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4日是香港文汇报事件三十五周年，当年文汇报副总编辑程翔先生，最近在自由亚洲电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六四后中共如何整肃香港《文汇报》」，详述在六四事件前后，报馆内部的政治斗争与人事变化，读后别有感触。

我是1988年离开文汇报到天地图书的，八九年文汇报内部的事我所知不多，但程翔文中涉及的一些人，我也都认识，文汇报在八九六四其间立场之反覆，我与香港人一样，也都从新闻中了然于胸。

李子诵先生由始至终坚持他的民主思想和独立的政治立场，直至形势无可挽回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追随了一辈子的中共决裂。离开文汇报后，李社长与程翔等文汇旧同事共同创办《当代》时事周刊，继续关心中国命运。

约九十年代中，天地与港大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合作出版了一本大陆媒体人作品合集，为此举办了一次新书发布会，港大还专门邀请了一批大陆媒体人来港出席。当时我向钱钢先生提议，邀请李子诵和罗孚两位报界老前辈作为新书发布会嘉宾，两位老人都答应了，但因罗孚先生临时有事去了海外，结果出席的报界老前辈只有李社长。

李社长由他家人陪同前来，他已经老态龙钟，腰背佝偻，拄着拐杖，仍旧笑呵呵，目光温厚，现场作了发言，表示对中国大陆一批默默坚守新闻职业道德的后辈，那种溢于言表的支持。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李社长，再一次已经在灵堂了。

文汇老领导人，最令人敬佩的就是李子诵先生，金尧如社长性烈，我与他接触不多，但他离开文汇后写的文章，比起罗孚还更无保留。此外我最熟悉的副总编曾敏之，副刊同事六四后曾亲眼见他在办公室哭得老泪纵横，六四后他避走温哥华，后来回香港，得到中共的谅解，负责打理左派作家联会，那时他又比较像一个党官了。

我工作过的副刊，主任吴羊璧也离开文汇，在《当代》周刊担任顾问，副刊几位编辑记者郑笑芬﹑陈雪梅﹑张苑香也追随李社长，到《当代》任职。 《当代》结束后，她们分别在其他传媒机构工作，也做得有生有色。

程翔兄文中提到何慧慈，和我只是点头之交。六四前有一次我代表天地图书到文汇报刊登广告，以示对文汇的支持，在电梯口碰到她，她恨恨的说，共产党太不像话了！据程翔说，她在文汇转軚后也迅速变脸。她的丈夫（或未婚夫）叫陈建平，本是文汇驻京记者，被港澳办主任鲁平安插在董建华身边，充当特区政府与港澳办之间的联络人。

程翔兄谦谦君子，他在文章中很少提到自己，但我相信当年他一定也经过一段内心煎熬的日子：一边是自己曾经向往的理想，一边是理想破灭后维护内心正气的执着；一边是自己敬重的师长和同事，一边是一班首鼠两端的败类；一边是个人职业生涯的挫折，一边是流落民间后茫然的去路。在那些刻骨铭心的日子里，支撑着他的，想必只有内心不灭的正气。

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糟粕，但有一样东西却是源远流长的，那就是民族文化中一股浩然于天地之间的正气。中国历史上，不乏那些为人间道义和良知而持守自我，泰山崩于前色不变的正人君子。中国历代以来，朝廷更迭，奸邪辈出，而正义之士永远屹立在道德高地上，俯瞰芸芸众生。

很多人对中国的未来悲观，因为中国大地上，千古之下的正气，至今已消耗大半，中华大地由官场到民间，一派乌烟瘴气。封建糟粕未曾彻底清理，资本嗜血的本性又变本加厉，至于社会主义的贪婪与冷血，更借共产党的专权而得到强化。今日中国，集古今中外恶之大成，世界上几乎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将人性之恶发挥到如此极致，这种恶在中国土地上大行其道，到了登堂入室﹑登峰造极的可怕地步。

因此，对中国人最大的威胁，除了中共的独裁统治，更深层的，无宁是广泛的社会文化中道义与正气的缺失。有正气在，一个恶浊的政权必不能长久，没有正气，即使恶浊的政权不在了，要建立起合理的社会，仍会遭遇不可想像的困难。

六四学运是中国民族正气爆发的高峰，也是这种正气走下坡的起点。六四以后，中共屠杀人民的罪恶被合理化，权贵阶级独占公共资源的野心得到实现，即使一般平民，受社会风气污染，也将反常视为正常，将罪恶视作等闲，整个社会弥漫一股腐败的气息。回头看去，六四时期民间的正义，仍旧磅礡得足以震慑黑暗势力，令中共为之色变，而今再没有呢支歌仔唱了，往后即使变天，也不会以六四这种全民觉醒天下振奋的方式进行。

但民间正气仍在，即使被压抑和边缘化，只要人性还在，正气就不会消亡。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我们对未来仍旧抱有信心，仍旧要努力涵养正气﹑砥砺前行的根本理由。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