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凤：王申酉，倒在“两个凡是”的枪口之下

新三届 2024年10月05日转自新世纪

原题：他，倒在”两个凡是”的枪口之下

作者：金凤

记者真是身不由己。1980年秋天，《人民日报》领导又交给我一个任务，到上海参加王申酉案件的采访报道。

王申酉何许人？他的案件又是怎么回事?

王申酉是工人家庭出身，1963年，17岁时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学习勤奋，关心时事，立志当科学家报效国家。

当时，“左”的思潮已很盛行，学校砍去第二外语和专业课程的学时，增加政治学习和下厂劳动时间。王申酉对此不满，认为将影响专业学习，他在日记中把自己的想法写了出来。

1965年，他和同学一起下乡参加“四清”运动，他的日记被班长偷看了，报告了老师。王申酉劳动、学习俱好，要求人团。老师要他交出日记，他不肯，因而不能入团。

1966年，“文革”开始。王申酉同情被批判、被打倒的邓拓、吴晗等人。在1966年6月的日记中，他写下：“文革”这场动乱，“将使国家倒退至少十年！”

他虽出身很好，但“造反派”认为他“思想反动”，不仅不让他参加红卫兵，还抄了他的家，把他从初中到大学写的日记展览出来，并用皮鞭抽打他，随后送他进监狱。他本已学了俄语、英语，在被关押期间又自学德语。

关了两年释放出来，学校不给他分配工作，留校监督劳动。他又自学日语，自学专业课程，被批为“走白专道路”，造反派把他的外语和专业书籍统统没收。

他随学校老师去奉贤“五七”干校劳动，大量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特别是精读《资本论》，使他思想豁然开朗，世界观发生根本转变。他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察中国，观察世界。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他多方设法收集国际国内经济材料，进行研究。

从干校回来，他虽多次请求学校分配工作，结果还是留校监督劳动，成为被监督劳动的“工人”。他边劳动边读书边思考当代中国种种社会问题，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非常不满，对周总理逝世非常悲痛，对邓小平1975年主持工作十分称颂，对邓小平被迫再次下台感到气愤难平。

1976年，他已到而立之年，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当女工的女朋友。姑娘很倾慕他的出众的才华，也同情他的不幸遭遇。他给女友写了几十封情书，文辞优美，思想深刻，有的纵谈人生理想，有的抒发对音乐艺术感受，洋洋万言。

学校保卫科对他的恋爱横加干涉，竟通知姑娘说王申酉“思想反动，五毒俱全”。姑娘于是只得决定与他断交。王申酉气愤极了，动手写了一封长信，全面介绍他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观点。当他正写信时，恰巧毛主席逝世。监管他的工人要抢他的信看，他不肯，厮打起来，又被投进监狱。

审判员要他将被撕毁的他给女友的信重写出来。他在六天内写了出来，写了六万字，内容包括：“我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关于苏联历史、关于中国历史、关于‘文化大革命’、关于毛主席”。

这就是王申酉的“自供状”，是他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对苏联对中国社会诸多重大政治问题的看法。他对“反右派”、“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都持否定态度，对毛主席一分为二，充分肯定他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的丰功伟绩，对他领导社会主义改造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则认为有“空想社会主义”成分，对“四人帮”则轻蔑视之。

他对中国的落后贫穷非常焦急，认为中国社会非变革不可，必须充分发展商品经济，开展对外贸易，不可再“闭国自守”等等。

审判员从他的“供状”中断章取义，说他恶毒攻击“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运动，“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为彭德怀、邓小平翻案。

他在监牢中仍攻读马列，以为粉碎“四人帮”了，他的苦难生涯该中止了，他梦想出狱后从事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研究工作。

1977年春天，上海市革委会根据当时党中央指示，决定在“五一”前公审并镇压一批反革命分子，让各区法院摸底。区法院对王申酉的判决是“死缓”，上海市法院原来同意，但法院院长怕被认为“右倾”，又改为“死刑，立即执行”。

上海市革委会领导在一天内听取并同意了56个死刑判决案，平均每6分钟通过一个死刑案，王申酉不幸名在其中。他当晚还在狱中苦读恩格斯的《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思考哲学问题并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一个摘要。

1977年4月中旬的一天，王申酉被押赴卢湾区体育馆，当时有三万人参加公审大会。他第一次听到判决书，来不及申辩一个字，立即押赴刑场枪决，年仅31岁！

他的舅父和同学等多次为他申辩上诉，上海不少学者看了他的材料，认为他是优秀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他在理论上的探索所达到的高度可以说超过辽宁的张志新。

张志新烈士是在“文革”中因坚持认为刘少奇无罪而被判处死刑。“文革”后平反，各报做了大量宣传报导。王申酉是在“文革”后的1977年被判死刑，事情便更显得惊心动魄。为他平反的过程艰难曲折。依然有人坚决认为他虽不应被杀，也是有严重错误的。

后来，随着中国政治生态的变化，几经周折，上海市委才决定公开为他平反。报社决定公开报道，认为他是张志新式的烈士。

我赶到上海，和新华社上海分社、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青年报》还有《光明日报》的记者，组成联合采访组。

我们访问了王申酉父母（父亲是退休勤杂工人，母亲是退休纺织女工，都不知道儿子已死）、哥哥、弟弟（均为工人）、原女友（已结婚，还偷留着他的照片），还有他生前的同学和华东师大的党委、教师、保卫科长、和王申酉一起劳动的工人；又访问了区委书记、公安局、区法院和高级法院的负责同志，调阅了有关王申酉的案卷，看了他的从中学至大学写的日记、书信，多次书面检讨等，并把他的日记、书信摘录排印出来。

我们还看了公审会场和行刑场所，访问了牢房看守和执行枪决的刑警。最后拜访了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同志。他说，为研究王申酉平反问题，市委常委先后竟开了19次会（而判他死刑立即执行只用了6分钟！若市委常委会每次会算3小时，19次会则是57小时，3420分钟，是6分钟的570倍！人间的荒唐莫过于此！）——会上大抵有三种意见：

一是认为王申酉是张志新式人物，在理论上造诣更高，是优秀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一是认为判死刑过头了，但他仍有严重错误；

第三种意见认为王申酉应平反，但也不宜评价过高，他是勤奋学习热爱祖国的好青年。

市委采纳了第三种意见，决定正式为王申酉平反，给他父母治病，在内蒙古当工人的弟弟调回上海照顾他父母。他一家几口原住一房加一小阁楼，现在分配给他家三居室一套楼房。物质上相当优待了，但对他的评价却不高。

我和上海几位同行冒酷暑分工合作，写出一万多字长篇通讯，《光明日报》记者理由写了报告文学。我当时还被自行车撞坏了腰，一边治疗，一边坚持写作。采访写作前后花了将近两个月时间。

回北京后，我还拜访了宋季文同志（他曾任上海高院院长，把死缓改为死刑立即执行），说话间他竟哭了起来，后悔莫及！

通讯发排成小样，送中宣部审查。中宣部领导同志在中南海接见了我，还请我吃了一顿便饭。他很客气地说，文章写得很好，有时代气息，有思想深度，文笔也很流畅。但是，因牵涉到中央领导同志（指HGF），是他当时主持中央，下令严厉处置所谓“恶毒攻击罪”的。

上海市革委会主任苏振华同志已去世，还有一些同志仍在，也不好办。总之，文章虽好，还是不宜发表，“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吧。这是他的原话。两个月的辛劳加上腰伤，都付之东流！

我倒不为自己叹息，遗憾的是王申酉这个冤案虽平反，但是不能详尽地公开见报。而他在写给女友的信和狱中《供状》中（已铅印），很希望将他的悲惨经历、心路历程写出来，传给后人特别是青年朋友。

我手捧他的《供状》、日记、书信，仿佛捧着一颗滚烫的心。然而直至今天，这本王申酉用生命写成的书稿还是静静地躺在我家壁橱里。

王申酉是1977年就义的。10年后——1987年我曾为这本书写了一篇代序《十年生死祭》。几经周折，本书仍未能出版。我是否可以期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出版这本书，到时将写《廿年生死祭》的代序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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