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de / Matters 20210807   转自新世纪

极权确实是种诱惑：人民素质这么差，而且骨子里根本想被奴役，为什么要让他们有自由意志？

求学阶段，我还没来得及进入被要求背下整本《论语》的年纪，就离开台湾。我对儒家和《论语》并不那么熟悉，孔子也没有给学生时期的我留下太多压迫跟心灵创伤。

在想儒家・儒枷征文活动有什么是我能够写的时，我重新翻阅余英时《历史与思想》论文集，那天早上才在重读〈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下午就收到余英时教授已于8月1日过世的消息。这篇文章，就算纪念余英时教授吧。

题目：儒家是怎么变成儒枷的？
类型：读书笔记、论述
场景：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
嵌入：「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反智是我们的传统？

余英时这么开始全文：「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一向弥漫着一层反智的气氛。」

初次读到这句话时，我愣了一下：中国人不是向来崇拜文人、知识份子吗？至今占据华人文化核心位置的孔子与儒家，最重视的，不就是教育与学问吗？

历史上，执掌中国政治核心与官僚体制的，难道不是文人儒士吗？我们不是一直信奉「认真读书，就可以出头天」？

这几年关于「英才制／meritocracy」的书甚多，外国人至今在讨论这个主题时，仍会举科举制度为历史中英才制的优良范例。姑且不论科举的诸多弊病，或到底达到了多少「阶级流动」的效果，比起阶级、领地皆世袭制的中古世纪欧洲社会，科举制度至少还提供一个向上流动的机会。

直到今天，整个儒家文化圈不是仍热衷于教育与考试？我们不是仍以考上好学校作为卡位、稳固出路的最好路径？

这个反智传统，到底怎么来的？

儒家的主智论

在先秦时代的儒家思想中，不管是孔子、孟子、荀子，都主张积极运用知识与智性。

孔子是主张知识份子从政的，他自己就曾一再表示有用世之志，他当然也赞成他的弟子们有机会去改善当时的政治和社会。但孔子心中的知识份子参政却不是无原则地去做官食禄。他的出处标准是能否行「道」，及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如果只为求个人富贵而仕宦，在孔子看来是十分可耻的事。所以他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余英时，2018：4）

孔子也赞成庶人议政。故有言：「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这话的相对意思当然是：「天下无道，则庶人议。」东汉太学生的清议和明末的东林运动，都是中国知识份子受这个庶人议政的传统影响的例子。

道家是帝王的权谋之术？

道家讲求无为而治，无为，要怎么实践？ 《老子》中有这么一段：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余英时是这样解读的：

老子在此是公开地主张「愚民」，因为他深切地了解，人民一旦有了充分的知识就没有办法控制了。老子的「圣人」要人民「实其腹」、「强其骨」，这确实是很聪明的，因为肚子填不饱必将铤而走险，而体格不强健则不能去打仗或劳动。但是「圣人」却绝不许人民有自由的思想（「虚其心」）和坚定的意志（「弱其志」），因为有了这两样精神的武器，人民便不会轻易地奉行「圣人」所订下的政策或路线了。 （余英时，2018：11）
如何解读《老子》，历来众说纷纭，老子是否奉行反智与愚民，很难有定论。我读道家思想，向来偏重哲学思考，或是用在自我拂照，如果硬性按字面解读，试图做务实面、甚至政治上的「套用」，放在开篇第一句话就点明了「道可道，非常道」——「可以用言语说出来的道，绝对不是真正的道」的《老子》文本语境里，其实根本违反老子之道。

我觉得道家思想无法被「套用」，并非意味道家中不存在养身处世的大智慧，但无为而治，就代表这个「道」只能反求诸己、无法也不该强加于人。如果被统治阶层拿来「套用」，不但悖论，也确实会变成压制臣民的御下之术。

余英时写及道家演化为黄老学之流变：

自战国末年法家攀附老子之后，老子思想的政治涵义确是愈来愈权谋化了。 ⋯⋯老子在政治上发生实际的作用，要等到所谓黄老政治哲学的发展成熟以后，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等到黄老和法家的一套办法结合起来之后。
黄老思潮的得势在汉初六、七十年之间⋯⋯黄老之能流行于大一统时代的汉初，绝不是单纯地因为它提出了「清净无为」的抽象原则，而是黄老与法家汇流之后使得它在「君人南面之术」的方面发展了一套具体的办法，因而才受到帝王的青睐。 （余英时，2018：13-14）
黄老之术把老子思想中的「圣人」和帝王结合在一起，黄帝四经大概是秦统一天下后才成书的，而可能是黄帝四经其一的《十大经》〈成法〉篇，便假黄帝之口言「余一人兼有天下」，帝王是大一统天下的继承人，同时也掌握唯一的真道，故能「操正以正奇、握一以知多」，在这种思想下，圣人帝王全知全能且永不犯错，必然要禁止臣下的诤议，甚且要进行思想统一。

 

法家的反智论

余英时接着讨论影响中国政治传统最深远、摧残智性和压制知识份子最彻底的法家：

韩非之所以主张愚民是因为他根本就认定人民是愚昧无知的，无法了解国家最高政策的涵义。如果再让他们有一些足以批评国家政策的知识和思想，则只有更增加政府执行路线时的困难。 （余英时，2018：21）

余英时先引韩非的〈显学〉篇：

「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婴儿子不知其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之介，而无私解，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

然后这么评论：

这番话真是说得痛快之至，动人之至，使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那句话显得黯然失色。人民都像无知的婴儿一样，政府要他们吃点小苦以谋求永久的大利，他们竟然全然不能了解。以当时法家的四大基本政策而言，促进农业生产是为了解决人民的经济问题；加重刑罚是为了镇压坏份子；征税征粮是为了备荒备战；在全国范围内要人民破私立公、国而忘家是为了准备痛击一切来犯之敌或进行统一中国的战争。但是人民对这四大基本政策竟都有怨言。在这种情况之下，政府如果再重视知识份子的批评或适应人民的政治水平，那么国家便必然要陷入混乱的局面。 （余英时，2018：22）
这段话我读来怵目惊心：余英时这篇文章著于1975年，如今读来毫不过时，和我们日常听见的、捍卫极权的论述，并无二致。

人民非但无法理解政府的苦心，还会妄加批评：大禹治水，子产开田树桑，皆遭人民非议。为了要杜绝人民对政府的批评，向来喜欢议政的知识份子自然是法家首要的攻击目标，故韩非又有名言：「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进」。

 

被法家、黄老术合体的儒家

秦国奉法家而一统天下，汉初帝王推崇黄老学，到了汉武帝时期，他采用董仲舒的学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表面上看来，儒家自此独霸中国思想，但实际上，这是已经被换过血的儒家，余英时称之为「儒家的法学化」。

董仲舒自诩儒家传人，孔子说：「攻乎异端，私害也已。」（攻为研究之意，异端是杂学、指非圣人之道，孔子的意思是，研究不同于自己的学术，才能多方了解其得失利弊，也可以避免陷入党同伐异的偏失）

董仲舒却上书汉武帝，要求：「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而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这种灭绝「正统」以外的做法，其实和法家李斯上奏要求秦始皇焚书，同出一辙，双方都旨在统一思想，禁绝异端邪说，差别只在激烈程度不同而已。

董仲舒又从法家中撷取了「尊君卑臣」的概念，韩非说：「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董仲舒则说：「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

当这个「尊君卑臣」的原则再被推广到其他社会关系上面，就产生了著名的「三纲」之说，而这「纲常伦纪」，同样是从法家来的！

韩非〈忠孝〉篇：「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

所以余英时说：

汉武帝之所以接受董仲舒的建议⋯⋯是因为他巧妙地用儒家的外衣包住了法家「尊君卑臣」的政治内涵。 （余英时，2018：43）

自此，只有念儒书者才可以做官，司马迁在《史记》里便记载了许多打着儒术招牌、追求功名利禄的「儒生」，公孙弘是其中一例。其人善察言观色、行使权谋，每朝会议，他从不面折庭争，从不提出反对皇帝的意见，所以汉武帝很喜欢他。他和主爵都尉汲黯去面奏武帝时，他总是让汲黯先陈事，他再观察汉武神色，捡中听的说，于是武帝连连拔擢他，立他为丞相，又封为平津侯。

公孙弘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侯拜相的儒生。

 

极权的诱惑

韩非两千多年前的论述，我读得心惊肉跳，不只因为那些话仍然犀利，也因为我发现自己忍不住对韩非的话点头。

今天仍有许多短视近利、只会抱怨政府的人，期盼「英明有为的大政府」告诉他该往哪个方向前进，为所有事情负责，包括他的人生。

当人民水准低落，极权确实是种诱惑：人民素质这么差，而且骨子里根本想被奴役，为什么要让他们有自由意志？

许多对于民主政治的批评，也与此相仿：民主没有效率、选民素质不佳，无法选出适任的领导者。反观极权政府高效能、有魄力，能够迅速把全国带上进步的轨道——当然大前提是，政府的方向是对的。

 

反智的诱惑

极权的诱惑，其实也就是反智的诱惑。

我们拥有很多知识，我们受教育的程度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我们掌握高端的专业技能，但那并不等同智性。

君主专政、威权统治的外在枷锁解除了，但心智上的枷锁也许尚未去除，而无形的枷锁，往往是最重的。

当我们反对极权政府，原因往往是权力必然导致腐败，领导阶层最终只谋自身的利益、追求永久的统治权，但假设真的有一个绝对英明的领导人／阶层，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接受极权统治？

世上许多人，包括我在内，往往都不想为自己做决定——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其实是一件恐怖、困难且冒险的事。面临人生的重要关口，我们都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如果有一个人，知道的比自己更多、更睿智，我们便会想听从他，把判断力跟决定权「外包」。

所以我们渴望跟随「英明的领导人／政府」、「教主」、「上人」、「导师」，求神问卦，希望父母或伴侣告诉自己怎么做，跟随同侪与团体的步伐，甚或听从全知全能的上帝。

西方反乌托邦文本小说《美丽新世界》、电影《星舰战将（Starship Troopers）》，也在讲同样的事：如果有人可以告诉我该怎么做，我不用自己思考，其实是比较快乐、轻松的一件事。

 

统治者的萝卜与鞭子

「圣人统治者」、「英明领导人」如何使我们听话？因为他掌握我们的人性，法家对人性的论述，完全与当下无缝接轨：

法家假定人性是好权势、好财富的。因此只要「圣人」全部控制了这两样法宝，他就可以诱导人民追随他的政治路线。第二，法家假定人性是贪生怕死的，因此「圣人」的严刑峻法便可以阻吓人民不敢乱说乱动。 ⋯⋯法家对于人的思想的看法：人的思想是永远在趋利避害的，这又是法家相信思想可以通过威胁利诱来加以控制的理论基础。法家之所以肆无忌惮地公开提倡反智论，其一部份的根据也在这里。 （余英时，2018：26-27）

法家对人性的「假设」，在今天是「常识」，但当我们视权势财富为人生唯一追求，以趋利避害为人生终极指南，我们就如同法家御下的人民，统治者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威胁利诱之。统治者并不一定是人或政府，它也可以是企业、制度、市场，我们追求什么，它就是我们的统治者，统治者奖励服事它的人：你对公司有用、你能在资本市场赚钱、你按照它的游戏规则，市场就会奖励你、给你相应的回馈，但当有一天你不想再服膺它的规则时，它也会毫不留情地把你吐出来。

 

读《论语》有用吗？

如果单有知识与学问，不见得能抵御极权与反智的诱惑，或免于被统治者收编。那么儒家教育讲求的智性，到底是什么？

也许是透过对知识学问的追求与反思，建立诚实的思辨力、确认自己该怎么做：「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然后知行合一：「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然后找到自己可以安身立命的价值与追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

并且那个追求独立于权势财富之外，并非否定财富、或要人刻意追求贫贱，只是那不是目的、或者说有更重要的追求而已：「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录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我未曾系统性地研究《论语》与儒家思想，我用很直接的方式读《论语》，把当中的话视为务实的智慧：学习孔子如何念书、为人处世、培养品格与德性。

 

出世与入世：你会怎么选？

面对混浊的世界，不可爱的人性——不管来自自己或他人，如果不想合流或受影响，超然世外，维持自身的干净，可能是一个相对容易的选择。

比起儒家，从小我更喜欢道家，即便只识凤毛鳞爪，却总觉得道家高远，哲学纯度更高、更漂亮、更干净。

《论语》中记载了几段孔子遇见这类带有道家性格的隐者、出世者的故事。

其一是楚狂人接舆，他经过孔子的车前，高唱「凤兮」之歌，意在劝说孔子，在乱世出仕，只会为自己带来危险。孔子要下车与他说话，接舆已趋而避之。

其二是避世耕田的长沮与桀溺，孔子经过他们时，使子路向他们打听渡口的所在。

长沮故意问子路：「车上执着缰绳的是谁？」子路答：「为孔丘。」长沮继续明知故问：「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答：「是也。」长沮便讥讽地答说：「那么，他应该知道渡口在哪里了。」

于是子路又去向桀溺问路，桀溺问他是谁，子路答：「为仲由。」桀溺也明知故问：「是鲁孔丘之徒吗？」子路答：「然。」桀溺就说：「如今世局混乱如滔滔洪水，又有谁能改变局势呢？你与其跟随那人人避之的孔丘（讽孔子周游列国四处碰壁），为什么不跟随我们这些避世者？」然后继续耕作。

子路回来向孔子回话，孔子怃然：「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论语》记载孔子的志向与追求，在无法实现抱负时、或一再被提醒他是多么不合时宜时，孔子也常露出感慨与无奈。这个故事便是如此，孔子何尝不知他身在乱世，又何尝不知最超然、安全的作法是什么？他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并非不喜欢大自然或动物，而是一种感慨：我是人，（如果我有志于世）我只能和人在一起；若天下有道，我又怎么会想改变世界呢？

 

活在人间世

以前我偏爱道家，觉得孔子太世俗，因为年轻的时候洁癖比较重，总想确认自身的完好，想不受沾染。

近些年比较明白，活在人间世，必然充满了理想与现实的扞格，待在自己的山上，就可以完满地坚守自己心中最高的道德／价值／准则，但想要做事，就必须把手弄脏。活在人群里，就无法希冀自己的道可以放诸四海皆准。

更重要的是，《论语》提供的是道理、原则，而不是标准答案，无法被化约为教条。极权的诱惑、反智的诱惑，就是想说服人，天下有「一道」、「一教」，以此统一人心与思想。

但我们在《论语》里读的，是活在人间世，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有理想有失望的孔子。孔子的语录能让人得益，不在于我们可以从那些话中提炼出真理、写进教科书，而是因为那是他活在世间，体悟出来的道理与智慧。

孔子与学生、人君、同侪相处，他的话总是说在情境里，针对不同人的提问而发，他理解学生们回异的性格，照顾他们不同的需求，和每个人以合宜的关系相待。

把儒家跟《论语》作为政治统治工具，是把儒家变儒枷。但《论语》又确实有满满的政治智慧，因为所谓政治，按尼布尔语，也就是群体生活的艺术。

位于庙堂上的掌权者或有他们的政治之术，但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可以从《论语》中实践的政治伦理，可能也只有这样：具体地善待身边的人，具体地做一些很小的事情。

以上所有古文以外的引文，皆出自：
余英时（2018），《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

文中小标〈极权的诱惑〉，窃自我很喜欢的书，许知远的《极权的诱惑》，八旗出版。

我尽量不在文章中举自己没看过的书跟电影为例，但《美丽新世界》跟《星舰战将（Starship Troopers）》，确实是尚在待看清单上的书跟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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