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茂春兄柏克莱历史博士出身，新创「以台制夷」概念，拓深扩展「台湾意义」，因为「制夷」乃近代史一大话语，源自魏源「以夷制夷」，后被李鸿章「活学活用」为「师夷」，以救大清之废亡；邓小平不也是学合肥而「韬光养晦」吗？不师夷中国人脑后还要拖根辫子，中共「师夷」三十年，取器物而拒思潮，崛起而退为满清。近代晚期，或说清末民初，有无数迷人细节，或可称痛人时节，会令后人扼腕击节，其中凝聚于李鸿章一人者颇多，所以李中堂在史上留下巨大身影，褒贬两级，后人无可望其项背，今世称李克强为「李中堂」，沦为无知。今步茂春「以台制夷」说「师夷」，再贴《近代史上的李中堂》。 】

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从1987年的一个夏夜开始，钱钢鬼使神差地追寻起李鸿章的踪迹来：“我在写《海葬》。我在写100年前的变革。”

他告诉我，有一回他去煤渣胡同寻找当年李鸿章的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杳无踪影，“100年了。什么东西都会面目全非。”

但他却意外地发现了李中堂的故居贤良寺。就在这座古寺的东面，正兴建一座大饭店，那地皮就是当年海军衙门的旧址。 “说不清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我们仰望着海军衙门——一百年后的「王府饭店」，只见这座即将竣工的摩天大楼，在探照灯的照射下，通体闪着银光，巍然耸入夜空。桔黄色的巨大起重机上，写着三个大大的日文字：熊谷组。 ”

1988年。不吉祥的龙年。中国人浮躁、嚎叫和惴惴不安的一年。大伙儿都在骂物价、骂官倒、骂腐败。上校钱钢却把目光投向整整100年前——

“1888年。中国第一盏电灯在紫禁城里被点亮了。1888年。光绪皇帝即将「大婚」，「亲政」。 1888年。康有为呈「上清帝第一书」，未达光绪。

1888年。颐和园正加紧施工。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距离它的悲剧性的大覆灭还有六年；整整100年后，我为它写《海葬》。 ”

《海葬》可谓《河殇》的姐妹篇。但更有意义的是，它写的正是物质层面变革的悲剧，而这种悲剧100年后恰在中国重演。历史似乎开玩笑式地在作圆圈游戏。

钱钢很早就悟到了这一点。记得大约三年前，他就告诉我他正沉浸在晚清历史之中。那时我还处在“问题报告文学”的兴奋期，压根儿想象不出这位《唐山大地震》的作者能从故纸堆里掘出什么“宝”来。但我深信他的那种“不赶浪头、坐得住冷板凳”的厉害。

我去邀钱钢一道来写《五四》这部片子时，他正在为《海葬》作最后的修订。洋洋十数万言已经写出，他却还被两件或许永远解不开的历史迷团所困惑，白净的脸上满是愁云，劈头问我：

“你相信孙中山曾经冒死去策反李鸿章吗？今天我们想像得出当时李鸿章虽然拒绝了，却鼓动孙中山革命，并愿为他作后盾吗？你相信光绪实际上根本没有给维新党人下「诛荣（禄）废后」的密诏吗？能设想谭酮同居然是编造了一个假上谕去策反袁世凯的吗？多么具有魅力的细节啊。历史永远是不可思议的………”

是的，谭嗣同和孙中山都曾寄希望于权威人物。李鸿章虽戴着「卖国贼」的帽子却不是后人所想像的那样昏聩。袁世凯虽然两度成为中国变革的关键人物，但却永远不会是华盛顿式的「新权威」。他们每个人背后都受到文化指令的支配。这诚如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后记》所说：

“历史的必然总是通过事件和人物的偶然出现的……当满清皇帝的个人权威还是至高无上的时候，倘若光绪是另一个人，戊成变法未尝不可取得某些成果。如果慈禧和袁世凯都短寿早死，辛亥前后的局面恐怕也将很不一样。然而即使那样，在有着数干年封建重压而又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国大地上，要迈进工业化社会和实现富强，也仍将百折千回，历尽艰险，决不会那么一帆风顺，笔直平坦。”

钱钢三年引而不发，突然向世人托出一个100年前的噩梦，不是比我们笔下的现实改革更意味深长吗？

二、师夷

唐德刚称李鸿章是「四化」祖师爷（办夷务），以海关收入的百分之四十，约四百万两银子，建成一支「世界第八大海军」，但因为没有「第五个现代化」（改制）而功败垂成；梁启超又说他是「以一人而敌一国」——合肥的克星，就是那个挪用海军经费造颐和园（至少一千万两）、也绝对不肯改制的西太后；日耳曼铁血宰相俾斯麦曾揶揄李鸿章只会打内战，中堂叹道：

「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

最终，他还得背「丧权辱国」的黑锅。

1895年甲午战败后，李鸿章向伊藤博文签下《马关条约》，赔款白银两亿六千万两、割让台湾，直隶布政使陈宝箴见光绪「泣曰：『殆不国矣！』」其子陈三立自武昌致电张之洞：「请奏诛合肥以谢天下」，虽然他们父子的问罪，不是责李「议和」，而是责他不肯力争避战，将国家「戏付一掷」。晚清自林则徐禁烟以来，与列强轻启战事而招祸，至甲午重创，始觉亡国灭种，遂成近代激变起点，一发不可收拾。

我是到海外才读到唐德刚教授那部脍炙人口的《晚清七十年》，他也曾将“北洋水师传奇”娓娓道来，写得声情并茂，并对照当今，来了一句点睛：

「一百四十多年之后，我们搞『洋务』的历史又『重演』一次罢了。」

「洋务」始于林则徐幕僚魏源的那句话「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夷之长技」，只限科学技术，即坚船利炮。唐德刚界定「邓改革」，不过是一次「洋务重演」，指的正是共产党也只学西方「先进技术」而不动「制度」，「六四」后又开门狂饮外资。

唐德刚称李鸿章是「四化」祖师爷（办夷务），不过他说，「同治中兴」这帮科甲正统出身的名臣，都是「槃槃大才」，「老实说，后来我们及身而见的国共两党之内的高干党官，有几个能和这大群翰林进士之中的『文『字辈人物相比。」然而，难望祖师爷李鸿章之项背的邓小平，因六四而发狠话「杀二十万，稳定二十年」，果然二十年叫它崛起，只差还没造出航空母舰来。 （到习近平就造出「辽宁号」）

中共的“洋务运动”震惊西方，2005年美国两大通俗新闻周刊先后以封面故事和系列报道推崇之，显示他们接受了这个施行屠杀的独裁专制，因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激活了冷战后萎靡不举的西方经济。另一层意义就是，这次“新洋务”成功了——李鸿章的那一次，只引进器物而不触动大清政体，因北洋水师覆亡而被历史否定，导致的一个思想史结论是：一个制度只做经济层面的改革，而不涉及政治制度乃至思想、文化层面的变革，注定失败。今天中国的“第二次洋务”，难道要修改这个思想史结论了？

唐德刚历数清廷腐败，从满洲八旗“铁杆庄稼”、卖官鬻爵，直说到“四万两银子一天的宫廷生活”，他的结论也是：

「我们甲午战败（1895年），非由于器械之不精也、资源之不广也，或人才之不足也。我们之败，是败在颟顸落伍、贪污无能的政治制度……原来没有赶上时代的政治制度，则纵有超等的坚船利炮，旧瓶装新酒，也无济于事。」

唐教授辞世前，应该是看到了中国「崛起」的，可惜我们不知道他作何感想。二十年来，中共甚至就是靠「腐败」而「起飞」的，拿「同治中兴」跟它相比，要算很廉洁的了，不要说「同治名臣」，不可与中南海的那班工程师们同日而语，连西太后都难望江胡「盛世」之项背也。

他们创造了一个「中国模式」，令古今中外统统「跌破眼镜」：这个「奇迹」的发生，既不是经由了西方殖民，也不是本土资本主义，而是靠血腥的集权维稳；支撑这个模式的内在逻辑，不是反资本主义的马克思理论，而是「亡国灭种」的民族耻辱和恐惧。由此观之，甲午国耻在一百多年前，就为中共储备了「崛起」的意识形态能源。这一百多年，中华民族基本上是白忙乎了。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

附：为什么中共如此痴迷台湾？

2023/04/09  来源：自由时报
◎余茂春（Miles Yu）

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全面掌控大陆以来，对中国的经济、社会、思想、生态、地理、人文等各项生存指标，以马列基本教义为指导思想，辅以毛邓江胡习根据各自理论水准对基本教义的说文解字，进行了天翻地覆、没完没了的大折腾。除了在极少数几个地方歪打正着之外，在有关国计民生和民族存亡绝大部分方面，基本上是空前的败笔和灾难。罪恶累累、尸积如山的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等，自然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大劫难，但四个坚持下的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共统治，依然是专制独裁、不择手段，毫无改邪归正之心。在所谓「改革开放」时期，中共反而变本加厉，把全中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先进、最有效、最高科技的大监狱，对全体十四亿中国人民进行全天候的舆论和行动管制。在这期间，中共还以无以言喻之残忍的强制政策，逼迫中国妇女在四十年内堕杀三亿三千万新生命，理直气壮地用坦克机枪在天安门屠杀争取自由的中国人，把西藏和新疆变成种族灭绝的新纳粹集中营，对各类异议人士、宗教团体和公民社会实施举世罕见的镇压，并以大跃进式的共产主义豪放气概，全国上下一窝蜂收集研究烈性病毒而严重忽视生物安全，造成全球大灾难，而中共最高领袖更是认为有可以「消灭一切害人虫」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倾全国之财力物力，搞劳民伤财、匪夷所思的「动态清零」，结果搞垮了中国的经济，搞砸了中国的民心，搞笑了中共的治国本领，结果是，「改开盛世」下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里，万众躺平，人心思润，一个大国被一个自诩「伟光正」的共产党折腾成这个样子，实在令人唏嘘。

中共「以台制夷」 阻挡国际施压

那么讲这些中共治国历史与现状的败笔和灾难，与台湾有什么关系呢？

道理很简单，正是因为这些中共政权制度性的政策缺陷和反人类的意识形态，以及无法和国际自由社会共处共存的现实，使中共政权在与国际社会交往中，总是处于一种被谴责、被劝导改邪归正、弃暗投明的不利处境，这让死不悔改地笃信马列的中共长期以来十分头疼，而台湾问题则成了中共一贯用来保障我行我素的统治模式、阻挡国际社会对中共施压的挡箭牌。我把这个策略叫做「以台制夷」。

在中共与世界交往的所有大小事务中，最让中共来劲的话题就是台湾。对此，跟中共打过交道的所有外国领袖，都深有感受。根据我自己在美国政府里的亲身经历和对外交界的长期观察，凡是中共内外交困之际，或不愿谈论任何不想谈论的话题时，不管任何场合和规定日程有没有安排，台湾总是北京在世界论坛上的最爱话题，大谈特谈，以此来转移视线、避实就虚。等谈到大家都烦了，没有多少注意力了，约定的时间也就到了，再也没有时间与机会来解决真正和具体的问题。而中共往往在重大问题上被国际追剿时，就没事找事，总是制造一点台海危机─如一九五四、一九五八、一九九五至九六，和二○二二的四次台海危机─让大家又来听几个回合的「自古以来」和「不可分割」，因为一旦台海有了危机，任何其他问题，如贸易、人权、地区安全、合作对付北韩和伊朗核武、跨国贩毒洗钱、香港新疆、法轮功和地下教会、新冠病毒溯源，等等等等，统统不能谈了，以此来达到「以台制夷」的战略目标，为处于被动的中共解围。

中共内外交困之际，或不愿谈论任何不想谈论的话题时，台湾总是北京在世界论坛上的最爱话题，大谈特谈，以此来转移视线、避实就虚。 （欧新社档案照）

对台痴迷词调 从来没有说服力

其实，中共这种台湾痴迷的词调和说法，从来就没有说服力。原因有三︰

第一，祖国统一论没有历史根据，就像我曾经在这个专栏论述的那样，中共是从来不把国家的领土完整当回事。建国七十多年来，中共主动出让给意识形态盟友如苏联和蒙古，及友好的邻邦如缅甸的土地面积，比区区台湾岛要大几十倍，对比一下一九四九年和今天出版的中国地图就一目了然了。即使中共对像印度和越南这样的邻国发动侵略战争，夺取了大片自称是自己领土后，也往往主动撤回原边界线。就像对台湾的威胁一样，中共对其他邻国的威胁跟「维护神圣的祖国领土」毫无关系。醉翁之意根本不在酒。

第二，中共向全世界撒谎，指称台湾政府和领导人一意孤行谋求「台独」。中共这种指控根本无视绝大多数台湾人民和历届台湾政府领袖无数次严正申明「维持现状」的意愿─包括蔡英文总统一周前在纽约接受哈德逊研究所「杰出领袖奖」时的致词─无意也无必要另谋「独立」的举动，因为台湾早已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而「维持现状」是美国和中国在一九七二年达成的有关台湾问题的基本共同认识，也是美国对华对台政策的核心，它包括三个不可分割的、中美双方共同认可的部分︰（一）美国承认有「一个中国」这样的说法；（二）台海问题不能使用武力来解决；（三）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经由双方人民的认可。

台湾人民要维持现状，台湾领导人和政府也说要维持现状，不独不统；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也致力于维持现状。只有中共在那里鼓吹「台独」的存在，岂不怪哉？

台海问题 民主与独裁的长期搏斗

第三，乌克兰战争对什么是「国家主权」做出了重大提醒，对台湾人民和国际社会都有醍醐灌顶之效。台湾和乌克兰一样，都和一个隔壁的大国有较深的历史、文化、语言与族源联系，但是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联系，与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完全没有必然的联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彻底忽视了乌克兰几十年来的国家独立所孕育的纯正的乌克兰民族意识和主权意识。中共对台湾的统一威胁，与俄罗斯的侵乌理由，同样荒唐无理，也同样完全忽视了台湾人民几十年来的国家独立所孕育的纯正的台湾民族意识和主权意识─即使是主张统一的国民党人士，也必须承认目前的台湾和大陆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社会与两种生活方式。正因为如此，国际社会已经达成一种普遍共识︰台海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领土主权之争，而实质上是自由民主和专制独裁之间长期搏斗的继续与深化。几百年来历史表明，自由的力量是不可阻挡而握有胜算的，从这一点来看，中共的「以台制夷」之计也并非能够获得成功。

星期专论 余茂春

（余茂春曾在川普政府担任美国国务卿庞皮欧政策规划办公室中国政策首席顾问，现为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及2049计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