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2024 年 10 月 10 日 来源：思想坦克
第十章 为何国家没有起源
统治权、官僚体制和政治的平凡开端
对「国家起源」的追寻几乎就和对「社会不平等起源」的追寻一样源远流长、论战激烈──而且就许多方面看来同样是缘木求鱼。大家普遍同意，今天世界上几乎人人都活在国家的权威之下；大家也同样普遍认为，诸如法老埃及、商朝中国、印加帝国或贝南帝国（Kingdom of Benin）等古代政体都是名副其实的国家，或至少可以称之为「早期国家」。但是社会理论家对于国家到底是什么尚未达成共识，难处在于如何恰当提出既能涵盖上述案例，又不至于空泛到毫无意义的定义。结果发现这出乎意料地困难。
十六世纪末，法国律师尚．布丹（Jean Bodin）创造了「国家」（state）一词，尔后这个词汇才开始被普遍使用；布丹的著作五花八门，其中包括一篇讨论巫术、狼人和巫师历史的重量级论文。 （今天他被大家记得的另一件事情，是他对女性的深恶痛绝。）但也许最早尝试系统化定义国家的是德国哲学家鲁道夫．冯．耶林（Rudolf von Ihering），它在十九世纪末提出，国家的定义应该是任何主张在特定领土范围内垄断了强制力合法使用权的机构（这个定义后来被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连结在一起）。根据这个定义，如果政府宣称拥有某片土地，并坚定主张在其领土界内，唯有政府这个机构的代理人有权杀人、打人、切下人民身体的一部分，或把人关进牢笼，那么这个政府就是「国家」；或者如同冯．耶林强调的，如果政府能够决定除了自身以外还有哪些人有权代表自己执行权力，也一样符合国家的定义。
冯．耶林的定义十分适用于现代国家。不过我们很快会清楚看到，人类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统治者不会夸下这种海口──或者即使有统治者发此豪语，他们自称能够垄断强制力的可信度，大概就跟他们说能够控制潮汐或天气差不多意思。如果要保留冯．耶林和韦伯的定义，人们就必须得出结论说，汉摩拉比的巴比伦、苏格拉底时代的雅典或征服者威廉统治下的英格兰，这类政体根本称不上国家；否则就必须提出更灵活或更微妙的定义。马克思主义者献上了一种：他们指出国家最早诞生在历史上是为了保护新兴统治阶级的权力。根据马克思主义者的论点，只要有一群人固定仰赖另一群人的劳动维生，他们就必定会创造一种统治机器，名义上是为了保护财产权，实际上是为了维持自己的优势（这种思路非常符合卢梭那一派传统）。这个定义把巴比伦、雅典和中世纪的英格兰重新框进了范围，但也带来了新的概念问题，像是如何定义剥削。自由主义者则无法接受这种定义，因为这完全排除了国家成为仁慈机构的可能性。
进入二十世纪，大部分时候社会科学家偏好用更纯粹功能性的说法来定义国家。他们的论点是，随着社会变得愈来愈复杂，人们愈来愈有必要建立由上而下的指挥结构来协调一切。当代大部分的社会演化论者本质上仍然遵循同一套逻辑。 「社会复杂性」的证据被自动当成某种治理机器存在的证据。举个例子，如果说聚落可以由上到下分成四个等级（例如城市、城镇、村庄、小村庄），而且至少一部分聚落包含了全职的专业工匠（陶匠、铁匠、僧尼、职业士兵或音乐家），那么不论遂行管理的是什么样的机构，这个机构实质上必然是国家。即使这个机构不自称垄断武力，也不靠蒙昧劳动者的血汗养活菁英阶层，一切迟早都会发生，这是势所必然。这样定义倒也自有好处，套在远古社会上尤其方便，毕竟推想远古社会时，只能从零碎的遗迹梳理出其性质和组织。但是这个定义背后的逻辑完全是循环论证，基本上只是在说，国家很复杂，所以只要是复杂的社会体制就一定是国家。
事实上，上个世纪的「经典」理论表述几乎无一不是从这个假设出发──大家都预设复杂的大型社会必然需要国家。真正的争论焦点于是落在背后原因：是出于合理务实的考量吗？或者是因为复杂的大型社会必然会产生物质剩余，而一旦出现物质剩余（比方说像太平洋西北岸社会的大量熏鱼），就必然会有人设法把不成比例的一大份剩余占为己有？
第八章的讨论告诉我们，这些假设套在早期城市其实不太成立。以早期乌鲁克为例，乌鲁克以任何意义来说似乎都不算是「国家」。不只如此，等到真正由上而下的统治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出现时，这种统治方式也不是出现在低地河谷的「复杂」大城市，而是出现在周围山麓地区的小型「英雄」社会；这些社会完全违反了假设前提里的行政管理原则，因此似乎也不符合「国家」的资格。如果说有哪个民族志例子适合跟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小型英雄社会类比，那应该就是加拿大西北岸的社会；那里的政治领导权一样掌握在自负虚荣的战士贵族手中，他们以奢侈的竞赛争夺头衔、宝物、平民的效忠和奴隶的所有权。但这里我们回想一下，海达人和特林吉特人之类的社会不只没有任何称得上是国家机器的东西，他们甚至连任何一种正式政府机构都没有。
有人可能会主张，这两种治理形式（官僚式和英雄式）合而为一，就催生了最早的「国家」。这个论点或许有道理。但我们同样要问，说到底，这个问题真的这么重要吗？即使没有国家，也可以出现君主制、贵族制、奴隶制和极端的父权统治形式（事实证明显然可以）；即使没有国家，也一样可以维持复杂的灌溉系统，或发展科学和抽象哲学（看起来显然也没问题），那么确立某种政治实体可以说成是我们所谓的「国家」，而另一种政治实体则不行，到底能让我们对人类史有什么样的新认识？难道我们没有更有趣、更重要的问题可以问吗？
本章将要探讨这个可能性，提出其他更有趣的重要问题。比方说如果我们不再假设古埃及政府和现代英国政府之间一定存在某种深刻的内在相似性（以至于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出两者的内在连结到底是什么），改用全新的眼光看待整个问题，那么会看到什么样的历史？在城市兴起之地，大部分地区最后也出现了强大的王国和帝国，这点毋庸置疑。这些地方有什么共同点？他们真有任何共同点可言吗？王国和帝国的出现到底告诉了我们人类自由平等史的什么讯息，或者是自由平等失落史的什么面向？王国和帝国到底在哪些方面（如果真有这方面可言的话）标志了和先前时代的根本断裂？
我们说明三种基本统治形式的理论，探讨这对人类史的意义
我们认为，展开这项任务的最佳方法就是回归基本原则。我们已经讨论过最根本的几种自由（甚至可说是主要的自由形式）：迁徙自由、不服从命令的自由、重组社会关系的自由。我们可以用类似方式讨论基本的统治形式吗？
回想一下卢梭著名的思想实验，他认为一切问题的源头都来自私有财产，尤其是土地财产：在那可怕的一刻，某人第一次设下路障，说「这是我的土地，完全只属于我所有」，各种统治形式必然随之而来──灾难当然也如影随形。如同前面讨论过的，执着认为财产权是社会的基础，也是社会权力的基石，这种想法是西方特有的现象──事实上，如果说「西方」有任何实质意义可言，那指的大概就是用这种方式构想社会的法律和思想传统。因此要展开一个稍微不一样的思想实验，从这里出发也许很适合。我们说封建贵族、地主士绅、不在地主（absentee landlord）的权力「以土地为基础」，这么说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常用这样的语言来戳破抽象空谈或故作清高的姿态，单刀直入讨论单纯的物质现实。举个十九世纪英国两大政党的例子，辉格党（Whigs）和托利党（Tories）喜欢把自己说成是在争论理念：某种自由市场自由主义的概念相对于某种传统观。历史唯物主义者可能会出言反对，说事实上辉格党代表了商业阶级的利益，托利党则代表了地主的利益。这个说法当然没错，妄加否认是不智之举。但其前提或许是我们可以质疑的地方：「土地」财产（或任何形式的财产）本身是否真的算是实物。没错，土壤、岩石、草地、篱笆、农舍、谷仓，这些都是具体实物；但是如果说到「土地财产」，真正指涉的意义是个人对特定领土内一切土壤、岩石、草地、篱笆等等的独占性取用权和控制权。这在实务上代表你有将其他人逐出土地的合法权利。依照这层意义，土地要真正「属于你所有」，必须建立在一些条件上：不会有人想挑战你对土地的所有权；或者如果有谁不同意，或擅自闯入又拒绝离开，你可以自主集结武装力量加以威胁或攻击。即使你亲自射杀了入侵者，你还是需要其他人同意这是你权利范围内的合法行为。换句话说，「土地财产」不是实际的土壤、岩石或草地，「土地财产」是一种法律观念，由道德和暴力威胁的巧妙混合体加以维系。事实上，土地所有权完美说明了鲁道夫．冯．耶林所谓国家在领土内垄断了暴力的逻辑──只不过这里的土地范围远比民族国家的疆域狭小。
上面的说明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不过这是对现实状况的直白描述；如果有读者曾经试着占用土地、占用建筑物或什至尝试推翻政府，必然会敏锐意识到这点。终极而言，大家知道一切都归结到最后会不会有人收到命令要强行驱逐你；如果命令确实发出了，那么一切就归结到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愿意听命行事。革命往往不是在真刀实枪的战斗中赢下胜利；革命分子能够获胜，通常是因为被派去镇压他们的人大部分都拒绝开枪，或者干脆掉头离去。
这么看来，意思是说财产就像政治权力一样，最终（借用毛主席恰到好处的形容）靠的是「枪杆子」撑腰──或者了不起该说靠的是能让训练有素的武力效忠听命的能力？
不是如此，又或不尽然如此。
为了说明何以不是如此，也继续我们的思想实验；让我们看看另一种财产。想像一条钻石项链。如果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戴着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钻石项链走在巴黎街头，她不只是在炫耀自己的财富，也是在炫耀自己有掌控暴力的权力：人人都认为，如果没有个人的武装保全小组（不论看得到或看不到），受过训练能对付潜在盗贼，金．卡戴珊就不可能戴着钻石项链逛大街。各种财产权最终都是靠「武力」撑腰──「武力」是冯．耶林等法律理论家使用的委婉说法。但是让我们想像一下，如果地球上每个人都突然变得刀枪不入，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子。比方说大家都喝了一种灵药，让每个人都无法伤害别人。金．卡戴珊还能保有对这件珠宝的独占式所有权吗？
嗯，如果她太常把项链拿出来炫耀，那可能没办法，大概会有人把项链抢走；但如果她平常把项链藏在保险箱，密码只有她自己知道，项链只在不事先预告的活动上戴给她信任的观众看，那她当然可以保住独占式所有权。这么说来，还有第二种方法可以确保一个人能拥有其他人没有的权利：资讯的控制。只有金．卡戴珊和她的至交密友才知道钻石平常收在哪里，或是她什么时候可能会戴上项链现身。这显然适用于最终由「武力威胁」撑腰的各种财产──土地财产、店里的商品、诸如此类。如果人类无法伤害彼此，就没有人能主张某件事物对自己来说是绝对神圣不可侵犯之物，也无法守护这件事物不受「全世界」的伤害。大家只能排除愿意被排除在外的人。
不过还是让我们把实验再往前推一步，想像一下地球上每个人又喝下另一种灵药，让大家都无法保守秘密，但还是一样无法伤害他人的身体。掌控资讯和武力的能力现在已经人人平等。金．卡戴珊还有办法保住钻石项链吗？也许可以，不过前提是她能够成功说服每一个人，身为金．卡戴珊，自己真的是独一无二的非凡人物，确实值得拥有别人没有的宝物。
这三项原则可以称为暴力控制权、知识控制权和个人魅力，我们认为这三项原则同时也是社会权力的三种可能基础。暴力威胁往往最稳定可靠，因此也成了世界各地一贯法律制度的基础；魅力往往最短暂无常。三者通常多少都会同时并存。即使是在人际暴力相当罕见的社会，也很可能看得到根据知识多寡区分的阶序差异。至于是哪方面的知识甚至不太重要：也许是某种技术知识（像是懂得冶炼铜矿或使用草药）；也可能是我们眼中完全是胡说八道的东西（二十七个地狱和三十九个天堂的名称，以及一个人如果下了地狱和上了天堂之后可能会遇到的各种生物）。
如今在某些地方，例如非洲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部分地区，成年礼非常复杂，因此需要官僚管理。在这些仪式中，新人渐渐认识愈来愈高深的神秘知识，这些社会除去这点之外没有任何一种正式的阶级之分。但即使社会上没有知识阶级之别，显然总还是会有个体差异存在。某些人在大家眼中就是更有魅力、更风趣、更聪明，或是外表更迷人。这必定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某种差异，即使是在已经精心设计防范措施、确保不会出现差异的群体里（例如哈扎人这类「平等主义」采集者，他们举行仪式嘲笑丰收的猎人）。
前面的讨论提过，平等主义精神可以采取两种方向：一种是彻底否认一切个人怪癖，对待大家时坚持一视同仁（或至少理论上应该一视同仁）；另一种是颂扬每个人的怪癖，暗示人人都有如此深刻的不同，以至于不可能把所有人一起比较排名（毕竟最厉害的渔夫要怎么和最威严的长者相比，或是和讲笑话最好笑的人比较？诸如此类）。奉行平等主义之下，某些「极端人物」（如果可以这么称呼）可能会获得特殊地位，甚至是领导地位──也许会让人想起努尔先知，或是亚马逊萨满、马达加斯加的占星术士（ mpomasy），又或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盛大」墓葬，受到厚葬的墓主往往带有明显异常的生理特征（也许还有其他方面的特点）。不过就像这些例子暗示的，这些人物极不寻常，因此很难把他们的权威转化成任何一种长久的权力。
这三项原则真正让我们在意的地方是，每项原则都构成了被视为现代国家根本制度的基础。暴力控制权方面，情形显而易见。现代国家握有「主权／统治权」，也就是过去由国王掌握的权力，落实起来相当于冯．耶林所谓的领土内合法使用强制力的垄断权。理论上，真正握有统治权者所行使的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古代国王很少能够系统性执行这种权力（就像前文提到的，他们所谓的绝对权力实际上只是代表他们可以在当下或站或坐的方圆大概一百码之内任意施展暴力，而且只有他们可以这么做）。在现代国家，拜与官僚体制这第二项原则相结合之赐，同样的权力放大了一千倍。正如专精于官僚体制的伟大社会学家韦伯早期的观察，行政组织的基础绝对不只是知识控制权，还建立在某种「官方机密」上。特务之所以成为现代国家的神话象征，原因正在这里。拥有杀人执照的詹姆士．庞德（James Bond）集魅力、秘密和使用暴力无需负责的权力于一身，背后支持他的是一部庞大的官僚机器。
统治权加上能够归档储存资讯的精良管理技术，两者的结合对个人自由带来各种威胁，能够实现监控国家和极权政权；但我们始终放心地认为，第三项原则──民主制度──会抵消这个危险。现代国家采行民主制度，至少一般认为现代国家确实应该采行民主制度。然而，现代国家构想的民主制度和古代城市里集会的运作方式截然不同。古代城市里大家集体审议共同的问题；对比起来，我们认识的民主制度实际上是不平凡人物之间的较劲，他们在场上争胜负，我们其他人基本上只能充当旁观者。
大卫．格雷为美国人类学家，无政府主义者。二〇一一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发起人之一，《美国商业周刊》称他为该运动的重要精神领袖。他的论述将这场被视为扰人的街头抗争变成全球瞩目的抗议运动。格雷伯发表的运动口号「我们是九十九％」（We are the 99 percent），为广大失业人口发声，深深撼动了长期由极富人口垄断社会资源的美国。
格雷伯师承历史人类学大师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曾任美国耶鲁大学助理教授、英国伦敦大学金匠学院讲师、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 2011年出版极具批判性的《债的历史》，几个月后更亲身参与占领华尔街运动，于学术界及公共参与上均受到广泛注目，更被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为年度百大风云人物。 2013年于杂志上发表〈论狗屁工作现象〉一文探讨充斥职场的无用工作，发文后旋即获得热烈回响，转发超过百万次，更于数周内被译成十二种语言，之后他更设了一个专门e-mail，收集全世界读者寄来的真实狗屁故事，成书后上市半年内便售出十四国版权。
格雷伯2020年于威尼斯度假时因急性胰脏炎骤逝，学界、社运界、媒体界同声哀悼。他的遗孀与同事成立David Graeber Institute，致力于整理他的相关出版品与个人收藏，亦作为意见平台，被他的理念所启发的人们可在此发挥政治想像力，透过集体行动挑战现行体制。
格雷伯在台湾出版的著作尚有《债的历史：从文明的初始到全球负债时代》、《为什么上街头：新公民运动的历史、危机和进程》、《规则的乌托邦：官僚制度的真相与权力诱惑》等书。
大卫．温格罗是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比较考古学教授，在牛津大学接受考古学与人类学的学术训练，并担任研究员。曾于纽约大学担任访问学者，在非洲与中东各处主持考古学发掘田野计画。
温格罗的研究探讨了人类的过去，并广泛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获邀至纽约大学、皇家人类学研究所、英国科学院和芝加哥大学演讲。此外，科隆大学授予他人文学科最高荣誉阿尔伯特．马格努斯奖教授（Albertus Magnus Professor）职位，该奖先前得主包括阿冈本、拉图（Bruno Latour）、朱迪丝．巴特勒。温格罗亦是具有开创性书籍的作者，其中包括What Makes Civilization、The Origins of Monsters。曾为《卫报》和《纽约时报》撰写与不平等和气候变化相关的专栏文章，以及定期在最负盛名的考古学及人类学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其作品在文化艺术领域获得广泛认同：2021年与大卫．格雷伯同于《艺术评论》杂志「当代艺术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排名第十；并在诸多知名公共平台上演讲，例如TEDGlobal 2022、斋浦尔文学节、都灵民主双年展，以及在第18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展出作品。
书名：《万事揭晓：打破文明演进的神话，开启自由曙光的全新人类史》
作者：大卫．格雷（David Graeber）、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
出版社：麦田
出版时间：2024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