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下的民族观
中国所有的官员或知识份子都知道《左传》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名言;当然也知道「礼记•中庸」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对中国人而言,这些都是经典。
而在现实运用中,这些理念就表现为「华夷之辨」、「华贵夷贱」、「以华变夷」,归根而言就是「以中国化四夷」,这在中国被视为是最理想的国家模式。
如果说古代中国面对异族时尚能表现出文化自信下的沉稳,如鲜卑血统的唐朝所创造的辉煌,那么,随着蒙古和满州人对中国的征服,中国的上述理念在现实中更多地转化成为了对异族的排斥和仇恨。
从朱元璋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到孙中山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其中更多地表现出了对「非我族类」排斥和仇恨的情绪,再也看不到「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的胸襟。
到了清朝末年,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民主、科学等各种理念从西方传入了中国,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或菁英接受了这类理论或概念,同时也继续遵循传统的理念,相互结合,牵强附会,因此,会看到许多前后矛盾、言行不一乃至于极端对立的观点和立场并存的现象。如建立中华民国的国民党从最初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到汉族的十八星旗,再到「五族共和」的五色旗,最后是「中华民族」一统天下的青天白日旗,从强烈反对异族统治迅速转换为寻求对其他民族的征服和统治,乃至于发展到不承认其他民族的存在而称之为汉族的宗族并寻求彻底的同化。这种巨大的立场变化在很短的时间内顺理成章地发生的。
在民族问题上与中国国民党殊途同归的还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几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宣称承认各民族的自决、乃至于独立的权利。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经过西藏康区之时,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号召西藏人「要独立自主,要在世界上永远成为独立国家的人民」,还帮助西藏人成立「波巴(西藏人)人民共和国」,成立「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宣布「西历1936年改元为波巴人民共和国元年」,同时要与红军「订立永远的盟好」,「订立各中平等互惠的条约」等,可谓是煞有介事。
国民党以民族主义起家,公开宣扬大汉民族主义,排斥和抹杀各民族的民族认同,直接主张进行民族同化。而中国共产党宣扬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苏联列宁主义的民族自决等理论作幌子,因此针对民族问题极尽鼓吹民族自由独立,说的可谓是天花乱坠,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中国民间的那句俗语:「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共产党后来掌握中国政权后,接着就侵占了西藏,对待西藏民族的残忍和痛下杀手时的做法那真是比国民党还要狠毒百倍,对待西藏人的还是其传统的「车同轨, 书同文,行同伦」,在最初的二十多年里,毁灭佛教,强制推行中文为唯一公开的交流语言,几乎完全禁止藏语文的使用,禁绝所有西藏宗教文化可能存续的空间,甚至对于可能勾起西藏人民对自己民族祖先或历史荣光回忆的建筑物也近乎是摧毁殆尽, 至于对西藏人民的反抗意志的镇压和屠戮更是不在话下,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的统计,在中国完全控制西藏的二十年间,六百多万的西藏人中有近一百二十万西藏人死于非命。
如果说中国的国民党或是共产党看似水火不容,对待西藏民族却是殊途同归,都是赤裸裸的殖民主义政策,所谓不同的政治理念等在镇压西藏民族方面并没有多大的差异。除了政治人物,中国学者针对其他各民族的立场,与那些虚伪的政客其实也不惶多让,如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傅斯年,就认为「分析中华民族为若干民族,足以启分裂之病」,因此主张对「蕃夷」不能谈民族,而是「务于短期中,贯彻其汉民族之意识」。
同样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和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顾颉刚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中说:『中国本部』这个名词是敌人用来分化我们的。 『五大民族』这个名词却非敌人所造,而是中国人自己作 茧自缚。宣称「中国之内绝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
到了中共国时期,这类官员或知识分子就更多了,唯一不同的是这时期的知识分子与中共「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套路可谓是一脉相承,如中国政府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负责西藏事务并代表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代表谈判,他在中共党校的讲话中就公然认为《宪法》有关民族的条款「只是说说」而已。一些中国官员或学者将邓小平时期开始具有的这种允许学习和使用藏语文的环境,视为是对少数民族过分的宽容,马戎、胡鞍钢等中国智囊更是以”第二代民族政策”等名目,公然主张在法律上取消民族身分的认定,而完全禁绝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的空间,还美其名曰”民族平等”或”民族熔炉” ”为了西藏人的利益”等,不断涮新他们虚伪卑劣的下限。而更令人震惊的是,上述这些官员学者以强制手段同化消灭非汉民族的主张,已经越来越明显地表现为正在成为中国政府强力推行的政策。
由此不难看出,不论是中国的知识份子或是政党、政治人物,针对少数民族的立场或政策归根结蒂都是同化消灭,完全没有平等对待,相互尊重的概念,对他们而言,这样做都是基于传统理念文化下为了美好理想世界的作为,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国民党或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立场是主张直接采用同化消灭的手段;而共产党却还会打着民族自治或民族自决等的幌子,却比国民党更坚决、更残酷地推行民族强制同化消灭的政策。
因此,对西藏而言,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军队侵占西藏后的最初二十年,是西藏民族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而与这一黑暗时期相类似的趋势目前似乎又正笼罩的西藏高原之上。
教育成为民族同化的工具
中国在经历文化大革民后,开始了有限度的开放和自由的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时代,在此期间,西藏的民族语言文字开始获得使用的机会。而在五十年代选择与中国合作的西藏第二号宗教领袖班禅喇嘛此时担任中国的人大副委员长,属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担任这一职位的还有阿霈•阿旺晋美,他是代表西藏与中国政府签订十七条协议,承认西藏归属中国的前西藏政府部长,他们从年轻时就开始拥有副委员长的职位,这是象征西藏人在中国政府中的地位的最高职位,当然,他们一辈子都在这一位置上,不会有升迁。
当时班禅和阿霈在西藏各地重建寺院,办藏文学校,促成藏语文使用的法律(试行办法),结果有关使用藏语文的试行办法试行了二十多年后,变成正式法律—-但所有有关使用发展藏语文的内容全部被取消或修改,成为一个可有可无或无关紧要的法律。
可是这样的状况并没有维持很久,由于中国政府在西藏本土的同化政策收效不彰,从1997年开始,中国政府就以帮助发展西藏教育为名,将西藏幼童送往中国本土。
<<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是这样定义种族灭绝的:「本公约内所称灭绝种族系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团体,犯有下列行为之一者:……
(a)杀害该团体的成员;
(b)致使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
(c)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以毁灭其全部或局
部的生命;
(d)强制施行办法,意图防止该团体内的生育;
(e)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团体。 」
如前所述,在中国占领西藏以来的六十多年间,上述种族灭绝所有的内容几乎都在西藏上演过,一百二十万西藏人的非正常死亡;六千余座西藏寺院被摧毁;以计画生育的名义阻绝西藏人口的发展,现在开始将西藏儿童转移到中国。
上个世纪,澳洲政府曾将10万名澳洲原住民儿童带往白人家庭学习 白人的语言和生活方式,从而使他们失去了原住民族的语言和文化。这 些孩子被称为「失窃的一代」。 2008年,澳洲总理陆克文代表政府向澳 洲原住民正式道歉。
而就在澳洲总理道歉的同时,中国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在西藏全境推行「窃取」西藏下一代之政策,以寄宿制学校为名,把西藏儿童从父母身边带走,集中在一起进行中文教育,用高墙大院把西藏孩子与西藏社会和西藏的母文化相隔绝;用军营式的管理割断西藏孩子与西藏传统的连结;试图以此把西藏孩子从他们的父母和西藏母文化的社会中抽离出去,让西藏孩子没有机会学习和使用藏语文,从而失去通过藏语文了解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机会;消除西藏孩子对自己民族、 历史或传统等的共同记忆。 这样的政策并不是2008年西藏全境的抗议活动后才被激出的,而是 行之有年。从1985年开始,中国政府在本土设立所谓的西藏班,把十岁左右的西藏孩子大批送到中国各地的学校中,以后每三年或五年才能回西藏探亲一次,其他时间必须住在中国。
这其实就是联合国对种族灭绝 的定义中「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团体」的行为。
中共《西藏商报》2019年1月21日报导称有十四万名西藏孩子在中 国的数百个学校中学习。这么多的西藏孩子从十岁左右就离开西藏,成年以后才返回西藏,因此,西藏人称这些人为「藏血汉人」或「藏血中国人」,因为这些人虽在血缘上是藏人无异;但他们并不了解西藏的文化、历史和传统,也不信仰宗教,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和文化背景已经被中国化,因此,在文化上他们更像是中国人。
有关西藏孩子被送到中国的目的,中国政府教育部办公室颁布的《内地西藏班、内地新疆高中班管理办法》(教民厅(2010) 10 号)第一条规定:「把西藏班、新疆班办成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西藏、 新疆工作的窗口,办成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促进西藏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坚强阵地。」 第二条规定:「西藏班、新疆班实行与当地学生合校混班教学」,也就是说不会有藏语文的教学。
第二十四条规定:「要定期开展影响学校安全稳定问题的排查,深入师生中了解掌握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将影响学校安全稳定的苗头解决在萌芽状态,解决在校内,要广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深入揭露达赖分裂集团……。」第九条规定:「加强学生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教育;加强马克思主义祖国观、 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和唯物论、无神论的教育; 加强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固树立西藏、新疆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三个离不开」的思想」。
以上还只是文件规定的,中国政府的实际上还有更细微的操作,如中国政府挖空心思地让西藏孩子脱离原生家庭,不让西藏孩子与西藏父母在一起生活,却在中国给每个西藏孩子找来汉族的「爸爸妈妈」和「家」,并禁止学校或这些汉人父母与西藏孩子谈及藏传佛教等敏感话题。
《管理办法》包罗万象,但其中却没有一句谈到西藏的语言文字、传统、文化、宗教或历史的教育或传承问题,完全是把学校当成是实现政治目标的唯一功能。也因此,中国的教授张海洋先生将中国针对西藏的教育制度形象地比喻为「挖祖坟、毁家园、绑孩子」,即将不让西藏人说自己祖先的语言文字,不让信仰传承千年的宗教信仰等比喻为「挖祖坟」;将各民族区域因缺乏文化生态家园之自治权力,听任汉族官员以现代化、开发为名进行的所谓建设称之为「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毁家园」行为;将以教育为名,把乡下孩子集中在城里从而让他们和自己的母文化相隔离,以及把西藏孩子送到中国本土成立
所谓西藏班,不让他们传承父母和祖先的语言文化和宗教等行为称之为「绑孩子」,并指出「当今世界,也只有中国的教育体系还把同化少数民族当成发展目标。」并指中国政府不要搞「狸猫换太子」的把戏」。 (张海洋的观点见《民族问题的根子在哪里》, 2014年。网址:http://
寄宿学校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隔离墙
虽然中国政府将数以十几万的西藏孩童送到中国,但并不足以实现全面的同化政策,因此从2008年开始,中国政府在西藏各地设立所谓的寄宿学校,强制所有的西藏孩童进入寄宿学校,这些学校有的完全没有藏语文教学,有的只有象征性的藏语文课程,西藏人将其称之为「新隔离政策」,就是用学校的院墙将西藏孩子与父母隔离,与母语隔离,与传统文化隔离,与西藏佛教隔离,这些西藏孩子被关在学校的深院高墙内,只允许他们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当然不同于「内地西藏班」十几年求学过程中只有短短几次的回家探亲机会,西藏本土的寄宿学校就不可能几年不让西藏孩子回家(参阅联合国新闻2023年2月6日的报导《独立人权专家对中国100万藏族儿童与家人分离和被迫在寄宿学校同化感到震惊》;参阅《纽约时报中文网》2023年9月18日的报导《中国寄宿学校的百万藏族儿童正在经历什么》,也可以参阅BBC中文网2024年3月10记者Michael Bristow的报导《西藏:中国被指透过寄宿学校压制藏语教育》)。每年的寒暑假,西藏的孩子还是有机会回到父母的身边,西藏父母也就借放假机会开办免费的藏文补习班让自己的孩子学习藏语文,结果遭到中国政府的取缔和打压,因此才有了札西文色的案件,札西文色是青海玉树人,他想为自己的两个姪女找个学习藏文的地方,竟然找不到,他想循法律途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乃前往北京的最高法院提起诉讼,也希望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投诉,结果,最高法院的拒绝接受他的诉讼,中央电视台的则并告诉他中国的政策如何的好,认为是西藏人不知好歹。札西文色无功返回家乡后却因此被捕,并于2018年初被判刑五年。
在此之前也有一些西藏学生上街抗议,结果被认为是带头的学生全部被判刑。除了寄宿学校,中国政府还试图从源头、从幼儿时期就禁绝他们学习使用母语的可能,在西藏开办许多的幼儿院,强迫西藏父母送学前幼童进入只教中文汉语的幼儿园,以西藏自治区为例,2006年有644所幼儿园,到2008年增加为1131所,一年多的时间就增加了将近一倍,而到2020年更是暴增到9159所。 (《西藏自治区2021年年鉴》)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面临的是低生育和人口负增长,西藏自治区的人口状况也不惶多让,因此,幼儿园的暴增显然不会是基于需求,而只可能是同化政策下的产物。
同样的,在公元2021年、2022年先后推出的所谓高考改革第四和第五批政策,就是让蒙、藏、朝等民族语言从此与中国的学校课堂告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高考成绩藏文还可以计分的竟然是印度等南亚国家,而不是中国或西藏。
前面讲到班禅喇嘛时期曾建立一些以藏文授课为主的学校,现在这些学校已经被全部关闭或失去了教授藏语文的功能,或者说最后一个还在教授藏语文的学校是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的「吉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这个学校有一千五百余名学生,是由中国政协委员职衔的吉美坚赞于1994年创办,这些学校教中文和藏文,以藏语为教学语言,学生穿藏装,同时也会积极配合中国政府的一些政策,包括共产主义、无神论教育。也会非常隆重地去庆祝五一、七一等中国共产党的节日,所有这些的『配合』就是为了换取教授藏语文的空间。不过这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今年的五月八日,吉美坚赞还公开称:虽然有些官员心怀叵测,但经过交涉沟通,政府对于学校合理合法的存在没有异议,我们将继续为果洛的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但到了一个多月后的2024年6月18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到青海西宁考察,其第一个行程就是参观「果洛西宁民族中学」,这是一所由中国政府投资并只教授中文的样板学校,学校建在距离果洛有五、六百公里远的省城西宁市,习近平在考察时讲了很多话,但没有讲一句有关藏语文的教育。
接着到7月8日,果洛的「吉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还为110名学生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到了7月12日,中国官员却严厉紧急地勒令关闭学校,并在7月14日正式宣布学校关闭。
现在,西藏境内没有教授藏文的学校,这样的学校只存在于西藏流亡社会;在西藏或中国,学生的升学考试,不再计入藏文考试的成绩分数,能够考试藏文、并将考试成绩计入包括大学等升学考试成绩的只有印度的教育体系。
以上就是西藏藏语文的现状。
作者:跋热•达瓦才仁
二零二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作者介绍:
跋热·达瓦才仁,西藏康巴人,于1963年9月23日出生于现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结古镇。
1980年毕业于青海省政法干部学校,回到家乡担任刑警。 1983年由于试图从事武装反抗活动而被捕判刑。 1992年流亡到印度,1993年通过考试成为西藏流亡政府公务员,负责中文事务,亦曾担任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中文译者,筹办《西藏之页》网站和《西藏通讯》杂志并任总编。
2008年5月至2021年4月担任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代表、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等。 2021年至今任西藏研究中心主管。
著作有《血祭雪域》,文章集《玉树我魂牵梦萦的家乡》,译作有《西藏的地位-从国际法的角度对西藏历史、权利与前景的分析》,与同事合作编著有《魂牵雪域半世纪-图说西藏流亡史》、《西藏的护法与神鬼》《西藏与台湾同行》等。目前在书写《西藏人口史》及《西藏阿里三围王统史》,另有藏文著作及几十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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