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弟子众多，但其中一位几十年来在中国大陆却几乎无人提起，那就是姚克（1905年-1991年12月18日）。
姚克是笔名，他原名姚成龙，又名姚莘农。安徽歙县人，生于福建厦门，毕业于东吴大学，是翻译家、剧作家。
一 鲁姚相识缘自《活的中国》之编译
鲁迅与之相识于1932年，对姚他非常器重，经常互通书信。姚克与萧红、萧军一样，能获鲁迅亲自招待。其中一件趣事是，他为鲁迅编的英文版书本《活的中国》接近编成时，觉得鲁迅寄来的作者照不够好，遂于1933年5月26日专程带他到上海雪怀照相馆拍照（该照相馆位于南京路先施公司后面），二人也因此留有合照。前者成了鲁迅最有神采的照片，后被选作该书的封面照。 （下为《活的中国》扉页）
鲁迅与姚克交往的许多信息可见于现存的三十三封书信中。其中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日的信封耐人寻味：
发黄的信封上显示，收信人经常搬家，并奔波于京沪两地：“本埠法租界福照路邻圣坊六号”“本埠麦特赫司脱路第四十巷第七号”“北平煤渣胡同二十一号”“北平西堂子胡同中华公寓四十七号”“本埠静安寺路静安别墅六号”“本埠霞飞路葆仁里二十一号”……
偶尔可见编号，想是怕信件寄失而想的法儿。有的还被贴上了“当地官长委员检查重封”的铅字条。有“鲁寄”，有“周寄”，更有“许寄”。信札中，还出现了制作精美的请柬，含有贝多芬、莫扎特名曲的英文节目单……
鲁迅先生时而于尺素，时而在花笺，写下姚克先生、莘农先生、Y. K.先生、Y先生的抬头，落款自称“鲁迅、豫才、迅”。
现存第一封鲁迅致姚克短简，写在印有橘色线条、垂目静思的弓背罗汉的笺纸上，从抱怨北新书局办事散漫开始说起。内情是这位姚克先生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四日给鲁迅先生写过一封信，委托北新书局转交。不料静待了三个月，无人关注。三个月后，鲁迅又连着收到姚克两封来信，于是，立马给了对方确切的通讯地址，定了见面地点，要当面答覆对方信中所提出的疑问。刚寄去请柬，立即再度写信告知：一次设于大马路石路知味观杭菜馆的隆重宴请行将开始，主要客人是“莘农先生”及“令弟”（即姚志曾）。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主动邀约上述合影中的年轻人，在老地方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不见不散。叙谈涉及译文和照片等实质性话题，“现在是常常有人不见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即于此日惨遭暗杀，鲁迅的名字赫然见于特务的黑名单）。
之后，姚克在猜测报上所读到的文章是否为先生所写，关心先生是否一切安好。先生回信安慰道，虽有人受了恐吓，然而并不是自己，无须担心，因为“比先前更不常出外”。
姚克去了北平。先生有了淡淡的思念，“未知何日南归”，信的内容也愈加丰富起来，包括“京派”与“海派”比较的灼见。
S君（即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出场，令彼此的话题更多处于中外文化比较的视野之下。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鲁迅致姚克的信，写满四页素纸。对方关心的是评传，而先生却大谈与施蛰存的笔墨官司，“在古书中找活字，是欺人之谈”。姚克很期待先生再创作小说，先生推心置腹地作答：“多年和社会隔绝，不在漩涡中心，写不了小说了。”后附详细的对于评传之意见，关于该评传，先生秉持客观严谨的态度，细节一一纠正。例如，“我只编《莽原》，《语丝》是周作人编的，我只投稿”。又回答了三个关于小说译本的问题。
可见姚克是在翻译先生的作品，自己还要用英文做小说。对于后者，鲁迅极为夸赞，用了一连串“极好”“极对的”“极意先睹为快”，并说，“中国的事情，总要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先生平日里很少用“极”字，其最高评价，往往就是“不坏”“是好的”。能让“极”字在先生笔下高频出现的人，必属让先生特别欣赏的青年才俊无疑。
论小说，论诗，论美术，谈历史，谈治学，谈世像，面对这个视域宽广的二十几岁的小友的不断发问，五十岁出头的鲁迅兴致勃勃，灵感如烟火喷发，金句频现。姚克称要为先生的作品配插画：“好的插画，比大油画之力为大。”鲁迅被深深触动了，不觉将之视为知己。先生向对方和盘吐出了多年的愿望——打算出版汉画像选集。姚克即主动请缨，希望译为英文，将中国此一独特的艺术遗产介绍到海外。先生殊为惊喜。
从来往信件可见，姚克交游广阔，与不少国际友人相识，除S君外，法国谭丽德女士、奥国魏璐诗（Ruth Weiss)女士，均由他引荐给先生。还有本国的美术青年王钧初、梁以俅等。渐渐地，先生需译成英文的文字，几乎都找姚克帮忙，包括赴巴黎木刻展作品目录、给寓居苏联的德国美术家巴惠尔·艾丁格尔（P. Ettinger)的信等。乃至给S君夫妇写信，需要何种礼仪、格式，也会让姚克先写出个样子来再照抄。
除了三十三封信笺，另有几个已经找不到当年信笺的空信封，其中一件用毛笔竖写着“本埠麦特赫斯托路四十巷第七号姚莘农先生周寄五月二十八日”，比普通信封略大，像是寄贺卡用的。另一件用小楷毛笔横写着静安寺路的英文地址，虽然不小心被墨汁弄污，仍可辨认出姚克中文名与Edgar Snow的英文名共具其上。最后一件，用钢笔竖写着“棋盘街商务印书馆编译部 姚莘农先生 周乔峰 寄 六月二日”。
二 这是些什么内容的信笺呢？
为廓清疑云，不妨先到鲁迅日记里去查找。姚克，也被写作姚君、姚莘农、莘农、姚惺农、惺农，在日记中被鲁迅反覆书写了一百四十四次。
初次约见时，先生正忙于筹划搬家，见面第二天，他便到施高塔一带看屋去了，准备迁居。在知味观杭菜馆的隆重宴请，是一个起风的晴朗之夜，鲁迅正式将姚君介绍给上海文学界，席间有郁达夫等，共十二人。
某个夏日午后，姚克冒着酷热带来两帧照片，带走先生的《野草》《两地书》等二十余本著作。
某个隆冬寒夜，鲁迅覆信姚君，手指冻僵，装上火炉以取暖。
某次姚克访大陆新村，前脚离开，黎烈文、萧军、萧红后脚迈进——
信札与日记的互动又带出了更复杂的问题：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先生赴京探母后归来沪上，便已经见到了姚克的第一封信，且于十二月三日上午写了回信，可惜此信已不存世。再者，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旧历端午，先生“以照相二枚寄姚克”。如今只剩空信封，寄的是哪两张照片呢？
还有，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的首次见面，和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的最后一面，是怎样的情境？
以上这一切，最先在先生逝世十天后，随着姚克沉痛的笔调逐渐明晰：
初见时的先生，身着藏青色哔叽袍子，宽大的袖口处，露出了内里绿色的绒线衫，脚蹬一双黑帆布橡胶底鞋。眼珠转动敏捷，看人时定直而尖锐，鼻子挺直，鼻孔宽大，颚肌坚韧，双唇紧阔，暗示着坚强正直的性格和百折不挠的精神。
穿着崭新洋服、头发梳得精光的姚克，手里捧着笔记册，毕恭毕敬地端坐着，认真倾听先生抑扬顿挫的绍兴官话，努力理解着、思考着，
原来那封被北新书局耽搁了的信札中所提到的书，正是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Living China，即《活的中国》。作为这本书的英译者之一，姚克的疑问甚多，比如，《阿Q正传》中的“三百大钱九二串”，《故乡》里的“猹”，这些蕴含着浙东风俗的称谓，用英语该如何表现，才能更好地传达神韵呢？
姚克手中的笔告诉我们：
“三百大钱九二串”是绍兴乡下的一种陋俗，名义上是三百大钱，事实上每串只有九十二文，三串合着是二百七十六文，差不多打了一个九折。 “猹”字是照绍兴土音创造的俗字，状如小狗，跑得很快，常在瓜田里偷西瓜吃。既不是獾猪，也不是刺猬、黄鼠狼，更不是绍兴独有的什么珍禽异兽，想起来大概只有“狗獾”足以当之，译成“badger”大抵是不错的。
鲁迅逝世三十一周年，姚克在香港九龙的书房“坐忘斋”，奋笔疾书，写下一九三三年上海内山书店鲁姚晤面的情景。台北《纯文学》主编林海音大胆冲破其时不能正面谈论鲁迅的禁忌，刊发了姚克的回忆录《从憧憬到初见》，配上鲁迅油画像且高调评价这是一篇出自当代“文章高手”的、难得的谈论鲁迅的文字。鲁、姚第一封信的去向，以及第一次见面时的详细过程得以展现。
鲁迅写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日的第一封覆信，姚克其实是很快就收到了的。那是用白纸小洋信封装着的素笺，先生用挺秀的行书、简洁直爽的措辞，客气地答应了授予其作品英文版权的请求。
鲁迅日记1933年5月26日、28日两次提及姚克。原来，该日记中的“施乐君”，就是书信中的S君，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后来以《西行漫记》一书闻名中外。斯诺于淞沪会战前夕结识姚克。为了向欧美世界介绍真实的、急剧变迁中的中国，斯诺决定翻译中国新文学，姚克提议首选鲁迅小说集《呐喊》《彷徨》中的作品。二人决定合作，首先需要征得鲁迅同意，没想到很快就得到先生的许可。兴奋的斯诺急着将鲁迅第一封回信作为著作权授权凭据寄往美国的出版社，忘记了影印副本，以致今人无从见到这封信。
至于被北新书局耽搁的第二封信，是因为翻译中遇到的问题非当面请教先生不可，然而，姚克在三个月的等待中，对未曾谋面的大文豪之心态，姑妄揣摩了良久。马上去信催询，未免显得浮躁，不如继续耐心等待。只是斯诺从北平来信一再催促，姚克才又给先生写了第三封信。
其实，《活的中国》并未收入《阿Q正传》和《故乡》。这书分为上下两部：第一部全为鲁迅作品，一共七篇，分别是小说《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离婚》和散文诗《风筝》，还有一篇意想不到的杂文《论“他妈的”》；第二部遴选十四位左翼作家的十七篇作品，都是采纳了鲁迅的建议而选入的。
斯诺与姚克在翻译鲁迅作品时，合作方式就像东京时期的周氏兄弟。姚克先尽量忠实地将鲁迅作品翻成“直译稿”，再由斯诺修改成流畅的“二稿”，然后两人将二稿和原文勘对，逐字逐句地推敲，反覆修改，务求忠实流畅兼而有之。不谙中文的斯诺称姚克为“能干的合作者”，“一位有才能的青年评论家、剧作家和散文家，并且是鲁迅的知友”。
1932年冬翻译正在进行期间，斯诺要到日本东京结婚，而且统一报社（Consolidated Press)也要调他去北平。此后，这项工作便更加仰赖姚克与鲁迅的密切联系。斯诺为翻译鲁迅作品而研究鲁迅生平，写了《鲁迅评传》，姚克将之译成中文后寄给鲁迅审阅，于是，便有了信札中鲁迅认真提出的十一条修改意见。
《活的中国》于一九三六年十月由英国伦敦乔治·哈拉普书局出版。美国出版商是约翰·戴公司，老板是赛珍珠的第二任丈夫理查德·沃尔什。遗憾的是，鲁迅恰于此时病逝，未能见到该书问世。
综合信札和回忆录，可以推断，鲁迅对照片上这个“小布”气的年轻人印像非常好。而能读出鲁迅小说在形式上学习了西方，在人物塑造方面却传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笔法，这可不是一般的文学眼力，说明姚克对英语和中国传统文化都很精通，特别是那股不弄明白问题决不罢休的执着劲儿，很有可能让鲁迅回想起了三十年前自己在日本东京的隐读岁月。那时候，兄弟怡怡，专注翻译异域文学，披荆斩棘，乐而忘忧。巧合的是，这与姚君的初次晤面，来者并非一人，而是结伴的姚氏兄弟。
当年，为了避免反动当局对邮件的检查，鲁、姚往还信札常常通过在上海实业银行工作的姚克六弟姚志曾转寄。姚克来信里的译文，特别是英文稿件，鲁迅也常请姚志曾再做打字校订，或请其英译给国际友人的问候信。鲁迅日记中的姚志曾，多写作“省吾”，共出现十一次，一般是为传递信函，或者陪同姚克而来。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的活动中，姚志曾发表《伟大的形像难忘的回忆》一文，其中提及鲁迅与姚氏兄弟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三日第一次共饭，是在麦特赫斯脱路兄弟二人合住的寓所。二人用绍兴太雕和苏式菜肴招待鲁迅，先生本答应为《亚细亚》（Asia）杂志刊登作者像而来拍摄照片的，结果三人谈兴甚浓，不知不觉天色已暗，竟都忘记了饭后照相的大事。因此，才又有了五月二十六日的照相计划。
第一次共饭一周后，即四月二十二日，鲁迅张罗了知味观的宴请，是对姚家兄弟的回请，也是将姚克介绍给上海文坛的特意安排。鲁迅在自己设计的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九日的请柬上，写下“令弟亦希惠临为幸 鲁迅并托”。姚克回忆在场的有茅盾、黎烈文、田汉、丁玲、郁达夫、楼适夷等十几位当时的文坛名家。同去的姚志曾晚年更追忆了先生席间谈话的风采——先生兴高采烈，纵谈时事，锋利地抨击权门、市侩，语调激昂，甚至站立起来，脱去长袍，只穿着短袄和毛背心，提高嗓门，继续谈论。先生特别提到“吊膀子”一词，让在座者感到十分新鲜。后来写到《新秋杂识三》里边，发表于《申报·自由谈》。
那次宴请后，结识了黎烈文的姚克在《申报·自由谈》先后发表了《美国人目中的中国》《读古书商榷》《北平印象》等文章，鲁迅在书信中均郑重告知自己曾认真读过。由此可见，先生是如何真诚热心地鼓励和提携文学青年。
三
实际上，彼时的姚克已非文坛新人，只不过发力领域在英语世界。其母校东吴大学校刊《老少年》称赞其“著作等身，海内交誉”，盖因姚克在上海世界书局任编辑时，不但英译《茶花女》等著作，还编辑《大学英文选》 ，风行海内。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三日，美国黑人作家伦斯敦·休士（Lanston Hughes，1902-1967）造访上海，现代杂志社、文学社等团体曾举行欢迎座谈会，由姚克担任翻译。休士赠送姚克短篇小说集《白人们的行迹》（The Way of White Folks)，姚克选译了《圣诞老人》《好差事没了》等几篇刊于《译文》。
鲁迅逝世后不久，一些外国人正是通过杂志《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刊登的姚克英文文章《我所了解的鲁迅》（Lu Hsun: As I Know Him），认识了我们的民族魂。姚克发表于《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的《鲁迅的生平与作品》（Lu Hsun: His Life and Works），又让他们认识到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发现了中国新文学的“新大陆”，现代中国第一位人民作家——其小说中主要人物大都是古代文人不屑作为文学艺术表现对像的农民及普通人；同时知晓了鲁迅晚年“久藏心头”而未曾实现的三大愿望：一是从新的阐释角度书写中国文学史；二是编一套完整的汉唐石刻摹拓本；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写一大本回忆录，将现代中国历史上最动荡时期的戏剧性史实事件悉数尽收。
那么，姚克何时正式到鲁迅的上海大陆新村寓所拜访的呢？所有的文献均显示是在二人相识一年之后的一九三四年五月。
是月二十四日，由北平返沪的姚克留条内山书店，告知鲁迅先生自己的近况，此时的通讯地址是静安寺路静安别墅六号。鲁迅当晚回复，并邀请对方二十七日下午五点钟，惠临“施高塔路大陆新村第一弄第九号”，“拟略设菲酌，借作长谈”。二十七日晚，姚克果然在周宅夜饭，席间茅盾作陪。此后，深受先生信赖的姚克成了周家常客之一。
从一九三四年八月三十一日的信看，姚克复又返回北平，通讯地址是海淀，此后有一年的信件缺失。信件缺失的半年期间，先生日记中仍断续记下致信省吾，可见与姚克是间接保持联络的，只不过信件没有保存至今。自一九三五年一月开始，又有半年时间，姚氏兄弟双双未曾出现在鲁迅日记中。这一年秋天，姚克重回上海后，通讯地址固定在霞飞路葆仁里二十一号五号房。本年通信仅存两封。
重返上海滩的姚克参与编辑英文月刊《天下》，英译曹禺的代表作《雷雨》（连载于1936年1月至4月《天下》第2卷第1至4期），还担任明星影片公司编剧委员会副主任，是电影《清明时节》的编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加盟鲁迅、黄源主持的“译文丛书”编译队伍，翻译了萧伯纳的剧本《魔鬼的门徒》(The Devil’s Disciples)。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的信中，鲁迅在催促姚克交稿，转给出版社付印。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的最后一面，姚克带去周宅的正是《魔鬼的门徒》特印本，五十本中的第一号。先生正虚弱地躺在藤椅上，手指间仍夹着烟卷。他由衷地称赞书的装订和铜版之精，特别是中国锦的封面，在国内出版的新书中鲜有其匹。翻开书封，是姚克清秀的题字：“鲁迅先生诲正 莘农，上海一九三六，九，一八”。
一九七七年，身在香港的姚克仍满怀深情地追念着最后一面时的先生，如何对他殷殷关切：加入明星公司后工作是否愉快？身兼英文《天下月刊》编辑，负担是否太重？而他在劝慰先生以身体为重的同时，告知他，《活在中国》已见于本年英国秋季新书目录中，至于何时能够寄到上海，尚未可知。
未料想，先生没有等到亲见《活的中国》面世，便永远离开了人间。肉身可泯，著作不朽。一九六九年，《活的中国》出版三十三年，也是鲁迅先生逝世三十三周年之际，日本东京有出版商愿重印该书，用于美国的中国文学和语言课程。于是，移居瑞士的斯诺致函姚克，再度联手，鼓励姚克为再版写序文。
回首开篇提到的鲁迅与姚克在上海南京路雪怀照相馆的合影，其实，进入古稀之年后的姚公曾自言当年如何“小布气”：“摄影时穿着一套那时最时式的西服，浑身’小布’气（那时’小资产阶级’文艺界通称为’小布尔乔亚’，简称’小布’），但鲁迅先生却并不因此而嫌弃我，可见他不是一个以貌取人的皮相者。”
与这张合影同时拍摄的鲁迅半身单照——鲁迅影像史上最传神民族魂写真，最早与斯诺撰写的《鲁迅评传》一起刊登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出版的美国《亚细亚》杂志，后刊于《活的中国》扉页。
鲁迅逝世后，这幅照片被选为遗像，放大后摆在万国殡仪馆供人吊唁。万分悲痛的姚克与斯诺一同署名，敬献挽联：
鲁迅先生不死
译著尚未成书，惊闻陨星，中国何人领呐喊；
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友，文坛从此感彷徨。
姚莘农、Edgar Snow 敬挽
即便是当事人的回忆录，下笔写来也不可能完全客观至摆脱对于历史的再想像。其实，关于如何在写作时遥想过去，鲁迅致姚克信札中的议论非常精彩，至今仍广为征引。他一再鼓励后来曾翻译京剧，并创作历史剧作的姚克，在编剧时尽量参照第一手资料，譬如秦代的典章文物、汉时的生活习俗等，应多参看汉画像，特别是《武梁祠画像》《朱鲔石室画像》。
鲁迅鼓励姚克——
诚实写作，凭良心写作……为了能做到这一点，你必须直面现实，并且通过自己的经历获取对种种现实的了解。
世界上洋热昏一定很多，淋一桶冷水，给清楚一点，对于华洋两面，都有益处的。
只要写出实情，即于中国有益，是非曲直，昭然具在，揭其障蔽，便是公道耳。
2024-7-20日下午12:16再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