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英时
胡适是一个很特殊的历史产物。他吸收儒家的价值是最多的，而且实行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嘴上说好像要批评儒家。我常常说，要注意胡适有两个学术生命，一个在美国，一个是在中国，我们看到都是他的中文著作，很少有人研究他的英文著作。他的英文著作是非常颂扬中国文化的，非常佩服孔子、孟子、朱熹，他认为中国文化里有科学的精神，有民主、自由的追求，但是没有到制度化的层面。
胡适在论〈信心与反省〉等文章中，引《论语》中的话来勉励年青年人不要盲目夸大中国「固有文化太丰富了」，因而拒斥西方现代的新文化。可见，他是借重中国文化中健康成分，来打击他认为是其中「罪孽」成分而在当时仍然发生变相影响的。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五日，他在长沙湖南大学讲〈我们必须认清文化的趋势〉，公开指出「中国固有文化，可用『正德、利用、厚生』三个目标为最有意义的目标。」这是他正面陈述对「固有文化」的肯定部分，意在接引现代西方的「科学」。
从思想史研究的程序说，要去确定胡适对中国文化的态度，第一步便应清理出他对「文化」的认识。他自始自终都认定「文化只是人民的生活方式，处处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经济状况和历史习惯的限制。」（见〈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这便是他一再强调的文化「惰性」（inertia），深植于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之中，不致因接受外来文化的某些新成分而丧失其仍然发生作用的传统价值。
文化既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因为应付各自的特殊环境而在长期历史演进中创造出来的，所以一切文化都「大同小异」，不可能彼此绝对悬隔，全无互相沟通的可能。他的理论是所谓「有限可能的原则」（”The principle of limited possibilities”）。这就是说，人为了生存只能有有限的几种选择的可能性，从衣、食、政治制度到宗教信仰，都是如此。因此他拒绝用一两句话或名词为不同文化定性。从文化「大同小异」的假定出发，他绝不可能主张中国为了现代化更必须「连根拔起」自己的「历史文化」。他在提倡「现代化」时，根本没有丝毫「毁灭」中国文化的意识。
我认为有必要澄清「全盘西化」的问题。胡适虽然一度附和过陈序经的「全盘西化」的口号，但是三个月内便发现这是一个误导的名词，所以特意写了〈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正式抛弃了这一口号，而代之以「充分世界化」。他说「充分」不过是「尽量」或「用全力」的意思。他的「世界化」当然主要是指科学与民主而言。但这二者虽是在西方发展出来的，在中国却以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所接受，如梁漱溟便说「现在西方化所谓科学和德谟克拉西的色彩，是无论世界上那一地方人皆不能自外的。」胡适更明白承认：「况且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把胡适早已郑重宣布抛弃了的「全盘西化」四个字继续扣他头上，痛加咒骂，这是批胡的人的一贯策略，他们根本对他的公开修正视若无睹。
如果我们仔细读一下胡适大量的英文论著，他对中、西文化的真正看法便更无所遁形了。胡适用中文写作时，心中永远存在一个很大的顾忌：他唯恐一赞扬中国传统中的优点，便会为守旧的人所利用，妨碍了他推动「现代化」的努力。这一顾忌从早年到晚年都一直限制着他。一九五六年他写《丁文江的传记》，其中涉及中西医的问题。他不同意丁文江的武断，以为中医一无是处，只有西医可信，因此在书中稍微表示了他的看法。但他马上便警觉到可能为守旧派所利用，而要求朱家骅、李济等为他检查一遍，必要时加以删改。但在英文写作时，他则没有这一顾忌，可以称心而谈了。
一九二二年，他为博士论文加写的”Logic and Philosophy”（逻辑和哲学）一节中，他特别讨论到接受现代西方新文明对中国固有文明的影响问题。他认为：如果因接受西方文明而导致中国固有文明的消逝，则是全人类的重大损失。所以问题是如何使新旧文明衔接，最后达到融化为一的境界。而且在谈到接受西方哲学和科学时，他的立场也是一以贯之的，即不能片面地引进欧、美思想体系，而是怎样使西方现代思想与中国本土的思想走向「内在融合」（”internal assimilation “）的道路。他毫不含糊地说：中国哲学的前途便在于新旧融合后，先秦诸子思想的「复活」（”revival”）。儒家也是诸子之，但不能再维持「独尊」的地位。这是他在一九二二年说的话，他已返国五年，五四运动也已过去三年了。
胡适从未「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传统，也没有「全盘」接受过西方文化。这是因为他总不肯「笼统地」看待「文化」。 「文化」是复杂的，包涵着正面、负面、中性的种种成分，根本不能用一两个抽象名词加以概括。他批评过梁漱溟关于中、印、西三支「文化」的整齐公式。他的基本态度是分析的，在一个文化中辨别出哪些传统是他必须肯定的，哪些是必须否定的，然后加以取舍。我们可以完全不接受他的取舍标准，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然而无法否认的是：在胡适那里根本不可能发生对中国文化「全盘」否定或对西方文化「全盘」接受的问题。
胡适在英文论著中对中国文化中某些传统抱持十分肯定的态度。在”Historical Foundations for a Democratic China “（一九四一年）中，他指出中国文化有三大特征为接引民主提供了历史的基础：第一是较平等的社会结构，阶级之间的壁垒不高。自秦汉以来，「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的意识便已流行，布衣而卿相在汉代为常见的现象。第二是选贤任能早已建立了客观的制度。这便是汉武帝所创的太学考试，后来演变成科举取士。第三是御史和谏议制度，对皇帝和官僚系统发挥了反对和监察的功能。而这三支传统的形成则受了孔、孟思想的影响，如「有教无类」、「人皆可以为尧舜」、「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总之，此文对传统社会和政治制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在一九五一发表的”The natural Law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长文中，他对儒家在中国政治史上的正面意义做了很用力的发挥。儒家古经中的「天」，孔、孟的尧、舜、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与灾异说，宋明理学中的「理」，儒、道两家合用的「道」等等，在他看来，都具有与西方Natural Law（自然法则）与Natural Right（自然权利）相似的功能，即代表高出人世的无上精神权威，虽专制君主也不能向之低头。秦、汉以下的儒生便利用「天」、「道」、「理」这一类观念来和皇帝的权势相对抗。因此「道高于势」或「理」比「势」更有权威，成为历代儒生的共同信念。胡适一向以「反对读经」为人咒骂，但在这边文字他却特别强调「经」（canon）也与「道」、「理」等具有相同的作用。 「经」的观念在汉代才完全成立，汉儒奏议必引经书便是对皇权的一种限制；《春秋》尤其重要，董仲舒便引为「断狱」的根据。
「经」的权威在后世仍然重要，明太祖便因《孟子》中有不少「民主」的观念而一度将孟子牌位逐出孔庙，又另编《孟子节文》，删节其中可厌的言论。但最后仍不得不把孟子请回来，而《孟子节文》也无人理会。在这个意义上，胡适则是「尊经」的。
胡适在”The Scientific Spirit and Method in Chinese Philosophy”（一九五九年）中，主要以朱熹为代表，说明中国早就发展了「科学精神与方法」。他一向推崇程、朱「格物致知」或「穷理致知」的学术传统。他最重视「考证」，以前多讲清代的考证学，晚年则转而集中研究朱熹，认为他为中国近世考证学提供了哲学根据。早年他写《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虽肯定其科学方法的一面，但却惋惜它仅仅用在书本上面，与西方人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结果不同，相形减色。晚年在此文中，他则修正了自己的偏见，认为朱熹至顾炎武、戴震、钱大昕等人的「人文」研究也极有价值，因为这些书本对于中国人的「道德、宗教与哲学生活」具有巨大的重要性。从这篇文章和《胡适手稿》中有关朱子的多篇笔记看，他晚年是十分佩服朱熹的，称他为”one of the most brilliant minds in human history”。 （人类历史上最聪明的人之一）
在中国思想史上，他另外最崇敬的人物便是孔子，见于”Confucius”（一九四一年）与”The Humanist Tradition in Confucianism”（一九五三）两篇讲词。他认定中国文化中最可贵的是「人文」（humanistic）和「理性」（rationalistic）的传统，孔子是创始者，朱熹则加以发扬光大。这是他所认同的中国传统。
胡适在一九六○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的那篇著名演讲”The Chinese Tradition and the Future”，因为当时有中译本刊在报纸上，不少中国读者都感到惊诧，以为胡适最后改变了立场，晚年有所悔悟，转而恭维起中国传统来了。其实熟悉他英文论著的人都知道，这是他一贯的看法，至此作一个总结罢了。只要把一九二二年的”Logic and Philosophy”和这篇讲词加以对照，他对中、西文化以及中国思想传统的认识便再清楚不过了。
关于胡适与反传统、反儒家、全盘西化种种传之已久的误说，有必要做较为详明的驳正。我没有半点为胡适辩解的意愿，也不认为这里引用的种种「胡说」都是正确的。我是从史学的纪律着眼，重建历史上的人与事必须尽量追求客观，使之比较接近本来的面目。
文章出处：余英时谈话录
转自 适纪念馆 Hu Shih Memorial H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