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斯亮 千山老余 2024年07月24日  转自新世纪
作者:陶斯亮
文革前在广东,赵紫阳与我父亲陶铸共事15年,他那时年轻潇洒,我管他叫紫阳叔叔。
那时他虽是中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但工作经验却很丰富,有一套自己的见地。他工作作风扎实,注重调查研究,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跑。
父亲每当谈起他和王任重时,那种欣赏之情毫无掩饰地溢于脸上。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父亲还认为是自己连累了紫阳叔叔,还在为“我虽不曾杀伯仁,伯仁却为我而死”而痛心不已。
我也当面听过紫阳在广东时期的老同事杜瑞芝说过“赵紫阳绝顶聪明,我们当中没有哪个能超过他”。
虽然父亲与紫阳是工作上的好搭档,但“君子之交淡如水”,作为私人关系,两家鲜有来往。
倒是他来北京后,由于我家就住在中南海边上,子女间走动多了才成了朋友,我也时常去海里看望他。但自从到六局后,我再跨进他的门槛就“别有用心”了。
1987年夏,我进部里刚3个月,就去探望了他。
当时我刚于6月份参加了由企业家杂志社、新观察杂志社和世界经济导报社召开的“深化改革座谈会”,会上提出深化改革要从理论突破入手,并第一次碰触了“所有制改革”这一禁区。
时任总理的赵紫阳竟也关注了这次会议,并认为深化改革座谈会上所提出的那些观点没有什么问题。
我还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事踏过总书记的门槛。
我调到党外知识分子处后不久,便到北京人艺搞调研,见到了我仰慕已久的大艺术家于是之、蓝天野、林连昆、顾威……
让我惊讶的是,他们比普通人更普通,简直就像胡同里的大爷大叔。
实际上他们也确实清贫,但他们最强烈的诉求却是解决职称问题,这关系到社会对他们的认可。
有一次去看紫阳叔叔,我反映了国宝艺术家们的状况,还开玩笑地说:
“人家人艺对你有意见啦!说你老不去看他们的戏,当年周总理、陈老总等中央领导经常去看他们的戏。”
“我很喜欢看人艺的戏,”赵说:“我喜欢话剧。但现在不比五六十年代,看一次戏麻烦事很多,你拿些录像来看看。”
于是我向人艺要了5盒录像带,有《小井胡同》《红白喜事》《左邻右舍》《吉庆有余》《遛早的人们》,后来又送过《狗儿爷涅槃》。
紫阳叔叔还真看了这些录像,他说他比较喜欢《小井胡同》,而“狗儿爷”太惨了些。
后来北京市文联书记告诉我,文化部、中央职称办和市职称办均下到人艺了解情况,给出的意见是不受框框约束、实事求是地评,并且人艺的高级职称名额不得低于文化部直属的艺术团体。
党的十三大后不久,我去看他,也不知天高地厚,张口就说:
“紫阳叔叔,我认为你还是适合当总理,不适合当总书记。”
他饶有兴趣地问我持这样看法的人多不多。我说:
“至少我妈妈是这么认为的,她说你擅长经济,懂基层,有实际工作经验,更适合当总理。”
紫阳轻轻叹口气: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婉拒了几次,可是不行啊!”
他还问我群众是否认为我们这个党很腐败了?
我说知识分子中很大一部分人这么认为。
他又问:
“群众究竟希望体制改革改成什么样子?”
这个问题我没回答清楚,因为那时谁也想象不出彼岸是什么样。
他又问我阎明复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什么态度。
我知道这个问题敏感,于是含糊地说“他很慎重,比较稳”。
1988年下半年,社会上和知识分子当中,流传着针对赵的很多谣言,主要是说赵的孩子搞“官倒”,还说赵的总书记位子也将不保。
船到深海却要临阵换船长,我预感到情况不妙。
10月的一天,我与我先生理由去看望紫阳叔叔,向他反映了社会上对他的儿子们的流言。
他说:
“本来我还有点儿信,责令他们不得参与任何与商品沾边的活动,但你今天说起大军,我反而放心了。”
大军是赵的5个子女中最老实的,事后了解所谓大军犯事也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我趁机说起了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紧张、脑体倒挂现象、知识分子政策失误,以及知识分子本身敏感而又脆弱的特征。
“当前改善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从抓教育入手最为有效。”我说。
但他感兴趣的是这次的“反自由化”很温和,大多数人都没受到伤害,知识分子为什么还会反应这样大?
理由说开除刘宾雁等人的党籍对知识分子冲击很大,他极力为刘宾雁做了辩护。
我也说文人往往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毛病,别太在意他们说什么,否则自寻烦恼。
赵说:
“你们还要考虑党内及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的承受力,不处理这些人,另一方面的人就会认为党太软弱无能。但现在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好的,人们敢于讲话了。”
又聊到经济问题,这是赵最擅长的,他说:
资本主义国家到现在也没有摆脱周期性衰退,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摆脱经济过热不断调整这条规律。
我国5年一调整,1958年大跃进,1963年调整;1966年文化大革命,我当总理后,1981年调整;1983年很好,但1984年又调整;1987年又面临过热,但感到形势还不错,因此计划内的不做改动,主要压缩计划外的这一块。
现在看,计划内的基本控制住了,但计划外的,整个社会的基建规模和消费膨胀。
今年年初,想索性把价格放开,现在看,欠妥。调整和价格改革是两回事,可现在撞到一起了。
外国人问我是哪一派,我说我不是学者固守自己的学派,我是领导人,就得博采众家之长,今天用这个派,明天取那个派。现在各种物资大战,哄抬物价,国家一统起来就好了。
赵有时也主动通过小儿子五军叫我去中南海,直截了当地问些问题,如中小学教师对增加10%工资有何反映?知识分子对允许自谋出路政策有何反映?
我也直率地回答:
反映是这些措施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他让我如实回答严家其究竟有什么言论时,我为严君做了辩护,我说:
“我了解严家其,他人非常单纯,书生气,他只是对改革有些担心。他认为真正行之有效的措施应该是简单的,而现在有些理论搞得太复杂了,连他都看不懂了。”
赵听后说,这些人其实也没什么,让外面舆论给弄严重了。至于后来的变化,我掐算不出来两年后的事。
2005年1月的一天,我最后一次去看紫阳叔叔。见他明显消瘦,特别是两只手近乎干枯。
他挂着氧气,坐着说话似还有底气,头脑也极清楚,只是离不了氧气,也不能站立活动,一站起来血氧饱和度就会从90%掉到80%。
至于家,清贫至极。房廊门窗已是油漆斑驳,室内没一件鲜亮的摆设,仍用着公家配置的家具,早已陈旧不堪。
在伸手可及的饮水机龙头上,系一根绳到门把手,那是紫阳叔叔为小狗进出设置的。他的忠实伙伴,小狗“拉肯”已死,现在是一条西施犬在守护他。
梁阿姨在另一间房独坐。她的双眼已失明,什么都不能看,天天孤零零地坐着,消磨着时光。
看到这个破败不堪的家真让人沉重,鼻子发酸。
要告别了,万没想到紫阳叔叔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
“你批评我对知识分子不够关心,不如耀邦关心,我都记着哪!”
曾经的总书记,位高权重,一生波澜壮阔,在我们都知道已是最后的见面时,却说出这样一句略带孩子气的话,让我特别的震动,这才是人性啊!越是接近生命的终点,人性越是浓烈到极致,而极致就是回归本真。
阎明复是个很有个人风格的统战部部长,这个被我母亲认为是最“天真”的人,对谁都以诚相待,以情感人,即使是严厉地指出民主党派的某些不妥做法时,也都带着真挚的感情色彩,所以深受民主党派和海外朋友的信赖和尊敬。
但在统战部内部看法就不一致,有人在对党的统战方针和策略这样的问题上不认同他,甚至反对他。
我认为这只是认识上的问题。
有几位这样的部领导让我非常敬佩,因为他们为人正派,办事公道。
分管干部人事工作的副部长武连元就是这样的人,他曾长期从事核工业工作,有着工科生特有的严谨、理性和务实,他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会尽全力去保护你的政治生命。
1991年初的一天,武部长叫我去他办公室,对我说:
“部领导开会,有些人认为你没解决好‘谁统谁’的问题,不适合再留在统战部工作,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我回答说:
“谢谢武部长一直以来对我的信任,我选择主动离开。”
就这样,1991年春节后,我一个猛子就扎进了中国社会的汪洋大海中,游弋于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群——中国市长,以及中国最弱势群体——贫困残疾人之间。
这给了我一个多角度看中国的机会。
《中国慈善家》杂志将我与彭丽媛、王健林、马云、徐永光、马蔚然等10人,评为“2014年中国社会推动者”。
实在惭愧至极!我何德何能,竟能与这些光彩熠熠的名字排列在一起?
我女儿说:
“人家都用真金白银去推动社会,就你没钱!”
我想这是对我20多年从事公益事业所付出的心血的认可吧。
附:20220119新世纪转发文本
陶斯亮:我与赵紫阳总书记的告别
(原题:我与总书记的告别

赵紫阳

文革前在广东,赵紫阳与我父亲陶铸共事15年,他那时年轻潇洒,我管他叫紫阳叔叔。

那时他虽是中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但工作经验却很丰富,有一套见地。他工作作风扎实,注重调查研究,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跑。
父亲每当谈起他和王任重时,那种欣赏之情毫无掩饰地溢于脸上。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父亲还认为是自己连累了紫阳叔叔,还在为“我虽不曾杀伯仁,伯仁却为我而死”而痛心不已。
我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事踏过总书记的门槛。有一次去看紫阳叔叔,我反映了国宝艺术家们的状况,还开玩笑地说:”人家人艺对你有意见啦!说你老不去看他们的戏,当年周总理、陈老总等中央领导经常去看他们的戏。””我很喜欢看人艺的戏”,赵说:我喜欢话剧。但现在不比五六十年代,看一次戏麻烦事很多,你拿些录像来看看。于是我向人艺要了5盒录像带,有《小井胡同》《红白喜事》《遛早的人们》。叔叔还真看了这些录像,他说他比较喜欢《小井胡同》,而”狗儿爷”太惨了些。
党的十三大后不久,我去看他,也不知天高地厚,张口就说我认为你还是适合当总理,不适合当总书记。他饶有兴趣地问我持这样看法的人多不多。我说:”至少我妈妈是这么认为的,她说你擅长经济,懂基层,有实际工作经验,更适合当总理。紫阳轻轻叹口气: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婉拒了几次,可是不行啊!
我说起了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紧张、脑体倒挂现象、知识分子政策失误,以及知识分子本身敏感而又脆弱的特征。”当前改善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从抓教育入手最为有效。”我说。但他感兴趣的是”这次的’反自由化’很温和,大多数人都没受到伤害,知识分子为什么还会反应这样大”。理由是开除刘宾雁等人的党籍对知识分子冲击很大,他极力为刘宾雁做了辩护。我也说文人往往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毛病,别太在意他们说什么,否则自寻烦恼。赵说:”你们还要考虑党内及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的承受力,不处理这些人,另一方面的人就会认为党太软弱无能。但现在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好的,人们敢于讲话了。”
赵有时也主动通过小儿子五军叫我去中南海,直截了当地问些问题,如中小学教师对增加10%工资有何反映?知识分子对允许自谋出路政策有何反映?我也直率地回答:反映是这些措施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让我如实回答严家其究竟有什么言论时,我为严君做了辩护,我说:”我了解严家其,他人非常单纯,书生气,他只是对改革有些担心。他认为真正行之有效的措施应该是简单的,而现在有些理论搞得太复杂了,连他都看不懂了。”赵听后说,这些人其实也没什么,让外面舆论给弄严重了。至于后来的变化,我掐算不出来两年后的事。
回忆那段经历,我至今都希望当时那些见面确实为最高层了解知识分子的真实情况,从而善待知识分子起了正面的作用。 紫阳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自然会有一种不同凡响的气质使他与众不同, 既使混在一堆人中你也会一下子判断出他的地位。在我与紫阳叔的交往中,最深的感受是平等公正开明, 他善于倾听, 对我反映的一些坊间流言 ,既便是涉及他及子女的负面说法, 也看不出他有任何的不悦。他一般只是听, 不轻易打断你, 更不会训斥你, 就是发表不同看法也是娓娓道来, 从不以长者之尊圧晚辈一头, 这一点是连我父母都做不到的。他从諫如流, 虽然我说话大大咧咧, 但只要他认为是对的, 从表情上你会感到他听进去了, 因为他知道我说的是真话。

2005年1月的一天,我最后一次去看紫阳叔叔。见他明显消瘦,特别是两只手近乎干枯。他挂着氧气,坐着说话似还有底气,头脑也极清楚,只是离不了氧气,也不能站立活动,一站起来血氧饱和度就会从90%掉到80%。

至于家,清贫至极。房廊门窗已是油漆斑驳,室内没一件鲜亮的摆设,仍用着公家配置的家具,早已陈旧不堪。在伸手可及的饮水机龙头上,系一根绳到门把手,那是紫阳叔叔为小狗进出设置的。他的忠实伙伴,小狗”拉肯”已死,现在是一条西施犬在守护他。
梁阿姨在另一间房独坐。她的双眼已失明,什么都不能看,天天孤零零地坐着,消磨着时光。
看到这个破败不堪的家真让人沉重,鼻子发酸。
要告别了,万没想到紫阳叔叔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你批评我对知识分子不够关心,不如耀邦关心,我都记着哪!”曾经的总书记,位高权重,一生波澜壮阔,在我们都知道已是最后的见面时,却说出这样一句略带孩子气的话,让我特别的震动,这才是人性啊!越是接近生命的终点,人性越是浓烈到极致,而极致就是回归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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