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洋镜
6个黑人男子让50个不同的母亲生下87个孩子!
— seadog (@seadognw) January 30, 2021
这个视频的主持人,在现场点起五个男人,算出87个孩子之后,讲了一通无父儿童与有父儿童的比较数据:
自杀率高出5倍
出走率高出32倍
行为异常高出20倍
性犯罪高出44倍
吸毒高出10倍
这个问题,不是黑人问题,也不是什么“福利”问题,而叫“核心家庭”破碎,其实正是西方衰落的一个point,其脉络虽很复杂,却是明白无误的左倾。
思潮倾向上左倾,是欧美自六〇年代以来时急时缓的一个社会现象,跟自由主义、民权运动、社会福利等价值提升相关,也是一种价值嬗变,看似“進步主義”,但是其总趋势是符合基因选择的,即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的强烈抬头。
其中女性觉醒、女性主义兴起的直接后果,是核心家庭的解体,它导致了离婚率上升、生育人口下降、单亲家庭普遍、子女孤单等一系列问题。将生物学引入人文领域乃当下时髦,物种的自私倾向甚至是存活选择决定的,是基因的规定,所以文明基本的含义,利它主義,居然有反基因(克服基因趋势)倾向。這是另一个未明的机制。
哈佛大学甘迺迪政府学院前任院长罗伯•普特南(Robert Putnam)写了一本书,描述富人和穷人养育小孩的差异愈来愈大,受过高等教育的菁英,重振传统家庭价值,所以女性大学毕业生不到10%是非婚生子,大学学历白人女性只有2%非婚生子,而中学(含)以下学历的非洲裔女子非婚生子人数高达80%。这里不仅有种族差异,也有阶级对立。他的意思,是富裕家庭有经济能力更投资子女教育,使其具备更好的竞争技能进入社会,相比之下贫困尤其单亲家庭,对子女仅能压制训斥,较少精神层面的教养而使其粗鄙化——这恰是“仓廪足而知荣辱”的原意。
女性觉醒,在美国产生的左右争议,比较麻烦的是堕胎问题,表面上自由派说母亲的选择权利,保守派说婴儿的权利,但背后是一个宗教问题:上帝给你的孩子你无权拒绝。
好像2004年联邦最高法院有一大法官退休,新补者将影响堕胎合法,结果保守的小布什大赢,媒体分析民主党的liberal理念大大超前于美国寻常百姓,自由堕胎吓坏了中西部的草根大众,他们为了保护后代不被惊扰也得舍弃其他东西去捧小布什上台立法禁了此道。
但是法律事实上效果有限,美国少子化日趋严重,不生育领养蔚然成风,假如对比前述黑人生育过剩,欧罗巴人种渐少,这种比较和论述无人敢做。
其实全球景观,早是这副图景,一个低度开发的回教世界,贫穷却人口快速增长,南美洲亦然,于是廉价劳力大量涌进欧美。谁敢说人口逆向淘汰,那就是种族主义。中国的人口,因为制度关系,不跟进全球,它从人口过剩急速走向人口老化。
世界左转,谁也挡不住。二次大战后,人类就左转过一次,结果出了斯大林、毛泽东、布尔布特三个恶魔。
下面这个新闻,荒谬却真实:
Breaking: Black Lives Matter Terrorists Nominated for Nobel Peace Prize After Causing $2 Billion in Damages in 2020 Mob Riots – Truly Times – Conservative News
据德国媒体报道,BLM(黑人命贵)运动获和平奖提名,挪威左翼政客埃德(Petter Eide)说,因为它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反对种族歧视最强大的运动之一”。
二、“基督教文明”整体衰落
“女性、多元文化、身体自由”是“左派话语”,也是“基督教文明”整体衰落的结果,不论是政治、文化、艺术。
因為人們的關注點,已经从世界整体,缩小到“个人身体”,不论是同性婚姻还是变性、堕胎,都是所謂「身体自主权」,满足肉体欲望、卻不承担后果,而美国右翼大本营只剩下基督教,基本固守中西部和南部保守州,那裏的許多家長已在恐懼孩子們在學校裡被「性別多元化」所侵擾,显然他們不敌东西两岸大都市里的年青世代,还不要说后者拥有电子、网络等信息时代的利器。
雅斯贝斯所谓“轴心时代”的几大体系,以色列一神教、印度几个宗教、中国儒道、希腊哲学,到现代如晨星陨落,多数不济,基督教强似他者,虽不免也有衰微,但是显然她统领之地域国度,已稳坐世界霸权。
公元四世纪基督教兴起,神权进入西方政治、社会、文明核心进程,是暴虐和血腥。基本上她是以基督教独大为霸权而达至目的,期间摧毁的对手是多神教、犹太教、知识和科学,再加上女性。神权之前的西方社会女性地位怎样?罗马蓄奴社会是男女平等的?基督教反智,则因迫害加利略而著名,整个西欧心智蒙昧三百年,却不耽误依然有文艺复兴和科学兴盛的到来;而基督教文明的排他性、独断性,又并没有妨碍普世价值跟她核心价值(圣经)和谐融洽,虽然基督教今日已成西方保守的顽固堡垒。
可是回溯其所来之径,你看到的却是斑斑血泪和荒谬。有本书《二十世纪知识史》(The modern mind by Peter Watson),将佛洛伊德奉为现代西方第一人,也说人类进入现代之际遭遇了三次挫折:第一次是哥白尼发现地球并非宇宙中心;第二次是达尔文发现人类并非超越于动物界,而是与其他动物一样服从“生物演化”自然法则;第三次即佛氏,发现我们头脑里有许多未知的、潜意识的、甚至不可控制的力量。
三、莫名其妙的「挫折」
若论“挫折”,第一次世界大战居然是所谓“现代”的一个缘起,而不是什么“文艺复兴”,这场意外的大厮杀,以其血腥而引领了西方所有蓓蕾初开的科学门类之幸逢其时、大显身手。1916年7月,索姆战役(battle of Somme,966公里,从比利时海岸穿过法国到瑞士的漫长战壕)一打响,十一万英军在十三英里长的战线上发起进攻,第一天伤亡六万人,超过两万尸首横卧无人区。英军总共损失37万人,平均每天七千人,战后英军有一半人的年龄在19岁以下,人称“失去的一代”。
说它“意外”,是因为1914年正是十九世纪将西方文明引向峰巅的起点。“这个文明,在经济上是资本主义,法律宪政结构上属自由主义(liberalism),其典型的支配阶级,则为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科学、知识、教育、物质的进步,以及道德的提高,都在其中发光发热。这个文明,也深信欧洲是天下中心,是科学、艺术、政治、工业、一切革命的诞生地。”
但是这个文明在四十年间,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几乎没人相信它还能存活。作为它崩溃的后果,又有两股浪潮兴起——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试图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伴随着动乱和革命浪潮登台,席卷了全球三分之一人口和六分之一面积。自由资本主义只有与共产主义联手,才能击败法西斯主义,这段“资”“共”合作时期不啻为二十世纪最诡谲的一刻——若无共产主义(苏联)付出的代价,西方自由主义政体恐难存活于法西斯主义;二战后也因为苏俄的存在和刺激,资本主义才获得灵感,幡然图新。若不是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社会的解体,也不会有十月革命和苏联。
四、野蛮的苏醒
犹太作家莱维(Primo Levi)说得最精粹:
“我们侥幸能活过集中营的这些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见证人。这种感想,固然令人不甚自在,却是在我读了许多受难余生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写的各种记载之后,才慢慢领悟。多年以后,我曾重读自己的手记,发现我们这一批残存的生还者,不但人数极为稀少,而且根本属于常态之外。也许是运气,也许是技巧,靠着躲藏逃避,我们其实并未陷落地狱底层。那些真正掉入底层的人,那些亲见蛇蝎恶魔之人,不是没能生还,就是从此哑然无言。”
由此艾伦•布卢姆(Allan Bloom)的愤怒是有道理的。他痛恨摇滚乐,认为是野蛮,尤其对于儿童,潴留于性、仇恨、讨好、伪善,没有任何高尚、庄严、深刻和细腻,“我觉得它毁灭年轻人的想象力,使之对艺术难以再产生热情,而这就是liberal教育的实质。”他还说这跟毒品完全一样。他也申斥女性主义,一种新的心理学(行为科学),年轻一代热衷一切事物的平等,却又特别在种族方面。
他以教师的经验,观察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美国大学生的品行明显改变,学校也随之变得更糟,他写了《美国精神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这本书。五十年代相比于混乱的欧洲,美国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五十六十两个十年的繁荣造就的学生,爱冒险且认真,有理想和知识渴望,是大学的主要氛围。从六十年代晚期衰落开始,并且也是美国文明的衰落。
他说自由和理性,这些今人享受的礼物,都是靠前人思考、搏斗而来的——不像毒品文化和街头文化——是深刻、理智、平等获得的,其作为智性是整体性的。
五、不再有「严肃生命」
许多社会科学的理念的发现和再发现,主要是德国思想家介绍的,如黑格尔、康德、尼采、韦伯、胡塞尔、海德格尔,一个严肃的生命,意味着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所面对的选择:理性/革命,自由/匮乏,善/恶,自我/他者,此即文学所谓的“悲剧”。他也调查,哲学家如柏拉图、阿里斯多德、罗素、洛克等,在学生中间还有多大影响;他也批评大学玩忽职守,割裂理性,自保于日益“政治正确”的世界:
“哲学的本质是放弃所有权威,而独钟于个体的理性……大学必须蔑视公共见解,因为它必定使之得以自保,去探索甚至发现真理,它必须专注于哲学、技术、人文,专注于科学家如牛顿、笛卡尔、莱布尼兹,他们具有科学的综合视野并致力于整体的秩序,如此便有助于保存那些在民主制似乎被忽视的东西。”
布卢姆遭致许多同行的憎恨。
以赛亚•伯林1997年临终前不久,答BBC记者问一生中何事令其最惊异:
这位纽约市长如何走向「社死」边缘
2021年11月2日,纽约市又创造了历史性一刻,第二位黑人市长亚当斯诞生,他简直就是美国梦政治版。他的成长经历几乎每一段都很励志,而他也很擅长将它们转化为个人政治资产。
例如,他是单亲母亲养大的六个孩子之一,小时候曾拿垃圾袋装衣服,只因为有可能随时会被赶出出租公寓,所以他说自己很能体会工人阶级的苦;15岁时,他因故遭警察逮捕兼殴打,他说这个经验激励了他要从内部改革警察体制,长大后如愿当上纽约市警察,并创建了防止警察暴行的组织;离开警界,亚当斯转攻政坛,招牌口号就是打击犯罪,先是当选参议员,再转任布林克林区长,2021年,因世纪病毒导致纽约市犯罪率上升,遂给了警察出身的亚当斯绝佳机会进取市长一职。不少政治评论者起初对亚当斯也颇具好感,认为他温和民主党人的形象,或是平衡进步派和中间派的典范。
不过,这位底层阶级、警察出身的黑人市长上任没多久,原本大家寄望的纽约「新政治」气氛就不太对,尤其施政方面,原来亚当斯也和前任一样,非常勤于个人公关而非解决实际问题,包括遭市民讪笑的「向纽约老鼠宣战」,以及大张旗鼓公布纽约市新款垃圾收集箱。偏偏他对日益严峻的非法移民安置,明显捉襟见肘,在在让人觉得他堂堂纽约市长只会「拿大炮打小鸟」。
于此同时,媒体开始把焦点转向他突出的时髦打扮,以及酷爱出入俱乐部的形象反差,频频以「市长衣柜」为题,解析他公开场合上变化万千的西装和领带,进而发现不少还是名师设计,又或者出自特别手工订制。然后,不免有人质疑以一位市长的薪资条件,穿着这些奢华西装是否「恰如其分」,但他从头到尾拒绝说明西装价格(也无从得知他有没有付钱),连究竟收藏多少件西装、夹克、领带和口袋方巾,也以隐私为由半点不松口。
接着,「都市传说」甚嚣尘上,说他身上一件5000美元的西装,是由一位土耳其裁缝所制作,无巧不巧,再又同场加映,爆出亚当斯疑似非法收受外国(土耳其)竞选捐款。自此,亚当斯的纽约市长之旅就成了丑闻传言不断的噩梦。眼前,亚当斯已面临五项刑事犯罪指控,包括贿赂、电汇诈欺和非法索取外国竞选捐款,他的另一项历史纪录是──第一位受到刑事指控的现任纽约市长。
根据检方起诉书内容,亚当斯不只被控利用人头捐赠,逃避竞选经费来源限制,并从一名土耳其商人那收受了非法选举资金和豪华旅行招待。另外,亚当斯还试图隐瞒自己在年度登记表格中市长受赠的礼品,且要求幕僚删除诸多和旅行、礼物有关的简讯。
雪上加霜的是,亚当斯另因用人不当,额外搞得市府团队鸡犬不宁,继续留在他身边的幕僚、官员,对市长的忠诚,很多时候却又超出了个人的政策专业知识,只是徒增麻烦。
当初风光就任的亚当斯,早在丑闻风暴之前,他就已创下纽约史上支持度最低的市长纪录,原本大家以为要超越前市长白斯豪的荒腔走板很不容易,亚当斯却做到了。现在,要他自请辞职的声音高涨,连如何产生代理市长的步骤都跟着出炉,府会也共组了「能力不足委员会」(inability committee),倘若纽约州州长不愿动用解职权,他们将送请纽约市议会,票决市长是否已无能力任职。
亚当斯政治风暴山雨欲来,起初他曾说自己坦荡荡会配合调查,然后市府官员有连带被搜索的,有突然离职的,当案情继续升高,亚当斯则一改态度,反控是因为个人政治立场(观点)才遭迫害。不过,纵使政治真的很复杂,司法调查也还在进行中,但不就是光一个市长,就可接连蹦出这么多道德上的「解释不清」,每一项还都和他长期「人设」严重相违,即使再怎么平庸的政客也很难办到,才会让美联社在近日新闻中写下「这些指控标志着亚当斯的惊人堕落」。
纽约市民先是怀疑他能力有问题(自当初被发现个人竞选经费种种不寻常,全以「我什么都不知道」回应开始),再来是怀疑他诚信有问题(至少政商关系并不如自己标榜的那么单纯),而如果他真像自己所称的那么高标准洁身自爱,很多麻烦其实根本没机会发生,他当然有权坚持自己清白,但民众实已懒得再听他多说,仿佛这个市长的命运已不关大家的事,连既有支持者都剩下不到三分之一愿意支持他连任,对一个政客来说,便形同步入「社死」边缘。
“我苟全性命于乱世而已,这个世纪之糟未曾有过,野蛮无人性,毫无理由地毁灭……但假如我们把眼光从恐怖丑恶移开,则人类智性趋势之深远发展也是明显的,科学改变了人类的思想,成为人类的主要活动,成为一种象征,一种道德权威。科学的一个明显结果是技术进步,其哲学影响却常被忽略,它不像宗教和政治理论那样许诺改善全球人类的条件,而是逐步、渐进地向个人提供对生活的强大的控制手段和自由,没有什么「两难」、「异化」。 ”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