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六四流亡群体」关于自己的话语和历史，尚未来得及建构，未来必定有个「李进进故事」可以书写，因为他聚丛了成功和悲惨两个极端，他北大出身，研究生会主席、再从威斯康星攻读法学博士，拿到法律学位，后任纽约州执业律师，又兼一抗共基金会总裁，集法律、移民、抗共、民运于一身，在这个群体中大概也是独一份儿的，此其成功一面；但他的轻忽一面，无人论及，我因也有轻忽的惨烈遭遇，便特别要指出他的此点。 2022年春有个同仁追思会在纽约举行，我受邀发言，上网一看，参与者踊跃，发言者亦排队等候，我从下午一点等到三点，也没轮上，而我三点另有安排就下线了，后来将发言发在网上，也算给进进送行。 】

恐惧的异化

李进进出身北大，在中国是身跨学运、工运两界的罕见政治活动家，流亡来美接受西方法律的完整训练后，在纽约从事移民和政治庇护律师业务，却不幸遭到一个伪装「政庇」的杀手刺杀身亡，其间扑簌迷离，但是已经显示美国移民和政庇这两个领域的高度张力和不确定性，也令我有兴趣稍微梳理一下其脉络。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杀，据说有两个世界性的后果：一是引发了共产党政权坍塌的「苏东波」骨牌效应；另一个则是，中国人大举向全球偷渡、移民、政治避难，我自己也卷进这个浪潮，迄今已流亡了三十年。这个浪潮至今似未止息，据说这股中国流亡潮，从前期「知识含金量」高得惊人，越来越趋向「吃瓜大众」，显示中共这个政权不仅始终维持高压，也丝毫不在乎它治下的人民逃离家园。

六四屠杀后，邓小平不紧不慢地撂出一句话：如果共产党失去对中国的控制，将会有一亿以上中国人流亡到印度尼西亚，一千万到泰国，五十万到香港。这是香港《文汇报》援引邓的原话。不知道为什么偏要给印尼分配一个亿，而对香港似乎很留情，但五十万已经足够让这弹丸之地从天堂跌进地狱了。

还有一件事情是老布什做的，被称为老谋深算，即送「六四绿卡」给中国留美学生，将中国近二十年来被训练成功的极少数人才大多留在美国——邓小平恢复高考，十二亿人里受过高等教育的充其量不过一千万，百分之一；这中间的百分之一即十万人，由西方正规训练出来的，其中十分之一即一万人，乃是中国精英里的精英，全数留在美国，这笔买卖邓小平是赔得精光，中国资源匮乏、人口膨胀，算下来只有人才是唯一剩下的资源，还让人才最丰富的美国掘走了。

「逃离沉船」

实际上，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从中共统治下逃逸到西方国家寻求政治庇护的人数，历来居世界第一。早在文革前后，就有上百万人冒死偷渡，到香港寻求英国人的庇护，是标准的政治难民，这些人后来成为香港社会的中坚，也有不少人偷渡时就被边防军警射杀。音乐家马思聪的出逃，并在美国寻得庇护，也在这期间。五九年西藏事件爆发，达赖喇嘛率信徒逃至印度寻得庇护，则是举世震惊的大事件。

八九年「六四」逃亡大潮之后，美国移民局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自一九九六至二○○二年的政治庇护案件，无论申请人数还是批准人数，中国都名列第一，而且从一九九九年起呈现显著上升趋势，其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即江泽民政权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这期间也有少量异议分子、西藏人士、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等走上庇护道路。

不过，中国人在美国申请庇护的政治原因明显扩大，如计划生育政策、因强迫拆迁、圈地而逼向海外的申请者，不少人也获得了批准，甚至携款外逃的中共各层贪官，也以回国将被「迫害」（清查）而申请政治庇护。经由偷渡管道来海外的打工者，伪造被迫害材料申请政治庇护，一时成风。

记得三十年前我写《河殇》时，曾经受到社会上一种恐惧心理氛围的刺激，我称之为「逃离沉船」的集体潜意识——躁动的一九八八年是个「龙年」，人们抢购商店里的四种罐头：苹果、鹌鹑蛋、桃、梨（「平安逃离」），那大概就是中国逃亡潮和避难潮之滥觞，由后来的六四屠杀和法轮功迫害两大事件而演化成真，也对国际社会殃及鱼池，产生诸多中西理念冲突，涉及文化、社会、政治各领域，政治庇护也是其一。

无疑，中国是一个「高迫害类型」国家，六十年里「大饥荒」和文革两次灾难中死掉的人，粗略的估计就有三、四千万之巨，说它是「人间地狱」毫不过分。所以，中国人投奔怒海、背井离乡，以「恐惧」为理由「桴海避秦」于西方，是再自然不过的一种人性选择。

但是别忘了，中国有十二亿人，这么一个人口大国兴起出国潮、流亡潮、避难潮，对于人稀而富庶的西方（欧美）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压力，但这还在其次，中国人往西方的逃亡，搅乱了他们那里的「庇护法理」，则是更要害的。

中国没有「庇护所」概念

Asylum 这个英文字的原初意思，是庇护、避难所、精神病院，后来才转化出「政治避难」的意思。十八世纪的欧洲，一向指「疯癫」为兽性、残酷，到十九世纪中叶才出现「收容」精神病患者的法律安排，并作研究和治疗，最初称为「疯人院」（Bedlam）。世界上第一座精神病院，是伦敦南郊的贝休恩（中国也译作「白求恩」）皇家医院。所以，「疯癫庇护」扩展为「政治庇护」，照我的理解，依然具有人道收容的含义——没有一个正常人愿意假装疯子被送进「疯人院」。

庇护原理由「疯癫」领域延伸到「政治」领域，无疑是人道主义在西方的一种提升，但是，对于既无「庇护所」概念，也缺乏人道精神的现代中国人来说，这一切都变成一个有利可图的机会了，这或许也可算作文革之后中国人的「改革开放」思路之一。

但是，以「恐惧」为理由的图谋，就把问题变得很复杂：即使你提供的证据是假的，谁又能判断你的「恐惧」的真假呢？况且，在靠「恐怖平衡」所维持的一个专制国度里，谁又是不「恐惧」的呢？于是，「庇护」又从政治领域退回到「精神」领域、甚至道德领域——最后只剩下一个诚实的问题，而这是整个西方系统对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失去判断的地方。相比之下，来自美国后院拉丁美洲的更为庞大的偷渡打工人潮，却鲜少有人使用这种手段，虽然拉美的黑暗和恐惧一点也不逊色于中国。

获得「庇护」乃是「占便宜」，同样也只有在「无庇护」文化中，才成为一种争议、攻讦，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便是所谓「六四血卡」——九三、九四年间，有近十万之众中国大陆留美学生学者，以「恐惧」的名义向美国政府游说成功而获得长期合法居留，并衍生出一场争辩，其中最有趣的，是特别借用了鲁迅著名的「人血馒头」的象征符号，把一个纯粹西方的概念，浸泡到某种病态的中文语境里去，折腾得面目全非。但是，这场争论也揭露了「六四绿卡」个案对西方「庇护法理」的亵渎，是荒诞的、双向的：在「庇护」层面上，许多人是由中国政府支付其留学费用、并继续领取国内工资；在「恐惧」层面上，他们后来又踏上「海归之路」，回流到据说「迫害」他们的国家去做贡献。

一九九六年夏天，我忽然接到美国移民局邀请，要我去夏威夷参加一个关于偷渡和移民的讨论会，我坐在Wakiki的一个旅馆里听那些移民专家用英语讲中国人偷渡西方的故事，听得心情很悲凉。我发言说你们的移民政策，有一项可能是个灾难，即允许中国「一胎化」受害者在此「政庇」，我说在中国没有人不是「一胎化」的受害者，你美国都能收容吗？似乎他们不接受，他们说美国的国策是禁止堕胎的，这是不能改的。在太平洋中央的一个岛上讲中国的种种不堪和无解，好象都是无奈的。

轻忽陨命

李进进这么个成功厉害的律师，居然被一个女杀手嘁哩喀喳地抹了脖子，当初震惊天下。两年过去了，流亡群体产生了任何防范机制吗？危险会来自何方？你第一个求救电话要打给谁？你掌握多少公共求救资源？你拥有多少自救技能？这是李进进留给我们的警讯吗？整个海外华人society包括流亡群落依旧麻木，最大兴趣是杀手来历，没有多少人感兴趣自身安全问题，或者丝毫感觉不到任何危险，而这个群体游离主流社会之外、老年人居多、不少人离群索居……。

我则觉得李进进被人抹了脖子，最关键的肇因，是他自己的轻忽，一瞬间就令我想起三十年前我自己的轻忽，断送了傅莉的整个后半生，进进就像当年的我，是一个「拥有最无可救药的安全感的人」，我忍不住又去找来1993年那天昏地暗的一刻：

『九十号那么平坦﹐前后都看不到车辆影子﹐仿佛我们的「道奇」独步着它﹔大瀑布所在的伊利湖区沉浸在夏季的晴朗安谧中﹐无风无雨。世界再没有如此温和了﹐那「道奇」谁驾驶还不同摆弄玩具一样﹐只要是开过车又不想拿自己的命开玩笑的人﹐我们当乘客的怕什么﹖

我终于跌入梦乡﹐临走前最后的感觉﹐是右肩头苏单小脑袋压上来的沉甸甸……。我说「走」是因为我不会知道﹐这片刻梦乡﹙有多久我至今也不知道﹚是一个门槛﹐另一个世界的门槛﹐傅莉同我在此分手时﹐我未及看她最后一眼。门槛这边她没有睡﹐她始终紧绷着﹐而我后来也终于知道﹐能在高速行驶中进入梦乡的人﹐大凡是对这个世界拥有最无可救药的安全感的人。这个世界待我一直不薄﹐我不懂为什么﹐在北美五大湖区极安静的一条公路上﹐它再过一些时辰将突然翻脸……。

……七天七夜后我醒在一个灰蒙蒙的世界里﹐是儿时在杭州﹐高烧退烧后窗棂上那种灰蒙蒙的况味﹐还搅伴着浓烈的消毒水气味。眼前出现的人影面相﹐都是虚幻不真实的﹐他们说「你昏迷了三天﹐又梦呓了三天。」他们说话的声音如发自磬中般嗡嗡作响。右腿没有知觉﹐骶部生疼﹐一时我还走不了路。

世上发生了什么事﹖傅莉和苏单呢﹖有人来领我﹐给我一副拐杖﹐我就一瘸一拐跟那人走﹐走进一间屋里﹐只一张床﹐被五花八门的器械包围着﹐一个女人躺在那里﹐头发散乱摊在枕边﹐她却不是虚幻的﹐虽然她的脸被一个奇怪的呼吸罩挡着﹐我看不见﹐但她那覆盖在白布单下的躯体轮廓都是极清晰的﹐化成了灰我也熟悉的。依稀我还有门槛那边她紧绷姿势的残影﹐如今她躺在门槛这边﹐不止是彻底松了下来﹐也不知道魂儿还在不在……。

第一眼就明白﹐我的人儿出事了。人一生真的不敢有几次我这种「第一眼」﹐一眼就叫大脑被抽空﹐大脑是「呼吸」的﹐它也会窒息。

这个世界曾有三次坠我于此境﹐一次是十六岁﹐爸爸在他屋里背着窗户的光线﹐看不清他的脸﹐只听他的声音告诉我「你外祖父是被政府镇压的」﹐那意味着我是一个隔代的「狗崽子」而不是「红五类」﹔再一次是四十岁﹐在窗户蒙住的黑屋中﹐依稀读出一张纸条上潦草的铅笔字﹐我的名字被列在通缉名单的第五位﹔第三次已在海外﹐表妹在电话里一上来就哭道﹕「二姨死了……！」她的「二姨」是我妈。三次我都是先大脑一阵空白﹐接着立刻明白世界再也不一样了。可是﹐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九日这一次不同﹐我很久都在那种空白中﹐世界不是变了而是塌了。

门槛那边我睡着了。梦里我跨越了一段永远不明真相的灾祸。这是一个没有记忆的梦﹐生命里最恐怖却洗刷得一干二净的一个空白。这个空白压得我在门槛这边喘不过气来﹕一瞬间腰斩了我四十几年的生命﹐制造出我的后半生来﹐我却只有听凭人家来解释这「一瞬间」﹐而且还有好几个「版本」。

其中最惨的一个「版本」，是傅莉在翻车的瞬间，被送撞到前玻璃挡板上，一是肋骨断了一个，又把肺戳破；二是脑受撞击后，许多小血管破裂……。

关于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九日下午的那几个小时﹐我在急救室里想不起任何细节。我很无奈那种生命要由人来解释的境地﹐仿佛只有妈妈告诉我的出生日是唯一可信的。任凭人家解释你生命中的「意外」﹐其实是中国人人皆有份儿的﹐尤其我这一代﹐好像就是从几次巨大「意外」当中长起来的﹐辟如﹐一九七一年林彪「外逃」坠机外蒙古温都尔汉﹐全中国都在一场失去记忆的惊怵中﹐等待周恩来他们给出一个「版本」﹐心里也都知道不会是真的﹐于是会对后来出现的各种不同「版本」高度兴趣﹔又如﹐一九八九年那个天安门﹐又是一场「大车祸」﹐死了多少人﹖谁下令开枪的﹖全世界都不肯接受中南海给出的「版本」﹐可是又没有自己的「版本」；还有﹐学生为什么不肯撤出来﹖ 「天安门领袖们」给出多种「版本」﹐你信谁的﹖

对七月十九日﹐我只有接受两个事实﹕一是傅莉昏迷不醒﹔一是当地警察的车祸报告称﹐这个司机根本不会开车。对此﹐我从一开始几乎连愤怒的能力都丧失了。从这一天开始的天昏地暗将我彻底吞噬。 』（摘自《离魂历劫自序》）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