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朋友借来区家麟的新书《最后的信仰》，本来只打算翻阅一下，领略一下作者想要表达的主要精神，没想到一捧起书就欲罢不能，直至读完全书，放下来，长长叹一口气。

最先想到的是，如果今日还有香港电台主办的「十本好书」活动，主办者还能秉承往日的评选标准，那么《最后的信仰》没有疑问会成为首选。

这本书谈新闻伦理，是有志从事新闻工作的年轻人的入门书，它包含基本的专业训练，也是对新闻工作的职业道德和伦理的深入探讨。全书写得相当有条理，形式活泼，采撷大量的新闻个案及知名新闻工作者的切身体会，再加上对不同典型个案的比较分析，围绕新闻工作者在不同时代遭遇的挑战，作出作者自己的反思。全书引人深思，也兴味盎然。

这十二讲的标题值得将它们逐个抄录于此：1﹑寻真——听假话最多的行业；2﹑监督——不断敲打的啄木鸟；3﹑弱者——把我们的声音传出去；4 ﹑自主——只有老板才拥有新闻自由；5﹑伤害——真实的眼泪我惶惑；6﹑讯源——访大官见要人春风得意；7﹑客观——高高抬起，轻轻放下； 8﹑守则——古今中外，自古以来；9﹑两难——不要以做对一件事而内疚；10﹑禁忌——当红线变成红海；11﹑现实——从自我审查演化至爱的审查； 12﹑记自由——那天踏过罗湖桥的一刻。

自由传媒对社会的重要性无庸赘言，只要看看朝鲜。没有经过黑暗不会明白光明的可贵，没有呼吸过自由空气，不会体会心灵窒息的痛苦，香港人对此有强烈的感受，自九七至今，我们逐日失去言论自由的生存环境。在一个没有真相只有谎言﹑没有善恶只有利害﹑没有公义只有强权的社会，没有独立媒体为我们守家门，没有媒体人理直气壮横眉权贵，人活着活着，很容易把自己活成一具行走的木乃伊。

有兴趣的网友可以自己找书来看，我认为，不只是有志或初涉新闻工作的年轻人应该读，即使是一般的成年人，读这本书也一定会有意外收获。它不只是一本针对新闻行业的书，它是一个正常人应该具备基本思考能力的重要参考书，它不但是新闻学，也充满认识论﹑方法论的基本常识，更是价值观与人生观的深入省思。

在多年工作中，我也认识不少新闻工作者，有著名的教授和传媒负责人，有行内顶尖的记者编辑，他们身上总有一种职业性的共性，比如社会担当，反应敏捷，见多识广，下笔有神。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做人的道理，也学到很多关心社会人生的途径。

我也有不少文学界朋友，有知名教授和作家，他们身上也各有精采之处，有不少人也怀有强烈关心社会现实的责任感。但新闻工作者与作家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便是前者更有团队精神，后者大多是单打独斗，这与行业性质当然有关，但也与新闻工作者比起作家，离社会现实更近，对政治更敏感有关。

记者编辑都是一个团队工作，他们合作办成一个媒体，他们更有行业的规则，与现实贴得更近，更处于社会变迁的峰口浪尖。他们在人间忧喜之处驻足，在法律边缘出入，与政府权贵周旋，对社会呼声作回应。因此，我对新闻工作者，总有一种发乎内心的敬佩，我喜欢和他们交朋友，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当然，我也认识一些不堪的新闻工作者，有的也是传媒高层，他们虽然也经过专业训练，有一枝生花妙笔，但他们将新闻工作只当作「搵食工具」，他们的工作不对公众负责，只对有权势者负责。当社会激烈震荡，需要传媒工作者以鲜明的立场和姿态介入时，他们的真面目就暴露出来了。

关键的分别是，有人将新闻工作视为职业，有人将它视为志业，一字之差，谬以千里。视为职业者，凡事问过个人利害，视为志业者，凡事问过社会公义，利害很切身，公义很抽象，区家麟这本书，很多时候就在「公义」二字上伤脑筋。有时公义明确可断，有时却充满歧义和两难，有时公义面对公众，有时却要面对与公众利益对立的政府和权贵，区家麟也有自己的苦恼，但没有苦恼也就没有人生。

我又想到，既然新闻工作者以公义诉求为志业，那么他们的工作就与公众息息相关，直接关系到公众的利害与祸福，那么公众对新闻工作者又应该有什么立场和态度呢？人家为你奔波劳碌，打生打死，为你冒极大的政治风险和法律纠葛，作为公众一员，我们对新闻工作可以不闻不问吗？

公众若不全力支持新闻工作者，记者编辑就要孤军作战，他们在公权力压迫之下，便永远要扮演慷慨赴义的角色，所谓「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说的便是这种悲剧性的处境。我们不为记者们站台，记者们也不可能为我们伸张正义，新闻工作者是以公众的支持为后盾的，没有公众，他们也将失去应有的力量。

今日我们为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诸君子仗义不平，感佩那些在艰难政治环境下，仍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与专制政府周旋的新闻工作者，其实根本不是为他们，只是为我们自己。我们不为自己，还有谁会为我们？

区家麟在谈及张婉婷《给十七岁的我》一片的争议时说：「永恒的一个片段，也是永恒」，我想起董桥先生那句著名的话：「新闻是历史的草稿」，套用区家麟的句法，我们也可以说，历史的草稿也是历史，没有草稿，历史便没有来历。

不久前看到前央视记者柴静的一个节目，她回顾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采访邓小平的经过，柴静引述法拉奇一句话：「记者这个职业不仅仅是要叙述事件，他们创造事件」。何为创造事件？意思是有些社会事件是由记者的发掘而产生的，如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如香港老人院虐老事件，本来没有这些事件，因记者的揭露，使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成为公共事件。

黎智英和苹果日报高层仍在港共的牢里，立场新闻的钟沛权和林绍桐也蒙冤被判，区家麟因为一些文章被指控，而面对不可知的未来，他们为了公义，贱行自己的志业，这种精神将永远鼓舞香港人抗争的勇气。当新闻工作者的不幸遭遇成为社会事件，也就证明这个社会出了问题，社会出了问题，不只是新闻工作者不应畏缩，公众更应该为自己的未来挺身而出。

我最初入行也是在新闻机构，不过都在校对部和副刊，今日我老了，没有能力再去前线奔走，但我手上有笔，我还可以仗笔行天下——说到底，放弃便是胆怯，袖手即是无能，历史是我们的历史，永恒也是我们的永恒。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