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2024 年 7 月 18 日 来源：思想坦克

第三节 「半生梦觉怀落花」──宫崎兄弟的「支那革命主义」

一、「自由民权之家」的子女

宫崎兄弟指诞生于九州熊本县玉名郡荒尾村的宫崎八郎（本名真乡，1851-1877）、宫崎民藏（1865-1928）、宫崎弥藏（1867-1896）和宫崎滔天（本名虎藏，亦作寅藏，1871-1922）。四兄弟的生活道路各有不同，思想主张也有所岐异，但他们的政治理念、社会改革主张以及思想变迁过程，都有一些明显的共性存乎其中。他们寻求人生真谛和社会改良的苦恼而艰难的思想经历和人生经历，为我们展示出了明治时代另一个日本青年成长道路和思想风貌的类型。

宫崎家的先祖，据说是筑前国（今福冈县境内）三笠郡宫崎村的人，后来移居熊本，成为荒尾村数一数二的大地主。宫崎兄弟的父亲宫崎长兵卫（又名宫崎长藏、政贤等），是一个典型的地方武士―「乡士」（即居住在乡村的低层级武士），在幕末风行全国的「武者修行」活动中，他曾两次巡游北九州及关东各地，又在村中开设过武术道场，教授邻里子弟，在乡中略有名望。长兵卫死后，别人曾在墓志铭中讴歌他「性公正而无偏爱，待人情敦谊厚」，「容貌严肃，礼让恭敬」；他的外孙筑地宜雄也在回忆录中赞颂他「天性豪放磊落，喜文尚武，胆略出众，积极进取，有为果敢，且敬神祭祖之观念极强，义勇而易动情。憎恶横暴非道之行，深忧民众之疾苦，投私财以救穷民，虽倾产亦不为意，由是颇为乡党所重，民众恃为依赖」等等。这些叙述，虽不免有溢美过实之处，但由此不难约略窥见宫崎长兵卫豪爽、刚毅、热情、笃信，且不乏古之义侠风的性格与品质。

但宫崎长兵卫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赳赳武夫，在明治初年的历史动荡中，他自己虽然没有参与过任何重大的政治活动，却在教育子女方面表现出一些不同寻常的远见。据宫崎滔天的回忆，从幼年起父亲就时常抚摸着他的头反覆叮咛：「要作豪杰，要当大将！」激励他立下不凡的志向。少年滔天的手每一触及金钱，便会招来父亲的申斥。长兵卫自己也时常做一些恤贫救孤的事情，用实际行动来感染、陶冶宫崎兄弟的情操。这种英雄主义的教育方法，对于宫崎兄弟思想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宫崎八郎是宫崎兄弟中年龄最大的兄长，当培里（Perry）率领「黑船」叩击日本门户的时候，他才刚满两岁，但不久之后年幼的八郎就开始亲身感受到了时代的动荡。十三岁时，八郎随父亲第一次从军，救助与长州藩发生战事的小仓藩，在军营中举行了「元服之礼」。以后，他在藩办学校「时习馆」和月田蒙斋的私塾等处攻读国学、汉学以及兵学等书，以优异成绩被肥后藩（辖地略等于今熊本县）选派赴东京游学。 1871年，八郎考入山东一郎（山东直砥）开办的「洋学塾」，学习英语（英学）及西方自然、社会科学知识，同时他又抽出时间到著名启蒙主义思想家西周开办的「育英社」（西周开办的家塾，亦称育英舍）去听英语及万国公法等课程。

在时代潮流的鼓荡之下，早熟的宫崎八郎很快就感受到了西方列强对东方各国蚕食鲸吞所带来的民族危机的时势。他在当时曾写下了汉文诗〈东洋之危机〉一篇，直抒胸中的感慨：

弱之肉则强之食，龙起虎伏岂有极？

先者制人后者制，亦是浮世一场弈。

一自白人起西洋，奇巧动夺造化力；

电气通信火走船，横行五洲恣放逸。

人生区区何足论，及时须展无天翼；

何时何处无英雄，转祸为福岂无术。

君不见联邦之长华盛顿，扫攘残赋（误，当为贼―引者）敷至德。

又不见俄罗之帝伯得耳（即彼得―引者），定立国础开榛棘。

苟且由来引百废，事有机宜不可失。

呜呼，何日皇化遍天壤！

诗虽不长，但已经概括了八郎对当时世界局势的基本看法，表露了他以华盛顿、彼得大帝为楷模，立志做一个「转祸为福」、回天有术的「英雄」的志望。

自由民权运动的爆发，激起了宫崎八郎对政治的热情。他觉得，在日本以萨长藩阀为统治核心的明治政府不过是第二个幕府，真正的维新并不是在明治元年已告结束的那场动乱，而是从现在才开始的自由民权运动。 1874年2月，他听到江藤新平在佐贺发动士族反乱、反抗政府的消息后，立即告别东京，前往佐贺赴战。但等他赶回九州时，佐贺之乱已经被政府镇压了下去。他为江藤等人的失败而痛心，开始以高昂的热忱参加自由民权运动。 1875年4月，宫崎八郎与同乡青年松山守善、有马源内、平川惟一、广田尚等人在熊本组织了「民权党」，又开设了一所「植木学校」（植木乃地名）作为宣传活动的阵地。植木学校一下子就聚集了五十多名醉心于自由民权的热血青年，他们奉《万国公法》和卢梭的《民约论》为经典，兼学万国史与十八史略等课程，每日议论风发，无所顾忌。宫崎八郎有诗：

天下朦胧皆梦魂，危言独欲贯乾坤。

谁知凄月悲风底，泣读卢骚民约论。

此诗生动地反映出植木学校青年们当时的精神面貌。约略同时写成的另一首短诗，则抒发了宫崎八郎自己在当时立下的政治志望：

飞红柳绿各争春，岂耐长为卑屈民？

沉思人生百年事，自由二字是天真。

在宫崎八郎的倡导下，民权党首先从改革乡村政治入手，他们檄告熊本各地的群众，号召以民选户长（最低层级的农村地方官吏）代替官选户长，全县为之骚然。于是，不少官选户长在民众的压力下纷纷被迫辞职。接着，民权党又要求召开熊本县的「民会」（即县议会），为此在植木学校附近还召集了多次的演讲会，讲解议院政治，宣传民众皆有参政之权的主张。与此同时，八郎还在《评论新闻》等报刊上连续发表政论文章，攻击独裁政治，号召人们起来推翻明治政府。

1877年2月，西乡隆盛在鹿儿岛举兵起事时，熊本民权党的成员组成了「熊本协同队」予以响应，八郎被队员们推为协同队的参谋长。由宫崎八郎起草的〈协同队举兵趣意书〉这样宣布了「熊本协同队」的活动宗旨：「明治六年（1873）以来，政府失政，奸吏窃位。赏罚出于爱憎，政令习于姑息；苟且偷安，外失国际之权利，内呈末世之兆候，是为人民久已痛愤切齿之处所也。……遂我辈多年之宿志，今正其时。同心协力，倾覆暴虐政府，内而确立千古不拔之国本，外而恢复万国对峙之权利，与全国人民共保真正之幸福，是即为我辈之素志，亦我辈之义务也。」由中不难看出，熊本协同队起兵的矛头是指向了对外不思恢复已失「国际之权利」、对内专以镇压民众为能事的明治政府的。虽是相应西乡隆盛反政府举兵的一次起事，但其政治指向却与西乡隆盛等人有所不同。

但是，西乡隆盛的士族军并不是政府军的对手，战乱仅历时五十余日，西乡军即被击溃，宫崎八郎也在萩原堤（地名，位于今熊本县八代市一带）附近战死。这一年，他才二十六岁。

宫崎八郎短暂而波澜起伏的一生，是明治初年日本青年在历史的混沌中摸索新的世界、新的人生的一个缩影。他以青春和生命为代价来换取人生的真谛，虽然「壮志未酬身先死」，但他的言行却给同时代的九州青年和他的兄弟们留下了历久不衰的印象。

但宫崎八郎并不仅仅是一个自由民权的先锋，与当时其他大多数民权派人士一样，他在对外问题上又有着锋芒毕露的国权主义思想。在〈东洋之危机〉的诗中，他早已表露出了要让「皇化遍天壤」的志望。 1873年10月「征韩论」之争白热化的时候，他又投书政府，力陈「征韩」的「正当性」，由此还受到牵累，被警视厅拘留数日。 1874年3月，明治政府发动「征讨」台湾的侵略战争，一些具有国权主义思想的士族纷纷响应，参加「讨伐」。宫崎八郎也随九州士族组织的「征集队」鼓轮过海，镇压台湾的居民。

宫崎八郎的这些活动，又一次说明了在早期自由民权派的思想中，国权主义占了多么大的比重。不过，在八郎当时的对外意识中，除了国权主义的倾向之外，隐约中还可以让人感觉另外还有一些很不寻常的思想也在萌生。例如1873年他听到中国一些地方有批「马贼」神出鬼没的消息，立刻写信给当时正在中国活动的友人曾根俊虎：

前接马贼蜂起的消息，不知以后情况如何？请速示详情。弟将根据所报情况，作放弃一切、前往大陆之决定。至于岛国之事，一无可陈。唯愿能早日一吸大陆空气，不胜翘望之至。

八郎在这封信中，已经流露出对日本政治发展前途感到失望，希图能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寻找机会、一展抱负的意欲。后来弥藏、滔天两兄弟的「支那革命主义」思想，可以说正是对八郎这一愿望的延伸和发展。

八郎是宫崎兄弟中的先驱者。八郎战死疆场时，民藏、弥藏、滔天三兄弟虽然年幼，但大哥的言行气概，似已撼动了他们的心灵。乡里故老也十分推崇八郎，时时鼓励三兄弟要向八郎学习，立下远大的志向。在这种家庭环境的薰陶下，连最小的滔天也自认为是一个「先天的自由民权家」，产生了朦胧却又坚定的喜谈民主自由、喜爱「造反作乱」、厌恶官府专制的思想：

当时余虽不知大将、豪杰为何人，而欲作大将、豪杰；虽不知自由民权为何物，而认定自由民权为善举。又视一切官军、官吏为强盗、恶人之辈，视「贼军」、「谋叛」为大将、豪杰应为之事。

当时，随着全国范围内士族地位的没落，宫崎家的家境也日益衰落。为图补救，宫崎长兵卫曾出资经商，但因不谙经营，破费了钱财仍一无所得。 1879年，长兵卫病故，宫崎家生计更趋窘迫。但母亲佐喜并不想因此而中断儿女们的学业，她东挪西借，有时甚至典当棉被、蚊帐等物，来换取孩子们的学资，终于教育他们逐渐成人。

民藏、弥藏、滔天三兄弟在青少年时期，都进过若干不同的学校学习。受家庭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三兄弟在学习中养成了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通过在新式学校的学习，来探求走向真正民主、自由社会的途径。为此，三人都立下了寻找真理、改造现实社会的宏大志愿。

例如民藏，少年时代曾进入根据新学制开办起来的荒尾学校和志贺乔木开办的「银水义塾」学习，学了「万国史略」等课程后，就成为一个英雄的崇拜者，从日本的丰臣秀吉到欧美的拿破仑、华盛顿，都是民藏心目中的伟人。他在学校里还特意描下华盛顿的肖像置诸座右，题上「英雄知英雄」的字句以自励。

又如弥藏，虽然生性平和稳重，但其迷醉于自由民权理想之热情丝毫不让民藏。弥藏曾选定加里波的（意大利统一战争领袖）为自己的「五个朋友」之一，而且还在〈五友赞〉一文中称赞加里波的：「尔之爱国忧民出于衷忱，不似彼纭纭英雄之士，为荣光、为名誉，眩于世上古来之风潮」；「尔正义满腔，侠勇卓磊……吾深慕之，敢不自勉」。历史上的加里波的与弥藏的称颂是否完全相符姑且不论，这里的加里波的所具有的品质无疑代表着弥藏心目中的最高道德标准，反映了他在政治上以「爱国忧民」 、「正义满腔，侠勇卓磊」为崇尚的政治和人生指向。此外，弥藏当时提出的「一齐」（即平均、平等之意）口号虽然尚无具体内容，但也可以看出他思想中同情劳动民众、立志平均社会财富，建设一个「合理」社会的愿望已经微露端倪。

幼弟宫崎滔天在求学期间，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则经历了一条更为曲折、复杂的道路。

滔天在荒尾学校小学毕业后，进入中学。中学的同学们为世风所靡，一谈及将来的志愿，不是想当官就是想为吏，使滔天觉得在学校里显得「众寡悬殊，四面皆官军，贼军仅余一人」，感到苦恼和压抑。所以不久他就跳出了这个学校，自己选择了德富苏峰开办的「大江义塾」继续向学。

大江义塾设立于1882年3月，当时，明治天皇已经颁布召开国会的诏旨，自由民权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始退潮，只是在一部分地区，仍有个别的自由民权主义者或者倾向于自由民权主张的人们，还在继续坚持着残破不全的战线。大江义塾就是德富苏峰在熊本「民权党」、「相爱社」等民权派组织相继解体之后，为了与保守派的「学校党」相对峙而建立起来的教育与宣传机关。德富苏峰把培养新一代的「改革政治家」作为办学宗旨，亲自为学生讲授「政治初步」、「经济学初步」、「美国革命史」和「英国宪法史讲义」等课程。在校务管理上，德富苏峰也以平等、自由的精神为准则，如学生可以不必尊称老师为先生，可以直呼其名；学生们自己出面实行「理想的自治制」，每年年初召开学生「国会」，制定〈塾生契约则〉，然后由学生自己监视执行。义塾内又出版《大江义塾杂志》，专门刊载学生写作阐述自由民权主张的文章，有些文章如〈论人权之天赋兼驳人权新说〉、〈自由学校之面目〉、〈何以养慷慨之气节〉 、〈华盛顿赞〉和〈论改革现时境遇及改革个人品行之方略〉等等，文笔犀利，议论风发，堪称同龄人中的佳作。每逢周六，义塾还举办演讲会，师生同台演说英、法、美等国的革命史，整个学校洋溢着自由、民主的气氛。

宫崎滔天踏进大江义塾的大门，对这一切感到十分惊喜，他赞叹这个学校「是比诸余之理想尚遥为进步之自由民权之天国」，「余甚喜得其处」，开始以极大的热情在大江义塾学习新知。但是，滔天的兴奋并没有能够持续很长时间。不久，当他从一个同学那里听说德富苏峰以及大江义塾的学生们在高唱自由民权宏论的背后都隐藏着难以告人的名利心时，突然感到极大的失望。很快，他又告别了大江义塾，只身上东京求学。

当时的帝都东京，是明治政府推行欧化主义的模范之区。欧风美雨的浸润既沃，基督教会、天主教会的传教事业也极为发达，「各处教会门前，繁盛如同市集」。处于彷徨、失望中的滔天突然接触到基督教的教义，顿生「如暗夜而望见光明之感」，立刻成了热情的信徒。他苦心研读《圣经》，欢喜雀跃，自以为找到了道义和肉体之外的灵魂。 1887年春，滔天正式受洗入教，后来又劝说母亲佐喜和三兄弥藏也随他成了基督的信徒。但宫崎滔天迷恋基督教的历史也很短暂，因为他的目的不是向宗教寻找凭借、安慰，而是为了从教义中寻求他期望着的真理。他频繁地变换自己在教会中的派别，由浸信会（浸礼会）而公理会，又由公理会而卫理会（美以美派），希望能因此而在宗教的学说中找到真正闪光的思想。一旦当他最后发现这一愿望不能得到实现时，他立刻又毫不踌躇地抛弃了基督教义。而帮助他达到这一认识的人，就是民藏和弥藏两位兄长。 1888年，滔天和民藏、弥藏三人在熊本市内一个叫「薮之内」的地方赁屋合宿，邀来同乡学友吉富常太郎、相良寅雄、清藤幸七郎等集合于此，每日探讨社会、哲学、宗教诸问题，左右邻居及亲友称之为「薮之内帮」。宫崎民藏是年二十三岁，是众人中的长者，他引导大家阅读亨利．乔治的《社会问题》、《进步与贫乏》等书，启发弥藏、滔天等人认清解决社会问题不能依靠基督教，贫苦大众最需要的不是福音，而是面包。用什么办法来改造社会，使之走向「合理」与「进步」，是青年们讨论得最多的问题，民藏和弥藏分别提出了「土地复权主义」和「支那革命主义」两种不同的构想，引起了众人的兴趣。民藏的「土地复权主义」大致上是这样一种主张：土地本来与水和空气一样，都是造物主创造出来赋予人类共同享有的东西。只要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的人类，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对土地的平等享有权，这个权利也是「天赋之权」。但是现行的士地制度却剥夺了大多数人对土地的权利，只给予极少数人以土地的永久擅有权，放任土地兼并无限制地发展，使绝大多数人沦落到只有依托别人的土地才能谋求生存的可哀境地。所以，只有变革现行的土地占有制度，恢复人们对于土地的平等享有权，确立各人独立经营的基础，才能改变现今社会贫富悬殊的不平等状况，建成一个理想的社会。

「土地复权主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穷苦民众要求重新平均社会财富、要求彻底废止地主制、确立土地私有制的愿望，但它却是一种一厢情愿的乌托邦思想，在日本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经无法将其实际施行。后来民藏以及相良寅雄等人为此成立了「土地复权同志会」，奔走日本各地，演说呼吁，但也没有任何结果。不过，对于弥藏、滔天两兄弟来说，民藏的思想却给了他们启示，他们由此看到了宗教作为改造现今社会武器的软弱无力，在理性上否定了基督的神性，得出「浮世之旅程中最可依赖者，既非上帝，亦非基督，而在于人类之挚友」 的结论。于是，弥藏和滔天在思想上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大转折：由对基督的信仰转向了「支那革命主义」的理想。

作者1953年6月生于中国河南省开封市，硕士和博士生时代均师从辛亥革命研究开山者之一的章开沅教授，1987年在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院获得中国大陆「中国近现代史」专攻方向的第一个「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现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职，现为日本千叶商科大学商经学部教授。

主要学术研究领域为「大陆浪人」和「大亚洲主义」，1995年获财团法人孙中山研究会颁发「堀川哲男纪念赏」。代表著作：《辛亥革命与大陆浪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即本书旧版）、《大アジア主义と中国》（亚纪书房，1997年）、《日本右翼与日本社会》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中国における大アジア主义～「联日」と「抗日」のあいだ》（ミネルヴァ书房，2018年）等。

书名：《辛亥革命与大陆浪人》
作者：赵军
出版社：秀威
出版时间：202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