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23年秋，我新写的一本书《梨花春带雨》杀青，却至今未能付梓，不料竟遇上刘晓波罹难七周年，令我什感忧伤，因为此书六章，结尾于「三个迷思」：晓波迷思、辛亥迷思、「六四」迷思，总之是中国变革与前景的迷茫，她经历了残暴的毛时代之后，接续的邓时代曾有中兴之望，不料落幕于血泊之中；再来的三十年起飞、暴富，又将她推进贪腐、污染、贫富撕裂的泥潭，末了竟在一个色厉内荏的「太子党」手中蜕变成邪恶帝国。总之，中国志士仁人的努力和牺牲统统落空，其中也包括晓波。值此，我也只有拿「晓波迷思」这段文字，来告慰海里的他⋯⋯。 】

刘晓波的「非暴力抗争」理念，无疑既是自由主义的，也是温和保守的，虽然中共待他「如临大敌」、决不姑息，未料深仇大恨的民间却恨他还要「美化中共」，这样的尴尬，却是超过了胡适他们当年的。总之，将个人当作一种不可化约价值的那种环境，在中国尚为遥远，所以我想，刘晓波的寂寞将不会短暂。据说这次在奥斯陆有一本纪念册等着刘霞的邀请者留言，但我没遇到它，否则我会这么写：

『晓波，你是没有敌人，但是大众的麻木、幼稚和仇恨不会放过你。 』（《寂寞的德拉瓦湾》）

十三年前那个场合仿佛就在昨天。那天我们都哭得一塌糊涂，大家的伤心皆与典礼颇不相称；晓波获得这顶桂冠，就跟中国残暴、偏激、铜臭的现实，更不相称；

「几几后」的中国青年，已不知他为何人；

『非暴力」、「和平」等理念，就离中国更加遥远……。

从诺贝尔和平奖的单纯视角去看，中共二十年的高增长、高腐败、高压制，不期然地打压出一位「长期非暴力抗争」（诺奖公告）的和平奖得主；与此同时，民间抗暴运动伴以强烈的造反意识，已呈星火燎原之势，而渐进、温和、对话的非暴力理念，也快速地被人们弃之敝屣。

据公安部的数据，一九九三年全国抗议事件是八千七百起，到二○○八年已增至十二万起。此暴涨的情势，一方面使中共「维稳」的财政支出与国防开支不相上下，另一方面则使民间从期盼「陈胜吴广」，转而直接呼唤「辛亥革命」，而凡是主张「和平转型」的人，一概被斥为「非暴力合作派」、「保共改良派」，在此社会氛围下出笼的「零八宪章」倍受攻击，被扣上「投降主义思想路线」的帽子。刘晓波荣膺大奖之际，也面临了更艰难的使命。 （《把激进煎熬成温和》）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三日刘晓波撒手人间，中国和平转型的路径从此关闭。

他是清晨离世的，美国这里大概九点多钟才获得证实，当时我正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采访中，主持人郑裕文打断我，插播进来噩耗，我拼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最后终于没能控制得住，对着镜头抽噎一声：

『我们不要难过，我们要继承他……』

然而世间的冷漠、苟欢、偷情、微醉，都在暗暗铺垫着可怕的崩溃。

据悉，诺奖颁发后，中共就有决策：绝不让刘晓波活出监狱，抗拒整个国际社会不放他出国治疗；

后事处理强令火化，骨灰海葬，叫做「死无葬身之地」，对他之决绝，皆因诺奖而起，而国际社会是看不懂的，但是对中国而言，「和平转型」由此终结，中国的革命因刘晓波的殉难而获得合法性；

中国只剩下一途：血流成河，温和被阻断，代之而起的暴力便尤其凶险。

其中尚有的晦暗含义，是诺奖授予刘，演化成中共与国际力量的博弈，拿他做了牺牲；

而在更大的视野底下，从八九以来，欧美对中共是绥靖主义当道，这里面的交易是，邓小平以「开放」政策，拿中国廉价劳力和市场，交换西方的贸易、技术和姑息，西方则因衰退而放弃围堵。这种国际环境，令中国异议者犹如战斗在地狱中——国内一派冷漠，民众皆为看客，国际社会流于抗议式声援，人权成「交换筹码」，刘晓波完全是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所以我在华盛顿民众公祭中说：

『刘晓波的骨灰装在一个坛子里沉入海底，中国的善良和光明，也随同他一道沉入海底。 』

然而，真正挑战「温和」理念的，是中共暴力。邓小平改革遇阻学生上街，他从一开始就准备了野战军进城这一手，反正屠杀了，往后还有什么手段不敢使？

很久中国异议阶层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依然采取正常的抗争模式，当然也包括「和平非暴力」模式，去跟一个杀人政权争取权力，所以像高智晟这样的民间维权律师，就是一个孤胆英雄，身后没有一呼百应的民众，他们也都是以一己的肉身，去承受整部国家机器的凶残惩罚，王荔蕻、屠夫、滕彪等等，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比死还要恐怖一万倍」，高智晟生死不明，人间蒸发，这样的人权义士，中国还有多少？而中共不管身后洪水滔天的酷政，也给中国民间出了难题：革命还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非暴力主义虽是印度甘地的首创，其支援意识未知来自佛教还是西方理性主义？

但是所谓「不抵抗主义」，显然与其有相同的脉络，据说当年胡适在美国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 年爆发），德国侵占比利时和卢森堡，比利时抵抗而遭屠戮，卢森堡投降而保全，胡适从中悟出「不抵抗主义」（non-resistance），其中有老庄的以柔克刚哲理，并引申为「不抵抗的道德」和「有效的抵抗」。

我在第一章《雨烟雪盐》中，已经触及「和平非暴力」模式，那却是来自西藏：

『我在温暖干燥的冬季曼谷，碰到一个「西藏流亡社区的异议分子」卢卡，跟我讲西藏罕见的另一侧面，缘起我问他藏人自焚情形，他说藏人对生命的态度特殊，献生意识很寻常，但是特定时期受社会政治环境影响，有其特殊含义，这一次的特点是，互相模仿色彩浓烈，各地攀比，「你们那里才烧几个人？有什么资格说话」，达赖喇嘛不愿说话制止，怕说了不管用，而降低权威的因素很大。

『支持「温和」理念的，是另一种理念「非暴力」，可能来自佛教？但是在藏传佛教的西藏，已经出现所谓「激进化」，面对强悍霸道的中共体制，达赖喇嘛的智慧反而变成天真、无力感——这是荒诞，还是严酷真相？ 「中间道路」遭遇中共拒绝而无效，引发一个视死如归的信仰民族，以一百四十多人自焚抗议的惨剧，国际社会并不比关注中东自杀炸弹更关注藏人自焚，这个世道以强凌弱到此地步，以致人的恻隐之心都看不下去达赖喇嘛「心如铁坚」似的要跟中共媾合；他那种出世的佛教智慧，对决中共精进的马基雅维利式冷酷伎俩，已超出凡人的理解。 』

《壹周刊》记者房慧真曾访问卢卡（李科先）：

『你说过达赖喇嘛是「卖国贼」？

『我没有说达赖喇嘛卖国呀，是放弃国家利益。像达赖喇嘛这样的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拥有者，他代表我们国家人民，（1950 年中共军队入侵时）他轻易地投降了，当了人大常务委员的委员长，签了「十七条协议」 ；达赖喇嘛把我们的主权矮化了，放弃老百姓唯一要站起来反抗的权利，历史是这么说的，这不是凭我的感情用事说话。 』

另外，在强调「权力」的后现代论说中，为什么没有以印度甘地为源头的「非暴力主义」的地位？资本主义取得全盛地位后的文化反抗，采取迂回策略才达至更深度的解构能力，如女性主义、文化批判皆如此，一切仍然是「权力」的消长，难道「非暴力」在第一现场就放弃了「权力」吗？刘晓波的「无敌论」发生在中共极其血腥的黑暗时期，未免陷入同样的尴尬。

卢卡在曼谷就跟我说：『我们需要中间道路之外的思考和方案』，为此他成为「西藏流亡社区的异议分子」。

听他讲西藏种种，才明白我们汉人的误会有多大，完全茫然于这个神权社会。他说灵童制度，实质上是一个财产继承制度，达赖身后乃是一个庞大而丰厚的金融集团，，每一世代的达赖喇嘛，须明确身后灵童才能维系这个巨大财富的继承，否则就会崩盘。这个制度也是西藏寺院经济（精神、信仰和财政中心）的集中模式。在政治层面，达赖这个财团是以「中间道路」作为它的核心政策，而得以在流亡形式下存活于国际间，舍此它便丧失各种「合法性」，而这种政策早已跟西藏内地的整个政治安排、前景、出路毫无关系，亦不能挽救藏传佛教之衰亡。

卢卡更指出，以达赖为中心兼及流亡政府已成一个利益集团，其政策本质唯有向北京妥协一个面向，而绝对放弃反抗和斗争，甘地「非暴力主义」也被他们充分加以利用，更何况还有佛教之忍让妥协的充分资源做后援，这种政治取向毋宁是北京所乐见的，他说达赖上层分子们早已从北京得到各种好处（如亲友可以在大陆经商牟利）。至于政教合一，卢卡说西藏原本是政教分离的，七百年前蒙古占领西藏时改为政教合一，以便统治；今日中共何尝不如此，维系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也有利于汉人占领西藏。

一个更深刻的疑问是：历史逼视。

事缘国内朋友出来跟我商议，在美国为刘晓波建「先贤寺」，以及研究以刘为「道统」的中国新价值体系，这就一下子过早提出中国民间产生的诺贝尔桂冠者（Nobel Laureate）的身后建构，而带来一大堆争议，广而言之，这里有更宽泛的文化歧义：

1、以诺贝尔的普世价值「和平」、「没有敌人」（无仇），定义一个中国政治异议者，在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反而不易落实；

2、以美国或西欧之「国父」、「先贤」等概念，建构中国「民主建国」话语，也很难从现代中国语境中找到基点，中国仍然只有救星、领袖、民族英雄之类的概念；

3、先贤寺与纪念堂、皇陵的冲突在哪里？海外流亡境地「筑陵」，未来难道还要「移陵」不成？

摘自《梨花春带雨》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