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羞耻心

2013年十月二十一日，也是贡噶先生出面召集过一次『中国旅美作家与达赖喇嘛座谈伦理道德』，我在会上发言说：

『作为一个中国的作家，假若今天我要谈「伦理道德」这个话题，心情就会沉重而羞愧，因为像中国这么一个一向被外界、尤其是在历史上曾被西方视为「仪礼之邦」的文明大国，近二十年来却伴随着经济的强盛，而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道德大滑坡、文明大解体、精神大崩溃。今天我们即使不用普世价值，而是以中国人自己的传统价值系统的标准来衡量——这个系统可以简约地用「天地君亲师」五个字来概括，中国今天已经是一座价值废墟（ ruins）或「荒原」（wasteland）。中国每天都在发生种种腐败、堕落、野蛮、荒淫的骇人听闻之事，互联网上充斥着人们愤怒的揭露和控诉，老百姓讥讽世态和官府的顺口溜也层出不穷，然而这都不足为奇，今天的要害是，贪官、奸商、知识分子全无羞耻之心……』

人的尊严，是维持「仁义礼智信」，也就是有羞耻之心，所以讲不讲羞耻，常常是中国价值系统存废的标志。中国人羞耻心的沦丧，也是毛泽东和中共自1949年以来用暴力摧毁人们、特别是读书人自尊的历史。

二、中国非要经历一个黑暗时期吗？

我老在想，我们这个民族还又什么希望？因现代化而把整个民族的灵魂镂空，不知道是给谁预备的？基督教？下一个中国的奇里斯玛？或是佛教，比如气功？

中国追寻的「现代化」，乃是试图在没有神性关照下，只去摘取西方从神性当中引申而来的那种人本主义及其制度化，这是不可想象的事，例如人权、法制，都是这种困境。近年来「保守主义」大兴，所做的事，大致是在重新诠释中国传统中原本极发达的人文主义，以它来为「现代化」作传统补救，所能挽回的最极限，也是那个曾经被一个神性文明所摧毁的世俗文明，即林语堂所谓「欢乐的异教徒社会」，而现代化在西方的困境正好是一个世俗化的困境。

那么，直接去接引近代曾经临近过中国的基督教呢？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基督教，大致是在一个破碎的中国（建制和文化的双破碎）传播，以港台为基地形成一个基督教中国社会，仅有百年历史。真正中国文化政治秩序下的基督教传播，不过是近十几年的事，发展趋势极猛。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两个联想：其一，就中国现存的一个渐被现代化了的异教的暴政而言，基督教的中国化也许会经历一个当年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的黑暗时期；其二，一如佛教之传入中国，是在汉末大动乱、南北朝时期政治不稳定而思想开放的情形下，苦难是中国接受佛教的主因。

三、佛教这顿饭吃了一千年

东汉乱世中佛教传入中国，所以中国人接受佛教的理由是苦难；而华夏接受外来文明的方式是同化，记不清是不是张中行说的，佛教这顿饭，中国人吃了一千年，最后就成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后来华夏文明在亚洲的扩张，借助了佛教，这个历史会不会给中共以灵感？若此我则好奇，他们应该赶紧去印度请回达赖喇嘛，因为如今中土哪里还有一位像尊者一样具有全球影响的高僧大德？

汉唐两朝，中国文明强盛而远播四周，但并非无远弗届，其间自有其限制。华夏文明覆被四海，无非是汉代的武功，唐代的文治，其中有一半还归功于佛教的法力。汉化的历史积淀，即「汉字文化圈」／「中国文化圈」，基本上就是三国：韩国、越南、日本。

汉化第一波的兴起，应是汉武帝在西元前一百年征服高丽，佛教被立为国教，中文书写也被引进，国王还设馆教授儒学。但是中国的文官制度却在高丽无法战胜当地豪强，也使中国不能彻底控制韩国，到唐朝依然。唐朝改采朝贡制度，接受高丽的藩属地位，此宗主关系反而使汉化在韩国达到高峰，中国的技术创新、时尚、礼仪皆在韩国落地，上层社会习儒为荣，而平民阶层信佛成风。

四、华夏泽被乃传播佛教而已

南亚的越南，却在文化上更独立一些。汉唐之间，中国征服越南，并引进其稻米种植，北方的农业和人口增长甚为受益，越南则从中原学来灌溉技术，其农业也受益匪浅。越南对汉化，没有韩国顺遂，其区别在越南人的忠孝观和妇女地位，跟中国有明显差异，儒家的父权制（patriarchy）在此没有适宜的土壤，反而是佛教更受欢迎。中越之间的交换互利，似乎可以归结为两件大事：大米与佛教。

汉化在日本，愈加偏向佛教一端，是有意识的（intentionally）选择性吸收。西元六四六年的大化改新，模仿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日本文人皆苦练中国书法和儒家经典。奈良时期佛教更是盛极，有五大寺，后来唐朝鉴真东渡，于奈良又建唐招提寺，以及西大寺，于是有了奈良七大寺。日本直接、间接从中国传入六个佛教宗派或学派，晚唐以后自然还有禅宗传入。

综上所述，华夏泽被，皆朝东南：一个岛国、两个半岛。汉文明背后的亚洲腹地，则是游牧人的跑马场，于是「渔阳鼙鼓动地来」，盛唐嘎然而止。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的争夺生存空间，即胡汉之争，充填中华两千年史，农耕人并不占便宜，毋宁是几番夷狄入主，明末顾炎武所谓「亡天下」是也，更不消说十三世纪的「蒙古风暴」洗劫欧亚，万里荆棘铜驼。野蛮人有时候也「创造历史」。汉文明在血泊里依旧有「同化」的韧力，不觉自己也被野蛮「同化」了几分，却是无人深究的。

五、以身饲虎

那么基督教呢？说中国的儒家在两千多年前就因提倡「人本主义」而「背叛上帝、迷失天道」，那么如何解释十七世纪从基督教文明自身出现的「人本主义」？而这正好是所谓「现代世界」的起源，亦即西方人自己也开始「背叛上帝」了？在西方中心主义式的历史观念弥漫近两个世纪之下，怎么解释欧洲文艺复兴引领的人文主义抬头？

所以中国接受基督教，是需要约翰、保罗式的使徒呢，还是需要慧能这样的禅宗开山大师？ 「基督教中国化」这件事，西方传教士搞了三四百年，皆被中国一场革命摧毁殆尽，现在从头来过。传基督的人，为何不去读一读《六祖坛经》和有关慧能的史料，看他是如何将汗牛冲栋的佛经化解为一两句禅机的，中国人需要的大概是这个，而唯此基督教才能本土化。佛教从东汉传入中国，到宋朝乃至明朝才完全被中国文明所消化，这顿饭吃了一千年。

基督徒下狱，是佛教讲的“以身饲虎”。刘晓波是不是基督徒？这将成为中国当代政治史上的一个课题，抑或是中国基督教史的、还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史的？很久我都有一个疑惑：晓波生前为什么没有受洗？偶然读到《王怡的麦克风》中的【摘抄：铁窗后的福音】，第一次知道晓波在狱中的终极思考，竟然达至如此之深的程度，他当然早已超越肉身、生死：

『时间停滞，我正在被无尽的空间所驱赶，似乎自己将随时堕入绝境。虚无在脚下，万有在头顶，交替挤压——歌唱着挤压——我必须承受平庸的纠缠⋯我很想祈祷，在这个星光黯淡的夜晚，但我没有信仰，没有上帝，只有一点点可怜的烛火。我相信自己是一座大毁灭后仅存的残破城垣，立于天地之间和阴阳交错的急转弯处。空无是一间房子里的一座钟，帮我在屡屡错过的时刻找回准确的分分秒秒。我能够让肉体抛弃灵魂，在精神只用来维持肉体虚荣的瞬间，远距离观察思想的碎片。 』

其实，信仰是一个精神过程，而非思辨或者哲学过程，对于哲学博士刘晓波来说，他读福音，一定会写许多思辨文字，但是他的思考，却必定是关于人生和生命的，他不选择在狱中、或在中国受洗吗？他不要在受刑期间受洗以免太过「表演性」？或者他真的还没有彻底想明白，他的政治抱负会不会受到教会的局限？这些我们也许永远不知道了。

他究竟在挣扎什么？我多么想知道……因为那是一个临界点，每一个人在那里，都是不一样。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