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瑞 2024年11月07日来源：上报
任何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都会有变化，但天翻地覆的变化是不多的，最永恒的因素是人性。 （美联社）
【编按：中国研究在「新冷战」下，从问题意识、概念、方法等方面都遭遇挑战。冷战年代，大部分国际学者无法进入中国收集资料或从事田野调查，但仍然克服种种困难，发展出精彩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今天，情势有根本变化吗？数位工具和网路资源，如何协助新一代学者建构新的理论和方法？我们正在迎来中国研究的典范转型吗？台湾的中国研究社群有哪些优势和弱点？本报与国立清华大学《當代中國研究通訊》合作策划此「新冷战下的中国研究」专题，第一篇特别邀请国际知名学者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撰稿。他挑战了典范转型正在发生的说法。 】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社会和政治都不是容易研究的领域。毛泽东死后的「改革开放」时期提供了学者一些喘息时间， 但是到了习近平时代，中共政策又紧缩了许多。幸亏网路时代同时也到来了，提供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方便和效率。这两个新情况（习的「返毛」 与网路时代的到来）对当代中国研究都有比较大的影响，但我不认为是「典范转型」(paradigm shift)那么全面的改变，因为学者面临的基本挑战还是一样的。
习近平的「返毛」现象
具体的问题在不同的学科里当然不同。我研究文学，习近平返毛挡不住我读文学作品，也不妨碍我看到评论文章。我不能到中国去访问作家、逛书店和「体验生活」，这些当然都是代价，但不是要命的代价。中国作家和编辑还是能出来，我在加州跟他们见面。网路同时提供了许多新的便利，例如找资料更容易。想知道鲁迅在哪些文章里头提到过「国民性」，现在的词语搜寻比以前的查寻索引效率高多了！
在其他的一些研究领域里，不能去中国的代价更大。习惯做田野考察的人类学家现在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依靠地方档案和口述史的社会史学家也无法进行往年能做的研究。研究高层政治的学者，读文件还是可以的，但过去常常依靠与高官做访谈来理解文件的意义。现在，这条路基本上堵住了。
但我觉得方法行不通，不是让我们改变目标的理由。比如研究农村历史，我们现在不能看地方志，不能做口头访问，但还是可以读回忆录或报导文学。资料也许不理想，可是不至于没有资料。
习的「返毛」 与网路时代的到来对当代中国研究都有比较大的影响，但并非是「典范转型」。 （美联社）
我们也别以为原先的方法都是完善的。美国政治学家访问中共高级官员，很容易高估访问内容的价值，误以为级别越高真实性越强，但实际并不然。刘晓波有一篇很妙的文章，标题为「老外看不懂中国官僚」。 （不懂的原因是有许多层面的）做学者的任务是一定得发挥自己的独立分析和判断，做取舍工作，不管讯息的来源是什么。
搞清楚中国官方语言和数据
西方学者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是语言障碍。大部分西方学者访问高官是通过翻译进行的，这样当然很难理解官方语言的气氛，很难进入语言游戏后面的内容，很难深入地问问题，细致地掌握事实。对这种学者来说，我们完全可以问：进不去中国的障碍大？还中文弱的障碍大？一位外国学者在北京经由翻译做访问，另一位外国学者在纽约熟练地读中文材料，哪一位学者更贴近中国？我的意思不是说做高级别访问币大于利。能做当然要做。我的意思是，在考虑「障碍」的时候，或怕有「典范转型」的时候，别忘记学术方法有许多种，客观的研究条件变了，不等于使命的目标变了。
对台湾的学者来说，语言障碍当然比西方学者少多了。然而，哪怕访问者和受访者的母语是一样的，官方的语言游戏还是有待理解的。能理解是一门专业的技能，习近平以前、以后都得使用，只是程度不一而已。
正如语言没有绝对「靠得住」和「靠不住」的区别，官方的统计数字也是如此。改革开放时期比毛时代更靠得住，返毛时期比改革时期又往「靠不住」的方向走。这都对。但不管哪个时期，官方数字从来没有百分之百正确过。同时，除了大跃进那几年以外，官方数字也从来没有百分之百胡扯过。学者用任何中共的数字，都得使用自己的独立判断，在自己的脑子里过滤一下：发布这个数字的人有没有理由把数字加大或者压低？我的意思不是说，中共的数字都是靠不住的。我自己也经常用。我的意思有两点：1）每次用都得「过滤」；2）「都得过滤」这个现象不是新的，不是返毛时期的特点，而是一直存在的。
我今年八十岁，开始研究中共社会是57 年以前的事。我不敢说研究得多么深入，但从跨时间的角度来看，我经历过的时间比一般人长一些。有三点「劝告」，我愿意斗胆献给比我年轻的学者。
人性是永恒因素
- 别忘了，研究方法变了不等于研究的终点变了。一位研究天文学的人，平时用望远镜来观测天空，哪天要是多云、看不到星星，不会说，「哎呀！星星可能完全不一样了！」不管是天文学家还是研究中国的人，都应该记得和珍惜以前的研究，应该用以前的研究来做今天研究的基础。环境有了变化吗？做研究更难吗？好，认真面对新情况，尽量找别的方法，包括新的方法，来弥补目前的缺陷。但不要心里慌，别怕星星变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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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不变质」是什么意思？任何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都会有变化，但天翻地覆的变化是不多的。最永恒的因素是人性。我们能够研究朝鲜的社会吗？朝鲜的媒体又虚假又夸张，靠得住的统计数字少之又少，学者也没办法实地考察。 但朝鲜人还是人，日常生活还是日常生活。我们可以假设朝鲜人天天关心的问题仍是自己的衣食住行问题。返毛时期的中国亦然。
习近平时代做研究的条件，与江泽民或胡锦涛时代不同，但不是绝然不同，没有典范转型的问题。 （美联社）
- 不要因为研究条件有变化而调整研究的问题。比如，我们目前无法研究朝鲜的农村，但不要因此认为「朝鲜研究」这个学科应该追求的问题仅限于金日成到金正恩的家史，或者金氏王朝的政权有多少原子弹，为什么派兵到乌克兰等等。 朝鲜的农村还是有人，那些人还是有日常生活。在毛时代，西方的「中国通」大大地犯了这个毛病，他们误解中国的余波也一直延续到今日。当年，中共说自己是社会主义社会，发表数字说明，加上文字分析，西洋学界接受中共的分析角度来理解中国，后来就很难从别的角度去理解。现在习近平又把允许研究的范围缩小，只让学者研究某些部分，并且给那些部分套上「习近平思想」的外衣。西方学者当然知道是外衣，但日子久了，潜移默化，会不会也接受官方的语言和概念，失去独立提问题的能力？ 这个危险不能忽略。
总的来说，即使做研究的客观环境有了变化，也不应该影响我们做学者的基本态度。 习近平时代做研究的条件，与江泽民或胡锦涛时代不同，但不是绝然不同，没有典范转型的问题。我们也应该尽量与中国国内学界的同事保持联系，他们面对的问题性质，跟我们的在基本面上是一样的，只是他们的处境更危险。
疾风知劲草。做研究的条件更困难的时候，我认为不要修改我们基本的框架。可以调整方法，但不要改动基本的研究典范。大家也不要松懈，相反地，应该更加努力地独立提出问题，更努力地去追求答案。
※作者为是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教授，现在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书。他专门研究中国现代语言，文学，通俗文化与政治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