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国有几个「老东西」，在历史文化上长期霸道，也暧昧地被中共全盘接受下来，讽刺地建构了它粗躁的民族主义，这三十年颇帮了它的大忙，这就是图腾的意义。我曾接受过一个采访，分梳这些图腾，今天看到长城脚下的「居庸山月」中秋晚会，就找出来再贴，调侃一下这些老东西；另外，中国的传统佳节，也只会勾连许多文化糟粕，是个「垃圾时间」的明显象征，而且月饼据说很不健康，对身体不好。 】

麦：对长城、龙、黄河这些象征，一直有一套既有的解释，而《河殇》提出了新的解说，这使批判者很恼火。对这个问题你们怎么解释？

苏：这些象征物，其实都是一些图腾，中华民族是一个偏爱符号的民族。就像你说的，我们不过是对这些符号、图腾，提供了一番新的诠释，其实也并不新，而是被主流话语的霸权诠释压抑了、掩盖了，大家从来没那么去想过，被我们一说出来，居然非常的惊世骇俗，我们不过是解构了霸权话语，所以《河殇》的这一块，其实有点像现在开始流行的所谓「解释学」 。我一个个地讲。

龙和黄河是一个东西，龙不过是黄河的一个符号，一个图腾。在中国，不论是教科书也好、宣传品也好，都告诉我们：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她永远赐予你生命、幸福、这个、那个。再往更早梳理，抗日战争时期，又拿黄河做民族精神的象征，如《黄河大合唱》。黄河成了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可是它另一面的含义，完全被遮盖了，那是一些完全相反的意义。黄河自古泛滥成灾，在下游形成悬河，一决口就是天下涂炭，毁灭性的。我在河南生活了很久，我到黄泛区采访过，我也写过一篇描写黄河治理的报告文学。我熟知黄河两岸人民对它的恐惧和敬畏，一种无奈。所以黄河在这一面是一个暴君。更重要的，是人民对它又恨又爱的态度，一种精神分裂的文化，而且你可以联想一下，中国人对很多大事物、大权威、貌似神圣的东西，都持这种心态。

那么龙呢？其实它是一个复合图腾，多重含义叠加在一起的怪东西。前面说了，它有一义与黄河重叠。第二义更经典，它是皇帝奉天承运的符号，做皇帝是「登龙位」，「真龙天子」嘛，代表最高权力。第三义最奇怪，它获得中国人的「种族认同」，所谓「龙的传人」，这老东西什么时候忽然成老祖宗了，还不大好考据呢。最近的记忆，好像就是八○年代香港歌手张明敏，把台湾歌手侯德健写的一首歌〈龙的传人〉唱到中国大陆来，这种认同就流行起来了。一些敏感的学者一开始就意识到它的负面性。例如1988年3月21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发表戴晴〈中国不再是龙——访严家其先生〉一文引严家其说：

『张牙舞爪、金碧辉煌的龙的形象给我的直觉仍然是皇帝的权威或不受限制的权力的象征，就算把它说成是象征了中国文化，也是传统中属于糟粕的一部分。把一个以高度民主、高度文明为目标、正奔赴现代化的共和国比做龙，我感到很不恰当。中国不是什么龙！

我们为什么只向往做「龙的传人」？以为大家都是「龙的传人」就万事大吉？海峡两岸、包括遍布世界的中国人的共同基点只在龙？且不要以为大肆宣染「龙的文化」和「龙的传人」就是为中国的统一做出了贡献，中国一定会统一，其前提在于整个中国的文明进步、民族富强。 』

严家其是政治学家，他极清晰地从「龙」表面堂皇的民俗含义中，剥离出被掩盖着的两个隐晦的政治含义：不受限制的权力和统战工具。关于「龙认同」，他特别指出其所含「偏离世界文明发展大道」、「将自己处于世界特殊地位而不是人类大家庭一员」的种族优越感意味，这一点，要比《河殇》深刻。但是严家其此说，因为发表在报纸上，其影响远不如以电视传播的《河殇》。海外华人杨振宁（物理学家），就指《河殇》「是个大错」。

（从八○年代的「龙认同」，可以一路梳理到今日泛滥于中国的四个东西：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大一统、偶像崇拜。这四样，因背离普世价值，恰成专制统治的隐形支点。——作者增补）

至于长城，其实是一个很浅近的图腾，在历史上找不到什么描述。对它大概只能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它成为从历史上借来的「抵御外寇」的一个符号。可是如果你梳理一下历史，会发现完全不是那回事，是个错觉。满清八旗就是踏破长城，灭了朱明。这个明长城，还比早先那个秦长城，退缩了一千华里，哪里谈得上「抵御」？黄仁宇说「十五英寸降水线」是农耕文明的边界，正好跟明长城重合。最妙的是，一部关于长城的电视片里，又在陕西的长城拍到了「华夷天堑」四个字！谢选骏写过一本书《神话与民族精神》，其中分析长城，剥离它的精神是「保守防御」。这并不是说，我们主张扩张、侵略，而是说中华文明对挑战的应对，是防守型的。

（王鲁湘在引入选骏的观点时，又表现出异常谨慎的学究气。他翻阅了大量关于万里长城变迁的考证史料，对比了秦长城与明长城在建筑时的截然相反的动机和时代背景。他其实还在遵循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态度。当我告诉他，史学家黄仁宇有一惊人发现：原来长城恰与十五英寸降水线重合，从而证实了李约瑟论断长城是农耕民族的最后疆界时，鲁湘似乎并不激动。忽有一日，他如获至宝地大声叫道：「夏骏，赶快去借一部新拍的长城电视片，我从那里看到陕西红石峡长城上有『华夷天堑』四个字，真是铁证如山。」——〈龙年的悲怆〉）

麦：还有一个令人惊讶的是，《河殇》大谈中国历史，却没有给予中国革命很高的评价。你们把它当作中国历史上历次动乱中的一次，而当局竟然允许你们这么讲，为什么？

苏：「文化热」有一个特点，就是尽可能不去招惹制度问题，《河殇》其实要算一个例外，我们是用曲笔。比如你刚才说的那一点，我们在讲述中国的历次农民起义时，朦胧地提了一句共产党，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它不过是农民起义中的一种而已。曲笔之二，我们讽刺了延安那个宝塔，暗示共产党和秦王朝一样，是从西北兴起的一股势力。说延安，我们也不直接批评，而是从道德上说共产党「忘本」，你来自黄土地，却把黄土地抛弃了。这刺痛了那些从延安出来的「革命老前辈」。

我们把延安放在「黄土高原」里讲，是双关的含义，你这个农业文明枯竭了、你这种制度也危机重重。从农民起义讲「阶级斗争」的恶性循环，贪污腐败、道德瓦解，特别是在开封拍摄到刘少奇死难处的那一幕，我们花了不少力量，很多观众哭就哭这一幕！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