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人生月刊
记者问:国际著名的汉学家、中国思想史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先生今(2021)年8月1日于美国普林斯顿寓所仙逝了。8月5日消息批露后,这一段时间引发了很多有关余英时先生的各种报导及评论。其中有赞赏的,也有批评的,不知道您对于这样的现象有如何的评论?有人说这是一个”余英时现象”,请问您对此有何评议?
林安梧教授答:我与余英时先生见过几次面,他是我们上一辈的学人。记忆比较深的,我在一九九三年曾在Princeton University他的研究室谈过一个下午,记得那天是金春峰先生带我去拜访他的。谈论了不少有关中国思想史方法论的论题,还有对于他的”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还有”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等论题。
后来,1995年12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由马来亚大学暨中华大会堂联合会举办的”传统思想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又得相遇。那一次,算是较为高端的小型的中华汉学会议,许多著名的学问家都去了。李泽厚、成中英、杜维明、陈鼓应,还有吉隆坡的陈徽治、新加坡的苏新鋈,我与刘笑敢算是年轻一辈的。
还有几次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会议上,我与他虽认识,但没有太多交往。倒是他有许多学生是我的老友,像黄进兴兄、王汎森兄、林富士兄都是,还有著名的武汉学人唐翼明兄也是。余先生的过世,令人不舍。我在八月五日,随即发了一个悼念的嵌名对联。
余英时先生的过世,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过去,他引发的讨论很多,您用”余英时现象”来概括这情形,这是恰当的。我现在先放开我对他的悼念,单就这现象来表示自己的一些看法。对前辈先生的最大敬意,就是针对问题,深切地提出讨论。我是秉持这样的立场来说的。
余英时先生的书,我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读过了。当然,慢慢地,出现很多有佩服的地方,也有不佩服的地方。我觉得余英时仙逝之后,现在所引发的种种讨论,可以作成所谓”余英时现象”来讨论,因为他是一个文化现象,批评他的有,称赞他的有,这足以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来观察。
余英时基本上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学者,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我非常重视一个文化现象后头所隐含的精神的或者心理的样态,精神史、文化心理史的考察,我是相当有兴趣的。
在很年轻的时候,读过余英时先生讲”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的文章,当时心里震动,眼睛一亮。但是,闭目沉思之后,随即觉得他的提法有意思,但却有问题。这问题在哪呢?我觉得他没有真正地抓到那个更深刻问题根荄。譬如他说:儒家的主智论,道家的反智论,儒学的法家化,就形成了反智论与中国政治的传统,这只是一个表象的概括,这里还没有进到那个更根荄的问题。
我那时年纪很轻,出生之犊不畏虎,就处理了这个问题,只处理了一半,我就把这篇文章写成了一个学习报告,在戴琏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的作业报告里。后来发展成一篇文章,其实当时已经写成文章了,就在《鹅湖月刊》第51期刊登,当时主编是曾昭旭先生,这篇文章被列为第一篇。
我也很感恩曾老师居然把一个大四刚毕业的学生的学期末的报告,作为这个刊物的第一篇文章。这个题目是什么呢?——《中国政治传统中主智、超智与反智的纠结——环绕先秦儒道二家政治思想的试探与考察》。这题目不小了,但是,我其实只拿先秦儒道二家,就儒跟道来说,儒家大概主要取自《论》《孟》《学》《庸》,但主要是《论》《孟》,还有《荀子》,道家取自《老子》为多。
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我就是要点出这里面有一个纠结,叫主智、超智与反智的纠结。就是说儒学有主智这一面,但也有超智这一面。而主智跟超智这里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联,而又如何走向反智,这内在有一个理序要把它揪出来。
大体说来,就是我的问题跟余先生的问题,表象上看很接近,但是骨子里头处理方式很不同,我觉得思想史概括得太简单了。当然,思想史也可以更深入,我觉得思想史更深入,就进到这个文化心理史或者精神史的层面,这样思想史才够深刻。当时有这个想法。
当然,这个部分是后来我会去处理”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哲学省察,我去处理”道的错置”的问题的原因,关于这个问题,后来我就出了这两本书,一本是《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之哲学省察:以”血缘性纵贯轴”为核心的理解与诠释》(台湾幼狮出版公司,1996年),另外一本就是《道的错置:中国政治思想的根本困结》(台湾学生书局,2003年),这个其实是由于余英时先生的这篇文章,引起我的兴趣和思考。当然,我觉得余先生对我来说是有贡献的,因为他让我仔细去思考这个问题。
当然,后头我还读了徐复观先生的文章,也读了张佛泉的文章,当然很重要(的是)读了我的老师牟宗三先生的书,像《政道与治道》。但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强调一定要铉进去那个核心性的问题。
我就认为,余先生这辈子做的学问,基本上是找了很多资料,但是他跟胡适之是很接近的。跟胡适之接近是什么意思?第一个,他们误认有一种很简单的科学方法,这科学方法,我”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概括进去,我就能抓到问题了,之后我就能作出论断了。
至于这论断能否真正准确,这就是问题了。这个地方,不只是史才,也不只是史识的问题,这里牵涉一个史道的问题(历史之道)。余先生我认为有史才、有史识,但是他对历史之道,就不如他的老师钱穆先生,他没有进到、穿透到最核心的那个地方,这一点需要检讨的。
所以,余先生其实他骨子里头是胡适先生,他基本上是胡适先生的,也就是他是”五四”的产儿。这”五四”的产儿是站在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的观点,而认为这是整个现代文明进步的很重要的核心。这当然是现代文明进步的一个重点呈现出来的果,但是原因不在这儿,原因有更复杂的。
它也可能某个部分是因,因为因果它是连贯在一块的,所以自由、民主、人权是现代化之果,而不是现代化之因。而胡适之先生他们基本上把它当成现代化之因,所以认为只要追求了自由、人权、民主,也就能现代化了。错了,这是现代化之果,不是现代化之因,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就是我们常常批评的所谓浅薄的自由主义者的论点。
没有想到余先生虽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仍然是温情脉脉的,也有一些理解了——他是钱宾四先生(钱穆)的学生,但是他其实钦佩的、欣赏的统统是胡适之。他在1991年胡适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就写过一篇文章《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
20年后,在2011年纪念胡适之诞辰120周年的时候,又接受了一个访问,访问者是《东方早报》,而标题是”余英时:胡适是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思想家”。我不认为胡适之是20世纪在华人世界影响力最大的思想家,我认为他是20世纪在华人圈子里影响力蛮大的思想家,而且是功,是过,这是要检讨的,不是那么正面的,这问题是很多的。
我常开玩笑,我说胡适自己改了名字了,他原来不叫胡适,他因为受到进化论影响,讲”适者生存,不适者灭亡”,所以就改成胡适,字适之,胡适之。开个玩笑,(说也奇怪),胡适之,这名字刚好是整个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一个符谶。这三个字(就是指)不知道往哪边去嘛,胡适之,这是个谶语。
胡适之,不知道往哪边去。不知道往哪边去,那是整个中华民族、整个华人的一个意识的危机啊!你胡适之也是在这个意识危机底下的状态啊!你只拿着民主、自由、人权,这是一个现代化之果,是在洋人、白种人为中心的现代化的结果,它不是原因啊,你以为它是原因吗?这就是你搞错了!
所以,余先生对胡适的理解,我认为仍然是以一个白种人,是以西方现代化思考的核心点所讨论下的,是以西方的话语权为核心来思考的,是一个浅薄的理性主义者、浅薄的自由主义者的这样的一个思考。这是借用牟宗三先生来批评胡适之的话来说的,胡适之以及尊崇他的余英时先生,现在仍然在华人世界还具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这其实是一个需要检讨的文化现象啊!
(清和 整理)
附录
敬悼 余英时先生嵌名挽联
英奇有余,史识史才,天下景从,
故国招魂,虽宾四夷,求道乎诺;
时正不测,知几知势,万方争睹,
新邦显魄,未宗三教,论学也思。
辛丑仲夏惊闻历史学家 余英时先生于八月一日仙逝,哲人其萎,老成凋谢,思昔忆往,新亚诸儒,宾四、宗三、君毅、复观诸先生俱已作古。英时先生者,宾四先生之弟子也,新亚出身之大学问家也。彼尝言为学其所重者客观之学问,而非求道也。每闻及此,感慨咨嗟,公今远行,镶嵌名字,外语揉之,作为挽联,虔诚祝祷。
后学 林安梧敬挽
八月五日
师从牟宗三先生,是当代新儒学第三代中极具创造力的思想家。林安梧尤为关注儒学的现代适应性问题,近年来更深研哲学治疗学之可能,曾以普通话及闽南语开讲《四书》《道德经》《易经》《金刚经》等,推动民间书院讲学之风不遗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