大战以前英国已经做好了全球布局。而德国知道自己是在被包围的状态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他首先采取了犯规的措施。

20世纪的革命化，从根本上讲有一个纵火者，这个纵火者是威廉皇帝的第二帝国。 19世纪维也纳体系所确定的列强外交是一种绅士的外交。绅士外交顾名思义，大家都要像宋襄公那样行事，大家谁也不能把事情做绝，虽然总是有胜有败，但是胜利者是要点到为止，不能斩尽杀绝的，不能采取太下作、太阴暗的做法。比如说，德国打败了法国，割地赔款是可以的，但是我不能支持你们本国的巴黎公社起来推翻你们本国的政府。这样一开始，事情就乱了。因为我可以支持你本国的叛党，那么你也可以支持我本国的叛党，我也有社会民主党人。大家一起搞起来，那么正规战争和秘密颠覆的区别就要完全消失了，各国没有必要再去派军队上战场打仗了，我可以派秘密情报组织在你们国内搞第五纵队，用第五纵队来颠覆你。这种做法在19世纪外交中间是极不体面，是基本上没有人会采用的。

第一次开始采用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他基本上是在全世界的封锁之下，进入一种快要民穷财尽的情况下，于是他做出了以前列强谁都不肯做、为体面人所不为的行动：支持俄国和伊斯兰世界的颠覆分子，来颠覆大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他在伊斯兰世界和印度的穆斯林当中扶持代理人，展开了以反帝反殖为主的殖民革命外交。这个政策后来被希特勒所继承了。现在的比如说阿尔及利亚共和国开国之父本•贝拉、巴解组织的第一批反对犹太人的巴勒斯坦的伊斯兰教党，最初的资助者就是德国人。在以前，任何列强相互冲突的时候都不会采取这种做法。同时，1916年以后，支持布尔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瓦解沙皇俄国军心、从内部破坏俄国战争努力的也是参谋本部。列宁是坐着德国参谋本部的列车，穿过敌国领土，回到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靠的是沙皇和总参谋部给的五千万金卢布。这些文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落到了英国人手里面，不知为什么英国人直到冷战以后才公布。

临时政府在七、八月份之间，大致上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对托勒斯基提出起诉，列宁也不得不逃到芬兰边境上。但是这时又发生了科尔尼洛夫叛变，于是克伦斯基又觉得需要依靠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来对付军队。于是他把托洛茨基重新放回来，依靠赤卫队去对付军队。这个决定毁了他自己。军队一旦进入托洛茨基手里面，他是再也不会交出来。下一步就是红色的水兵进攻东宫，临时政府彻底倒台。布尔什维克在掌握政权的初期，因为它没有财源和兵源，他所依赖的就是逃兵政策。也就是说，因为其他的政党都希望遵守对协约国的约定，把战争打到底；只有布尔什维克十分愿意结束战争：一方面让德国人高兴，另一方面又让它的主要支持者— — 就是害怕继续作战的前线士兵感到满意。这些前线士兵，很愿意回国去杀光那些强迫他们作战的军官和资产阶级，而不愿意面临德国的优势火力。这也是有情可原的。因为就当时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估计，大概是，德国人的一个师，可以打俄国人一个集团军。俄国人用劣质的步枪和武器，驱使为数众多、出身贫困的农民士兵越过壕沟去冲锋，跟送死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德国人靠着他们的优势武器，在射程之外把他们成批成批的扫倒。实际上俄国士兵根本就没有获得杀伤德国人的机会就彻底完蛋了，战争已经变成一种跟单方面屠杀差不多的情况。所以这些士兵可想而知非常痛恨送他们去死的本国统治者，觉得回国杀了这些人比起攻击根本无法打败的德国人还要容易一点。

布尔什维克依靠这些人解散了临时政府和立宪会议，依靠德国的五千万金马克和武器支持，打败了零零散散的志愿军。这些志愿军主要是依靠南方高加索乌克兰地区没有被杀绝的士官绅和资产阶级组织起来的。他们的主要武力是骑兵，依靠的武器还是沙皇时代留下来的那些武器，因为俄国基本上是没有军工生产能力的。在这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俄军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是非常相似的 — — 基本上是支送死的军队。布尔什维克占有了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尽有的军事资源，又得到德国军事援助，而白军基本上是只有沙皇时代留下来的老式步枪，还有什么，他们最依靠的其实是骑兵和马刀。所以俄国内战经常出现的情况，拼刺刀的情况比拼火力还要多一些。而且白军是处在完全没有工业化的情况下，他们依靠的是骁勇的骑兵、俄国军官的勇猛精神和不顾一切的骑兵机动性拼刺刀。但他们像后来蒋介石的军队一样，基本上没有什么重武器，重武器全在布尔什维克一边。

我们大家都是受共产党的教育养大的一批人，所以很可能会相信，布尔什维克如何采取英明措施的做法。它确实有英明措施，别的政权都很难搞到粮食，只有它能够直接派征粮队下乡去抢粮食。所以在粮食这方面它就比别人占了很大的便宜，尽管白军占有了粮食最多的乌克兰，但是在供应粮这方面，反而不如占有贫瘠北方的布尔什维克。但这不是战争决定的主要因素。因为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谁能够占有极少数的重武器谁就能赢，而白军是一点重武器没有的，跟蒋介石后来派到东北的部队一样；而布尔什维克能够掌握重武器，跟后来毛泽东在东北能够掌握重炮的原因一模一样，它靠的是出卖本国的利益；靠的是依靠境外敌对势力给它送来了本国了生产不出来、到哪儿也找不到的先进武器。通过这种手段，他总算是在残酷的1918年到1919年内战中，基本上粉碎了立宪会议和高尔察克、邓尼金的军队。

这时他的下一步就是推动世界革命了。从俄罗斯本身的角度来看，布尔什维克差不多是一个外国政党，它绝大部分领导人是犹太人、东方人、高加索人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人，纯种俄罗斯人很少。这个格局跟俄罗斯帝国采取的「大俄罗斯政策」有关系。因为在这种「大俄罗斯政策」之下，反对沙皇专制的人和反对沙皇民族歧视的人，不可避免的由于为渊驱鱼的原因要走到一起来。谁最反对沙皇呢？一方面是反对专制的人；另一方面那就是反对大俄罗斯、大民族主义的人。所以少数民族是天然的反对派，也是最积极的反对派。少数民族当中最聪明的人是犹太人，最善战的、最野蛮的是高加索的人，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就是他们的代表。所以在大俄罗斯人及其政党的角度来看，你们又拿德国人的钱，又是这些少数民族和外国人，所以你们不是颠覆势力，谁是颠覆势力呢？

从列宁角度来看，他作为一个国际主义者，他的目标绝不仅仅是推翻沙皇。他虽然拿德国人的钱，但是我们也不能按照白军的诬蔑去想象他，说他就是一个德国人死心塌地的代理人。他跟德国人的关系，也是相互利用的。只不过是因为他处在一个绝对弱势的地位上，没枪没钱，德国人有枪有钱，结果造成的效果好像是他为了德国的利益出力，而德国人不大在乎他。其实这是双方实力对比造成的。他的根本目的还是在全世界发动世界革命。俄罗斯是不太重要的，照十九世纪社会党人的普遍观念，真正的革命中心应该是在资产阶级最发达的地方，而对于欧洲来说，毫无疑问，欧洲的工业中心是在德国和比利时，比利时太小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德国。所以共产国际成立的时候，工作语言是德语，最主要的几个干将也是德国社会党的左派。列宁的想法是把俄罗斯作为导火索来用，引起全世界的革命。俄国革命一旦成功以后，即使资助他的德国人也在他下一步革命的范围之内。革命胜利以后，共产国际的工作中心就要迁到柏林，工作语言自然也是德语。

俄罗斯是一个导火索，这话的意义就是说，它要烧尽俄罗斯的资源去引起世界革命，而不会对俄罗斯采取保己安民、积蓄财富政策。相反，它要打倒俄罗斯的资产阶级和有钱人，要把他们的全部资产都榨出来，在极短期内用到全世界的革命方面。所谓共产主义的暴政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共产主义本身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它的颠覆性造成的。如果你的目的是，比如说你打进了一户人家，目的是要把这户人家的钱和资源拿出来，造成武器，顺便把其他邻居也搞掉，那么你肯定不会在那个邻居的家里面实行长治久安的政策，不会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样搞什么休养生息啦、指望二十年以后人民更加富裕什么的。二十年以后的世界革命早已经爆发了，哪里还考虑这么多。现在就是把现有的资源尽可能的榨出来，涸泽而渔的利用，然后等到世界革命成功了以后，你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挤干了的橘子，没有用处了。这个政策可以解释布尔什维克在最初几年采取的极端残酷政策。可以说后来，大家后来都说斯大林残酷，其实斯大林比起列宁来说应该是放的比较宽的。之所以会放的比较宽，是因为在斯大林时代，他们已经很清楚，世界革命不能在短期内成功了，所以俄罗斯在短期内是他们唯一的家园，他们必须为自己的未来考虑了。所以在这个时期，他的政策中间才采取了一些为长远打算的政策。在二十年代的时候，他是根本不顾惜俄罗斯的。不惜把俄罗斯的一切资源全都消耗到更广大范围的革命当中去。

它在这场游戏中间，面临的第一个障碍就是欧洲各国的社会党人。如果让列宁的计划得以完全实施的话，那么欧洲各国社会党人应该像是俄国社会党和克伦斯基一样落到同样的下场。但是这个计划没有完全成功。二十年代，它在欧洲激起了广泛的清党活动，在瑞典、芬兰、德国各地的社会民主党都采取了报复性的活动。布尔什维克在这场斗争中证明自己是失败者。而这些社会民主党的报复活动其实是相当惨烈的。跟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比较起来，你可以说蒋介石是心慈手软，而且杀的很不彻底，比起芬兰那些所谓白卫军。这一点我们不能相信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如果你相信布尔什维克的教材的话，那些人都是资产阶级，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布尔什维克在这项斗争中，首先打的是社会党人。杀他们的所谓白卫军，一般来说是芬兰的退伍老兵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纠察队。他们之间的关系最近，斗争斗的最狠。德国人也是这个样子，杀德国共产党杀的最狠的首先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在屠杀的最高潮的时候，瑞典和芬兰社会民主党，采取的基本上是挨户搜查、发现赤卫队和红军就要不经审判立刻杀掉的政策。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内战，双方行使的都是战争权力。因为他杀的比较彻底，所以以后北欧国家的共产党经过这次元气大伤以后再也没有翻过身来，而形成了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局面。

最后这段历史基本上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大家还觉得社会民主党好像是最温和的政党，其实它之所以后来能够采取最温和最文明的做法，正是因为它在最开始的时候，把共产党都给杀绝了的缘故。以后他不再有敌人了，也就可以温和了。如果它没有杀绝了的话，以后共产党一次又一次闹事的话，他恐怕也会像蒋介石一样，反反复复的像慢性病一样的不断的杀来杀去。这样一来，尽管蒋介石，说老实话，开始的时候杀人杀的不残忍，但是最后反倒得到了恶名，就是因为他杀的不够狠。如果他斩草除根了以后，大家以后也不会骂他了。他以后说不定也会变成民主人士了。这就是马基雅维利政治一个最可悲的地方。大多数公众心目中的历史形象，跟实际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差的太远了，所谓「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你指望人民是公正的，历史是公正的，会给你复原真相，这个希望其实是件很不靠谱的事情。哪怕是在号称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国家，人民所知道的历史也是高度歪曲和极不可靠的。

好，这已经离题太远了。我们刚才提到，列宁在欧洲革命中遭到彻底的挫败，这时候他不得不把重点转向远东和海外世界。在远东和海外世界中，首先可以渗透的是那些没有变成殖民地的国家。最主要的是中国和埃塞俄比亚。因为有殖民地的国家等于是有主人，如果是印度支那的话，那么法国人会管；如果是朝鲜的话是日本人去管。所以这些国家都还有一定的实力，直接的颠覆是比较困难的。像中国这样名义上独立，但是实际上却是毫无实力、四分五裂的国家，是最容易颠覆的。埃塞俄比亚也是这样，它是非洲唯一一个没有变成殖民地的国家，于是它就变成青年埃塞俄比亚党的一个据点。青年埃塞俄比亚党在非洲发挥的作用，跟国民党在中国发挥的作用是一样的。它是共产党的一个白手套，外面是国民党，但是支持国民党的目的，是要在国民党的里面放一个共产党的卵子，等国民党成功以后，再从内部推翻国民党。埃塞俄比亚青年党发挥了同样的作用，把共产党藏在里面，通过青年军官的组织去篡夺皇帝的地位，然后再通过共产党来篡夺青年军官的地位。从长时段历史来看，就是说，这两个同盟都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现在我们来讲具体内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列强的主要想法就是恢复战前的远东秩序，但是他们其实是力不从心的。经过大战的削弱和革命的冲击以后，他们虽然在形式上恢复了国际体系的原状，但实际上已经大不如前了。英国人第一个撤退，其他各国也就相互观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尽管通过华盛顿条约加强了它的存在，但还是受孤立主义影响，不愿意积极干涉。于是远东暂时的变成了一个真空区。大自然是厌恶真空的，政治上也是一样，如果一个地方变成了真空区，原有的主权者有撤退的倾向的时候，那么新的力量肯定会涌入。

苏联在二十年代是积极干涉中国内地的主要列强，日本在三十年代以后才慢慢加入进来。二十年代的北伐基本上是苏联直接干涉的结果。苏联首先是在欧洲搞了一场革命以后，遭到欧洲和列强的集体封锁，谁也不愿意跟它建交，于是它到东方，希望跟北洋政府进行建交谈判，而北洋政府给它的提议就是，如果你能把外蒙古还给我们，我们就愿意承认你。苏联看到这种情况下，外交交涉很难搞，于是它再次采取了耍流氓的做法。正常的外交活动是，我只能跟你的代表做交涉，不能跟你内部的政治势力做交涉。比如说你跟美国打交道，你不能说，共和党上台以后，交涉不出结果来，我就到得克萨斯州去，给德克萨斯州州长一笔钱，希望你拿了我们的钱以后就跟白宫作对。然后白宫跟你打内战，你们打起来以后就顾不上我了，然后我就可以跟你争取一个更有利的条件了。如果你真正要这么干的话，肯定是德克萨斯人和白宫一起整你，因为美国的宪法体制已经很完善了，这种不讲规矩的行动是行不通的。但在中国你是可以行得通的。中国处在土崩瓦解的状态中，在北洋政府得不到好处的时候，苏联开始分别跟张作霖、吴佩孚、孙文等人相互接触。接触的结果就是，其他的各主要军阀采取比较负责任的政策，拒绝放弃外蒙古。而孙文在自从被陈炯明赶出广州以后，已经快落到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认为苏联给的这批资助相当宝贵，于是他接受了这个条件。这一点，我们也不能说是孙文个人的政治道德特别难看，应该说这符合马基雅维利政策的常规。

什么叫做讲原则？讲原则是需要有资本的，穷光蛋如果讲原则你马上要饿死。有钱人之所以可以当绅士，是因为老子跟你翻了脸，老子下乡种田还有二百英亩地呢。你如果能够骨气很好，表现的很有原则，动不动就能拂袖而去，那么十之八九你乡下还有二百英亩地，可以像华盛顿将军一样，只要吵起架来，他的口头禅就是：老子不干了，老子下乡种地去。他能够喊出这句话，当然是因为他不是贫下中农，他在家乡有巨大的地产还有整批的黑奴，回去以后照样过好日子，所以他才可以理直气壮的坚持原则，老子回家，不干了。中国古代士大夫当中，能够坚持原则的是哪些人呢？其实也就是有产有业的地主。在北京城里面斗不过太监就说，老子拂袖而去，退隐田园，不问国事了。这个坚持原则的前提是什么？他老人家有一个田园可以退隐，他回到苏州去修他的庄园去了。如果是贫下中农的话，他哪儿也去不了。顺便说一句，太监一般是贫下中农，如果不是没饭吃的话，你很难下这个决心去把自己小鸡鸡割掉的，哪怕是荣华富贵，也不见得能够抵得上这个牺牲。所以太监和士大夫的斗争，其实儒家说是没有原则的小人和有原则的君子的斗争，其实这里面有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斗争的影子在里面。尽管有产阶级不是个个都有原则，其中的流氓不在少数，但是有原则的人，必须是有产阶级。这是一个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关系。有产不是有原则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有产者不一定有原则，但是有原则的人必须是有产者。而且无产者无论古今中外，任何时候都是没有原则的人。

在北洋政府那个时代，孙文是无产者，他不是一直都是无产者，但是这一阵子非常倒霉，已经沦为无产者了。而张作霖和吴佩孚这些人，家大业大，还比较有产，所以苏联不给我钱又怎么样，老子不是没有钱没有地盘，你跟我作对，我至少现在还有几十万军队，你过来试试看看？所以他可以比较坚持原则。而孙文已经是被陈炯明赶走了以后，而且年纪又已经大了，以前他的前半生一直依靠日本军部黑龙会的支持，但现在日本人自从已经变成了远东的分公司经理以后，已经觉得没有必要支持革命方面的势力，采取维护条约体系的做法对他更有利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已经找不到支持者，而且自己又处在人老珠黄的状态，所以他如果不支持苏联的话，那么他恐怕以后国民党就要从历史上消失了。我们敬爱的蒋委员长，后半生也只能一直去炒股了。

得到苏联支持的结果，就是广州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我们从广州革命根据地的内幕你就可以看出，苏联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已经强到什么样的程度了。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只要求在几个军工企业和北洋政府的几个部门里面设立几个顾问，这个顾问的性质跟袁世凯在朝鲜设立的顾问实际上差不多，并不负实际责任。但是鲍罗廷在广州的基地，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在国民党开中央委员会的时候，必须有俄国代表出席；季山嘉是直接主持广州的军队的；广州政府的主要武器，通过海参崴，由斯大林安排运到广州；广州政府的主要津贴，通过上海和香港由鲍罗廷筹集，以国际赤色劳工组织捐助名义提供给广州政府；在所谓的沙基惨案当中，率领游行队伍去冲击英国警察的是俄国军官；在所谓的汉口和九江英租界的斗争中间，在汉口主持大局的也是俄国顾问。现在俄国顾问他们和最早期的国共合作党人在两湖地区的根据地现在还留存着，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到武昌汉口那里去看一看，那是绝对的豪宅。比起昙华林附近英美各国的富商、主教、教会长老之类的住的房子还要宽大七、八倍。他们的菜单都留到了现在，也就是说，当时他们开会的时候，在会上负责送茶送水那些普通服务员，一顿晚饭要吃七道大菜。就是这样一些人，声称他们是工人和农民的领袖，我想没有任何工人农民能在汉口住得起这样的房子。

汉口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它的妙处在哪儿呢？在于共产国际在计算它的东方津贴的时候发生了一点计算错误。因为俄国人对中国内地的物价标准不太了解，所以他们开始的时候只是通过李大钊和陈独秀这些人，在北京和上海建立了总坛，然后这些总坛到内地发展分坛的时候，他们第一是不知道内地的生活标准和社会情况；第二可能是觉得工作刚刚开始的时候多花点钱也无所谓。所以他们大体上按照中国沿海地区的物价标准给他们在两湖地区的代理人制定了工资标准，于是这些人就像是立刻就发了大财一样。你自己想想，如果有人按照上海的工资标准发工资，让你到武汉去住，你是不是觉得你一下子比武汉那些按照本地工资标准发工资的人，一下占了无穷的便宜。两湖地区的那些人，之所以能够住得起这些豪宅，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共产国际在这方面犯了一点小小的错误，他们没有搞清楚沿海地区和内地的物价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