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康正果 转自纵览中国
我在美国大学教中文十八年，英语听说能力始终没多少长进，所结识的白人汉学家中，只有林培瑞教授与我交谈说国语，通信写中文，因此我独与他保持联系，交往至今。他一口流利纯正的国语，无需我多言。我以下要详述的是他中文写作的个性特征，及其特别值得读者领会的看点。
纵观美国大学的东亚语文系，用英语授课的文史课程与用国语授课的中文课程向来泾渭分明，级别不同。就我所知，白人教授中，大概只有林教授有兴趣更有能力兼顾这两个领域，他甚至把更多的精力投入了中文教学。这一点正是汉学家林培瑞与其他母语为英语的汉学家在从业和治学上明显的不同之处。后者的学习和应用中文，基本上做的是从文本到文本的学问，多限于职业性的教学和研究。对他们来说，学习中文，主要是为了掌握治学工具，因而更偏重文本阅读而疏于口语交流。林培瑞则有所不同，从他自述学习中文的经历来看，他选学中文，起初并非为研究中国文史，而是出于学习和掌握一门外语的特殊兴趣。他大学本科的专业是西方分析哲学，分析哲学所著眼的分析，首先是对语言的分析。据他所述，读本科二年级时，他觉得与他谙熟的西洋语言相比，陌生的汉语言文字别有其值得领会的兴味，于是就选修了这门外语课程。令他甚感幸运的是，课程起步，即受到哈佛大学赵如兰教授严格的四声训练，由此打下了良好的口语基础，两年课程学下来，他初步具备了与中国人打交道的听说能力。大学毕业后，他曾到香港游学一年，期间给避居香港的大陆难民补习英语，教学相长中不只提高了口语水平，更促进他与华人交游，增长了对中国社会的了解。 1972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来访美国，林培瑞曾陪同代表团成员任翻译两周，接着又与美方的其他翻译应邀访问中国四周。
从当时林培瑞接受中国记者的长篇访谈——〈同中国球员相处两周〉（见《半洋随笔》，页195-214，台北，三民书局，1999）一文不难看出，那时候，政治上还不太成熟的小林对共产中国的了解多限于中共官方的宣传。后来他出访中国，途中又作为「外宾」备受礼遇，更陆续参观了官方特意安排的去处，行程中所见所闻，多少算是迎合了他当初满怀天真的左派理想。那时后他属于美国反越战群体的一员，担任翻译期间，因抗议美军轰炸越南，更与其他翻译鼓噪声势，为临阵表态，曾做出拒绝陪同中方代表团去会见尼克森总统的壮举。如今时过境迁，通读那篇极力称颂中方，严厉批评美国政府的访谈，其侃侃而谈的措辞和腔调几乎与《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前呼后应,活脱脱一个七十年代的洋粉红。
只是到后来，林培瑞多次居留中国，遭遇不少荒诞的刁难，目睹令他诧异的现状，才逐渐认清了中共的本来面目。 1979年，林培瑞到广州中山大学访学一年，据他所述，他和妻子从香港带回很多国内禁止阅读的刊物，某些与他熟识的师生出于求知或好奇，有时会暗中来他处借阅。他发觉那些借阅者多显得举止诡秘，似乎都担心他们借阅港台刊物之事为外人所知。林培瑞由此才得知，中共当局严控新闻传播，明令禁止阅读境外媒体，一个人若被发现阅读违禁文字，会有受到惩罚的危险。在〈共产党是我的老师〉这篇短文中（页107-111），他列举美国的宪法条文，向中文读者宣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道理。据他的陈述，美国宪法「不说公民可以如何如何，它专门说政府不可以如何如何。」他进而论证说：「这点看起来很小的区别实际上意义很大。它说明言论自由不是赐予的权利，而是天然的权利。宪法的具体作用是禁止政府违反天然的权利。」经过认真的自我反思，林培瑞坦诚自述，说直至面对中共新闻管制的严峻现实，他才彻底明白，美国宪法为什么「不说支持公民的权利，而说政府决不允许限制天然的权利。」我也是读到上述议论，才豁然开朗，领悟了个中道理。
在回忆旅居中国经历的文章中，林培瑞常以生动的笔致描述他面对中共强权所陷入的尴尬境地，并以颇为幽默的笔致嘲讽了官方办事人员的颟顸和蛮横。 1988年，林培瑞被派往北京接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办事处主任之职，甫一入境，他们一家四口就让一连串繁琐的手续折腾得手忙脚乱，为办理居留证，受尽了刁难和拖延，最后他不得不交上官方要求的书面检讨，才得以免交罚款，致使他接连三次发出了无可奈何的慨叹（〈警官奇遇〉，页65-72）。接下来更令林培瑞惊恐和气愤的事件是，他曾应邀陪方励之夫妇赴布希总统宴会，不知何故，途中遭到警察粗暴阻拦，以至最终未能如期到场。紧接着在六月四日，他亲眼目睹戒严部队枪杀学生的暴行，初次见证了血腥的红色恐怖。从此以后，林培瑞开始发表文章，接受媒体采访，踊跃参与和支持海外华人维护人权以及民运人士的活动。试读以下这段有所反省的自白，可看出他思想转变的过程：
我成年时对中国政府的批判并不因为我是美国老右派出身、为情报局做事、赞同美帝国主义，等等。其实我早年是一个有天真理想的左派学生。把我塑造成现在的反共知识分子不是帝国主义而是共产党自己的行为。我的「天真」理想——平等、正义、互助，等等——仍旧没变。我只是多认识了一些现实而已。 （页195-196）
走笔至此，有必要指出，有关「左」与「右」的区分，基于中美、东西的不同语境，有时候很难一概而论，实不必死抠字眼，径直与「激进」和「保守」或「革命」与「反动」挂钩。林培瑞早年对共产中国所怀抱的左派理想尽管不切实际，但他所立足的「平等、正义、互助」等观念，则从起点上确立了他作为一个汉学家有志于中国文化研究所具备的朴素情怀和真诚意愿。这种对中国文化求同进而认同的立场，可以说在一定的程度上源于他当初的左倾热情，因而他热心学习中文的起点就有别于西方汉学界某些纯学院派人士的倾向。此辈学者多在书斋内做冷门学问，对其所关注的东方文史领域或出于猎奇和玩赏，所关注的人类学资料或偏于搜罗奇风异俗，或旨在展示荒蛮怪异，他们的学术趣味不无东方主义（orientalism）之嫌。
林培瑞做学问的起点则与之明显有别，他涉足中国俗文化研究始于他旅居中国时与平民打交道，同他们共享文娱活动时感受到的乐趣。这也与他天生的合群性格，乐于游艺的情趣有关。早在旅居香港之日，林培瑞就迷上了相声，观看演出之余，竟有兴趣私下买唱片，听录音，乃至与专业演员切磋技艺，竟至做出洋人中的破天荒之举，远道投奔名角侯宝林，拜其为师，成为侯大师的首位洋弟子。据说在广州中大访学时，他曾登台演出，那满口京腔的debut曾一时在校园传为佳话。正是在一系列认真参与活动，有了实习感受的基础上，他逐渐积累了相关的相声知识，竟然写出了连中国人都会自叹弗如的专业论文〈相声语言艺术杂谈〉（页243 -264）。我是在拜读此文后才得知「相声」俩字的命名语义，即所谓「面相和语声」，点明这种表演贯串了「说、学、逗、唱」四项技艺。在另一篇〈相声抓住了我〉（页227-229）的相关短文中，谈及相声艺术的特色，他更提出了与官方定论不同的看法。他说：
有一种看法认为，相声是讽刺艺术，而讽刺的本质免不了要指出问题来，因此，相声基本上是消极的，不能算十分健康。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任何人，任何社会都有问题、困难，这是免不了的，关键是怎样对待。如果绷着脸发愁，整天很沮丧，会解决问题吗？我认为笑的作用是积极的。
接着他特别援引美国医学界的最新研究，认为「笑对病人或对健康的人，都是有着有益的作用。」仅从此类并非严肃议题的议论中即可看出，林培瑞这个老外一旦面对中共官方的某些教条，就有可能发出的不同声音。维稳机制旨在消声一切异议，连民众娱乐中宣泄情绪，针砭流俗的讽刺言论都神经过敏，企图压制，以至相声演出的内容也受到官方严格审查和甄别，很多传统的段子都被贬斥为低俗或封建而予以取缔。随着老一代名角陆续去世，近三十年来，相声演艺日渐凋零，似乎已被赵本山之流新兴的小品演出取代了。
林教授多年前赠给我他的学术专著一册，该书题曰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 (《鸳鸯蝴蝶派：二十世纪早期中国城市的通俗小说》)，这是他在哈佛大学读书时撰写的博士论文，至今尚无中译本。以上我曾提及东方主义，若照中共语义的「东方主义」来定义，此书恐亦难免东方主义之嫌。林培瑞在谈及此书的写作时特别说明：
我本来念的是历史系，而我主要的兴趣是想通过鸳鸯蝴蝶派作品去理解与分析当年在上海和天津的小市民读者群里的精神面貌与人生观。有趣的是，我到中国去跟中国学者说说我的题目，他们常常显得有点奇怪，婉转地问我，「鸳鸯蝴蝶派？你……你不知道中国有好的作家吗？鲁迅？老舍？ （言外之意是何必研究鸳蝴派呢？）」（〈一九八八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一瞥〉， 页73-81）
上述学者对林书的质疑显然反映了中共的学术专政在学术领域所设立的禁区。他们的质疑让林教授甚感纳闷，接着他颇为幽默地扪心自问，「研究一个题目就等同于称赞一个题目吗？」同时在文中解释说：「我的目标在于真假的区别，应该可以跟善恶、美丑的问题分开来谈。」中共党文化对学术研究设立了许多禁区，其禁令最终造成寒蝉效应，一个学者若贸然研究禁区所涉及的作家和作品，就可能被指责称赞了此类作家和作品，有犯错误的危险。林培瑞毕竟比我幸运，他是在哈佛读学位，他的鸳鸯蝴蝶派论文答辩顺利通过，获得博士学位，接着出版了这本专著。八十年代，我在陕西师大读书，硕士学位论文也走了类似林教授那类偏锋，选题是论述韩偓的艳情诗，结果被批为「宣扬人道主义，欣赏色情」，取消了论文答辩资格。好在毛后中国的世道已在渐进变化，随着限制较前宽松，林教授此书虽说至今尚无中译本，他在八十年代开创的通俗小说研究方向，至今在中国已成为显学。尽管该书曾受到上述庸流俗辈的当面质疑，但时至今日，国内学术界年轻新锐之士的相关论述已有多处援引该书的内容，并给予正面评价。评论界普遍确认，林著在社会学的研究层面上不但突破了简单的历史反映论，而且详尽阐述了文学与现实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甚至贯穿了精彩的结构主义叙事学分析。林教授给我的赠书扉页上曾题款曰：「君今论风月，吾昔谈鸳鸯。」顺便在此提到该书，征引几句赏析的闲笔，聊补我过迟的阅读反应。
1997年，林培瑞去中国负责普大在北京的暑期中文班教学，入境时意外受阻，紧接着被边防官员悍然驱逐遣返。对这位「用了一辈子学中文，研究中国文化」的汉学家来说，打击当然很大。当他被官员问及对「中国」这个国家的看法时，他坦率地说：「我爱中国但不一定能爱国家机器或者个别领导人。」（〈北京一游〉，页93-97）面对诘问，他坦率回应，从此以后，再也无缘访问中国大陆。但他所受的打击和阻拦并没挫折他对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研究的热情，更没断绝他与华人朋友的交往。中共的蛮横反而促进了他积极参与「人权观察」、「中国人权」等团体的活动。这一切正如余英时教授为《半洋随笔》所写的序言所说：
培瑞和所有富于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一样，永远在追求公平、平等、人权、自由……等正面价值。他的「反共」是万不得已的，因为共产党恰恰是这些基本价值的毁灭者。他认同于中国文化，因为这个古老文化的核心部分是尊重人性，也最富有人情味的，他认同于日常生活世界的中国人，因为他们之中也大多数是善良而又最有智慧的。
如上所述，除了与林培瑞谈学问时说国语，便于互相沟通，相近的立场和批共的方向又是我与他交往至今的另一个原因。
我初来美国教中文，因参加普林斯顿大学的汉语教学会议，又出席普大「中国学社」的研讨会，从而结识林培瑞教授。那时候我受孙康宜教授引导和鼓励，教学之余，偶尔写一些评介西方性别研究的文学评论，尚未有意涉及有关中国的时政问题。 1997年，林培瑞转交给我一本美国教授H. Lyman Miller签名的新书，题曰Science and Dissent in Post-Mao China（梅瀚澜：《毛后中国的科学和异端》），希望我读后能给作者写一篇书评。我拜读该书后即时写了篇书评，题为〈科学的僭越和沦陷〉，在《世界周刊》上发表。文中详尽剖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关自然辩证法论述之偏颇专断，进而批评中国大学开设自然辩证法课程所造成的误导，特别点出一个值得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深思的问题：「由于不加批评地接受知识与权力的结合，同时为追求一整套综合真理体系而容忍唯一的真理准则，知识分子已在一定的程度上与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达成某种共谋。」（参阅拙著《交织的边缘——政治和性别》，台北，东大图书，1997，页131-138）。
从此以后，我陆续撰写此类异议文字，一发而不可收。 2000年暑期，我回西安看望母亲，突然遭国安拘留审讯，他们出示了我给西安友人邮递「中国学社」苏炜等人主编的《民主中国》和胡平主编的《北京之春》等「反动」期刊的证据，严厉追究我违犯「国家安全法」的罪责。那时候我尚属持绿卡的中国公民，当局随时都可判我重罪。幸蒙我任职的大学即时联系美国政府营救，我被拘留数日后即获释返美。获释的条件是：我返美后不得向媒体公布自己在西安的遭遇。由于我任职的学校也要求我遵守此许诺，返美后我只好保持沉默。魏京生常来我家喝酒，闲谈中曾多次邀我去美国国会作证，我都没应允其请求。一年之后，又有旅美的中国公民回国后遭到拘留，林培瑞即时与我通话，严肃促使我打破沉默。经他介绍，我接受了美国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高教记事》）记者的采访，初次公布了我在西安被拘留受审讯的经历。这个访谈发布后，其它媒体的采访接踵而来，我随之撰文详述了我遭遇国安扣押的整个过程，在中文报刊发表。林培瑞紧接着把此文译成英文，题曰Arrested in China，在《纽约书评》上刊出，并被其它媒体转载。 2004年，我那本回忆录——《我的反动自述》——在香港出版，林培瑞即时引荐Susan Wilf女士把此书译成英文，并特意为该书撰写了长篇导言。此书英译本题曰Confessions: An Innocent Life in Communist China, 林教授接下来又寻找出版社，推荐经纪人，经此一番顺利操作，该书于2007年由诺顿出版社印行。
该书英译本出版后颇获好评，曾畅销一时。从此以后，我彻底扭转写作方向，从早先偏重文学评论和古典诗词研究转向评毛批共，先后推出专著《还原毛共：从寄生幸存到诡变成精》以及《百年中国的谱系叙述》、《毛泽东与歹托邦》等多本评论集。综上所述，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说，正是基于林培瑞教授的激励和帮助，我多年来从言行到写作，从信念到交友，一直都追随着国内外异议人士的努力方向，至今仍在坚持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抚今追昔，虽说没做出什么学院学术的成果，多少算是成就了我这个「反动分子」的正果。
对林培瑞教授来说，从事中文写作，仅偶然命笔，浅尝辄止而已。但阅读了他那些短平快的文章，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在此点明其独特之处。他的中文作品尽管篇幅不多，他拥有的中文的词汇量也毕竟有限，但这一局限反而成全他把他的第二语言书写得平实简洁，明晓精炼，从而避免了中文母语作者行文中往往会有的支离漫衍和芜词累句。基于他分析哲学的功底，他的文章最醒目的特征是条理清晰，论述的逻辑性较强。更让我警觉的是，面对中国留学或访学人士盲目追随西方新理论的某些论文，他提出了中肯严肃的批评。林教授虽身处美国学院派后现代主义理论前沿，但对福柯、德里达、杰姆逊等洋大腕的新名词、新概念，他不但不迷信，更避而远之，进而批评中国学界的跟风派说：「中国学生吃亏就吃在他们刚到西方世界来，判断力不够。他们哪里能知道这些漂亮名词是很表面的，时髦的东西，离开西洋文明的骨髓相当远。……英美大学的哲学系几乎都不理睬这些语言游戏的表演者。」林教授接着语重心长地指出：「后殖民地主义的基本主张——反对文化霸权——是不错的。而且是很重要的。但是用『后殖民主义』这个名词去反对西洋文化霸权带有相当大的讽刺意义。因为这个新造的名词本来是西洋发明的，把它带到中国土壤上让它支配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语本身就是后殖民主义的例子。真正要离开文化霸权的话，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创造和使用自己的新理论和自己的名词术语。」（〈用自己的思想和语言说话〉，页150-162）
正是基于他本科学习中严格的认识论训练，林培瑞涉笔较为陌生的中文语境，天然地免疫了中共官方话语的感染。我在此特别要推荐〈摆脱集权主义的语言〉（页17-29）这篇文章，对长期受中共话语专制操控的大陆民众来说，认真阅读此文，应会有一定的解魅效力。进入陌生的中文语境，出于其外来旁观者的视角，林培瑞得以清醒地辨认出「中国官方语言和日常用语的区别」。基于这一区别，他进而辨析官方语言如何侵袭污染日常语言，乃至支配着言说者日常的表达方式，无形中给民众施行了话语洗脑。中共的这种「语言工程」通过领导讲话，媒体推广，政治学习，小组讨论，以其政治正确的语调和措辞对民众施加「无意识反应」的手术，最终构成了对全民的话语专制。林培瑞在该文中分别列举词汇和文法的特点、道德情绪化、唯目标主义、真假区别的消失五种手段，援引一系列已普泛到民众日常用语中的陈词滥调，揭示了官方语言如何渗入日常用语，最终「占据道德舞台的主要位置」。
对应此文，我顺便在此也举个我自觉抵制官方用语的实例。自1949年中共建政，按照官方语言的定义，此前被称为「解放前」，其后被称为「解放后」。这则政治套语七十多年来潜移默化，已铁定为历史进程中的红色分界线，从此以后，众口一词，中国人群体默认了这个话语专制下的「解放」。几年前经朋友帮助，我有幸觅得祖父一部丢失的书稿——《陕西佛寺纪略》，该书稿是祖父受命西安文化局领导，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编写的。现经我全面整理修订，已在台湾出版。整理过程中，我特别修改不少官方用语。首先把所谓「解放前」和「解放后」一律改为1949年前或后，把「党和政府」或「人民政府」云云，一律改为「当地政府」或「当局」。这一中性用语的还原，让我感到心情舒畅，算是给祖父的亡灵清除了官方话语的污染。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信哉是言也！
上述林文均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全部收入林培瑞唯一出版的中文著作——《半洋随笔》。近年来我虽未读到他正式发表中文随笔，却偶尔在上网浏览「美国之音」的节目时，看到他接受访谈的视频录像，这些访谈多涉及有关中国的时政问题。眼前的林教授满头白发，他依旧反应敏捷，有问必答，那稍显低沉的嗓音吐词还算清晰，伴随着不紧不慢的节奏，他有条不紊地议论著，一连串中文字幕同时在屏幕上展现出来。我边看边听，享用和品味着那出口成章的视听效果。这些访谈随后在网上都呈现为中文文本，对我来说，照样可作为林教授的中文写作反复阅读。
这些访谈中有一篇题为〈中共的「问题辞令」〉，在该文中，林教授继续就官方语言对日常语言的渗透展开追踪。天下的议共批共者果然所见略同，他开场白便提出了上述所谓「解放前」和「解放后」的问题。他说，「解放」（Liberation）这个时间符号一旦通行中外，你不知不觉就认同了「中国人的奴化时期」。基于此「问题辞令」所施加的潜移默化作用，林培瑞列举出一系列有问题的辞令。比如报刊上一直把「六四」民主运动称为「动乱」，久而久之，「动乱」俩字已成为那时候那个事件的专有名词。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次会议上，林培瑞发现有位曾参加天安门学生运动的女士在场发言，提及1989，竟然也满口「动乱前」、「动乱后」地诉说起来。林教授于是指出，这位女士口头上接受了官方的这个问题辞令，等于她无意识深处已认同了官方对「六四」民主运动的定位和判决。一个问题辞令铺天盖地重复下来，竟然会对一个民主运动的参与者施加了从「洗嘴」到洗脑的功能。你只要按官方语言说话，你就陷入被驯化的境地。一个人一旦被洗嘴，官方语言就深化到他/她的无意识层面了。
接下来林培瑞列举了一系列问题辞令，比如「维稳」与「和谐」。既然党天下很「和谐」，何必要豢养一大批国安、武警等人员对民众施加暴力。 「维稳」只是「镇压」的政治婉语，而「和谐」则是粉饰并不和谐的辞令。至于特别招待外国友人所住的「友谊宾馆」，那个名曰「友谊」的辞令是对入住者施行统一战线的婉语。林培瑞给中国乒乓球队代表团做翻译，称颂中共的年月，作为中人民的「友人」上了中共的纪录片，曾被「友谊」过一阵子。一旦他他帮助方励之夫妇避入美国大使馆，就成了「不怀好意的境外势力」。
林培瑞这个在中国被官方视为极右的反共分子，在美国其实至今还保持着他年轻时偏左的热情和勇气。他并非逢共必反，他说他「喜欢就事论事，极权政府的主张里面要是发现有道理的东西，那我愿意接受。支持的是那条道理，不是政权的合法性。」（〈「对外汉语」有感〉，页191-194）1999年，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在对国际新闻记者每天发布的简况介绍会上，从今后不再用中英两种语言，只用汉语。此举引起许多西方记者的反感，他们自以为英语是国际语言，今后若只用汉语发布新闻，自然会给他们造成一定的语言障碍。针对他们的不满，中方应对说，「美国政府在华盛顿发言，只用英文，并不考虑别种语言。尊重地主国是自然的事情，在华盛顿是自然的，在北京也是自然的。」林培瑞在文中引用了中国官方的言论后，紧接着表示他尊重中国官方的决定，进而批评了美国人的英语帝国主义强势态度。就我的个人见闻来说，美国人也许是世界上特别疏于学习外语的人群了。他们很多人往往只会说英语，到他国办事和旅游，只指望人家说英语来适应他们的耳朵。身为一位在美国教中文的教授，林培瑞看到中国人学习英语的人数那么众多，而在美国选修中文的学生十分稀少，不由得发出了对比极其失衡的慨叹。
此外，对某些在美国教中文的教师，林培瑞也有直爽的批评言论。他认为他们对学生要求过于宽松，说「中国人来美国作汉语教师，最大的毛病是改学生的错误改得不够。」本人身为中文教师，这一点是我特别赞同林老师之处。由此也可以想见，他平日应不至于像他所批评的那些教师，不会无原则地护短或讨好自己的学生，而是以学校的教学守则自律，同时也这样去要求其他教师的。
上述短文所表达的中文教学从严主张也正合我的心意，在我执教的大学，我发现我熟识的个别中文教师就有该文所述的姑息学生倾向。无可讳言，美国藤校中是存在着某种grade inflation的现象，学校当局的确严肃检讨过此类问题，但效应到底如何，并不十分清楚。我不喜欢个别学生到我的办公室争论分数，比如有的学生对我说，要准备考法学院或医学院了，是不能有B plus成绩的，因而反复向我bargain成绩。我对他们的回应总是：「You must earn your grade!」在学生期末给老师所写的评语中，我有时就会看到谈不上多么正面，但也未必极其负面的评价：「Kang laoshi is very tough!」
2024年5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