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铭   转自悦读网  /新世纪

引言

1989年晚春，一个八十五岁的老人，不久前宣布他将辞去最后一个职位军事委员会主席完全退休。然而出乎全世界意料之外，他突然调动几十万军队包围了自己统治下的首都北京，在围城部队与北京民众对峙半个月后，他下令步兵与坦克于指定时刻强行开进天安门广场，导致成千无辜民众惨遭屠杀，与此同时，他废黜了两年前更换的接班人赵紫阳。他虽然一再拒绝自己担任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却从1980到1989年连续废黜了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三个最高领导人。这个不需要用皇冠来显示自己拥有绝对权力的老人，就是邓小平。

1989年5月31日与6月16日，即下令屠城前后，邓小平不寻常地两度发表他的「政治交代」。他表明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自己虽然不是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实际上可以说处在一个关键地位」。他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代」核心是毛泽东，「第二代」核心实际上是他自己，从现在起要建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这就是说，他实际上早已建立起毛泽东帝国之后的邓小平帝国。

毛泽东帝国的最后一幕是1976年清明节。毛仅仅用民兵与棍棒驱散了天安门广场的民众，流了血没有死人，抓了人没有处决。这一次邓却用坦克、机枪、冲锋枪、火焰喷射器杀人，随后是大搜捕、大处决、大清查，「除恶务尽」，「斩草除根」，至今还看不到这场血的游戏的尽头。

然而邓小平也曾以中国改革与开放的旗手闻名于世，两度被美国TIME杂志选为年度风云人物，他自己曾引以为荣，他获得过包括中国农民、工人、学生与知识份子的爱戴。五年以前，当他威风凛凛地从天安门城楼下来检阅军队完毕，回去观看群众游行的时候，人群中打出「小平，你好！」的旗帜。中国老百姓称呼一个领袖「你」而不是「您」，而且制成旗帜到天安门前突然打开表示亲切问候，这是第一次，说明那时邓小平离老百姓的心还很近。

对于这样一个集改革家与暴君于一身的复杂人物，我曾有机会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几个关键时刻从较近的距离观察过他。

第一次是1956年。邓刚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总书记，是毛泽东最喜欢他的时候。那时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双百方针」与「十大关系」，显然准备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全面展开非史达林主义的改革，他也准备向西方打开大门：「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毛是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第一个抵制史达林主义获得胜利的大国领袖。邓小平年轻时曾追随毛泽东反对史达林——王明路线并因此被赶下台，同他一起挨整的有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潭。毛泽东是在朝鲜战争断绝西方通道之后，才放弃自己的新民主主义道路，投入史达林的怀抱。现在史达林死了，朝鲜已停战，西方通道可能恢复，毛泽东理所当然要走自己的路。毛的「双百方针」与「十大关系」是针对苏联也针对国内史达林主义者的，他要清算教条主义，改变朝鲜战争以来中国走的史达林道路，像他三、四十年代改变王明的史达林教条主义一样。

然而东欧发生了波兹南与布达佩斯事件，使毛处于两难境地，在国内进行改革，必须批评史达林教条主义；而批评史达林教条主义，又会在国际上助长波兰、匈牙利开始的自由化进程。毛对波兰、匈牙利事件有独特判断，波兹南事件发生时，赫鲁雪夫把军队开向波兰边境，准备干涉。毛泽东阻止了他，说哥穆尔卡是同志，波兰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匈牙利事件发生时，赫鲁雪夫不准备干涉，毛派周恩来到莫斯科说服赫鲁雪夫出兵，说匈牙利是反革命暴乱，纳吉是敌我矛盾。

那时中国学生也有一点思想波动，个别地方发生罢课请愿事件，毛泽东要邓小平给学生做报告，邓选中清华大学。我那时担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清华大学委员会书记。校长蒋南翔带我到中南海向邓汇报学生情况。初次面对这位大人物，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

「你多少岁？」

「二十五。」我答。

「还有资格（指做青年工作），我是倒过来，五十二，」接着指指耳朵：「你大点声讲，我耳朵聋。」

我向他扼要汇报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后学生提出的问题，大约七、八分钟。接着，蒋校长又讲了一些，他不再发问，自己讲了起来。他说：中央正在写一篇大文章，回答国内外一大堆问题，其实中心问题是一个，史达林问题。赫鲁雪夫、铁托他们的做法是「一棍子打死」，波兰、匈牙利事件就是他们这种做法引起的。这次总理去莫斯科批评了赫鲁雪夫。我们主张对史达林，第一保护，第二批评。现在欧洲动荡，我们比较稳定，学校里面有一点波动，主席叫中央委员、省委书记到大学讲演，要我带头，我就到你们那里，下个礼拜，文章一出来就去。

邓的这几句话给我的印象，是他的注意力已经从国内转移到国外，从死去的史达林转移到活着的赫鲁雪夫了。史达林死后，中苏之间形成的新的分歧，似乎正在取代史达林时代的分歧，而这是一种性质不同的，可能是更深刻的分歧。 「十大关系」、「双百方针」这些针对史达林主义的国内改革新思维，也许将消失在赫鲁雪夫「一棍子打死」史达林这个新的巨大阴影里了。

那篇大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的第二天，邓就到了清华，报告之前我陪他匆匆参观了实验室，然后他在大礼堂讲话，从下午三点一直讲到八点，足足讲了五个钟头，这是我听到的邓的最长的一次讲话。毛似乎很关注邓的这次讲话，在毛选五卷里面，提到邓这次讲话的就有三处，这是很不寻常的。邓的讲话充分肯定了史达林和苏联道路，批评了赫鲁雪夫和铁托，标志着中国从批评史达林教条主义到批评赫鲁雪夫修正主义的历史转折，预示了即将来临的1957年夏季开始的政治风暴。

第二次是1962年7月，我在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上聆听他的讲话，那时我已离开青年团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了，但由于团中央委员的任期未满，我仍去参加每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邓小平就是在会议上讲了他的那句名言：「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后来流传中已将「黄猫」改为「白猫」。）

那时是三年困难后的恢复时期，又是反对「赫鲁雪夫修正主义」斗争的一个间歇期。那年1月开了七千人大会（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对前几年工作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5月间中央又开了一次小型工作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都参加了，毛泽东不在北京。会上继续批评前几年「左」的错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文革开始时自杀）慷慨陈辞，提出反对「左」倾顽症，同毛泽东一贯反对右倾顽症相对立。在讨论恢复农业生产问题时，会议参加者倾向于对农村「包产到户」要承认它合法，以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邓小平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上来讲话的。他说：

现在农村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以各种形式包产到户的恐怕不止百分之二十。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刘伯承同志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现在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用哪种方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因为切中要害，邓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反右派（1957年）、反右倾（1959年）以来笼罩着人们的沉闷空气一扫而光。青年团干部往往比较敏感，似乎从邓的讲话中可以感到一个解放思想的新时期来临了。然而这不过是昙花一现的轻松。

邓小平是1962年7月7日上午讲的，就在当天晚上，毛泽东从湖南回来，召见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讲他自己在湖南农村做的调查。毛的结论是，贫下中农反对单干，要求巩固集体经济，与北京政治局常委意见完全不同。

结果怎样呢？并没有一个人出来同毛争论。当晚与第二天早上，邓小平两次打电话给胡耀邦：第一次要求把他讲话中的「黄猫，黑猫」那段删去，第二次他在电话里补充了一段话，专讲巩固集体经济，要求补进讲话里去。所以先后印发给与会者的有两种稿子：先发的第一种是删去了「黄猫，黑猫」那一段话的；后来发的第二种增加了一段巩固集体经济的新内容。 「黄猫，黑猫」的那一段，仅仅留在我的笔记本里了。

这个更正标志着1962年7月7日晚间毛回到北京时，他的思想海洋里已经酝酿着谁也不敢抵挡的新风暴。不久到了北戴河，毛发表「重视阶级斗争」的著名演说，批评「单干风」与「翻案风」。接着与赫鲁雪夫重开论战。毛驾起中国历史的航船，毫不犹豫地直驶「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于邓的「黄猫，黑猫」讲话，虽两度增删，终未逃过毛的视野，成为1966年8月5日那张「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目标之一，导致邓的第二次下台。

我再看到邓时，已是十六年后，他是个七十四岁的老人了。那是1978年12月，中国还处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十字路口。华国锋、汪东兴提出「两个凡是」，继续走毛泽东晚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但遭到民众普遍抵制。西单民主墙运动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几乎同时用同样的语言反对两个「凡是」，呼唤民主与改革。中央会议已经无法按照原来设计的轨道开下去，大家等待邓小平出来讲话。胡乔木为邓准备了一个稿子，试图在「两个凡是」与反对「两个凡是」之间找到一个折衷点。邓看了很不满意。 11月30日晚，邓小平找到胡耀邦，拿出胡乔木的稿子说：「这个不能用，乔木的思路不行，你给我找人写。」12月一日清晨，胡耀邦打电话叫我到京西宾馆他的房间，把胡乔木的稿子交给我，要我给邓另写一个。我有点困惑，因为久已不了解邓的思路，难以下笔，胡耀邦讲了一点他的设想，我觉得还形成不了一个有份量的讲话，而这恰恰是当时需要的。我去找国务院研究室在邓小平指导下工作的林涧青商量，拟了一个大纲，要点是否定「两个凡是」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强调民主与现代化。第二天林涧青来了紧急通知，说邓有了新想法，要我赶紧去。

那天（12月2日）邓在中南海怀仁堂的小会议室里召见起草人，兴致勃勃地一连讲了八个问题，重点是解放思想与民主，他准备在全会上发动决定性的大战役了。他的举止谈吐给我的印象是，这一回他真正独立了。当毛批评他的书记处是「独立王国」时，其实他并不独立。就我所见前两个历史时刻的邓来说：第一次他颇为自得地追随着毛的思路，从批判史达林教条主义转向批判赫鲁雪夫修正主义，成为毛的对内反右、对外反修两大战役的前线总指挥。第二次他似乎有了一点独立的觉悟，懂得了「非退一步不能前进」。但是当毛寸步不退，反而不顾一切地冲向前去时，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犹豫，立即更正自己的讲话去适应毛。 1974年邓再度复出时，我正被江青、姚文元派来中央宣传部的军事管制小组管制在宁夏，没有机会看到他。但我知道他的复出，是以承认犯了「走资派」错误，保证「永不翻案」为代价的。当他在1975年表现出一点近乎独立的言行时，毛就以「永不翻案，靠不住吧？」的判断，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使他第三次下台。现在毛死了，而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在邓看来：「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邓大概以为他自己是毛以后唯一有资格独立支配中国命运的人。但我看他还没有选定自己将扮演的历史角色，也许他想成为结束毛泽东帝国的民主旗手的追求在那时要超过在毛以后建立自身帝国的追求。他对民主的强调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

任何情况下都要讲民主，这个时期特别要强调民主。集中讲了很多年，主要是民主不够。现在大家还是那么不敢讲话，还是心有余悸，好的主意出不来。就怕群聚不说话，沉默，「于无声处」。不怕大家说，可怕的是万马齐瘖，要发展经济就要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工厂工人去监督，农村是社会监督。

还要讲法制，民主的事实要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制度化，使之得到制度上的保证。民法，刑法，各种单行法，都应有。

要知道那时是中国历史上最敢讲话的时期之一，可以在大街上与党的中央会议上批评党的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三位一体」的英明领袖华国锋，使他在会上作自我批评，放弃「两个凡是」，而且对于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前的重大政治与历史问题进行着几乎是全民的公开争论与重新评价。这在共产党历史上是第一次，其规模与影响远远超过延安整风对史达林——王明教条主义的批评。

有了邓的这次谈话，我们几个起草人一天就完成了初稿。看来邓相当重视这个稿子，三次参加讨论修改。最后一次（12月9日）讨论时，邓提出：「讲话最后还要抓个尾巴，让我们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为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我想邓在当时还没有改变华的领导职位的打算。

邓对我们起草的讲话稿相当满意。我倒有一点不满意，这个稿子曾被胡乔木改来改去，去掉了一些好的意思，加进去胡乔木自己的东西，但邓并不注意这种细节，12月13日邓讲完话后，接着又要我们起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文件就是邓的讲话与公报。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贡献，是体现了当时社会上民主墙运动与党内民主力量的共同目标，开创了一条独立于毛泽东的新政治路线，即后来称作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华国锋没有自己独立的东西，他的「抓纲治国」，抓的还是毛泽东的纲。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与民主，就把这个纲否定了。

那么邓小平准备在毛泽东帝国废墟上建立的，究竟是一个新的民主共和国，还是自己的新帝国？从1978年12月至1979年1月的接触中，我还看不出节要建立新帝国的意图，他似乎更愿意改变一下毛的统治方法，试一试让中国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而自己担任辅佐华国锋的角色。 1979年1月27日，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讨论情况时，邓小平专门讲了民主问题。我作为这个会议的起草小组成员得以聆听。邓说：

10月革命后六十多年，民主没有搞好。今年上半年要写出一篇二、三万字的大文章，五四发表，从世界历史发展与人类社会的趋势，讲清楚民主的发生和发展。资产阶级以民主起家，反对封建专制。他搞民主超过历史上存在过的一切剥削阶级。无产阶级民主应当是民主发展的更高阶段，要超过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的好的东西要大大发扬，过去无产阶级没有搞好，丈达林犯错误，我们也犯错误。

要讲讲巴黎公社原则，一条选举，一条工资制度。我不赞成只讲这两条，最主要的是把官吏从社会主人变成社会公仆。这两条是派生的。如何把主人变成公仆？可能两条，可能三条或更多。

我们要人民当家作主。怎样使人民感觉到自已是主人，资产阶级有一套使自已成为主人的东西，选举、立法，可以支配政府，我们需要想办法使人民感觉到自已是国家的主人。今天我讲不清楚，组织二、三十人专门写这篇文章。

然而两天后（1月29日）邓小平到了美国，热中于同美国战略家们讨论对苏战略，决定了发动一场所谓「惩罚越南」的战争。这场中越战争改变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使邓小平的重心从结束毛帝国转向建立新帝国。西单民主墙曾及时发出防止「新独裁」的警告，这对邓小平不啻是火上浇油，激起他立即取缔他一度夸赞过的西单民主墙。理论工作务虚会也被战争打断。等到复会时，邓到会上讲的已不是民主，而是胡乔木为他起草的将成为他未来帝国政治纲领的「四项基本原则」了。

1979年3月30日，当我坐在人民大会堂前排听邓念讲话，细细观察他的表情时，历史似乎又把我带回到二十多年前，我在清华大学听他五小时讲演的那情景。那时他声色俱厉地批评了反对苏军出兵匈牙利的一名北京航空学院女共产党员马云凤，批评了铁托在普拉的演说，第一次提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今天邓小平又提出坚持毛泽东思想了，邓要坚持哪个时期的，什么样的毛泽东思想呢？毛也讲过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并且详尽地设计过不同于列宁、史达林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道路。一场朝鲜战争，一个赫鲁雪夫，把毛推向了反美、反右、反修，一直跌到文化大革命的深渊。邓小平当时担当了威风凛凛的反右、反修大将。我在他面前又看到那似曾相识的威风凛凛了。邓所宣讲的四项原则，也同毛的六条标准相差无几，而且出自同一个胡乔木的手笔。难道中国将再面临新的反右、反修风暴，重建毛泽东式的帝国么？我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惊异与悲哀，赫鲁雪夫的阴影，竟然如此巨大，在漫长的二、三十年中笼罩中国的两代领袖：一个怕中国出赫鲁雪夫，一个怕当中国的赫鲁雪夫，以至于把他们清醒时刻对中国命运问题的合理思考统统忘记，非要建立起一个史达林式的帝国不可么？

后来的历史发展当然没有这么简单，邓似乎是一时清醒，一时糊涂，在十个年头里驾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车东倒西歪，时而前进，时而倒退，使人们对他的期望与绝望交错出现。大概到了他同陈云、赵紫阳联盟废黜了胡耀邦的1987年后，邓就一直走下坡路了。他同赵紫阳的蜜月没有维持多久，发现了赵手下「精英」们玩弄的「新权威主蚁」，不但用来对付争取民主自由的学生、工人、知识份子与农民，也是用来对付他的。

本来1989年春天的民主运动并不是对着邓的，也不是赵紫阳策划的。他也并非无路可退，而是有路可进。只要实施十年前他自己主张的民主政治改革纲领，他就有最后的历史机会同民众一起击败新旧权威主义，使中国真正走上民主、法治、现代化的道路。然而邓已不是十年前的邓了。那时他还是一个富有想像力和创新精神的改革家，现在他真的老了，迟钝了，被一群自私而愚蠢的腐败官僚所包围，做出了无可挽回的错误选择。他把真正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热血青年视同昔日「淮海战场」上的敌人，动用几十万「解放军」围而歼之，写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

这个帝国还在以铁和血的恐怖维持着最后的统治，但是它的基础已经分裂，行将崩溃。邓的血的游戏表面上成功了，其实是失败了，现在他不但自己陷于全民的包围中，而且使中国成为世界民主运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一个孤岛。

去冬我离开祖国流浪到纽约，本想以自身的经历写一本《毛泽东帝国》。六四的鲜血使我无法平静地写下去。我变更计划，准备先写出这本《邓帝国》，它似乎有更切近的意义，然后再回头去写《毛帝国》。那么未来还会不会有「第三帝国」呢？这是我研究的主要课题，也将是我的最后一本书。我将以我的生命来完成她。

1989、11、7 于Ann Arb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