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场新闻》案莫名其妙之处，是两名总编辑被判煽动罪，不是由于他们有意煽动，而是因为做好新闻工作而惹祸上身。

主审的国安法官郭伟健不知是不认识还是罔顾新闻的社会价值，始终没有从新闻媒体的角度，理解该刊发表被指带有煽动意图的报道和文章。相反，法官裁定总编辑锺沛权「知悉并认同文章的煽动意图」，或者「至少罔顾煽动后果」，「提供《立场》作发布平台，煽动憎恨中央或香港政府、激起香港居民企图不循合法途径促致改变依法制定的事项、及憎恨司法。」

判词未有驳倒《立场》依新闻原则办事的理据

不过，所谓「知悉并认同文章的煽动意图」，不是多馀说话，就是毫无根据。通观整份判词493段，找不到法官根据甚么证据证明锺沛权「知悉并认同文章的煽动意图」，如此确凿的结论，究竟怎样得出？若说锺没有考虑发表文章或会引起煽动效果，就如郭法官那样没有考虑判决所带来的效果，那么单说「至少罔顾煽动后果」便可以了。

更基本的问题是，何以锺沛权不像郭法官那样，读文章只看到作者的煽动意图，却找不到有何传播价值？从判词看，法官只顾单方面演绎文章的内容及意图，却没考虑过被告是依照新闻原则办事，整篇判词中也找不到片言只语，去驳倒锺沛权在庭上提出的辩护理由。

先看《立场》被裁定有意煽动的新闻报道究竟有何价值。例如人物专访何桂蓝，郭法官认定该报道大逆不道，因为他认为当时社会动荡、气氛紧张，大量市民反对特区及中央政府，因此发表该报道会「引发读者对中央和特区政府产生强烈的敌意，不承认他们的合法性和权威，煽动读者参与或协助『揽炒』特区。」

法官似乎不知道， 2020年中，随着政府推出严厉的防疫政策，大规模的街头示威行动逐渐销声匿迹，但官民矛盾仍未解决，而立法会选举临近，社会抗争亦乘时转型，走向争取立法会多数议席的群众运动，以彰显民意力量代替暴力冲突，在当时来看，不失为避免流血、解决冲突的和平途径，因此自然成为万众瞩目的新发展。

《立场》提供具新闻价值符合公众利益报道

《立场》紧密跟进民主派的初选活动，走访参选人物，特别是思想取向别具一格又有其代表性者，也就理所当然。例如主张不妥协抗争以至「揽炒」的何桂蓝，见解独特也反映不少年青人的想法，因此通过人物专访，令更多人认识和讨论，就不仅是回应新形势，满足读者需要，更是不能推卸的传媒职责。

传媒不用同意何桂蓝的政治理念，但通过报道她的想法，也可以起到对社会的预警作用。例如她认为如果香港按照「中共的剧本」发展下去，香港会变澳门，意思是失去自由。因此，不接受的便必须寻找方法打破局面，她的主张是不妥协地抗争，迫使北京不能再按照原定剧本演下去，而需要加强镇压香港（「打大力啲」），以至连累外国人在香港的利益受损，从而导致他们谴责以至制裁，如冻结中港官员资产、追加中国货品关税、限制中国企业到外国活动等等，结果中港两败俱伤（「揽炒」），但她认为，只有「揽炒」，北京才会考虑改辕易辙。

何桂蓝的想法不是孤立的，而是新世代不少年青人对时局的共同认知。她在初选得到的庞大支持，不仅证明此点，也反映《立场》的新闻判断准确，找来的专访对象是主流媒体忽略但极具代表性的人物。

《立场》的报道发出三点社会预警

更何况，《立场》的报道向社会发出起码三点发人深省的预警。一是年青世代对政治前景的忧虑以至绝望，首先是中港各方面加强融合，香港走向澳门管治模式，逐渐丧失自由，同时他们相信现行改变社会的途径如代议政制和公民社会活动，都无法扭转局势；二是抗争到底的决心，当现行方法均被视为无济于事，只能立下决心，也要跳出思想及行动的既定框架，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利益，或者两败俱伤，才能有望找到转机；三是北京若因镇压香港招致外国制裁，将要面对困境和选择。当然，原定的立法会选举没有出现，民间抗争活动早已不断减少，现实并不如何桂蓝所推测，但当局通过《国安法》，推行「爱国者」治港，自行完成何桂蓝预见的「揽炒」局面。

三点预警所反映的社会趋势早已存在，《立场》若有不是之处，不是有此报道，而是报道来得太迟也太少，引起的社会讨论不足。奈何郭法官看不到新闻报道的好处，只按政治定见理解何桂蓝的观点，视之为毒草。例如郭法官认定何桂蓝要破的「局」或者北京的「剧本」，是指《基本法》为香港订立的宪政地位和秩序，因此何桂蓝的破局思维，即不接纳北京和香港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其实何桂蓝所谓「破局」，更合理的解释是移除有碍实施「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治港政策，因此抗争的目的更接近维护多于损害「一国两制」。

退一步万步讲，郭法官要将自己的演绎定于一尊，也必须首先排除其他解释的可能性。否则又如何令人看到他的结论是理无可疑，不成的话，法庭据说是伸张公义的地方，又如何令人看见呢？

– 杜耀明 （资深传媒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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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