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约瑟夫·康拉德被视为“海洋小说大师”,可与《白鲸》的作者梅尔维尔相提并论。不过显而易见,海洋冒险故事只是他们惯用的“题材”,无法概括他们的写作。和《卡拉马佐夫兄弟》、《城堡》、《押沙龙,押沙龙》、《佩德罗·巴拉莫》这些小说一样,康拉德的作品之所以在后世成为经典,原因仍在于对人类心灵之幽深的探索,对人之存在的复杂性的辨析,以及对叙事和语言本身的贡献。
约瑟夫·康拉德,1857年12月生于波兰,后加入英国国籍。他出身于上流社会,少年时逃到了马赛,曾先后在许多船上做工,因而他精通英语并擅长航海,也了解水手。他把自己全部的爱都倾注在描写船员的作品中。描写在神秘的刚果河上航行的《黑暗的心》(1902年)是他最负盛名的小说。《“水仙号”上的黑水手》也是其代表作品。
1924年8月3日康拉德去世,距今已整整一百年,我们刊发《约瑟夫·康拉德传》中关于其代表作《黑暗的心》的相关内容,以示纪念。
1897年11月,年代悠久、受人尊敬的大家长式爱丁堡公司布莱克伍德,在其杂志上发表了康拉德的《卡瑞恩》,开启了双方长达五年的合作,硕果累累。就像在他职业生涯的关键时期,加尼特和亨利接受了《阿尔迈耶的愚蠢》和《“水仙号”的黑水手》,威廉·布莱克伍德连载了《青春》(1898)、《黑暗的心》(1899)、《吉姆爷》(1899—1900)和《走投无路》(1902),以图书的形式出版了《吉姆爷》,将三部关于青春、成熟、衰老的小说结集成《青春》(1902)。
《青春》基于康拉德在“巴勒斯坦号”上的真实经历,那是1881年,他开始了第一次朝向神秘东方的希望之旅。故事的叙述者是康拉德的另一个人格,即42岁的查理·马洛,那是他第一次在康拉德的作品中登场,意义重大,而后又出现在《黑暗的心》《吉姆爷》和《机缘》里。在叙述过程中,马洛讽刺地将二十年前青春时期的特质——考验自己的渴望、对他破旧的船的爱、对异域经历的向往、天真的希望、对力量不切实际的信念、浪漫的期盼——与历经苦难后幡然醒悟的现实相对照。
故事的结构围绕一系列灾难展开:10月的大风,与蒸汽船相撞,第二次大风迫使船员让泵一刻不停地工作,第三次回港,装载的煤炭自燃,沼气爆炸,被一艘汽轮拖走,因火势变大割断了牵引绳,燃烧的锚和链丢失,“朱迪埃号”被遗弃并沉没,烧毁的三桅帆船上遇难的船员请求搭乘汽轮。这艘船的座右铭是“干或死”(Do or die),但船上的人被迫既要干还要死。不过马洛年轻时的希望让他能保持乐观,逃脱所有的艰难险阻。他为自己在极端情况下的表现而自豪,一种全能之感油然而生。但他明白这种幻想只能存在于青春年代,经历会让他不可避免地对人的弱点有更现实的认识。
正如“一战”小说家花了十年来吸收、理解、阐释他们的创伤经历,康拉德也花了整整十年来思考刚果的悲剧现实,才能最终将之写入他最具震撼力、最有影响力的作品《黑暗的心》,即《青春》中的第二个故事。吉卜林的小说开始出版的大约十年后,帝国主义思想大行其道,英国即将开始布尔战争,康拉德批驳了读者大众根深蒂固的观念。他揭露了欧洲人及其文明并不比非洲人及其文化更高等;殖民主义本质上是伪善的物质利益至上;所有人心中都存在邪恶;只要有足够的自由,理想主义者会犯下最野蛮的暴行。虽然现在看来康拉德的观念很有说服力,但维多利亚晚期的读者无法接受。很多与他同时代的人都误读了这本书,他们认为,天赋异禀的库尔茨是个精神错乱的异类,本就不应该被送去非洲;如果刚果能将一个文明的聪明人变成未开化的野蛮人,那它就应该尽快被殖民;虽然比利时的殖民统治很腐败,但英国是公正的。
《黑暗的心》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批判统治欧洲思想长达四百年的进步观、质疑西方文明的根基的重要之作。它展现了文明和殖民的利益冲突,描绘了白人和非洲人的灾难性碰撞,提出了从这场争斗中全身而退所需的人道主义价值观。马洛代表了库尔茨抛弃在丛林深处的欧洲良知,他从人性和道德层面衡量了殖民现实。他和库尔茨不一样,他对西方物质主义能为非洲人民做些什么持怀疑态度,他认识到殖民主义是彻头彻尾毁灭性的实践。他蔑视见过的所有白人,一直与他们保持距离。但他同情他在深入腹地之旅中遇见的非洲人,选择与他们站在一起。他们的受苦受难映射了白人的残酷入侵,而他们可敬的克制代表了欧洲人没能达到的道德标准。
随着马洛向上游深入,非洲人——靶子、奴隶、骨架、尸体和受害者——标记了其受难之路(via dolorosa)的各个阶段。罗杰·凯斯门特的领事报告和埃德蒙·莫雷尔掷地有声的论著《红色橡胶》(Red Rubber)证实了装饰库尔茨的篱笆的人类骷髅头确有其事——“有人带了21颗人头去斯坦利瀑布,”莫雷尔写道,“罗姆船长用它们来装饰他家前面的花坛。”
在《泰比》(记述了梅尔维尔的南太平洋之旅)中,对于欧洲对热带地区的残忍入侵,以及给传统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梅尔维尔深感遗憾:“哎呀,可怜这些野蛮人暴露在这群乌合之众面前。他们淳朴轻信,很容易上当受骗。欧洲的文明使者毫无悔意地让他们遭受毁灭,人性在这片废墟之上痛哭。相比之下,生活在海洋深处未被发现的岛屿上,从未受到白人不良影响的人们会幸福许多倍。”但是正如J. A.霍布森(J. A. Hobson)在《帝国主义》(Imperialism, 1902)中所写,理应文明的欧洲人通过殖民统治发泄他们本能的侵略性,而且“追逐猎杀不管是大型猎物还是其他人的欲望,只能通过扩张和尚武好战来满足”。威廉·康沃利斯·哈里斯(William Cornwallis Harris)的《南非的野外运动》(Wild Sports of Southern Africa,1838),第一本广受欢迎的非洲狩猎指南,以启蒙之名,残忍地为库尔茨“斩绝土人!”的号令辩护:“受理性、正义、人性支配,迫切需要让这一[非洲]野兽种族消失在地球表面,他们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毁灭者,是女王陛下的基督教臣民无法和解的仇敌,他们不配受到怜悯或关心。”
《黑暗的心》中,除了马洛,唯一表现出道德约束的,就是他的食人族船员。他们的工资是铜丝,他们少得可怜的食物是腐烂的河马肉,这些食人族在慢慢饿死。白人“朝圣者”即使将大部分腐烂的河马肉扔下船也无法消除的恶臭,是康拉德在隐喻刚果的腐败。就像蒙田的高贵食人族,这些人保留了原始的荣誉准则,这给了他们对抗饥饿的力量,他们的行为驳斥了欧洲人所声称的自己拥有更高等的文明。马洛唯一能与之建立人类关系的就是和他的非洲舵手。当舵手被库尔茨狂热的崇拜者刺死时,马洛的鞋里装满了他的血。虽然受同伴之死触动,但马洛病态地急着去换鞋袜。
马洛和库尔茨是正好相反的两个角色,故事开头,罗马统治下的英国被比作比利时统治下的刚果,他们的帝国主义原型就影射了两人的关系。而康拉德对吉卜林的有力呼应——“这个地方……也一直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之一”——暗示了英国曾经和非洲一样野蛮。三桨战船的船长和马洛一样,罗马帝国最偏远地区的沼泽、森林、土人也让他心生厌恶;他没有上岸就察觉了黑暗的威胁。然而身穿托加袍的市民和库尔茨一样上了岸,感觉被荒蛮包围着,“憎恶的魔力[席卷而来]……那不断增长的悔恨,那逃走的渴望,那令人彻骨地疲惫的厌恶,那自暴自弃和那怨毒”。塔西佗的《阿古利可拉传》(Life of Agricola)讲述了罗马征服英国的历史,在这本书里,一个高贵的苏格兰酋长——按罗马标准是“未开化土人”——对入侵者的看法是(就像康拉德对比利时人的看法):“你无法通过服从和自我约束躲开他们的傲慢无礼。”
库尔茨长期独自一人身处荒野,这唤醒了他对野蛮的激情和残酷的本能的返祖记忆,亨利·梭罗在马萨诸塞州的森林里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我瞥见一只土拨鼠偷偷地横穿过我的小径,就感到了一阵奇怪的野性喜悦的颤抖,我被强烈地引诱了,只想把它抓住,活活吞下肚去,倒不是因为我那时肚子饿了,而只是因为它所代表的是野性……[我]发现自己在林中奔跑,像一条半饥饿的猎犬,以奇怪的恣肆的心情,想要觅取一些可以吞食的兽肉,任何兽肉我都能吞下去。但不同于梭罗,库尔茨最终屈从于疯癫;荒野进入了他的“血管,吃净他的肉,通过某种邪恶得不可思议的入会仪式,把他的灵魂牢牢地据为己有”。由此,18世纪由《鲁滨孙漂流记》建立的与世隔绝之人征服大自然的神话,被康拉德逆转,他指出其实是狂野之力释放了人类邪恶的本能。库尔茨失去了精神信仰、道德感和理智——这些都是区别人与野兽的特质。
如果如卡尔·荣格所说,文明和文化的发展关键“在于逐步压制人性中的动物性”,那么库尔茨的退化则代表着“渴望自由的动物本性的反叛”,以及文明人屈从于本能冲动所导致的混乱和侵略。荣格写道:“与本性分离,不可避免地使文明人陷入意识与无意识、精神与自然、知识与信仰的冲突中。一旦意识无法再忽视或压制人本能的一面,这种分裂就会变得病态。”库尔茨的本能压制他有意识的意志,库尔茨屈从于野性,这象征着对进步观的反转,以及现代人向《黑暗的心》里古代英国人所代表的野蛮和无序的回归。库尔茨的自我谴责,即他简单但充满含混意义的“好可怕!好可怕!”,展现出关于他自己,关于侵蚀了他人格中文明一面的黑暗的真相。他最后的话表明他虽然仍保有良知,但行动已失控,同时也是在指涉那片黑色丛林、他对那可憎之物的着迷、他的声名狼藉、他即将到来的死亡,甚至马洛被误导的忠诚。
尽管库尔茨很残暴,割下了人祭的头,尽管他是马洛在刚果亲眼所见的恐怖的化身和原因,但马洛仍能称库尔茨的自我谴责为“一种肯定,一个道德上的胜利,用无数的失败、可憎的恐惧和可憎的满足作为代价换来的。但它是一个胜利!……他那滔滔雄辩的回响,仿佛是一个像水晶悬崖般透亮的灵魂向我发出来的”。他认为库尔茨毫不遮掩的邪恶比同事的虚伪和恶毒更让人舒服,于是继续忠诚于他“选择的噩梦”。马洛看到了库尔茨最糟糕的一面,并通过库尔茨看到了所有人心中的邪恶,他欣赏库尔茨为道德意识和自我认识所做的努力。
不过在小说最后,马洛再也无法评判库尔茨最后的呐喊。马洛相信,库尔茨的道德观并不能赦免他犯下的恶行。马洛也在丛林里变得精神错乱。他一直在发烧,通过凝视库尔茨疯狂的灵魂,他遭遇道德冲击,经历精神崩溃,濒临死亡。
马洛对库尔茨的强烈认同促使他回到了布鲁塞尔,即《马太福音》23章27节所说的“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并去看望了库尔茨的未婚妻。康拉德告诉布莱克伍德,“最后的事件之后,充满细节描写的整个故事将尘埃落定——获得价值和意义”。就像帮马洛找到这份在刚果的工作的姨妈,未婚妻也受自己的幻想保护,远离非洲的现实。垂死之际,库尔茨要求一个公道,但是马洛——库尔茨罪恶感的秘密分享者,选择忠诚于他的回忆,给予他怜悯。虽然他讽刺地告诉未婚妻,“他最后说的是(‘好可怕’)——您的名字”,他相信可怕的真相必须隐藏,男人必须帮助女人一直活在纯洁的世界,“以防我们自己的世界变得更糟”。他对她说谎,保护她,不让真相摧毁她的生活,让她保留她那堕落的未婚夫最理想的形象。虽然V.S.奈保尔在他杰出的康拉德风格的小说《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中写道,“丛林足以掩盖屠杀的声音,泥泞的河流和湖泊足以冲走淋漓的鲜血”,但邪恶一直在刚果和布鲁塞尔阴魂不散。
刚果的比利时代理人乔治·安托万·克莱因和阿瑟·霍迪斯特据传是库尔茨的原型。但1889年H. M. 斯坦利着手营救的埃明帕夏甚至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型。四种宗教塑造了埃明帕夏,他生于西里西亚(Silesia)时名叫爱德华·施尼策尔(Eduard Schnitzer)。他的父母有犹太血统,他受洗成为新教徒,上过天主教学校,最后成为穆斯林。他在布雷斯劳(Breslau)大上过学,在柏林获得医学学位。他看上去就像个教授,有着高额头,戴着钢圈眼镜。他是个杰出的知识分子,博学多才,很会下象棋,也是个天赋极高的钢琴家;懂二十种语言(包括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和阿尔巴尼亚语);在植物学、鸟类学、昆虫学、地质学、气象学、民族学、地理学等领域从事过专业的科学研究。他一路从查尔斯·戈登将军麾下的医疗官晋升为苏丹国赤道省(Equatoria Province)的总督,并且在丛林里做过各式各样的工作。他是个探索者、外交家、“行政官、军队指挥、科学家;他还是自己的医生、积极的农业开发商”。斯坦利为埃明帕夏所折服,就像比利时人为库尔茨所折服。他发现埃明“极其善良、和蔼,有文学造诣,是令人愉快的交谈对象,还是一名尽职敬业的医师……尽管他有外国口音,但他声音洪亮,语气拿捏得当,所以[他的演讲]听上去非常舒服。我发现报纸上谈论的任何政策,不论是哪国的,他都了如指掌”。
库尔茨和埃明帕夏一样,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理想主义者、知识分子、演说家、作家、探险家、商人、统治者。“整个欧洲都为[世界主义者库尔茨]的横空出世贡献了力量”《黑暗的心》,第二章。,他是一个“全面的天才”,怜悯、科学、进步的特使,代表着“更高的智慧、广泛的同情心和团结一致的目标”。除了二人的背景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个人特质,埃明和库尔茨还有很多相同的非洲经历。两人都为外国政府工作,远离文明世界,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两人都在欧洲有一个妻子或未婚妻,都传说他们储藏了好多珍贵的象牙,两人都开辟了自己的私人王国,成了食人部落的首领。两人都在经过了长时间危险重重的搜寻后获救,沿着同一条刚果河上的路线被带了出来。尽管他们的追随者激烈地想保护他们,他们还是被带离了丛林,留下了巨大的混乱和无序。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作者:杰弗里·迈耶斯;摘编:张进;编辑:张进;导语校对:王心。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转自独立中文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