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按语：高瑜女士这篇应约评论，充分肯定了陶智（Piero A. Tozzi）文章的政治价值与思想价值。陶智作中国先秦文化的研究者，对于儒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学术精神，对于正在北京召开的第七届国际儒学研讨会是一大挑战。用党文化阉割儒学，统治中国、欺压人民，正是中共极权暴政的体现。】

20日一早收到安娜私信，请我转发《光传媒》一篇重磅首发并作评论。这篇重磅首发是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任陶智（Piero A. Tozzi）的文章《未来中国论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七十五周年之反思：民主、人权、以及中国传统》。

读后，我只有两个字：惊讶！而且是我身处政治逆境中的惊讶！我没有想到美国的政治家对中共的极权制度和统治手段的认识已经达到如此深刻的程度。

一、

我当前处于什么样的政治逆境呢？

上周五，有司来访，敲我前门，我听不见，只好绕到楼后用棍子“当”，“当”，敲我后窗上的铁栅栏，再加“呼喊”，我才知道他们来了。从8月26日起 ，不仅手机，就连我家用了75 年的座机都被切断了。

因为家里宽带也被切断，我不能看电视，就用珍贵的蹭网时间只看《人民日报》头版，头一天晚间《新闻联播》的重要内容也就知晓了。 20日《人民日报》头版的消息有：“纪念孔子诞辰257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七届会员大会“19日在京开幕，本届会议的主题是“儒学：文明多样性与现代化”。

翻看中国的近现代史，也包括对儒学鼻祖“孔家店”的砸烂与推崇的反复折腾。中共建制的75年更是用党文化阉割和利用着儒学。

西方政府与学者在几十年里用经济、技术支持中国的发展，以期中国走上民主之路，结果是失败。此后开始从中国传统文化民本、天命、王朝轮替中，挖掘人权、民主——“超越时空，超越国家和阶级，适用于全人类”的普世思想，以供中国人民摆脱党文化的桎梏，挑战极权制度的合法性。陶智则是代表人物之一。

二、

陶智是中国先秦文化颇有造诣的研究者，他在文章中开宗名义就提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建国七十五周年来临之际，让我们共同反思，在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国」）的领导下，中国是如何偏离规范的。不仅是偏离国际规范，也是中国历史上已知的规范。 ”
他举了“一反三正”四个例证，是对中国儒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典范。

（一）、严厉批评《中办发〔2013〕9号》文件

该文件全称是《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中共将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新闻自由、历史虚无主义、质疑改革开放中的错误，统统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颠覆国家政权的“错误思潮”。

该文件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何方总结为“七不讲”，由姚监复接受当时德国之声记者苏雨桐采访时，披露了“七不讲“的7个标题。 《九号文件》于我有切肤之痛，但不是此文要写的内容。

《九号文件》是中共面对世界文明挖出的一条拒绝政治改革的鸿沟，也是胡温之后全面封杀言论的诏书。鲍彤先生曾经对我讲过：“《九号文件》就是‘治国纲领’。”

对《九号档》的批判，贯穿于陶智的全文。

（二）、赞赏李克强的”人在做,天在看”

李克强2023年3月卸任之前，看望了国务院全体干部和职工，在告别讲话中，激情地呼出：“人在做,天在看”。 陶智文中用两个大段落，赞扬李克强对这句中国民间谚语的引用。

陶文将李克强这句几乎成为遗言的话，划归为“天命说”，呼应了一句中国的千古名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出自《尚书·泰誓·中篇》 ，这恰恰也是习近平的一个用典。

陶智还将李克强的“天命说”与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章句十四）相联系。习近平2018年6月29日主持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引用了“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这恰恰又是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对孟子这句“民本说”的解释和评价。陶文论述了“统治人民是有条件的权利”，论述了“在中国传统中推翻政府和君主是有正当性的”。这和中共教科书中宣扬过的“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有一定的契合性。

2021年2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26万字的《习近平用典》，可谓当今对儒学精华最华丽的包装。但是实际却是用类似《九号文件》的各类条款去治民，暴政已是今天中共政权合法性最大的危机。

（三）、赞扬《中华民国宪法》

中华民国 1947 年的宪法，也就是台湾现行的宪法。除了纳入民主宪政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之外，还增加了考试院和监察院，是五权分立的模式。

这个模式源于孙中山的宪法构思。孙中山吸取了中国传统用人唯才的科举制度和“文死谏”的监察制度，都是对皇权的制约。使得“皇帝的权力不是绝对的”，“沦陷至暴政的绝对主义者会被推翻”。这些传统的“民权”思想融入宪法。

正是这部宪法，保障了台湾人民1996 年拿到选票。

（四）儒学早已写入世界人权

陶智在文中做了这样的问答：“有人可能会争论儒家思想，是否类似于西方的自然法则理论，‘超越时空，超越国家和阶级，适用于全人类’？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他讲述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例。联合国大会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委员会的八人成员中，有一位是中国人——张彭春，他是中华民国的代表，也是召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副主席。他把儒家思想对权利和义务的概念，引入了这个普世性的宣言。

【苏晓康按】作了以下精彩的补充：张彭春建议把“仁”——“两人同怀”或同情，放在宣言的结尾语中。 “应该强调人权方面，”张彭春说，“作为人类，他必须经常意识到他人，与自己生活同一社会中的其他人。”

所有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人都会为此而感动。可悲的是十四亿中国人在极权制度下，至今享受不到这个宣言保障的全部世界人权。

作者：高瑜

于2024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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