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学者马向阳在中国《经济观察报》发表《穿越”历史的垃圾时间”》一文,引起网民热议,”历史垃圾时间”关键字、相关讨论不断增生。

所谓”垃圾时间”(garbage time)来自篮球比赛,指球场上胜负大局已定,剩下的时间不会有决定性影响,只是两边要按规定耗到完场,这一段百无聊赖的时光就是”垃圾时间”。在历史或人文社会中的”垃圾时间”,大概就是漫长的衰世,但人们又未见到”朝代”激烈顶革的样子。

马向阳引述了经济学家路德维希.米塞斯(Ludwig Mises)的话去解释历史中的垃圾时间具体是什么:

“一方面,社会的运作发展已经违背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另一方面,其中的个体又根本无力改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社会必然走向失败。”

这篇文章当下发出来,引起的讨论也是有其社会脉搏的意义。”我们进入了垃圾时间吗”的悬念,在中国经济不复狂飙突进的当下早就人心烂熟,不是新闻,反而更大问题是我们要怎样适应突然的气候剧变——一个生存的问题。

中国的青年”毕业等于失业”、青年被迫过早谋求”躺平养老”的时代气氛,连香港都可以感受到。这两年疫情远去,旅游重新开放。香港商户本来以为可以靠”内地豪客”救活市面经济,但找来找去才发现记忆中的”内地豪客”没有来,来的游客花钱也节俭得多,甚至很多是想一心”穷游”。

商家都大喊救命,社会感到不安但又做不到什么。在美元汇率问题之下,港人选择北上消费又是一个打击。香港市面经济,至今还未找到新救星。

历史告诉你:人类大半场赛事都在沉睡

什么样的时代属于”历史的垃圾时间”?马向阳引述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2001 年出版的《世界经济千年史》,在千年的维度下,原来人类大部份时间都活得很糟糕。从耶稣出生至 1700 年间,”全球人口和经济的年增率均低于 0.1%,其中人口成长率为0.06 %”。

1700 年之后,全球经济和人口才突然因为工业革命的爆发引发社会显著变化,而快速进入”井喷期”。于是在这之前,人类近 2000 年的发展,大部份时间可能都是”垃圾时间”,人类真正登上”历史舞台”,变得自信、获得基本温饱、有相对平等、有尊严、婴儿夭折率降低、成人不会过于早死……都是颇近代的事。

麦迪森把世界经济史分为三阶段:西元元年到西元 1000 年是”停滞期”,西元 1000 年到 1820 年是”缓慢期”,西元 1820 年至近代是”井喷期”。以此框架来看,”停滞期”和”缓慢期”加起来将近 1800 年,这段时间人类为了活下来,在黑暗中抱团生存和壮大,创造了奇异的文化、制度和迷信。

例如耶稣信仰在罗马帝国慢慢流行,除了因为信徒冒死犯法传法的努力,也因为世纪初期,罗马帝国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受到致命瘟疫的打击。在传教者的口中,耶稣有时是以医者、治疗者的形象出现,最重要是他”克服了死亡”,切合了疫情中罗马人的精神需要。

在西方的传统史观中,一切历史故事从耶稣说起,世界由上帝创造,但最后会被终结。人类被逐出神话中的伊甸园之后,世界都是不断腐朽当中,充满痛苦和不完美。

在某种极传统的信徒眼中,直至上帝回来之前,世界一直都处于”垃圾时间”。所以他们倾向不太关心世俗社会,认为这一切都转瞬一闪,”这世界非我家”,更重要是储蓄永恒的属灵生命。

明朝的困局:皇帝也不敌”结构”


马向阳原文自然谈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垃圾时间”。他举出了明朝。在他看来朱元璋开启的 276 年明王朝,就是一段众多学者公认的”垃圾时间”:

“……明太祖热衷权力私有化,其顶层设计是废相专权,对待底层民众则用种种严苛之法,将社会活力扼杀殆尽……”

历史学家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出版时是受到非议的,因为里面的传统中国一反我们的刻板印象,来得非常压抑、无奈和僵硬。书中上至皇帝,下至大臣、宰辅、武将、文官、学者,在看似太平无事时,其实全都陷入不同的结构性困局。

他们都是内心有着宏图,例如神宗初期是厉精图治,但他作为皇帝竟然无法对抗文官集团,反而要跟着他们的规则来。文官又是杀不光。最后皇帝发脾气,唯有用罢工来报复臣子。当时很多地方的官员老死、出缺,皇帝也不任命替补官员。

万历皇帝在大事上还是有管控的,但在其他”小事”上就彻底躺平。书中的皇帝贵为九五至尊至高点,但还是受困于”历史的垃圾时间”,他做了皇帝,但还是有很多想做的事不能做,反而经常沦为”活的礼仪”。他一个年轻人上任不久,就要开始监修自己的皇陵,准备作为”祖宗”垂范后代。

明朝的制度问题从开国者朱元璋说起。他出身贫寒而且思想传统。因此他与平民出身的刘邦一样,成功后诛杀大批功臣。明朝更夺去宰相的权力,各部门大部份都倾向”直属中央”,又设”厂卫制度”特殊控制达官贵人,甚至是随意在众人面前仗打臣子,以羞辱士人的方式来提高君威。

他的制度设计,让人理解皇帝更相信”自己”,其次是”宗亲”,将全国很多资源和权力分封给朱姓子孙。黄仁宇在书中评论,朱元璋有一种倾向:他总是想将全国不同事情都复古到”四书五经”里面的理想简单世界。这些开创时的祖训,一直支撑着明政府,也成为后来继任人越来越大的问题。这顶层设计令大家不能应付之后日渐复杂的局面。就如何应付经济好转之后的土地兼并一事,就烦死了之后的政府。

这个制度越发倚重皇帝本人的运筹帷幄。后人读明史,觉得明朝皇帝很多都是桀敖不驯暴君,甚至怀疑他们情绪或脑子有问题。另一方面,制度却决定了所有事情都需要皇帝处理,以保证中央集权社会不要动乱,于是这个制度等于强迫统治者成为天才和机器,一个非人的决议制度。

所以不只神宗,多年来皇帝反抗、旷工、躺平的实在不少。不上早朝只是基本套餐。宣宗沉迷斗蟋蟀,世宗后期荒政”下线”多年,武宗以修建奢华别宫”豹房”以及当中的淫乐称着……

明朝”昏君奇葩辈出”仍享国 270 多年,跟吊诡的制度设计相当有关:皇帝不顾一切中央集权之后得到的无上力量,确是十分好用,此制度下统治者的弱点和问题也被百倍放大,他没有人可以相信和依赖,是制度设计下的孤家寡人。

但只要跟随”祖法”,铁达尼巨船还是不会一下子沉没,因为制度和传统远比人重要,儒家好古的思想又在里面发生作用。极端起来,”个体”在其中会感到一种大时代的无能。”自己做什么,多做少做,都不会影响结局。”正是身处”垃圾时间”之感。神宗也为此”结构”所困,他感受到的悲哀可能更深。

到了最后的崇祯,人们讨厌他但同时会同情他,因为我们认知到,帝国交到他手上时已经千疮百孔,”明朝臣民”因为经历二百多年的”关闭统治”,已失去开创性主动性,帝国有难的时候,他们有很多人其实没有伸出援手。另一方面,又会看到少数想力挽狂澜的人被阻扰、被冤杀、被冷落,他们的努力最后没能改变明清鼎革的”赛果”。

个人努力于衰世中自处,或催生伟大思想
传统中国人检索历史,主流是看朝代之间的”治乱兴衰”,所以虽然没有”垃圾时间”一词,但很多古老学说都是在”衰世”中产生,可说是为了如何应对”垃圾时间”而创立。

例如孔子,他说做梦也梦到周公,是怀念周公、西周时的封建礼教世界。在这个学派眼中,世界是由更美好的状态衰退而今形成。德才兼备圣王统治的”三代”是人类最好的治世,之后的世界不断变差下降。到孔子在世的时候,周天子已权威旁落,诸侯用实力藐视礼教,谈不好就打,是春秋战国的规则。

孔子作为没落的小贵族之后(祖先封于宋国,今河南、安徽一带),多数认知到自己活在”垃圾时间”——一个贵族地位不再稳定,但”结构”又犹存的衰世局面。道家觉得圣王并非至善,只是歌功颂德所创造的神话。自从人们包括圣王们开始变得巧智,学会利用”道德”名义去驱策他人,学会去恃强凌弱,世界就偏离了自然的”道”,一直在变坏中。

孔门主张仁政、正名、尊周,但当时这套对霸主并不受用,信众不算是主流。对孔子,去做学问和传教,大概就是他”回应””垃圾时间”的方式。他死前没见到梦想的西周能破镜重圆,但孔门思想因而发展,后来(经过变型)成为了汉字文化圈的一大支柱。

如果没有东周的”混乱”时期,没有这段不见天日的绝望岁月,自然不会产生当时的九流十家种种伟大新想法。

那种活力在”大一统”之后几乎消失。所以在思想家和文化人眼中,春秋战国时期反而是一派光辉灿烂,反而在有了官学、察举孝廉、科举等等制度后,读书人慢慢失去了野性和创意,眼界被限缩,在思想和文明发展上那才是进入”垃圾时间”。

20 世纪革命家谭嗣同曾经激语:”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对他们怀抱民主民族思想的反清志士来说,之前的中国文明只是看来灿烂,但对个人个体而言,之前何尝不是一段长达二千多年的帝制”垃圾时间”。

张爱玲在《中国人的宗教〉一文曾说过:

“.……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人一年年地活下去,并不走到哪里去;人类一代一代下去,也并不走到哪里去。那么,活著有什么意义呢?不管有意义没有,反正是活着的。我们怎样处置自己,并没多大关系,但是活得好一点是快乐的,所以为了自己的享受,还是守规矩的好。”

这好像也是在描述中国人于漫长”垃圾时间”里如何活着的心境。中国漫长的道家传统,都是在人们被贬官、不受重用的时候才变得好读。马向阳原文最后也是去到中国人如何在衰世中自我调适。在道家学说中,有大量用来应付漫长黑暗的人生智慧。

香港年轻人从小就认知到什么是垃圾时间
(AP/Vincent Yu)


在香港主权移交前后出生长成的新一代,其实也会告诉你:他们一向觉得自己活在香港历史的”垃圾时间”。因为慢慢越来越多人觉得,”港英”光辉岁月不再,时代红利被吃光。香港独特地位日渐失色,优势减退之下,他们只能从上了年纪的人口中听闻那时的盛况。

他们指控老人们早已把权利和机会拿光,阶级飞速固化,阶级上流的成功故事看来越来越少。直至连强调奋发向上的”狮子山精神”,都开始被有识之士耻笑。

在香港,这大范围的抑郁比起在中国内地更早出现,只是一直被主流社会所压抑。香港股评人曹仁超在逝世前的一个访问曾坦承,既定的成功规则已经被用完,现在重覆过去的路是绝对不可能复制成功。

“游戏规则是上一代甚至上几代人订定的,若年轻人觉得规则对自己不公平,受委屈的话,就应该找破绽突破那些规则,寻找自己的出路。现实就是如此,新一代人要超越上一代人才有出头天。若要超越上一代,就不可以行旧路。”

当”回归一代”还在读书上学时,就要被动面对香港从实际上、思想上慢慢要改朝换代。毕业后进入社会,人生刚刚”进场”就接连看到亚洲金融风暴、沙士病毒袭港、2003 年 50 万港人上街、08 年金融海啸、大量的中港冲突、民主化议程全社会永远没有共识……

前景极不明朗的感觉,一直笼罩着他们童年乃至成年,但他们还是在这个不太珍惜人的城市里跌跌撞撞成长起来。

不要温驯地进入良夜
早期智人的壁画。(網絡圖片)


工业革命之前,过去 1800 年的垃圾时间当中,人类还是累积了让当代人得以飞跃的文明资本。”垃圾时间”可能并不最可怕,因为详细去看,人类大部份时间都在”垃圾时间”里面渡过。

在它里面人要做什么事去适应它,怎样为不断的再起去装备自己,才是衰世中人们的重点关心。

数万年前的早期智人已经有在世界各地留下壁画。绘画对象包括各种自然、日月、动物,甚至类似宗教仪式的事情。

在今人看来,当年智人的生活条件相当差,文化不高、生命脆弱,可说完全身处荒洪远古的”垃圾时间”,但是这些留下来的东西,又说明人的远祖在更恶劣的生存环境下,都没有放弃生活和奋斗,在余暇之时还有余力绘画,做艺术创作。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原文连接:https://www.wainao.me/wainao-reads/history-garbage-time-era-redemption-0902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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