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大课题。本文涉及内容只是大海中的一滴。

宗教

古代欧洲信仰的是多神。希腊神话众所周知；古罗马人也信仰太阳神等许多神灵，罗马的多神庙是今天的旅游胜地之一。后来天主教（基督教）在中东（以色列地区）产生。当时那里是罗马帝国的属地。犹太人与罗马军队合伙，把基督钉十字架。教徒流亡海外。逃出来的教徒遭追杀，但他们不屈不饶，继续传播信仰。一次打仗前有奇迹般事情出现：罗马皇帝梦见基督在指引他，让他取得胜利。第二天打仗果然大胜，凯旋归来后他马上放弃多神教，改认基督教为国教。当时欧洲许多地方在罗马帝国控制下，因此基督教很快传遍欧洲各地，它成了欧洲几乎所有国家的国教。那个罗马皇帝信基督教后，把自己当作上帝的“子民”，认为上帝高于一切。帝王加冕都由教会主持。帝王做错了事，要在上帝面前忏悔。一段时间内国家和帝王还要受教堂控制，很多年后才渐渐“政教分离”。即使如此，皇权再大，也不能有违背教义的行为。简单地说，皇权是受宗教约束和限制的！

亚洲最主要的宗教是佛教。佛祖放弃王子地位，甘愿受苦，主张行善，悟出转世的道理。许多信徒们也把行善作为人生行为准则。但没有一个统治者愿意向佛祖学习。皇帝把自己当作“天子”，他们可能信仰佛教（或道教），信仰的目的是想要从神那里获得什么（比如求雨），而不是把自己置于神之下，听从神说的做人道理。

圣经是基督教唯一的经书。做礼拜每次以讲一段圣经章节（往往结合那时的具体情况）。早期许多人不认字，特别是原始圣经都用拉丁文或希腊文写的，很少有人能阅读。 画家就把一些圣经故事画在教堂墙上、或者画在油画布上。一些教堂的花玻璃窗上的图案也是圣经里的故事，有时牧师就指着这些画讲道。

佛教也有许多有道理的经书，如金刚经等。

主要差别在于：佛教信徒以“个人自由行动”为主，信徒到庙里烧香拜佛，庙本身是和尚颂经和居住的地方，不是普通信徒聚会的场所（与基督教的修道院类似）。而基督教的教堂则是为所有教徒开放的。历史上，欧洲居民绝大多数是教徒，他们都有自己的教堂，孩子从出生到教堂受洗，婚礼、葬礼都由教会主持并且在“自己的”教堂举行。男女老少每星期天都要穿着整齐的衣服做礼拜。做礼拜是全村民众的“集体活动” ，具有一定的凝聚力。人们有一种归属感，亲切感，而没有孤独感，也不大有“一盘散沙，各自为政”的心理。基督教做人的道理（慈善、博爱、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更容易融入人心。

基督教尊重生命，因为生命是上帝给的。教堂都设有“忏悔”小房间，人们可以在这里对神父忏悔自己的罪行。基督教重视让罪人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因此少见帝王们用极端手段殺害自己的百姓（战争时期殺对方的士兵是两码事），就算像伏尔泰那样说路易15的“坏话”，皇帝最多也就是把他关进巴士底狱或流放到外国（监狱算是被判刑者忏悔的地方）。统治者不敢对判刑者随便使用屠杀手段，更不会让“罪人”的家属受牵连。

简而言之：欧洲帝王受神约束；亚洲帝王自以为至高无上，可以胡作非为而不受约束。

哲学思想

“哲学”来源于希臘语「philosophy」。其原意是：“愛智慧”、“追求真知”。一位古希臘思想家說，哲學的開端是“好奇”，想要回答“为什么”。最常出现的问题是：“我从哪里来”？“活着为什么”？好奇，追求真知也促使其它科学的出现和发展。一定程度上说，哲学是其它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祖先。原子是物质最小的结构，这是哲学家两千多年前的设想，后来物理学用了这个概念。

哲学在欧洲蓬勃发展，哲学渗透在许多学术领域中。政治、道德、伦理、经济、宗教、自然科学、等等。现代的自然科学仪器设备起重要作用，古代主要靠思维，先问为什么，从逻辑思维角度找答案；当然后来望远镜的发明对中世纪科技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大家熟悉的大科学家有不少也是哲学家，牛顿写的哲学文章不比科学论文少。当然，前者的影响更大，更出名。法国大数学家笛卡爾发明了直角坐标系，他不仅是数学家还是出名的哲学家，曾被瑞典女王请去作为私人哲学老师。

哲学家自由表达各种思想观念，学者有的主张这个，反对那个；有的则阐述正好相反的观点。这种热闹可用中文“百家争鸣”来表达。一些既具有独立思考能力，而又善于思考的学术界领先人物出现，他们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及进步。

有些哲学家对统治者的做法进行批判后会被关进监狱，他们仍不屈不饶。意大利哲学家康帕内拉认为暴政、诡辩、虚伪是人类的敌人，帝王见他讨厌，把他投入监狱。他的有名作品“太阳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就是在监狱中完成。当然哲学家一方面会批评统治者，另一方面如果统治者学好他们的理论，对巩固统治地位、对国计民生也有益。因此有些帝王也支持、保护和欢迎、利用哲学家。

中国也有好的哲学家。孟子在欧洲被认为是伟大的哲学家，有的学者甚至称他为“民主的先驱”。孟子推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论。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这就是孟子的民本思想。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孟子认为取得政权的人要有爱民之心，还要有合法的手段。政权的好坏判断取决于民意，若上位者的德行和为政不为百姓所接受，那上位者就要丧失继续执政的资格了。孟子还引用尚书太誓篇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告诫帝王重视民心。老子更是世界闻名。老子创有朴素的辩证法。名句：“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这部流传两千多年的《道德经》是跨时代的作品，在不同的时代，这部作品会被解释出不同的含义。据统计，道德经是仅次于《圣经》在世界上被翻译语言最多的一部“哲学类”经典作品。《道德经》全书总共81章，内容包罗了宇宙观、人生论、认识论、方法论以及为人处世、治国兴邦等方方面面。春秋时期興“百家争鸣”，人们自由地表达各种思想理念。那个时代出现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

可惜这一切被秦始王毁了。统一中国，统一文字、货币是好的，但他还“统一思想”，只允许拥护他统治、赞美他统治的思想存在，禁止其它一切思想。具体措施：公元前213年焚毁“诗、书、百家语和非秦国史书”、在公元前212年坑杀“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这就是扼杀思想自由和进步的“焚书坑儒”。百家争鸣从此消失，只允许拥护和服从帝王的一种思想。秦国灭亡后，各个朝代的皇帝都觉得秦始王的措施对他们统治有利，不但继续保持，还加以发展这种无条件服从帝王的“一家独放”思想。

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倡思想“大一统”的论点，要“罢黩百家”。韩非子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法家实践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对于百姓，他认为要去“五蠹”，所谓五蠹，就是指：1、学者（儒家）；2、言谈者（指纵横家）；3、带剑者（指游侠）；4、患御者（指依附贵族并且逃避兵役的人）；5、商工之民。他认为这些人会扰乱法制，是无益于耕战的“邦之虫”，必须铲除。《汉书》“艺文志”不敢把孟子“民为贵”有关的文章删除，就把《孟子》篇放到一个不重要的地方（称为“诸子略”），视为子书（次要的意思），一直到今天《孟子》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更有甚者，因为明太祖不满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刘三吾等人删节《孟子》中的有关内容。在孟子的《尽心篇》中，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十字；在《离娄篇》，删“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六句。幸亏朱元璋没有把藏在民间的《孟子》全部烧掉，后人还能看到没经删减的《孟子》原本。

就这样，“统一思想”一直贯穿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中。秦始王给中国文人思想套上了紧箍咒，直至今天没人能解脱。

虽然焚书坑儒后百家争鸣从此消失。前一段时间“百家争鸣”从被禁一下子变成了“引蛇出洞”的手段。用以把想要争鸣而不敢讲的“潜在的敌人”引诱出来，然后消灭之。先提倡百家争鸣，谁真的去争鸣了就立刻被打成右派。

当然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多才多艺的文人。政论方面，只能研究如何帮助皇帝统治。考状元正是寻找这样的人才。既然不能研讨其它的政论问题，文人们就专心于礼仪方面的研究及文化艺术事业。仔细品味“归去来兮”这四个字，里面有多少不能直言的对官场不满和无奈！不能抒发对官吏的愤慨，不能写“茅屋为衙吏所破”，可以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以表达对穷人的同情。历史上（不是现在）“统一思想”帶来唯一的好的“副作用”就是让文人有更多的精力搞文艺创作，造成了诗、词、画、书法等方面真正的的百花齐放。

人生观

哲学也是人生观，思维方式的学问。欧洲人重视人生的意义，直到今天依然如此。2023年民调显示，德国3/4的人会思考生活的意义、价值。人们希望活得有价值、有意义，不愿意苟且偷生。因此历史上有不少殉教者，为理想不惜牺牲（比如裴多菲的‘愿为自由死’）。

中国人勤奋、吃苦耐劳、忍受力强。古代以“八端”作为做人的道理。八端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忘记了这“八端”也就是忘了做人的基本道理。在不知道经典的人口里，批评别人“忘八端”就演变成了骂人“王八蛋”）。当然比较少有人考虑“怎样活得有意义”。欧亚的人各有特点。中国也有为理想不惜牺牲的。孟子提出“浩然正气”之说，影响了文天祥。他在监狱中写下了有名的诗篇“正气歌”。

但是从焚书坑儒的镇压行动后，对有不同政见的人要受严重惩罚成了二千年来的基本国策。欧洲帝王受宗教约束，对大多数恶评帝王的文人，无非是坐牢、流放。殺人的行为不普遍。中国皇帝不一样，虽然真正的诛九属历史上只发生过一、二次，但死罪常见，动不动还要满门抄斩！一个人自己可以“愿为自由死“，但如果要家人一起陪葬，就不得不犹豫了。在这种残酷统治下百姓只能委曲求全，无力反抗。这非但可以理解，也值得同情。要活下去，不得不如此。

于是一种奴才人生观渐渐地发展起来。典型的例子：清末，法国使臣罗杰斯对中国皇帝说：“你们的太监制度将健康人变成残疾，很不人道。”没等皇帝回话，贴身太监姚勋抢嘴道——“这是陛下的恩赐，奴才们心甘情愿。怎可诋毁我大清国律，干涉我大清内政！？”真正甘心情愿当奴才当然只是一部分人。正是这些人，不仅自己自己愿意当奴才，还希望别人做他们的奴才。他们在主子面前低头哈腰，拍尽马屁由此升官发财。一旦权力到手，对待比他们地位低的人就像对待奴才一样，大发威风。有人说他们是：“弱小者只有在更加弱小的人身上找到发泄口，找回自己的胜利”。用林语堂先生的话来说：中国有一类人，身处社会最底层却有着统治阶级的思想。

历史上皇帝再怎样控制人的思想，要求百姓忠于皇上，也从来不否定道德。而在我们所经历的十年动乱期间，除了一个“忠”字（包括跳“忠字舞”）被提倡，礼，义，廉，耻等道德内容都被扣上“封、资、修”的帽子，都不许再做再讲。M死后，当权者禁止对十年动乱的错误进行分析讨论。因此，不讲道德的错误没有得到纠正。这是造成当前社会上许多不道德行为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