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三客厅 2024年10月29日 转自新世纪

引子

前两篇”批判”《国家为什么失败》之余,这两天我还翻出了曼瑟.奥尔森的几本著作,比如《权力与繁荣》等,说实在美国人研究国家繁荣或文明发展规律的著作还真不少。东方这方面的著作倒是不多,可能是因为西方是最近几百年的”成功者”,所以,人家才有资格去谈成功经验,这是他们的优势,文献理应汗牛充栋,毕竟自从英国成为”日不落”引领全球已几百年了。

但我们东方才是”失败”的案例啊。作为文明发展的一个方面,”失败”或”成功”其实我们东方人与西方人具有同样的资格去谈,有成功的经验就有失败的心得,两方面经验都很宝贵,应该都看看。从方法论上,我看他们的分析都不够宏观,并且大同小异,围绕”制度”说事的多,并且睁眼说瞎话的西方中心主义泛滥是其共同特点,是硬伤(参考前文),所以,东方学者应该勇敢地站出来发出我们”失败”的声音,说不了”败者千虑也有一得”呢。

西方在上世纪有很多世界史的书写,那是西方专利,东方人写不了。世界史或全球文明史实际上就是一套世界观和文明观的教材体系,由于人人读世界史,所以,现在全球的人文都是在西方的世界观、文明观中浸淫成长起来的,犹如我们出生为人,但因故却喝了狼奶;狼奶也很有营养,但肯定也有可商榷乃至警惕的方面。

起码,世界史在我的文明学(又名”大文明”)看来,还是太微观。文明学尺度是大约200万年,20世纪的世界史一般涉及一万多年。美国也有”大”的,不过又跑到天上去了,比如大卫的《大历史》,是讲亿万年的宇宙与地球的,几乎与文明发展规律没什么关系。夹在《大历史》与《世界史》之间的,就是中国的文明学或大文明。从时间序列上也必须有我的文明学这么一个学科,并且”文明学”作为一个研究文明发展规律的正式学科已刚刚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落地了,幸甚。中国人还是很敏锐的,不仅在本世纪工业化中国终于成功了,而且人文学科也有点超出西方的新进展了,都是值得庆贺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可能也有了一点反思的能力或权利。

拙著《发现文明》(2021)相当于文明学的概论,我在其中提出了文明发展的十余条影响因子或规律,但几年来我始终觉得那些解释还不够完美,隐约觉得应该有更简洁明确的总结。从一个科学家的角度,我知道有些科研成果或思想灵感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我一直在等待那个灵感或积累的突变,一直没有放弃这个想法,我认为在某一天我肯定能够找到那个更完美的”公式”表达,其实它是需要我更加透彻地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底层逻辑。

就在最近几天围绕《为什么国家失败》的激烈思辨中,在反驳这些西方的陈词滥调中,我逐渐反思总结出了文明学的新看法,也是之前的压缩: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就是在依靠地理条件下进行相邻地缘传播、并不断积累、突变的循环往复,所以总体是一种向上发展。这是总的规律,再简单些的要素表达就是:积累、包括地缘地理和气候在内的外部环境制约下的传播发展,可谓三要素:积累、环境与传播,环境中最明显的是地缘作用。其他的都是次要规律,并且围绕这几个因素扩展,比如加速度、比如先手效应、比如环境应激效应。制度几乎是属于第三级的被动出现——即在什么样的文明水准就有什么样适配的社会制度去自动调适。制度不是不重要,而是没有这几个一级要素重要,并且制度也没有好坏,只有适配,小个子戴大帽也没用。假如一个社会很坏,多半是”文明”程度决定的,与制度关系不是很大。

21世纪之前的观念错误在于:制度是第一重要。这就把文明发展要素的重要性的排序错了,并且一叶障目,造成许多灾难。好在今天亡羊补牢,还不晚。制度的误解也不过就一百多年。

我补充一点大家关心的,或者说提醒一下:”制度决定论”和”民主决定论”是两码事,”制度第一”与”制度很重要”也是两码事,普通人看不懂,不适合多讲,但逻辑修养好的学者应该懂。

 既然我不care制度,那么就真的只care我提出的”三要素”,一个国家的繁荣还是失败,在我看来就在这三要素上。我们来看看全球的古今案例。

一, 三要素案例

1, 积累与突变

积累,是需要时间的。今天的人类文明并非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当很多知识分子讲中国的崛起是WTO带来时,他们可能没有去看看那之前十年中国发展的增长指数,并且你要问问同在WTO的印度为什么就没有马上崛起?还有所谓”低人权理论解释”等,印度与非洲是不是人权更低?这就破除了其解释性。WTO等并非主因,至多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这些包括”包容性制度”的”天上掉馅饼”的看法,都过于简单化。中国之所以有今天这一崛,是因为多方面因素的积累,并且我认为积累、地缘传播和制度的适配性,都恰好好处地集中在这几十年,再过几十年很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

一切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未来的中国也是要变化的。但《国家为什么失败》把中国解释成为”制度不够包容”所以不可持续,我觉得实在是有些糊弄人的简单化味道。我们中国的历史学家早就阐述过了,是”历史三峡”的大转折,任务很艰巨,也很艰险,绝非制度那么简单,要我说,中国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文明大转换。而转换得是否顺利,就看”密钥”或”三要素”是否到位了。起码就”积累”这项,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我认为是足够充分了。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也是经过漫长的积累和变化的,以传统的微观世界看也有万年。以我的文明学架构看当然就更长了。文明学的时间起点是从人类与动物的主要生活特征揖别的那个时代开始的:火的运用是近200万年前开始的,同时伴随的还有人类的直立发展以及奥杜威石器在东北非的出现,很可能还有一些简单的逐渐积累的语言组织能力。  

每个文明段,积累到一定阶段,都以一个全新的文明形态出现而终结或升级,这就是文明突变。这种文明突变的节奏越来越快,所以就是一种加速度效应,包括KK在内的很多人都注意到了这个特殊现象。因为人类积累的”工具”更多、也更高级了,所以,文明突变会加快。比如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至少是百万年以上的漫长积累,而新石器时代里又包含有农业时代初期、金属时代、玉器时代、陶器时代等。这些”时代”都标志着”工具”的发明与提升,当然文明节奏就更快。金属时代里又包含着铜石并用期、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钢铁时代、现代超导新材料等等,材料的级别也越来越高,文明发展越来越快,今天已经到了”明天已来”的炫目阶段。

所有这一切都是一步步在前者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缺失了任何一环都不可能,所以,人类文明并非是”大跃进”跳出来的,而是扎扎实实一步一步从旧石器时代发展出来的。在旧的知识体系中,第一个被人们熟知的西亚文明在我看来根本也不是凭空从天而降的,但上世纪的《世界史》往往给大家这样的错觉,它甚至可能误导了今天全世界的文明观与世界观:大跃进与革命是可以成功的,并且在哲学思想上无上追求人的能动性,最终走向极端和动荡。目前的知识界正是如此认为的旧观念,所以,这还导致了其他的错误知识链条:各地的文明竟然是可以独立发明起源的。因为其底层逻辑是:文明可以凭空无条件神秘出现。所以,很多旧时代的错误认知,必须要加以系统性地辨析和推翻,才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认识全面地进行正本清源。

2,石器时代与气候

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演化主要以非洲大陆为主,尤其是早期更是如此。新石器时代则发源于相邻的包含西亚在内的中东地区,因为那里是非洲到达北方旧大陆的必经之地。环境在这百万年发展时间里至关重要。

人类之所以主要在非洲进化,是因为非洲具有全球最广大的赤道地区,在没有纺织技术的原始时期,赤裸的人类只能生活在非洲等少数可提供热能的赤道地区,当然也会有少数原始人在地球的”冬季”滞留在寒冷的北方并逐渐建立他们的特殊生活。如在欧洲滞留了大约百万年的尼安德特人,他们主要生活在南欧和中欧并长期生活在山洞里,北欧几乎完全无人。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最辉煌的人类成就是在欧洲,那就是尼安德特人创造的。在非洲与欧洲同时存在旧石器时代的情况下,主要在温带生存的欧洲人就比非洲的”文明”明显先进,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汤因比说的”环境应激”?起码它确实证明了,在条件允许下温带比热带人更具有文明的创造性,换句话说,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欧洲人就已经战胜了非洲人,这可能不是偶然。

但一切都有阈值。在非洲进化的”现代人”与几万年前的最后一次冰期可能共同杀死了最后一批欧洲的尼安德特人。这还不禁让我想起今天形成的东西方不同文明的对峙画面。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欧洲和非洲为根据地的南北两大阵营智人,两个已经揖别百万年的不同智人,进行过一次可能达几万年的残酷生存对决,最终非洲而来的”现代人”,也就是我们的祖先,获胜。欧洲的”北方帮”失败,尼安德特人从此消亡。”南方帮”的非洲现代人从此开挂,还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人类文明”。检查所有的因素,我认为能够帮助非洲人战胜欧洲人的那场旧石器时代战争,是气候帮了大忙。时间换到今天,我经常想到,今天的落后东方想战胜西方一般是很困难的,但是偶发的环境灾难是很容易打败强者的。一旦地球再提升2°,今天的世界将不再是今天的模样。

夹在欧洲与非洲之间的是一个过渡地理带,这个过渡带有一个专有地理名称:西亚,或中东。

西亚地区之所以突然爆发文明,实际上就是前后经过了南、北两波石器文明的熏染:从非洲来的”南方帮”以及从欧洲来的”北方邦”都曾经在这里驰骋,当然没有排除亚洲,西亚本身就是亚洲。尤其是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黑海附近,如罗马尼亚等入海口处的文明程度,其实并不低于西亚;但一场寒流将他们赶向其他温暖的地带,随后北方的欧洲文明再次逐渐陨落,西亚文明才彻底胜出成为一枝独秀。文明的发展有很多偶然性,气候也是这种偶然性影响之一。

以上都是外部大环境作用的结果,但同时也是文明积累与交流传播的奇迹——我认为,从非洲北上的”现代人”实际上与尼安德特人进行过少量杂交,它意味着两个不同的人群同时进行了文明文化的交流与传承,所以,我们今天的文明根基不仅仅来自于”现代人”,也有其他智人的贡献。而南北两大群原始人的深入交流地带就是日后新石器时代文明昌盛之处:地中海东部地区,主要包含了中东。

气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起着决定性作用,在今天依然如此。空调等现代工具只是微调了一些人类的行为。假如气候不重要,你就不会天天听政治家们在为气候变暖或变冷1°而操心呐喊了。气候太重要了,对有些国家甚至今天都是生死攸关的因素。气候往往还导致地理地缘的变化,所以,环境因素常常是混合在一起的,后面我们会看到气候是如何改变地理并影响文明与国家荣枯的。

3,地中海文明的地理地缘

1)从西亚传播到爱琴海

西亚文明崛起几千年后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以至于在近代欧洲殖民者到达那里之前并不知道还有个西亚文明,尤其是北非的埃及文明和金字塔震惊了欧洲殖民者。但《旧约》记载了这一切,有些考古甚至是为了验证《旧约》而进行的。中东的古老文明一步步展现在西方殖民者面前,然后才有20世纪初的英国人汤因比写下《文明研究》——在最大的殖民帝国中最早产生”文明规律研究”,两者之间也不是偶然的。

20世纪初西方考古学也开始进入中国,甲骨文开始进入大家的视野。这是人类第一次开始用真实地理上的全球视野看到古代的纵深。研究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第一个阶梯在20世纪上半叶达成,但时机还不够成熟,比如当时人们尚不知道人类起源何在,还在乱猜。所以,在这种一知半解下指导社会的各种社会理论出笼只会造成灾难。今天已经没有什么读者的汤因比著述假如今天拿出来指导社会还有多大价值?这就是这门学科的残酷性,随着更多的研究积累,旧学说很快就过时了。但他们作为奠基者与这个领域的一环却是很好的开端,之后美国人接力的《世界史》不过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继续。所有今天的学者都站在昨日巨人的肩膀上,这就是积累。

进入21世纪,各种学科的研究与科技使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性研究得以进入第二个阶段,通过人类学已经初步肯定全球人类起源在非洲。我认为之后标志性的研究有美国大卫的《大历史》,还有中国的文明学。我预想人类还有第三次文明研究的大跃进,那将发生在人类彻底了解宇宙的奥秘之后的航天时代,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窥见一些端倪。

     西亚与古埃及文明同样由于气候导致的沙漠化而消失,严重的沙漠化是从大约6000年前开始的,后来越来越严重。但中东这些文明最终通过水上交通陆续涌入了爱琴海,从此文明掀开新的一页。或者说,人类文明的交响乐再次回到曾经领军过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欧洲,那里自然地理条件优越,气候温和,非常适合人类发展。令人震惊的是,地中海东岸的新石器时代文明按照地缘顺序一步步地如同病毒一样扩展的步伐是如此清晰,给文明地缘传播留下了绝佳的例证。

在古希腊的文明建设者中我们可以看到大批的腓尼基人的身影,他们就是西亚人,甚至是他们命名了旧大陆三大洲地理,因为他们才是那个时代的探路先锋或者”地理大发现”者。实际上古希腊文明或爱琴海文明的一半功劳可能就来自腓尼基人的贡献,他们之间的恩怨纠缠一直发展到罗马帝国时期的隔海大战,汉尼拔领导的迦太基人就是西亚腓尼基人的后代,而罗马文明就是古希腊文明的遗传,腓尼基人最终在与罗马军队的大战中亏空一窥悲壮收官(布匿战争可谓是最早的世界大战之一)。不过从今天的宏观角度看来,非洲的地理条件不可能战胜如日中天的罗马帝国,这就如同今天谁直接挑战美国也是不自量力一样。美国背后是整个强大的西方,衰而未败,东方是一盘散沙。

罗马帝国背后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强大的文明,尤其是他们有涵盖半个欧洲的广袤丰美的土地。迦太基有什么?他们背后是茫茫戈壁与沙漠,是落后代名词的非洲。除了汉尼拔迦太基人所具有的只是坚定的意志,精神作用在强大的实力面前不堪一击。这种情势决定了轴心时代的”南方帮”将再一次败于”北方帮”。这不是偶然。假如我可以穿越到汉尼拔时代,我将以文明学的原理劝他偃旗息鼓,以阻止战争和挽救千万个士兵的生命。

2)地理使东西文化有别

从文明传播和发展脉络看,从旧石器时代的非洲到中东,从新石器时代的西亚到青铜时代的古希腊,再到铁器时代的罗马帝国,再扩展到整个欧洲,到中世纪整个欧洲都基本上已经在基督教文明的覆盖之下。这就是一条清晰的传播链。之后的故事大家就很熟悉了。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以往大家熟视无睹的地缘作用。

文明的传播不是毫无规律的,而是一定按照相邻原则,传播效应不会发生过大的跳跃,比如西亚文明没有直接传播到美洲,而是围绕着地中海而传播。为什么必须如此传播?

在古代,水域既是文明交流传播的障碍,但对于会水的船家也是速度最快的交通捷径。比如在中国地区,一个大河流域就是一种相对接近的文明板块,说明交流传播依河而成,但两条大河本身也是南北文化的纵向分界线,是障碍。地中海的巨大存在就是为何西亚文明当初没有选择向东而是选择了向西的原因,因为文明传播选择成本最低、最便捷的经济原则,他们采用了水上交通,随之,欧洲文明成为一个蓝色文明。

西亚向东是高山、与沙漠,自然条件还没有西亚好,所以他们就只有向西开拓新天地,那里是世界上条件最优越的一块大陆:平坦而没有极端地理,气候还很温暖。所以,之后的时间里,人类文明在这里继续得到传播、积累以及突变。其实,这个方向性选择还有一个潜因,前一波旧石器时代以及新石器时代的文明遗留比亚洲更有吸引力和衔接可能。从分子人类学的角度,我也有一些相关的疑虑和猜测,比如大约3万年前基本同源的R与O型两种不同的父系染色体为何最终R占据了欧洲而O型主导了东亚?是不是意味着当时O型的一种相对弱势可能?他们被R驱赶才来到东亚?那么R型欧洲人是在哪里获得的最初优越呢?很可能是东欧某地,比如乌克兰大草原或环黑海与里海地区的文明,他们的部分后代骄傲地自称”雅利安人”。这是不太愉快的推理,但事实就放在那里,亚洲是许多R人的家园,但欧洲却没有我们O型人的踪迹,自古R型人就是强势的。

相对迢遥的东亚地区并非完全没有西亚的影响,只是与欧洲相比文明传播更艰难罢了。无论如何,地缘与地理的双重条件使大约3000年前沙漠化已经走到不可收拾的时候,中东文明做出了明显方向性选择,这个后果一直影响到今天。

西亚人到达欧洲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最早沙漠化开始时他们就遇到了地理地缘的挑战:宽阔的地中海与爱琴海。大约7000年前西亚与南欧就地理断开了。所以,爱琴海两岸成为这个文明大转移的一个中转站,这种长期盘桓于爱琴海的生活不仅产生了气势磅礴的史诗,而且从此还养成了欧洲人好水以及贸易为先的城市习惯。那里是欧洲文化早期的千年训练营,一切欧洲的气质都来自那里。  

气候、地理与地缘,就如此塑造了自古至今的人类文明,并继续影响着世界的未来发展。

自轴心时代,全球东西方已经分出高低,古希腊文明当时碾压全球就来自于中东的文明底蕴,他们的思想与科学成就与其他地区根本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正如秦始皇只能统一东亚六国,而西方的亚历山帝国大却横跨了三大洲,假如不是亚历山大英年早逝我们真不知道后来的世界是不是今天的样子。一种政治或文化的影响区域的大小,实际上就是文明量级的评定。儒教与佛教等,都可以如此比较——但是,那不是某种宗教的有力,而是所在文明的高级,蚂蚁站在大象上往往会误解自己高人一等。人们很难看到”文明”的存在,所以我才要命名拙著为《发现文明》。  

对中国人近代以来热衷的儒教等传统文化的喋喋不休的批判或议论,在宏观的文明学中几乎完全看不到一句评价,因为在以上解释体系中大家一目了然地可以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向与一个春秋战国时期的智慧教员根本没什么关系,有没有他的存在东亚都是在全球文明副线。

全球文明主线在古希腊时期依据地理地缘关系选择了向西的欧洲,这是由宏观的地理地缘决定的,甚至是由背后的气候以及文明传播规律决定的。东亚的发展大势必须在旧大陆文明发展主脉中去寻找解释,只有拿到文明发展的密钥才能明白中国发展的命运。有没有孔教员,中国历史都是一样的。同样,有没有秦皇汉武,中国都是一样的。宏观的”三要素”影响决定了一切。秦始皇领着一群农民在距离大海一千多公里处建立了秦制,古希腊人在海边借助他们的海上组织形式建立了民主制,我看到的是地理环境对不同民族的影响。所以,无论如何批判孔教或秦制,我认为都是无效的,我们应该跳出来换条思路看问题。

截至铁器时代,我们也看不到”制度”的作用,我能看到的是只要国家往内陆搬迁,民主程度就会削减,比如内陆长大的亚历山大制定的制度就不再是雅典人的社会制度;从事农业的斯巴达人就拒不启用雅典腊舰船能手们的民主制。

我们可以看到文明沿从积累、突变和地缘、地理、气候构成的外部环境影响,把人类的主流文明一步步从非洲引向西亚和欧洲的主脉。在整个过程中,只是遵循了不同文明阶段就出现不同制度的趋同现象,它既是相互传播学习的结果,也是低成本的适配原则,制度必须臣服于”文明”水准或文明形态这个大项。

二,近两千年西方文明

1,地缘上的基督教

    从西亚而来的文明浪潮持续了几千年,基督教就是随着西亚文明向西的迁徙大潮进入欧洲的,至今时间还不足2000年。基督教曾经两次挽救欧洲于危难,这使基督教在欧洲具有神圣的地位。一次是四世纪在意大利的罗马帝国,最终由君士坦丁一世颁发的《米兰敕令》使基督教合法进入宫廷并成为西方统治阶层;另外一次是在罗马面临灭顶之灾时,教皇加冕给救星查理曼大帝(742年—814年),这代表基督教基本上征服了欧洲。

    但两次基督教的引入同时却也带来了世俗科学的没落以及自由的丧失。在基督教的世界里,任何人提及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科学研究和思想都可能命丧黄泉,这带来了中世纪严重的科学停滞,古希腊那样璀璨的科学之光就这样在欧洲黯淡下来。因为没有经过”现代化”萃化的宗教其实就是一种迷信,而他们一旦占据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就不可能有另外一套科学思想体系来与之抗衡。迷信与科学是一对冤家,理应水火不容。但是,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就不一定可以绝对把控权力了。

    科学发明为何在近500年多生发于西北欧就是这样的地缘效应。为免于迫害哥白尼(1473年-1543年)临死才出版其著作,作为一个远在北方波兰的”地理大发现”时代的科学家,这个地缘位置耐人寻味。实际上,在基督教占据统治地位时,远在爱琴海的伊斯兰教统治的奥斯曼帝国很可能通过东欧的渠道与北欧波罗的”蛮人”们暗通款曲(参考下图),使这一带不仅再一次掀起了科学的新芽,而且还给反抗梵蒂冈统治带来了可能。这就是为何新教革命开始于北欧的原因,明显是地缘带来的效应。之前大家可能都没有思考过为什么马丁路德不是到梵蒂冈所在的地中海北岸抗议,而是在北纬52°的威登堡向教廷发出怒吼,因为那里远离意大利半岛。同时期的另外一个人,一个北方的国王,也在北纬52°的国土上开始向教皇挑战。但南欧却是天主教的巢穴。

    梵蒂冈或罗马位于地中海中心的意大利半岛——这本身就不是偶然,而是一种绝佳的地缘选择。”地脐”效应可以节约中央集权向四方下达命令的交通成本,每个地区都有类似的思维。在公元前第一千纪,中西方世界都出现过类似”中国”的思维,比如河南到西安一线就是古代中国的核心地区,首都的安排多半就在这里。欧洲世俗的或宗教的”首都”,假如把教皇或罗马皇帝当作欧洲的最高统治者,那么罗马城以及后来的梵蒂冈,就是欧洲长期的”中国”。但这是在物质保障不全的古代时期,一旦到近500年,尤其是工业化时代,衣物与房屋的易得,使欧洲的”中国”就离开了温暖的南部地中海,逐渐转移到了冷峻的西北欧。这甚至是另外一个罗马帝国逐渐崩溃的原因,生产力提高使北部欧洲也开始苏醒,所以权力的中心就开始向北移动,查理曼大帝的加冕可以看作是第一次权力北移的象征。

    假如不是欧洲生产力的提高,以及殖民时代棉布的大量提供,欧洲的核心就会一直保持在地中海北岸或附近地区,并且梵蒂冈也会继续坐稳欧洲的”皇位”吧。

    哥伦布在15世纪末的出征改变了世界,更改变了欧洲。西欧的井喷式殖民财富使许多人蠢蠢欲动,教皇不能预料的是,本来说好的让教徒们到全球去征服蛮人以教化他们信奉上帝,最终这个运动却在某种意义上间接掀翻了他们的教廷,因为经济基础改变上层建筑,这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的。

    第一个敢于反抗梵蒂冈教廷的国家是欧洲最偏远的英国蛮子。不过我们注意到。想想罗马帝国的铁蹄还是踏上过偏远的英伦三岛,可是连德国这样的相邻地区却很少罗马士兵的影子,这就是因为地理、地缘和气候的影响结果:北欧大陆不仅寒冷不适合古文明繁衍,而且没有海上运输可以直达德国,但英国就不同了,在地中海里泡大的罗马人水路去英国可能是小菜一碟,并且同纬度的英国要比德国温暖,因为北半球的等温线是一条西高东低的斜线,而南方的罗马人宁愿绕道去英国也不去德国,这正如千年后北欧殖民者宁愿去最远的南非也不愿意去距离更近的赤道非洲,还是气候的适应问题。

    西北欧的蛮子们为何在500年前产生了二心?不仅是因为殖民地的经济井喷以及新大陆的神奇发现,尤其是积累的人类文明知识经验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怀疑上帝的权威性,激进的北方边民们希望从梵蒂冈的黑袍子下挣脱出来,获得更多自由。假如说还不敢反对上帝,但”宁有种乎”的类似反抗思想使他们起码开始推翻教士和教廷的权威性了。反正温饱眼看着已经不成问题,这是个革命的基础,经济发达是自由的温床。所以,欧洲在殖民经济出现井喷后就开始不稳定了。

    西北欧新教即将诞生,带头挑衅的是英国皇帝亨利八世,他不用如马丁路德一样藏在别人的羽翼之下,他本人就是王,他可以做主。不过斗争是曲折的,并且还有流血牺牲。

    新教是一种更为宽松的、注重个人自由、一定程度摆脱了罗马教廷独裁统治的新宗教,是基督教的新分支。这是荒淫无度的亨利八世(1541年—1547年)因为婚姻问题歪打正着争取来的产物,当然还有其他北欧人的共同努力。换句话说,婚姻爱情的自由应该是推翻天主教对北欧的第一个美好借口。此时恰好还赶上”地理大发现”的东风——作为利比亚半岛的紧邻,50年的时间足以让亨利八世在英国的皇宫中感知到新文明浪潮的涌动,他很可能已敏锐地预知到一场革命的到来,所以,他先行发动了一场夹带着私人情感的宗教革命。

    地偏心自宽的西北欧,由于从梵蒂冈松绑,趁机放开手脚大干加巧干,意外地成为”地理大发现”运动的最大受益人。要知道之前教皇可是凭借”教皇子午线”把全世界划分给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个国家了,中国按照梵蒂冈的划分原则上还应该”属于”葡萄牙呢。但亨利及其家人不仅打破了婚姻的教规,而且还打破了教皇划分的全球势力范围,否则英国怎么可以去全球的殖民地自由搏击呢?

    到亨利的女儿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末期,英国已初具全球最大殖民帝国的规模。后来,韦伯等西方思想家看到这种历史现象写下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我的看法是,从地缘上不难发现,西北欧因为天高皇帝远的迢遥地缘使西北欧失控于地中海宗教势力,当时正统的宗教核心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些天主教堡垒——这里的宗教与思想不自由很可能遏制了其经济发展或殖民活动。比如伊丽莎白竟然可以与海盗随便合作,以及荷兰是全球最大的奴隶贸易商,其实这些无法无天的活动在教条严格的天主教领域都是不可能或甚至反对的,最终在19世纪废止奴隶制或阻止买卖黑奴实际上一直就是来自教士们的干预。天主教也一直不允许随意离婚,直到20世纪爱尔兰还保留着这样的婚姻法。可是英国的亨利国王通过另立中央的新教,竟然在16世纪就获得了婚姻自由。他结婚了六次,甚至还处死了他的一个妻子。他的行为即便放在今天也是非常罕见。假如不能恋爱自由,那挣钱奋斗的动力是否会减少几分呢?所以,天主教地区的经济活力大不如新教地区,是不是与他们死气沉沉的爱情婚姻观有关呢?

    英国天主教的大教主莫尔在”地理大发现”以及殖民运动的复杂背景下写出了深具大爱的《乌托邦》(1516年),但最后他又被亨利处死似乎也不太意外了,无论什么原因都掩盖不了他们俩不同路线的激烈斗争。这局面太不”包容”了。最终亨利胜出,新教获得胜利,天主教在英国式微。但天主教并未最终在英国消失,而是经历了复杂的长期血战,比如伊丽莎白与同父异母姐姐玛丽的较量以姐姐被砍头为终其实也算是宗教斗争的延续,甚至17世纪还有天主教的詹姆士二世。但今天英国主要是一个新教国家,可是北爱尔兰却是天主教地区。

    更自由宽松的新教在英国的兴起,某种意义上可能也预示着英国将战胜西班牙,新教的英国战胜西班牙,就是英国在精神意志上战胜西班牙的第一场较量。尽管他们同属于基督教,但却是不同的两个分支,如此的同一种意识形态造成的不同分支较量我们在20世纪乃至今天都看到过,如左右的不同革命理论,但都是”时代”的选择。

2,经济、”税”与议会

1)英国

    在西北欧,”殖民经济”井喷效应下罗马教廷势力节节败退,这仰赖于不听话的国王们,还有资产阶级把持的议会的出现。原本属于教皇的一切权力,现在被瓜分殆尽,教士逐渐成为议会的一份子,他们不再能随意地向欧洲的国王们发号司令了,欧洲的国王在大殖民运动的初期成为社会的主角。但黄雀在后。

    继续加大的殖民经济发展,不仅把教皇凉到一边,把皇帝们也给架空了,在新大陆或其他殖民地的经济的几百年持续增长,使欧洲社会上升到全新的文明平台,工业革命是一个突变的结果,之后,现代平权社会逐渐实现。比如维多利亚女王(1819年—1901年)之后的英国,议会权力已取代皇权,最终只留给王室一份薄面,让他们成为国家仪式感的一个组成部分,还不如说比耍猴的要高雅一些。不过,冒犯议会的查理一世在1649年就被处死了,这在英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其实要说英国或整个欧洲的文明突变,都应该从1649年开始计算。这标志着英国已完全是个新世界。

 

(维多利亚女王)


 

    伟大的科学家牛顿是在查理被处死的6年前出生的,所以他生活在一个新时代,并非是到工业革命才是新时代。从而我们也知道,牛顿的诞生本身就是英国蓬勃殖民活动的经济产物,没有经济对科研经费的持续补充,哪里会有科学大发展?

    一切都是钱,是经济,是殖民大运动,是全球四分之一土地面积的市场,才引起的英伦巨变,而非《国家为什么失败》”顾左右而言它”的什么上天飘来的”包容性制度”。”包容”的制度还杀皇帝啊?杀皇帝这样极不包容的激进政治行为,本身就是因为经济突然紧张的结果。

    查理被杀涉及交税,涉及经济利益。英国与西班牙和法国打仗,但因打仗国库已经空虚,所以在征税问题上利益冲突导致革命爆发。查理先是强行解散国会,然后他自己被革命者人头落地。不用说,拿下他的是议会给的权力,是殖民经济催生的新生资产阶级给撑的腰。制度与经济之间存在着极其紧张的关系,经济好就宽松包容,经济不好就人头落地,或者说,没有利益冲突,大家你好我好,一旦有利益冲突,剑拔弩张,议会制度也不管用。

    在殖民运动后,欧洲权力格局彻底颠倒,从教皇到国王再到议会,这种权力不断下移都是经济与科技大发展导致的结果。但西方学术主流却认为这是凭空而来的”好制度”带来的,这分明是归因错误的本末倒置。

    所有经济不发达的贫穷地区都是现代文明落后地区,也是被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区,还是被西方鄙视的制度不包容地区。所有经济发达地区,除了资源大国外,都是宽容和自由的民主制,他们集中在西方国家。难道这种划分还不够明显吗?西方的”美好”制度,很明显都来自于殖民这第一桶金,尤其是英国与荷兰为典型,工业革命为何爆发于他们两国也不证自明。当然,西方文明也是有积累的,没有这种积累,即便发现了”新大陆”,他们也只能是另外一批文明落后的”印第安人”。

    英国与荷兰这些小国有什么资源?还不是奴隶贸易与殖民地大市场垄断受益,比如东印度公司等就是最突出的钱库。但西方主流对这个逻辑链条一概视而不见,如《为什么国家失败》的作者,完全如得了严重白内障。作为经济学家,作者们看不到英国统治地球四分之一土地的经济与社会效应,诺奖颁发者也敢于闭眼看不到这些巨大的逻辑漏洞,一个敢写、一个敢奖,西方学术界的行为越来越让人瞠目结舌了。这种不自信与荒诞,就是西方衰败的一个征兆,要靠死扛与骗术来挽回面子了。我们在20世纪见识到过西方鼎盛时期的自信,他们很多人是殖民文化的深度反思和批判者。今天,那些有良知的西方学者可能逐渐被边缘化了,在诺贝尔的奖台上我们看到的是荒诞、不义和怯懦。

2)美国的故事

    有趣的”西方故事”还没有结束。英国的一块殖民地大肥肉在18世纪下半叶的北美被狼叼走了。

    北美人不想向英国皇帝交税。隔着一条大洋,能不交税他们早就不交了,但早期美洲殖民者势力不够抗衡英王啊,甚至那些殖民地有些还是英国殖民者刚刚从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嘴里抢来的。所以,需要时间、需要积累来改变世界。一切都需要积累,包括美国独立的时机。

    时间来到了1775年,英国移民到北美经营已达2个世纪,情况正在起变化,一场蛹变蝶的突变即将发生。

    今天资讯如此发达时期,美国的经济学家在众目睽睽之下的诺奖著作里还故意向我们隐瞒英国的理想制度与大约四分之一地球面积的殖民地关系,我绝对相信美国人在讲述他们独立战争时一定掩盖了更为隐秘的文件或议题:不想向根本与他们无关的英皇交税,就是要无理由独立!假如你想不到这些,只能说明你读历史已把自己读成了”尽信书”的书呆子。美国人要独立,这是人性决定的,需要理由吗?人都是自私的,难道美国人傻吗?50年后南美洲也纷纷开始闹起了独立。美国是第一个美洲的独立国家。 

    这一次又是地缘决定了美利坚的命运。又一次是天高皇帝远的距离使美国人发生了革命(1775年),从而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独立之后就再也不用给英国人交税,殖民地的权贵们谁会不支持呢?再说,一个世纪前英国连”查理”都杀过了,谁还会真的尊敬英国皇室?假如不是隔着大西洋这样的特殊地缘,局面会是如何呢?爱尔兰北部就是现成的反例,至今他们还不能脱离英国而独立,天天枪炮相见,互瞪白眼,就是脱离不了,地缘太近啊,爱尔兰打不过英格兰啊。但北美行,美国人顺利独立应该感谢宽阔的大西洋。地缘地理,成也是它、败也是它,它就那么神奇,但是很多人却看不到,很可能还以为华盛顿是个神机妙算的大将军呢。

    南美也都独立了,不需要理由,能少个婆婆养着谁不愿意?但美国的建国故事编造得最为动人,并且顺便还树立了一个华盛顿西圣。在颂圣故事中他高尚得不得了,道德故事都进了教材。尽管他们家养着奴隶,他还被鼓吹为美国民主制的伟大领袖。但《独立宣言》里根本就没有提及民主制。那种制度不过是西方的一种平常传统而已,华盛顿也不过是遵守了西方祖制,没有任何创新。母国查理一世尊贵的人头已被上一个世纪的议会砍掉了,你难道想让美国人再复制一个”查理”不成?但谁愿意成为这个冤大头?东西方完全有不同的政治逻辑,所以我一看到东方人歌颂华盛顿就格格发笑,因为他们对历史背景太无知了。

    文明学经过研究发现,西方不想让人们知道的秘密可能还真不少:民主制不过是来自于爱琴海海盗的一种西方传统。自古希腊文明之后,即便是教会也时常有民主选举。那又如何?假如没有后来的殖民运动,欧洲依然是老欧洲,教皇依然是可以烧死布鲁诺们的刽子手。文明在积累的过程中,有一些意外或偶然因素,往往是引发文明突变的重要环节,工业革命的突变就是仰赖于英国与荷兰这些超级殖民贸易参与者。工业革命是伟大的文明进步,但西方的学界却故意隐藏了这个不体面的背景。可以理解吧,”亲亲相隐”有情可原。但我是东方学者,就不客气了,我用汉语写作,所以我有另外一套思维。

    加勒比海盗中也执行民主制,甚至有历史学家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实际上还没有加勒比海盗的民主制更齐整。所以,民主制是人家西方一个稀松平常的传统习惯,东方也有自己该死的传统。民主制度是欧洲”天生的”,是西方人的祖先在大约3000年前开始实践的一种海上组织形式,不是如《国家为什么失败》的作者讲的是西方统治者凭觉悟高而提供的。西方人在书写自己的辉煌史时,掩盖了许多不愿意让外人看见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西方的民主制根源。假如你不懂英语,不会独立思考,那你永远只能活在西方人吐给你的优雅吐沫中,或者被优雅地北西方中心主义PUA着,做西方人温顺的跟班。

    其实,东西方的政治传统都来自地理条件:海洋文化产生海盗及其民主制;内陆文化产生农耕文化以及秦制。从始皇帝到唐太宗,或者加上汉武帝,无论中国哪个威武大帝或昌明”盛世”其实都是接近一样的制度,皇帝说了算,我将其归结为”政教合一”,中国的皇帝就是神人天子。民主制和中国历史无关,和中东以及非洲都无关,这种组织形式是一种按照地缘分布的文明现象,它只存在于四面环海、水网密布的西方白人社会。在现代发达经济体中,由经济支撑的现代化社会也是可以适配民主制的,这是因为丰裕的经济和高效生产力会让一个社会宽松自由,自然而然地适配”包容的”社会制度。贫穷的社会里是不可能有”包容性制度”的,只有你死我活。严肃的学者可以去做一个基本调查,看看全球人均一万美元以下的国家有什么用的”包容性制度”。

    所以,地理条件不仅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当地人的性格,也甚至隐蔽地决定了东西方的政治传统。它就这么神奇,但也这么隐蔽,你很少听说地理决定”制度”的讲法吧?你是不是翻开所有的西方经典,告诉你的金科玉律都是:制度是一切之母,制度决定其他。这是个谎言,这也可能是个阴谋;但早期的”制度决定论”肯定不是阴谋,是幼稚,落后国家的知识分子才会不假思索地接受这种不过脑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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