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德:口述·访谈 整理:朱元石等
目 录当政府失去权威的时候
- 市委几位书记的情况,一个个惨得很
- “破四旧”运动的混乱局面
- 全国大串联时期的北京
- 北京市的武斗打死人的情况
前言
对老同志进行访谈,是当代中国研究所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内容。这项工作我们就叫它为口述史,是一件带有抢救性,即抢救历史资料的工作。这是因为许多老同志大都不能写作,或因年迈病弱已不能亲自动笔,需要有人帮助把他们所经历的重要历史写下来,如果不是这样,这些重要的历史资料和历史见证就会湮灭。这不能不给人一种紧迫感。
我们第一次去吴德同志那里,他早已在门外等候,老人十分谦和,彬彬有礼。我们在门外坐下谈了一会儿,感觉外面有些凉,怕他身体受不了,请他还是到室内去谈。重新安排了桌椅,各自坐定,很快谈入正题。老人细声慢语,说话非常平稳,用词很讲究,有长者风度。他有一个几乎是习惯的动作,不时地用他那苍白的手去抚摸自己的头顶。清癯的脸上虽两眼炯炯有神,但总让人觉得是一个病人。谈到个把小时,中间略为休息。这时就清晰地听到,海潮一阵阵很有规律的推动的声音,不过因为这声音是关在窗外的,竟同主人公的絮絮话语是那样地协调有致。
我们的话题是由近及远、从后向前,是由谈最近、最重要、记忆最为犹新的事开始。第一次谈的就是动人心魄的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在1993年的这个夏天里,我们前后一共谈了14次,也就是14个半天,大致都是隔天谈一次。最后,我们还约定回北京如有空再谈下去,明年夏天如再到北戴河来则如法进行。
可惜得很,回北京后除对原来的一些谈话做了一些订正的工作外,由于他的身体状况愈来愈差,未能继续其他话题。1994年的夏天,我们都如约到了北戴河,但是,老人才住下一个星期,便因感冒即回京进了北京医院。我们寄期望于1995年的夏天,但是这一年他就没有去成,北戴河的访谈从此不再。后来他几乎都是在北京医院里了,直到他在该年11月29日去世(享年82岁)。临终前,他非常想见我们,好像还有一些重要事要谈,因为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他的秘书没有传我们。这就使我们更抱着了遗憾。
吴德同志原是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兼吉林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1966年调北京后,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8年在中共第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1972年后,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北京军区政治委员。1969年、1973年分别在中共第九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是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是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现在根据1993年的访谈整理出来的这本吴德口述史,一共集有13篇,并不是依谈话顺序的先后,而中所经历的一些重大事件。我们整理出来后都经吴德同志看过,并在大多篇章上留下了他的修改文字。作为历史工作者,我们希望这本口述史,能为国史研究者提供严谨和宝贵的一方记录。
当政府失去权威的时候上次已经谈过一些北京市委的情况。我的记忆不行,再讲一些那时候的情况,只能想到什么说什么。
市委几位书记的情况,一个个惨得很
1966年的11月至1967年1月,新市委已经瘫痪,我们不能在市委正常办公了,就搬到京西宾馆办公。这样,又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指责,他们说市委怕群众,已经变成地下市委了。
我讲一讲市委几位书记的情况,一个个惨得很:
李雪峰,主席要他避风头,暂时到天津去了。
郭影秋,被人民大学的造反派揪回人大,关在地下室里,天天遭到批斗。郭影秋有病,我们好不容易和造反派谈判后才把他接出来。
陈克寒,自杀了两次。一次在万里的办公室里服了大量安眠药,被发现后抢救过来。另一次他被商业学院的造反派抓走,遭到揪斗后,他从二层楼上跳楼,没有死,很多地方骨折。市委得到消息后,组织人把他很快送到医院抢救,这一次他又被抢救过来了。有人为此竟批评我右倾,我想总不能见死不救吧!粉碎”四人帮”后,陈克寒同志病逝了。
万里,也被揪斗得很厉害,屡经凶险,后来中央采取措施将他监护起来,由卫戍区执行。
赵凡,被整得死去活来,后来是否被下放到二七车辆厂了,我记不清,起码被关了”牛棚”。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高扬文,在市革委会成立之后,被冶金部的造反派揪走的。当时,曾经请示了谢富治。谢富治说:把高扬文交给他们,与冶金部的造反派谈一下,告诉他们不准武斗、打人,把问题交代完后要把人放出来。以后,我还派了一位由部队到北京市帮助工作的同志去看望了高扬文。高扬文是比较晚一点被冲击的,前边的几位遭冲击早一些。
这样,新市委的领导陆续被整了下去。我还算幸运,继续艰难地工作着。以后,市委又补进了刘建勋、雍文涛。刘建勋是从河南调来的,他任华北局书记,李雪峰走时,我提出我实在干不了,李雪峰就把刘建勋调到市委,事实上让他负责市委的常务工作。雍文涛是从广州调来的,他是广州市委书记,”文革”前调到国务院任文办的副主任,好像兼任了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然后又兼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负责学校、学生工作。还从外交部调丁国钰同志到大学工作委员会工作,外事口先是调李清泉负责,后来改为丁国钰负责,大学工作委员会撤销后,丁国钰被留下来了。又从北京卫戍区调黄作珍任市委书记处书记。
刘建勋后来被调回河南,雍文涛被揪斗后提出回广州,这时没有办法了,又调卫戍区的政委刘绍文任书记。
北京市没有市委时,有党的核心小组,核心小组的组长是谢富治,温玉成任第一副组长,我是核心小组的成员,温玉成调走后,我任核心小组的副组长,谢富治还任组长。
“杨、余、傅事件”后,调温玉成任卫戍司令。”九大”以后,温玉成调走,吴忠任司令。吴忠是驻锦州的四十军的军长,他调到卫戍区任卫戍司令后,又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政法工作。
当时,刘绍文、黄作珍、吴忠、杨俊生这四位军队同志都曾进过北京市委书记处。
那时,上边有规定,卫戍区不搞”四大”,因为卫戍区搞”四大”,警卫工作就会出问题。
以后,军队”支左”,”支左”的同志不由卫戍区管理。
1972年,我任市委第一书记,又调了倪志福同志任第二书记。”文革”期间,市委的领导情况大概这样。
1966年8月,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我们组织市委的干部到民族饭店听传达。但情况很乱,造反派占据了会场,会议未能开成。
这以后的一天,我在李雪峰家里谈工作,少奇同志来了,他提出要到下边蹲点,取得感性知识和经验。少奇同志选择了建工部的北京建工学院,那个学院的学生比较少一些,学生也还没有分成派。
我不知道少奇同志去了多少次,我们北京市是由李雪峰同志陪他去的,中央文革小组指定戚本禹陪同。后来,建工学院也分成了两派,”八一”派的造反派围攻了中南海。
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学蹲点,我陪着小平同志开过一次全校大会。会议是辩论郭影秋有没有错误,同时去的有陶铸同志。小平同志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正在盛传的”二月兵变”进行辟谣,说没有这回事。
这段事情太多,我记不清,谈几件事。
新市委成立后,李雪峰让我找刘仁谈一次话,问一问刘仁还有什么问题要交代的。我和马力一起去的,马力当时任市委的秘书长。我和刘仁原来很熟悉,我们曾在晋察冀一起工作过。见面后,我问他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说的,他说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彭真犯什么错误我就犯什么错误。谈话不多,我也没有说什么就走了。
当时,叶帅是中央首都工作组的负责人,他看到北京很乱,提出要我们将刘仁和其他市委领导同志送到外省监护。我对叶帅说:送到外省需要中央通知,北京市不好出面直接与各省联系。为了避免意外,我决定先将刘仁等同志送到昌平清华大学的分校,建一个伙食单位,实际上保护起来,防止被造反派揪斗和乱打。
有人直接给江青写信,将这两件事情报告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把我找去,江青说有人来信揭发我和刘仁密谈,她问我与刘仁都谈了些什么。我说没有谈什么。她就我把刘仁等人送到昌平一事作了一顿训斥,指责我包庇”黑帮”,保护”黑帮”。中央文革小组立令我们第二天将这些人弄回来,交给群众,不许有误。
第二天,刘仁等人被狼狈带回市委。刘仁回来后,造反派就吩咐他搞卫生、刷厕所,累得他团团转。过了几天,刘仁忽然不见,后来才知道被拘捕了。看到刘仁朝不保夕的情况,对郑天翔,我也十分担忧,怕出问题,便写了报告。小平等同志批示监护,由卫戍区经办了。
据杨成武同志后来告诉我,在一次会议上,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说我是坏人,说我包庇”黑帮”。周总理便问杨成武认识不认识吴德。杨成武说:在晋察冀时就认识了,他不是坏人。周总理说这个问题以后再研究。江青等人的文章没有做成,我逃过了一关。
谁知粉碎”四人帮”后,市委有些同志据此来批判我,说我搞了个”反修堡”。这件事,前后都被人批判了。
刘仁
那时,刘仁同志被整得很惨,家也被抄了。刘仁同志是很坚强的,他只是说彭真犯了什么错误他就犯了什么错误,别的没什么可说的!刘仁同志有心脏病,后来死在狱中,宁折不屈。
“破四旧”运动的混乱局面
“八一八”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破四旧”迎风而起。这件事到现在我也不明白。那时,已经产生了”西纠”,说”破四旧”是他们发起的,我怀疑。我估计是中央文革小组发动的,北京市委并不清楚,我问过李雪峰,李雪峰说他不知道。
“破四旧”超越了常规。在它的名义下,抄家、伤人、打死人的情况出现了。到处破坏,甚至破坏到了中南海里头。中南海北院紫光阁后边的武成殿房,康熙题写的一块”下马必亡”的碑石都被红卫兵抬走了,后来四处找寻才找回来。红卫兵还把中南海院子里的一些石狮子抄走了。堂堂的国务院也在劫难逃。
首都一带头,”破四旧”运动便发展到全国,演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砸、抢”,涂炭生灵,涂炭神州。
1966年”破四旧”后,一天,毛主席找我去汇报”破四旧”的情况。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
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
然而,毛主席哪里知道,运动的发展由不得愿望,岂止是动动而已,动刀动枪了。
北京市是在1967年春开始武斗的,那时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七十多人。李雪峰可能到天津去了。面对这种情况,我很紧张,寝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我谈情况时,谢富治也显得很紧张,神色惊疑。我们认为要制止这种情况。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
我从谢富治处回来,就开始起草市委通知。公安系统的通知由谢富治打电话,让市公安局来拟。
我们市委的稿子还没有发出去,当天夜里二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拟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
这样,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
然而,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我发愁。10月份,我又找到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我还找过陈伯达一次,提出是不是可以发一个通告,制止打死人等无法无天的行为。中央文革小组不同意,还是说,这样会约束群众的革命活动,影响发动群众。
一直到11月18日,我们当时都搬到京西宾馆办公了,中央文革小组才同意市委发布《重要通告》。《重要通告》说:”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反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
这个通告的措辞是严厉的,但实际没有管用。江青在以后又大讲”文攻武卫”,她接见河南造反派还是安徽造反派时就宣传”文攻武卫”。这样,武斗从”文攻武卫”的口号中找到了护身符,两派都说自己是”左派”自卫,对方是挑起武斗的罪魁祸首,武斗问题非但不能制止,而且愈打愈激烈。
1967年至1968年期间,全国武斗很厉害,不少地方具有相当规模,动用较大杀伤武器。相比之下,北京成了不算最严重的,但我估计,在武斗中死亡的人数大概不下千人。
这是”破四旧”,先是发布通告发不出去,等通告发出去了,又来了一个”文攻武卫”。当时,水龙头总赶不及点火的。
全国大串联时期的北京
再说一说”大串联”的情况,我一个片断一个片断地说。我调到北京来后,1966年7月下旬就犯了”资反路线”的错误,开始检讨。市委就不灵了,以后就瘫痪了,可是,我还要工作。毛主席接连八次检阅红卫兵,大概接见了1300万到北京的红卫兵。全国大串联,坐火车不要钱,到处可以吃饭。当时都叫红卫兵,手臂上套一块红布就行,这给组织接见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第一次是在天安门举行的。毛主席原想坐在汽车上绕天安门广场一圈。但毛主席的车一出来,争着和毛主席握手的人就把汽车包围了,进不得,退不得。谢富治、汪东兴都在毛主席的车上,他们都急了。我在后边的另一辆车上,一看要出事,赶紧下车向前挤,但根本挤不过去,我被挤得前心贴后背,喘不过气。
后来是组织了部队手拉手把群众分开,才把毛主席硬接出来。我也挤不出去了,亏得一批中学生开出一条道,方走出重围。
我出来后,看见毛主席和刘少奇都在上天安门的电梯口处坐着,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向他们说,应该检讨,我组织得不好。
接受这次教训,以后的检阅改为红卫兵坐大卡车经天安门受毛主席检阅。结果也不行,很多人坐不上车。又改为像游行似的,从天安门前走过,但秩序也很乱。很多人一走到天安门就停住不走了,都想看毛主席,只顾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热泪盈眶。
每次都出现一些问题,特别是在西苑机场的检阅,那次可能有一百多万人,当时踩死了两三个人,大家都没命地往前拥,形成不由自主的强大人潮。
八次检阅,每次都是周总理找我们亲自布置,当时真是刻刻提着心,怕出事。
红卫兵在北京,包括新到和原来没有离开的,人数最多的一天达到300万。当时北京市区的居民也就是300多万,不到400万人,一时增加了这么多人,吃、住、行都很困难。南方的人要吃大米,北方的人要吃白面,尽量调剂。其实不止是食、住、行,衣也摊上,天凉了,南方来的人还得给他们发御寒军衣。北京市委红卫兵接待站设在先农坛,负责人是国防科委的一位同志,他很好,还有一些军队”支左”的同志在做招待工作,大家忙得不可开交,昏头昏脑的。这些吃、住等问题是不好解决的,接待站的同志解决不了问题,红卫兵就打骂他们,甚至抓他们去游行,做”喷气式”来批判。这些同志很苦,见到我时委屈得哭,提出不干了。那时,我也被揪斗,但还要劝这些同志,说工作是党交给的任务,不能不干,而且要干好。
有一天,来的人特别多,前门那一带都挤满了,人山人海。实在没办法了,我去找周总理,说北京市各机关容纳不了了,中央各机关我动员不了,如何是好?周总理说通知中央各机关和市委各机关开一个会。于是,马上在工人体育馆开了个万人动员大会。大家都到了,我一说话满场起哄,没人听。无法,我就打电话报告周总理。周总理来了,他要求各机关派人去市委接待站领人,各机关能住多少就领走多少人,管吃管住。中南海也腾出一些地方住红卫兵。
以后按这个办法,一来就通知各方面来领人安排住宿。那时,北京差不多家家户户都住了红卫兵。上上下下,一片沸腾。
后来陶铸提出,这样串联影响铁路等交通的正常运输,听说把火车的窗户都挤坏了,号召走路串联,不坐车乘船,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这才有效,慢慢来的人就少了。
再讲一个事情,”西纠”后来变成”联动”,”联动”被中央文革抓了一百多人,包括董老的儿子董良翮都在内,”西纠”后来不行了。然后起来的是哪一派呢?起来的是中学红代会的头头李冬民。这个案子后来还通报了我一次。
李冬民组织了一个造反派组织”首都兵团”,江青说真正的左派是”首都兵团”,中央文革小组要市委支持它。
中央文革小组真是支持,在”首都兵团”的成立大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些”左”得发紫的人都参加了。周总理也在场。北京市是我和丁国钰、雍文涛参加的。国务院的秘书长周荣鑫也陪了周总理来。这个大会主要是批判”西纠”。我记得”西纠”是北京31所中等学校的红卫兵组成的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在大会批判过程中,江青故意提高嗓门,问到会的人知不知道谁是”西纠”的后台?参加会的红卫兵说不知道。江青铁青脸说:就是周荣鑫!要大家看一看他,让周荣鑫站到台子的前边。江青接着又声嘶力竭地说:还有雍文涛!这样,当场就把周荣鑫、雍文涛揪走了。
我看周总理的样子,他并不知道江青要点周荣鑫的名字,周总理也紧张了,但镇静地控制着。陶铸从中南局调到中央任常务书记后,从中南局调了一批人,雍文涛就是其中的一位,江青他们的矛头是对着周总理和陶铸的。
我和丁国钰在后边坐着,真有些如坐针毡,坐不住了。丁国钰低声说:他们都点完了,就该轮到我们了。
天知道,一直到散会,也没有点我们的名字。散会时,中央文革办事组的人来说,江青让我去。江青问我雍文涛是什么人。我说:雍文涛是中央派到市委工作的,他没有问题,他分管中学工作,他去”西纠”做工作是市委派去的,责任在我。如果雍文涛有问题,罢了我的官算了。江青很生气,让我回去写检查。
我的检讨送去后,江青在上面批了,大意是说吴德还比较谦虚,但不能不讲原则,雍文涛是有错误的。
周荣鑫、雍文涛被揪走后,好几天都未放回来,我们就派人想办法去找。周荣鑫找回来后,周总理让他在国务院烧锅炉,红卫兵再找他时,就说周荣鑫已经参加劳动去了,实际上把周荣鑫保护起来了。雍文涛被找回来后,在国务院的文办躲了几天。后来,雍文涛提出在北京危险,要回广东,他在广州市还有办法躲避。这样,就采取了一个办法,让广州来的造反派把他揪回去了。雍文涛后来参加了广州市的”三结合”。事前广州还派人来向我作调查,我写了一个证明,说他到”西纠”是受组织派遣的,没有问题。
成立市革委会后,中学红代会的头头李冬民参加市革委会,任常委。
那时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叫做”打闷棍”,一点没错,一个闷棍接着一个闷棍,弄得人晕头转向。
说一说彭真的事情。彭真在他住的台基厂7号,被不知什么人抓走了,是1966年下半年,具体月份记不准。周总理在大会堂找我、汪东兴、傅崇碧、周荣鑫谈话,让我们去把彭真找回来。周总理提出弄清楚彭真的下落,再弄清楚是什么人把他揪走的。我们派人去,茫无头绪,找也找不到。傅崇碧对周总理说,这件事要找戚本禹。周总理就找戚本禹,要他把彭真找回来。实际上抓彭真是在中央文革小组操纵下搞的,戚本禹一找就找着了。好像把彭真关在了戏剧学院。是谁直接搞的呢?后来知道是叶向真、刘诗昆他们。当时,造反派都要抓”资本”,彭真也是一个”资本”啊!我到现在都不明白,彭真的住地都有门卫,他们是怎么进去的?
知道彭真的下落后,周总理叫我们负责要回来。我提出我去可能要不回来,最好是由傅崇碧、卫戍区出面交涉,把彭真放在卫戍区监护,他们什么时候要批斗,卫戍区什么时候就送去。这样,才把彭真要回来,放在五棵松的卫戍区的一个师部了。
中央文革小组支持斗争彭真,造反派就提出要开大会斗争。那次大会斗争了很多人,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林枫。
造反派当时都在抢这些人,哪一派抢到了就有了”资本”,各派有可能为此打起来。周总理让我去和造反派商量,由各个造反组织联合起来召开批斗大会。我去找戏剧学院的造反派,提出他们是否和北航红旗、地质学院东方红、师大的什么组织联合起来召开大会,避免发生冲突。戏剧学院的造反派不同意联合批斗。
我又去找地质学院的朱成昭,他住在地质部或是地质学院的四楼上。我和丁国钰去后,但见朱成昭的楼层层设置了他的警卫。我说找朱成昭谈事情。这些警卫让我们等着,他们去报告获准才让我们上去。我向朱成昭谈了联合召开大会斗争彭真的方案。朱成昭同意联合开会,但他提出条件,这个大会要由他们来主持。我提出让他问一问北航的韩爱晶同意不同意。朱成昭当场打电话把韩爱晶和韩的一个女秘书小朱请来了。韩爱晶来后,我告诉他们说,周总理的意见是各派联合起来开大会,至于你们谁主持,你们自己商量,也可以轮流主持。
说通朱成昭、韩爱晶,又找戏剧学院的造反派。经他们反复商量,决定联合开大会,先由地质学院东方红主持,然后是戏剧学院的造反派主持。
这个会还没有开,这些造反派又为由谁主持批判会吵架了,我又去劝架。在劝架过程中,这些造反派忽又钻出一个念头,他们说斗彭真是为了转移对北京市委”资反路线”的视线,这是北京市委在捣鬼,是北京市委的阴谋。矛头对着我来了。我分辩说:这不是由我决定的,这是由中央文革小组决定的,不信可以给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我挂起电话,好像是陈伯达的秘书接的。我说:他们说我们在搞阴谋,转移视线,我们说服不了这些造反派!
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派人到会。来的人好像是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他们表示支持召开联合批斗大会,并说这不是市委的阴谋,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决定。戚本禹没有说几句话,他们就同意开会了。
北京市的武斗打死人的情况
这个时候就发生了武斗打死人的情况,城外开始是大兴、昌平发生了乱打乱斗,一夜之间打死了几十个人。先是大兴的哪个公社我记不住了。听说以后,我们立即派人去制止,结果,派去的人进不了村子,村子边都站了岗,不让进,就像禹作敏一样。我们说市里派人去不行,让卫戍区派人去。被派去的是卫戍区的政委刘绍文、张益三和市委的秘书长马力。村子里的人看到解放军来了,就让进去了。他们进去后,就做工作。见情况很惨,小孩都遭毒手,村子里的人就是用锄头、镐把等东西武斗。调查后知道,村子里的支部书记为了避免斗争他,就反过来提出斗地富,群众一起来,就打死人了。接着,昌平也出现打死人的事情,我们也是马上派人去制止了。
后来,形势稳定以后,我们把这两个村子的支部书记都抓起来了。
市里第一次武斗在地质学院,大概有”东方红”这一派参加,我忘记另一派是什么组织。一派保地质部的何长工,另一派反对。发生武斗后,因为是北京市内发生的首次武斗,大家都惊得什么似的,我们就火急火燎地报告周总理了。周总理找我、郑维山、丁国钰去,让我们三个人出面与两派谈判,传达周总理停止武斗的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周总理还叫郑维山从北京军区派一支徒手部队把双方分割开。周总理派地质部的一位副部长邹家尤和我们一起去,他做”东方红”对立面那一派的工作,我们做”东方红”这一派的工作。
我们到地质学院后,就找两派的头头来谈,我们一再派人去叫,两派的头头都不来,只让他们各派的参谋长来了。我们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让两派罢兵。谈不拢。我说,这是周总理的指示。但他们根本不听。
夜晚时,有人送给我一张条子,条子的内容大意说,派关锋、戚本禹同志为联络员来解决问题,条子的署名是陈伯达。又过了一会儿,又有人送来一张条子,叫我们与戚本禹谈谈。我对送条子的人说:不知道戚本禹在哪里。这个人便领着我找到了戚本禹。我向戚本禹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戚本禹听完后说:这个办法不行,你们要支持”东方红”,他们是左派,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他们。戚本禹还说:你们是站在支持中央文革小组一边,还是站在另一边?口气相当无理。
戚本禹又说是否可以这样,”东方红”今晚有个大会,你代表市委主持”东方红”今晚的大会,把那个姓邹的地质部副部长交给他们批斗一下就回去,他们只批斗半个小时。
我说是周总理让这位副部长和我们一起来的,怎么好来批斗呢?
戚本禹说批斗的时间不会长,不然解决不了。
我叫丁国钰先回去了。郑维山看到这个势头也借口走了。我留下参加”东方红”的大会。他们说你先说几句,然后批斗一下地质部副部长,最后由关锋宣布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当时,朱成昭还不同意由我主持会议。我看见戚本禹与朱成昭嘀嘀咕咕地商量了一阵,最后,戚本禹对我说,你来主持。
开会后,他们派了两个人先批判了邹副部长,然后把他送回去了。以后,关锋念了中央文革小组起草好的稿子,大意说:”东方红”是革命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东方红”这一派。关锋念后,宣布大会结束。
我回来后,很不是滋味,强打精神向周总理汇报说武斗已经停下来了。周总理听后说那好,就没有再说话。
事实上,北京的武斗大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操纵的。清华、北大、地质学院、七机部、文化宫、西单商场、棉纺厂、水泥厂的武斗都很厉害。
当时,我说话没有人听,但一有武斗,谢富治就让我和黄作珍去制止。
西单商场武斗,我们正在现场。武斗起来了,有人用弹弓夹着钢球打到黄作珍的腰上,黄作珍的腰好几年都没有好。一个老工人推了我一把,把我推到角落里,保护了我。这次武斗是由”财贸尖兵”头头洪振海现场指挥的,后来把他抓起来了。实际指挥武斗的人就在市革委会,叫周景方,是学部(即当时中国科学院”哲学和社会科学部”,今天社会科学院的前身——编者)的人,这些人和戚本禹有关系。百货大楼的武斗也是这样。
民族文化宫发生武斗,谢富治让我带着”五大领袖”去制止。一到民族文化宫,”五大领袖”都溜走了,武斗实际上是他们操纵的。结果,武斗没有被制止,我反而被困在那里了。我看到武斗的人员在集合。这时,戚本禹的秘书出现在我身边,他说他正好经过民族文化宫,就来了。这位秘书是位军人,很年轻。我对他说我处理不了武斗,我本人也出不去了。这位秘书说,他帮我出去。他找了两派的人,说他是戚本禹的秘书,是中央文革小组派他来的。他找两派一谈就解决了。
我不由暗叹,我一个北京市委第二书记,说话还不如人家的一个秘书顶用。
本文摘自《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