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泰国清迈古城十多公里的一个绿叶扶疏的“别墅棚户”，戴晴随刚刚退休的女儿暂住在此。七月下旬的一天，记者在作家王继的陪同下前往。戴晴热情迎接，她言辞幽默，声音洪亮，无人相信她已年过八旬。
在这个有着“作家村”和“知交小聚落”美称的31户庭院的最东头，是邻居共用的书房，安静、明亮，散发着书香。和戴晴同一社区的王继说，书架上一排排的书，是两年前这个取名为“聚园”的社区初建时，戴晴捐的。一行人落座，戴晴顺手抽出一本《阎明复回忆录》说：“阎明复不在了，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的时候，我们有过几次交道。去年，他刚走那阵，多少人写怀念文章啊！我犹豫着，我经历的一个细节，相当重大的一个细节。想来想去，还是没有写。”
戴晴：阎明复说“学生再闹赵紫阳就完蛋了”
八九学运期间，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阎明复，受命与北京的大学生沟通协调，戴晴代表民间和学生，转述中共高层的态度。
戴晴说：“阎明复他去世的时候，有一个最关键的事，我没有写。我代表民间这一方，他代表官方。然后我们两个人谈条件的时候，什么条件学生就可以退。我说，要说‘同学们，你们做了很好，民主啊，这个那个。’ 阎明复说没有可能，他说我可以让赵紫阳或者李鹏去看他们。我说那看了以后说几句吧，（阎明复说）不行，最后只能说‘同学们好’，多一个字不能说。”
戴晴接着说：“我转身就说，那我就传达你这个话（给学生）了。我刚一转身，他就在后边叫住我，他说‘你告诉他们，闹吧你们，再闹赵紫阳就完蛋了！’ 然后呢，我在牢里的时候，那些警察就问我，你见阎明复啦，他说什么了？这句话在我的记录里是没有的。”
戴晴是中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曾在《光明日报》担任记者。她以其调查性报道和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而闻名，尤其是在1980年代末期因反对三峡大坝工程而引起广泛关注。1989年天安门是戴晴人生中的重大转折，事件後她被捕羈押半年，获释后，受到当局严厉的控制，不得接受采访和公开发表言论，但她继续通过写作推动民主、人权与环保等议题。戴晴目前已离开中国，随女儿暂时移居泰国清迈。
以下是记者和戴晴就迁居泰国的心态和选择的生活形态所作的对话采访：
记者：“您为什么选择清迈，而不选择其它地方？”
戴晴说：“应该说选择清迈并不是我的选择。我从小，永远是在大城市里的，他们问我，你是哪儿人？我说我是中国人。比如我生在战时的首都重庆，后来中学工作以后就在北京，一直在大城市。我非常不喜欢大城市，不喜欢那种奢华的喧闹，我喜欢安安静静，有树有草，蓝天白云。”
“作家村”31户 戴晴是其中之一
在“作家村”内有泳池、树木和花草，戴晴和女儿一起生活感到轻松又快乐。
戴晴：“我们这个聚园那时候叫‘知交小聚落’，大家三观一致，都有共同的爱好，都喜欢看书。我们成立了一个研究中心，就想请所有的国外大学只要你对中国有兴趣你就过来，我们这里这么多人可以跟你聊天，分享我们的经历，而且可以住在这儿。”
戴晴：“今天就安安静静的31栋房子。这是野夫（作家）设计的。很多人都是他的朋友，来就来了。这点钱北京人比如说北京房子五分之一都不到，对不对，就来了，但是都并没有来住。有些呢就租出去了，租给了什么人呢，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对中国的教育制度不满要带着孩子到这来读书，纳入这个英国的那个教育体系的这批人，租给他们了，他们好几家都是，你看那最乱最热闹全是小孩的就是他们。”
记者：“都是疫情前来的还是疫情以后来的？”
戴晴：“前前后后有早有晚，所以这片基本上是两拨人，第一拨就是对中国的教育制度不满意，到这儿来带孩子读书的人，第二拨就是野夫，唐云啊，王继啊。我们这些人是在国内受到了政治歧视政治压迫，回不去的人也到这来了。”
戴晴回忆胡耀邦去世前的中国
记者：“那么归类您属于对中国政治不满的人才到这里来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戴晴：“不能说得这么简单，没有这么简单，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从89年的时候，我有一篇文章会发给你看。这个文章是，不知忘了谁约的了，就约大家都写我的1989，写你自己的经历。89年胡耀邦去世之前那三个月，那时候中国的民间社会是，不能说是已经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转型实现了，但是实际上要宽松得多了。我们民间能做很多事情。后来胡耀邦死了后来就58天。然后接着镇压，然后一直到现在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对于八九年那段历史。曾经从事调查报道的戴晴说：“我本来是，因为毕竟是做记者的，毕竟是接触过各方面的人士的，我就知道你们那些，我就叫柴玲，你就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你以为你振臂一呼，英者云集，你就是下面的领袖了？你不要这样想，不是这么一回事。我就一直跟他们说，你们一直要顶着，说你让步让步让步，我们学生要民主，不对的呀，（高层）已经让步了呀，我们回去啊，我是劝和的，还把我关秦城了。”
戴晴 “三没两不” 概括当下生活
说到眼下状况，戴晴以“三没两不”概括：“我现在总结我自己就叫‘三没两不’。三没：没有退休金、没有社保、没有医保；两不，第一我不生病，第二我不请工人，所有的事我都自己做。”
戴晴完成新作《邓小平在1989》35周年版
平时十分低调的戴晴笔耕不辍，已经完成了《邓小平在1989》35周年版。其新作《问史笔记》将于不久在美国出版。
在聚园的小游泳池，83岁的戴晴向我们展示了她60多年前，作为军工游泳队队员之身手：连续三趟蛙泳、仰泳、自由泳之后，她说：对不起啦，“海豚式”，跃不起来啦！
谈新作《问史笔记》揭露历史谎言
远离公众视野二十多年的中国著名记者戴晴近期在泰国清迈接受本台专访，她除了回顾1989年学运期间的经历，还谈到接下来的新书《问史笔记》，希望叩问中共党史一些关键事件的来龙去脉，”将他们的谎话揭露”。
记者：您最近完成了《邓小平在1989》35周年版，又在写新书《问史笔记》。您可否介绍一下这本书？
戴晴：我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我应该是慢慢慢慢的远离这个社会，我能做什么就做一点什么。你比如说他们让我写一个邓小平在1989，这个事情是很大的一件事，按理说不应该我承担。但是没有人承担，我承担下来了，我就叫它做未定稿，我的所有资讯都是有限的，但是我对历史的叩问是无尽的。我那么多问题要问，所以这本书继续留给你们后人，叫未定稿，一点一点完成。我现在写问史笔记。这也是我的编辑给我出的题目，就是说你觉得有什么问题，你就问一问，然后你想办法找找，看看能不能找出来答案什么。
记者：您的《问史笔记》会问些什么？
戴晴：你比如说，潘汉年（中共特工，曾任上海市长，后被打成反革命监禁至死）。潘汉年那样的智慧，会因为毛主席说了一句话，他就拿着材料找陈毅去了，接着就成了，一下子就定了，怎么一下子就定成了饶漱石、杨帆、潘汉年反革命集团，是你那故事吗？你骗我吧，特别有意思的是，写潘汉年那本书的作者尹琦。尹琦是公安部给他出的题目，而且给他的资料，然后我就到尹琦那儿去了，我就一个一个一个问题问他。我就把1989邓小平那本书拿来，我说送给你这本书，他看见这本书一把就抢过来，就回到他的小屋去了就藏起来了。然后接着我就问他问题，他一个都不回答。我就说毛（毛泽东）闭幕会的时候是那么说的吗？闭幕会的时候31号晚上，潘汉年他在哪儿啊？第二天他能找到陈毅吗？陈毅第二天全部有事啊！第三天……然后就问，他一个问题都不回答，最后呢？下面我跟你说的这句话。你不要发表，我可以告诉你……。
戴晴问史：中国开国大典图像为何有四个版本
戴晴：国庆大典版本四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当时的情况，第二个版本没高岗了，第三个版本没刘少奇了，第四个版本没林伯渠了。为什么没有林伯渠呢？原来毛泽东1954年在杭州的时候，他住在那儿，江青接到了一封匿名信，这个匿名信就是林伯渠的夫人写的，她叫做朱明。朱明写了这封匿名信，以后呢这个就叫做18号案，这个柯庆施挂帅、罗瑞卿挂帅，所有的省委书记公安局长，整整折腾了多少年，破不了案，就问谁写的？江青问谁写的？杨帆写的吧？谁写的吧。抓了那么多人，破不了案，然后呢，林伯渠死了，然后他给咱们的故事就是朱明就是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杨尚昆一看，这不就是那个笔体吗？不就是那个匿名信吗？于是就来问他，朱明说是我干的，第二天她就自杀了，然后就结案了，你相信吗？这故事。朱明那个匿名信发到杭州，发到江青手里，别说王芳、罗瑞卿能破案，连我都破得了这个案子等等，这就叫问史笔记，很好看的问史笔记。这是我要把我所知道的一点点，他们想说谎话来骗咱们大家的，我能知道多少，我就揭露多少。
戴晴：当记者的痛苦是总被警察跟着
记者：在中国，记者写东西，其实很多东西知道、想写又不能写，这对记者来说是件很痛苦的事情，您感受最深了？
戴晴：我没有痛苦。我的痛苦就是警察老跟着我，但是我绝对什么时候我都不在我自己的作品里边打折扣，我没有告诉你的是因为我不知道。我绝对不会说我知道了某人什么某一天，绝对不会玩这个。
记者：您出来的时候，警察是不是跟你说，不能接受采访不能怎么样，也立了很多的要求？
戴晴：不仅仅是我这次出来，整个这么多年，我之所以能够，那时候你可能不在。我是2023年就是王小佳（女儿）她正好呢那个2023年她55岁，她就赶着她过生日那天就退休了，她一退休了那么我美国那么多朋友那么多那个亲戚啊，弟弟妹妹侄子侄女外甥什么一大堆，因为我觉得我也是到了我的生命的晚期了，我就要走一圈看看他们，警察居然就把我放出去了。然后我跟他的约定说，我第一不接受采访，然后第二，我不参加激烈的社会活动，他就放我出去了。然后我到了各个大学，大家想跟我聊天，你们在美国不是有个叫做close door meeting（闭门会议），全是close door meeting，所有参加会的人不可以录像不可以手机，不可以录音，不可以张扬，所有的人都没有张扬，所以等于我一圈什么事都没有。又回来了，到了香港又回北京，把这警察给高兴的呀！他认为我履行了他这个，我是履行了，履行了，那你没说不可以参加close door meeting等等。现在警察他们心里非常清楚，他们头儿来看我，到我们家，然后就说，您对我们还有什么要求，然后你什么可以提一提，我说我对你们就是有一个要求，很简单，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我从比如说80年代之后到现在，我哪件事做错了？你们今天对我这样，我哪件事错了？他说我们也没有研究，他们知道得很清楚。
记者：讲讲您的身体状态，来了以后，自己的心情跟北京相比，有没有不适应的？
戴晴：北京的它的雾霾实际上是煤和汽油和各种各样的它的大的工业、大的工厂垃圾焚烧，它那个人口、那么大的密集，所以它的雾霾的成分是非常复杂的，这里边有特别比如说有硫什么等等。那么清迈呢，你看看它的人口密度，你看看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呢他烧稻草那是碳。所以呢，你就闻着有烟味儿，当然我们刚来的时候，我们就说，你烧稻草你干嘛要烧稻草你在发展，你的建材你不要去用土用什么了，用稻草板。
仍会了解中国的事 但盼轻松度过余生
记者：现在您对国内的一些情况，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的发展，您现在会经常去关注它们吗？
戴晴：不关注，原则上你所谓的关注，我要知道怎么回事，你比如说三中全会拖了那么久，但是三中全会抛出了一个信息，民营经济和这个国有经济要怎么样，像这些我会了解，但是呢，我绝对不会，比如说又走到第一线，我要指出来然后怎么样，批评你包子怎么样，绝对不会这样了。我知道很多年轻人，很多在这个位置上的人，他们在做这些事情，我呢就是谨守我自己的角色，做我能做的事，把我这个余生，很轻松的走过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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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RF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