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2024 年 7 月 19 日来源：思想坦克

第十章 走向民主、环保、多元共融的社会主义

追求平等的战斗会在二十一世纪持续下去，尤其是站在对过去抗争的记忆之上。如果在过去两个世纪中，这个世界能出现朝更良好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平等发展的历史趋势，主要是靠着一连串反抗、革命与大规模政治动员获致的成果，那未来也将是如此。我希望在这最后一章中，谈谈几个在未来数十年中可能会促进改变的因素，头一项就是未来的环境灾难与全球性的国家与意识形态势力竞争。我将特别着重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壮大所带来的挑战。这是一种各方面都与本书主张的去中心化民主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专制国家模式，在我看来也更加缺乏解放精神，不过西方强权却应该认真看待。即使西方强权坚持维护一种陈腐的超级资本主义，也很难确定他们能撑到最后。真正的替代方案是民主、参与式、联邦式、具环保意识、多元共融的社会主义，追根究柢，这无非是在逻辑上延续了十八世纪末以来人们长期投入的平等化运动。为了让每个人都能以去中心化的方式为这场运动贡献力量，我们必须发展以普世主义为宗旨的新型主权理论。

改变的力量：气候暖化与意识形态抗争

本书中提及的所有转型，不论是关于福利国家、累进税制、参与式社会主义、选举与教育平等或者脱离新殖民主义，如果不是因为强大的集体动员与一些权力关系的作用，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在历史上，让旧组织能够被新制度取代的，永远是抗争与集体行动的力量。我们当然可以想像靠著成功动员大多数选民、凭着大胆的转型政策纲领成功取得政权的和平演进。然而，我们从过去经验看到的却是大规模的历史变动往往发生在危机、紧张拉锯与相互冲突的时刻。在可能加快变迁速度的因素中，环境灾难当然名列其中。理论上我们可以期待，在愈来愈多科学研究的支持下，这类灾害即将发生的可能性足以唤起适当的集体力量。不幸的是，大概只有发生超越目前人类经验且更切身也更具体的损害，才足以打破保守主义，并让目前的经济体系受到根本性的质疑。

在目前这个阶段，没有人能预测这类动员实际上何时会发生。我们知道地球暖化愈来愈严重，在二十一世纪结束前至少会比前工业革命时期上升摄氏三度，而且只有采取比目前为止设想过的方案还更积极许多的行动，才可能避免危机发生。如果全球升温三度，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没有任何模型能够预测所有可能发生的连锁反应或是城镇被海水淹没的速度，以及某些国家会多快面临沙漠般气候。由于还有其他环境问题正在恶化中，好比生物多样性正加速崩坏、海洋酸化或土壤沃度丧失，第一批大灾难信号也可能来自其他领域。在最悲惨的假设情境下，信号来得太晚，来不及阻止国家之间的资源冲突，必须再等待好几十年才有办法进行想像中的重建。我们也可以想像未来几波震撼人心的信号不断发生，例如野火与自然灾害，足以让大家开始产生我们现在所期盼的意识，并进一步支持新的经济体系与公权力干预，就像一九三○年代的大萧条一样。一旦够多人明白目前在他们每日生活中正发生的某些变化将带来何种天翻地覆的影响，大家对（例如）自由贸易的态度或许就会幡然改变。我们也可以预见，人们对于与灾难形成息息相关的国家或社会群体可能会产生敌意，好比美国的顶级富豪，当然欧洲与其他地区的富豪也不在话下。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有必要提醒大家，北方国家虽然人口有限（美、加、欧、俄、日合计约占全球十五％的人口），却制造了将近八成工业时代开始以来所累积的碳排放量。其原因在于一九五○年到二○○○年之间，西方国家的人均年碳排放量已经十分惊人：在美国是每人二十五到三十吨，在欧洲约为每人十五吨。尽管前述排放量目前已经开始减少：美国在二○二○年代初期降至二十吨，欧洲则降至十吨，然而现实是中国的人均排放量从二○○○年以前的长期低于五吨，到二○○○年到二○二○年间，每人每年的排放量已成长为五至十吨。从目前观察到的历程，这个国家恐怕会因为人均碳排放量的水准与西方国家一样高，而达到他们至今从未企及的西方生活水准。确实，导致这些情况发生的部分原因在于，人们对暖化的意识有所提升，以及新科技的推出。然而，对于认为「绿色启蒙运动」（Lumières vertes）很快就会降临地球，地球就会有一条明确的出路可走的想法，我们必须提出质疑。事实上长期以来，几乎从工业革命一开始，人们就怀疑化石燃料燃烧的速度愈来愈快恐怕会导致不良后果。虽然人们的反应十分缓慢，到目前为止也成果有限，但主要也是因为不论是国际或国内，牵涉其中的社会经济利益相当可观。要减缓气候暖化并让受创最深的国家（尤其南方国家）获得财源来实施气候适应措施，需要改变整个经济体系与财富分配状态，而这件事可以透过发展新的全球性政治与社会串连来达成。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只会有赢家，便是一种危险且麻痹自我的幻觉，必须尽快摆脱。

中国社会主义：完美数位独裁政权的弱点

除了环境问题以外，国家与意识形态力量的对抗是可能加速政治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最关键的问题之一就是中国政体的变化，包含它的强项与弱项。除非发生意料之外的崩垮，中华人民共和国据说会在接下来数十年间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强权，即使没有人能预测速度多快、会维持多久。如果我们比较中国和西方国家现行的经济结构，最惊人的差异无疑在于财产制，尤其是公有财产的份量。在一九七八年的中国，公有资本（含所有层次的政府与自治团体）的占比接近七十％，当时正开始推动改革开放；接着在一九八○年代、一九九○年代一直到二○○○年代中期，此一占比明显下降，自二○○○年代中期以后便稳定维持在全国资本的三十％左右（见图三十九）。

图三十九 公有财产占比的下跌（一九七八年至二○二○年）

在一九七八年的中国，公有财产（扣除负债的公有资产，包含所有公共自治团体与所有资产类型，例如企业、建物、土地、持份与金融资产等）在财产总额（即公有与私有财产的总和）中的占比约为七十％，自二○○○年中期之后稳定维持在三十％左右。在一九七○年代末的资本主义国家，此一占比约在十五％至三十％之间；二○二○年时几近于零或为负值。
来源与数据：piketty.pse.ens.fr/egalite

令人惊讶的是，中国财产私有化的发展在二○○五年到二○○六年左右停止了，从那时起，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的平衡几乎不曾再改变。由于中国经济快速成长，资本自然会以不同形态持续积累，大家开始整治新的土地、兴建工厂与高楼，一切都以超高速运转。政府持有的资本也很单纯的跟私人资本一样，以差不多的速度成长着。如此看来，中国似乎稳定维系着一套可以称为混合经济的财产结构：这个国家不再是真正意义的共产国家，但它也不是澈底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其公有财产略略超过财产总额的三十％，当然这个占比连半数都不到，但已是非常有份量。持有全国将近三分之一的财产让中国的公权力有相当多机会可以干预投资地点与工作机会的开设，并左右地区发展政策。

然而我们要请各位注意，平均三十％左右的公有资本占比掩盖了资产类型间的显著差异。一方面，住宅不动产几乎完全被私有化了。在二○二○年代初，政府与企业持有的房屋存量不到五％，房屋成了有财力的中国家庭绝佳的私人投资标的，再加上金融储蓄的机会有限、公共退休金制度经费不足的情况，不动产价格因此飞涨。与房产占比相反的是，现在政府持有的企业资本总额（所有上市与非上市公司合计，不分规模与部门）达五十五％到六十％左右。这个占比自二○○五年至二○○六年以来几乎没有改变，见证了国家紧密控制生产体系，甚至是加强控制大型企业。我们也观察到外国投资人持有企业资本的占比显著下降，被中国家户持有的占比所填补（见图四十）。

图四十 中国的企业财产（一九七八年至二○二○年）

二○二○年，中国政府（含所有层级的政府与地方自治团体）持有全国企业（含上市与非上市公司，不分规模及部门）资本总额的五十五％左右，中国家户则持有三十三％，外资持有十二％。外资持有占比自二○○六年起下降，家户持有占比则上升，中国政府的占比则稳定维持在五十五％左右。
来源与数据：piketty.pse.ens.fr/egalite

除了混合经济的结构与国家对企业的强力控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北京政权喜欢如此指称自己）的另一项重大特征，显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在二○二○年拥有超过九千万名党员，相当于全国成年人口的十％左右。从当局每天透过《环球时报》传达的官方观点显示，政府认为中国式民主优于西方的选举制度，因为他们的民主将国家前途交付给一批充满动力与决心的先锋部队，他们既是万中选一也能代表社会，而且整体看来比西方既平庸、三心二意又容易受影响的选民更加全心全意地为公共利益服务。然而实际上，这个政府愈来愈像是完美的数位独裁政权，完美到没有一个政府想仿效它。中国共产党内部的议事模式让人更难相信官方说法，因为外界完全无从得知实际状况；相对的，人人都愈来愈明显感受到在各社群平台上对人民的普遍监控、对异议者和少数族群的镇压、对香港选举程序的粗暴干预，以及对台湾民主选举所施加的威胁。像这样的政权能受到其他国家舆论（而非只有领导者）的青睐，可能性似乎不高。除此之外，中国还有贫富差距的急遽扩大、财富分配上著名的极度不透明，以及由此而生愈来愈浓厚的社会不正义感，而这种感受无法永远藉由监禁和边缘化某些人来平息。人口即将走向衰减的预测与人口老化加速，对这个政权来说同样形成重大挑战，而且可能会导致中国身为全球第一大经济强权的地位在二十一世纪下半叶被印度取代。

尽管有这些弱点，中国社会主义还是有不少王牌可打。如果西方强权死守着过时的超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不放，我们就非常难确定它们能否成功控制中国政权日益壮大的影响力。在经济面与金融面上，中国政府拥有可观的资产，远高于它的负债，因此不论是国内或国际上，它都有能力推动大胆的政策，尤其是有关基础建设投资和能源转型领域的政策。反之，我们很惊讶的发现，在二○二○年代初，西方主要国家持有的财产部位几乎全都为零或是负值（见图三十九）。由于政府会计无法平衡（可能需要最有钱的纳税人做出更多贡献），这些国家开始累积公共债务，同时也变卖愈来愈多的公共资产，以至于公共负债最后略略超过了公共资产。我们得把话说清楚：有钱的国家还是有钱，因为他们的私有财产来到了历史高点，没钱的只有他们的政府。如果再这样继续发展下去，这些政府的资产可能会愈负愈多，在这种情形下，公债持有人拥有的将不只是所有公有资产（房舍、学校、医院、基础建设等），还包括从未来纳税人缴的税金中收取一份的权利。相反的，就像同一批国家战后曾经做过的一样，我们绝对做得到加速消除公共债务，好比从最庞大的私人资产上课征一些税金，公权力就可以恢复一些运作空间。要做到这件事，需要人们意识到有许多可能的选择与各种相关的政治与社会动员，但不幸的是，有鉴于保守主义气氛弥漫，这么做有可能再度引发一些危机。

中国政权还有其他优势。当气候灾害到来时，他们大概会毫不犹疑的把一切打为西方国家的责任。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中国总是逮到机会就提醒大家他们的工业化没有依靠奴隶制与殖民主义，而中国自身也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这使他们面对全世界都认为永远如此傲慢的西方国家时多了几分底气。西方国家总是急于在正义与民主方面对全世界指指点点，与此同时，却似乎无法面对侵蚀其根基的不均与歧视问题，还会适时和所有对他们有利的专制统治者与寡头达成和解。针对上述所有议题，回应专制集权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好方法便是推广一种参与式民主社会主义，它是一种具环境意识的后殖民社会主义，更关注南方国家的状况与西方国家的种种不平等与伪善。这种转型也让我们可以应对失速的新自由主义造成的问题，亦即二○○八年金融危机与二○二○年流行病危机所造成的加速衰退，而长远来看这种衰退的背后原因，可以归咎于雷根主义曾承诺去管制化后会促使的经济活络与成长最终落了空，导致一度听信政府描绘美丽远景的中层和平民阶级开始严重怀疑全球化。当然一时之间，我们可能会害怕新自由主义被不同形式的新国族主义取代，像是化身为川普主义、英国脱欧或日益高涨的土耳其、巴西或印度国族主义，这些政治运动各有差异之处，但共同点是指责外部力量与内部各少数族群对国家遭遇的不幸负有极大责任。川普的失败证明了这类政治风潮最主要的危险就是，可能导致社会一下子陷入激烈的认同冲突，并激起新一波租税与社会倾销浪潮，使最富有的人与制造最多污染的人从中得利。事实证明，这些政治风潮都不太可能解决我们眼前的挑战，从本质上来看，更可能会强化中国的专制集权社会主义，因为中国除了从民族主义得到养分，更有一个能提供资源去实现野心与目标的公权力作为靠山—至少目前是如此。

作者为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EHESS）研究主任，巴黎经济学院（PSE）讲座教授，伦敦政经学院国际不平等研究中心百年教授。

皮凯提22岁获得伦敦政经学院及社会科学高等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任教，1995年返回巴黎，陆续担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员、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教授，巴黎经济学院教授。 2002年获法国最佳青年经济学家奖；2013年获叶留扬森奖（Yrjö Jahnsson Award），是专门表彰对经济学研究有重大贡献的45岁以下欧洲经济学家的重要奖项。

皮凯提专研经济不平等问题。其著作《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在全球造成罕见的阅读与讨论风潮，将二十一世纪日益严重的贫富不均议题推上公共论辩的高点。皮凯提并推动全球150名经济学家跨国合作，累积资料与研究成果，形成不断更新的「世界不平等资料库」（WID.world），将全世界收入与财富分配的现况及历史演变资料于线上开放浏览。主要著作有：《二十一世纪资本论》、《资本与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快来吧！ 》、《资本与意识形态：经济学知识漫画》。

书名：《平等的反思》
作者：托玛．皮凯提（Thomas Piketty）
出版社：卫城
出版时间：202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