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普（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

记得上两次同罗冠聪见面，一次在伦敦，一次在台北。

去年一月，寒风凛冽，阿聪和朋友们与我相约在伦敦一家粤菜馆用餐。久别重逢，叙旧缅怀，浅谈近况，心暖情真。阿聪当时提及他即将出发，北上英格兰、苏格兰数个城市，宣传「香港协会」（HKUC）文化活动，积极充实。六月，罗冠聪来台北演讲，畅谈大作，座无虚席。经我借鉴，台湾香港协会年轻伙伴们同年举办了「香港八月」一系列文化活动，集饮食、市集、演唱、讲座、聚会于一身，让台湾主流社会与香港族群彼此沟通理解，背后其实深受阿聪的热情及往绩感召。我们都分别离开了香港，坚持拒绝遗忘，积极努力，投入社会。这种心境是许多离港人士的深刻印记。

我和罗冠聪相识于「香港众志」还在香港政坛活跃时。罗冠聪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香港立法会议员，堪称时代弄潮儿。后来因宣誓事件被褫夺议席，又因访问台湾被追打及返回香港后受袭，再因雨伞运动前公民广场集会案被短暂囚禁，可谓命途多舛。在二○一九年反送中运动的大部分期间，他在耶鲁大学进修，但仍积极在国际线上投入贡献，为香港人权奔走呼告。在二○二○年国安法实施前，阿聪流亡英国。身处海外，阿聪继续社群工作，曾与时任美国国务卿庞佩奥（Mike Pompeo）会面，并且从香港政治人物转型为对抗中共的国际倡议人士。

阿聪出身寒微，性格内向，但勤奋认真，不平则鸣。回想当年，我傍晚在香港主持直播电台节目，偶有致电访问阿聪，他大多对答如流，言之有物。遇到戴耀廷教授向我谈及某些政治策略上的创新想法，我也曾约阿聪出来单独讨论。他谈吐稳重成熟，进退有度，令我印象深刻。

我认为这本书特别精彩的一篇文章叫〈家与心房〉，压在最后，但很值得读者优先阅读。文章透露了阿聪与父母之间的纠结与距离、爱与恨往往牵扯难分、命与运往往可即可离、人与人之间的爱不是理所当然、阿聪究竟如何渡过童年等。对照目前港共专政集团对身处海外的阿聪通缉悬红、对阿聪的家人及前伙伴在香港骚扰恐吓，更见阿聪立志之坚、出泥不染之稀、中共作恶之深。

罗冠聪不在香港出生，没有亲历自由繁荣的港英年代。一九九九年，他随母亲从深圳来到香港，与父亲团聚，先后在屯门大兴村、东涌逸东村居住，家境清贫，温暖或缺。阿聪就读东涌的教联会黄楚标中学，是深红「爱国」学校。书中谈到阿聪参加学校的七天北京交流考察团，以及有机会被「拣卒面试」进入「灰线」组织这段「机遇」，犹如在鬼门关前掠过。然而，正是这样的人，坦承剖白，自觉觉他，数年之后感召了很多香港人争民主、要自治、反专制。当中有「时代推着他前行」的部分，也有「他推着时代前行」的部分。当中出现的人生转折及心路历程，尤其是二○一九年至二○二三年这段期间，从挫折、负笈、回港、流亡到政庇，他究竟是如何面对的？很多细节，留待读者，通读全书，仔细琢磨。

接下来，我想从更宏观的角度，谈谈一些更深入的看法。当中部分观点，或会引起争议，盼未来与同道们进一步交流切磋。

一、 去留

首先，书中提及「离去」与「留下」这个二择一的艰难决定。罗冠聪引用谭嗣同的「去留肝胆两昆仑」来说明两个选择各有其道理。当然，这是正确的，而且每人都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奋发生活。我以下仅集中谈「离去」。

毕竟，面对马克思加秦始皇的中共极权暴政，我与罗冠聪都选择了「离去」。我们有遗憾，但无后悔。我离港前在电台节目公开讲过：「二○二○年的香港就是一九四九年的中国，要选择做巴金、陈寅恪，抑或选择做胡适、傅斯年，现在就是生死抉择时刻。」当时，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今已逐步应验。君不见前车之鉴，有些同道好友满腔热血，本欲离而未得，终致身陷囹圄，教人痛心疾首。屈原《哀郢》有谓：「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返……鸟飞返故居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此言甚是。毕竟断舍离知易行难，虽然无法「忘」掉香港，但也必须快狠准。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以理性、史识、经验、常识，克服懦弱、惰性、自欺、迷恋，是抉择的关键因素。抉择后，忘不了，不能忘，也不用忘。

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讲过：「哪里有自由，哪里是吾国。」（Where liberty dwells, there is my country.）余英时改苏轼诗赠高行健：「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今已破天荒。」这些都不是信口开河，而是背后有一套整全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基督信仰的基本观念中，人生在世就是「流寓」，因为人与神的关系不因地域、种族、国家而异。尽管我们既有「家」，也有「国」，有义务尽忠效力，但我们有选择离开专制极权险地、困地、极地的权利，以及选择「落地生根」并发愤效忠自由国家的自由。英国清教徒乘五月花号移居美国，爱因斯坦离德赴美，都是正确的决定，影响后世至深。胡兰成与周作人，胡适与冰心，去留殊途，生死永隔。梁启超《去国行》有谓：「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大陆山河若破碎，巢覆完卵难为功。我来欲作秦廷七日哭，大邦犹幸非宋聋。」这或许反映了我和罗冠聪的心迹。离开了的人，谦卑努力不懒惰；留下来的人，适时反抗不合作。不要死，好好活，准备好，等运到，光明始终会到来。

二、罪咎

离开了的年轻手足们，大多充满着罪咎感：舍离坐牢同伴、乍闻同伴噩耗、光复志业未竟、精神肉体创伤、前途茫然空白、人生计画重置、亲友爱情变质、新生适应困难、难忘香港一切。当人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深刻转折，这种罪咎感，揉杂着乡愁，势必降临。然而，我们必须懂得克服这种罪咎感和乡愁，因为它们只会带我们回到「过去」的时空记忆胶囊，并堵塞住朝向「未来」乐观、积极、梦想、勇敢、创新、试验的康庄大道。从今以后，就让罪咎感和乡愁残留在脑中一个微小角落，不要让它们喷涌至遮天蔽日。这是包括我和罗冠聪在内很多人士的日常功课。

正是这种浓得化不开的罪咎感，结合着流亡者海外逐渐膨胀的金钱权力自利野心，主导着部分「中国」流亡海外民运人士的命运，产生了各式各样的离地与异化，足足延续了至少三十多年。香港流亡人士应引以为鉴，不应单纯以一句「中港殊途」作结，因为人性毕竟是共通的。对于这种现象，经历过文革浩劫的哈金论述流亡的作品，很值得大家品味。哈金写道：「如果你走出国门，你就不得不像别人一样正常生活：以个人的劳动来支持自己和家人，靠自己的能力与别人竞争，兴败存亡全凭一己之力和运气。这种平等是自由的起点，既折磨人也是机遇。」「他们渴望某天能够回归自己的故土，这种怀旧心情往往剥夺了他们的方向感，并阻止他们在任何一个地方落地生根。」法国大文豪雨果（Victor Hugo）也讲过：「人生下来不是为了拖着锁链，而是为了展开双翼。」这些话语，盼与大家共勉。

三、身分

我知道时至今日有很多流亡海外的香港人经常讨论「身分认同」的问题，归根结柢是想不断反覆地确定、提醒、表示自己依然是「香港人」，结聚同质者，觉得这样才算莫忘初衷。其实，这种想法是把「努力光复香港」与「香港人」划上恒等号，认为只有「香港人」才会真心「努力光复香港」。我不作如是观。反共、抗中、复港，其实跟阁下是否 「香港人」没有必然关系。辛亥革命的资助者、实行者，很多都不是汉人或华人。美国独立战争更是适例。由此可见，「恒等号」无助结成更广阔和更平等的大联盟。

一个人的「身分认同」选择，应以「落地生根」为标准，不应以「莫忘初衷」为根据，否则就会必然发生哈金上述提到的「方向感失序」问题。我两年前已经说过：我是台湾人，也是勉强可称为「离散」的香港人，但我热爱台湾，会把台湾国家兴亡放在首位，落地生根，贡献社会，同时也不会忘记香港，并且与同道们共同努力实现光复香港之路。我认为这种想法与台湾国家利益没有根本矛盾，没有鱼与熊掌的问题。这样的我，不会有上述「方向感失序」问题。当然，我无法强制别人接受我这套想法，只希望成为彼此沟通及反思的参考。面对现实，大家不妨参考已经入籍英、美、加、法、德、日、澳、纽、台各国多年的港裔移民身分认同转变，可谓发人深省。我们从来不应着眼于「过去」和「未来」自己的身分如何，实应掌握「现在」的生存环境，追求落地生根，不求落叶归根。未来的身分认同，是未来的事，不是现在「预断」未来必须如何的事。只要我们追求自由与梦想的意志、信念、言论、行动常青，「身分认同」不应成为其障碍。

四、主权

据我理解，罗冠聪思想观念比较左倾，行文中也偶有「正反合」等辩证用语。此外，阿聪至今没有清晰主张过「香港独立」。他追求的是自由、自治、民主、法治的香港，追求香港不成为中国或中共的附庸，亦即他并未排除「光复」开明版「一国两制」：所谓「真正」的「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恕我直言，对于这些想法，我未必认同，但无损我对他勇气、热情、反抗、宽容、冒险等特质的赞美。

我认为：专制的中国容不下民主的香港。民主的大一统中国也容不下自治的香港。当中国分裂了，香港也会随之而脱离。时至今日，还把「开明版一国两制」列为选项，显然在逻辑与常识方面完全说不通。换言之，中国不民主，一国两制会死；中国民主了，一国两制也会死；中国分裂了，一国两制就不必要了。

香港从小的教育，告诉我们法治、人权、民主、自由的重要性，但没有告诉我们：如果没有自己的主权、国家、军队保障，那么法治、人权、民主、自由就犹如镜花水月一哄而散，也犹如一个细胞没有细胞壁或细胞膜保护，顿成浆糊。君不见台湾命运之所以异于香港，关键在于国家主权、军队国防、外交实力，从而危而不危，尤须慎防内渗。

香港人如不追求国家主权，亦即香港独立，还幻想夏桀老死、商纣从良、文王降世、文景之治，然后光复一国两制，那就是依然故我心甘情愿接受中国有权殖民奴役香港的奴隶心态。奴隶心态不变，二千年来尽酱缸。至于坊间所谓归英论，更是梦呓，英国笑，全球鄙。何不精诚团结，追求香港独立？这当然有时机问题，目前不宜躁进，但要准备好我们的政治理想与目标。犹如北斗，定舵前行，此其时也。

三大目标：中共倒台、中国解体、香港独立。三者缺一不可。当然，世界上没有任何自由国家政府，在事成之前，会公开支持「中国解体」（或任何国家解体）、「香港独立」（或任何国家其中一部分独立）的。所以，中国解体、香港独立，在国际公开场合，注定是一条孤单寡助的艰难道路，也不可能成为当前「国际线」的主轴。然而，三大目标的重点或枢纽在于「中共倒台」：一旦出现，中国解体、香港独立的成功契机，就会出现难以言喻的涟漪效应，至少有机会俾便逐一实现。届时中国解体、香港独立的秩序与品质，端视各方有识之士及公民社会目前是否准备就绪，伺机而动，一触即发。中共政权最怕的就是这一点，因为一旦成真，就会连中共倒台后「中国版普丁」大一统专政复辟金蝉脱壳的机会都没有。不过，我不看好中国人目前的公民意识和观念文化，但却看好香港人目前仍正勉力维系公民意识和文明观念。因此，这种反差情况相当吊诡，局势还需要详细琢磨及沙盘推演。但无论如何，三大目标是唯一出路，需要尽早认真准备。

我衷心期待罗冠聪支持上述想法，或至少不反对上述想法。未来可望求同存异，与全球同道们凝聚更广泛共识。

五、行动

今年六月，资深评论人练乙铮先生在「日本香港民主峰会」上，发表《论港独的知行合一——困境下的独白》文章，论述清晰，发人深省，掷地有声。

练文的重点在于「光复三实践」：做服务工作（生活、文化、政治纪念）及国际倡议（保护港人、制裁共官）的人力物力，宜大幅转移到加强对中共及港共政权的直接攻击力，达到大约四比六的比例。练文所谓「直接攻击」的例子，包括揭露中共在外国的秘密警察局、反消息封锁的拆墙运动、向外国暴露中国真相的大翻译运动等。以上都只是练乙铮先生的初步意见。

这篇文章的意见，正好说出了我的心底话。世界各地同道在过去四年的工作，大体上包括以下六项：纪念、社群、倡议、救援、媒体、营生。不过，我在去年及今年于美加演讲时，提出多两项：光复目标及纲领、组织与行动。这恰好类近练文的重点。我认为：光复目标及纲领、组织与行动，是有志于光复香港人士，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由下而上，加强信任，不宜冒进，逐步酝酿。与其在现阶段急于建立任何形式的大台，不如各人先从「对中共及港共政权的直接攻击力」的「事功」或「实绩」出发，或从举办深度讨论的本国或跨国论坛峰会着手（可以是部分公开、部分非公开），可能是当前更值得实践的方向。

特此期待包括罗冠聪在内的好友同道们都能求同存异，加强沟通，共襄盛举。顺祝罗冠聪大作《时代推着我们前行：罗冠聪的香港备忘录》一纸风行。

作者： 罗冠聪
出版社：黑体文化
出版日期：2024/08/07
语言：繁体中文
ISBN：9786267263990
丛书系列：黑盒子
规格：平装 / 272页 / 14.8 x 21 x 1.9 cm / 普通级 / 部份全彩 / 初版
出版地：台湾

——博客来

(文章转自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