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4年步入末尾之际，相信大家都有一定的体会和认识，气候问题正在变得更加紧迫。据欧盟气候监测机构表示，2024年北半球夏季的全球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打破去年纪录，今年很可能成为地球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除非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极端天气的趋势在未来只会持续恶化，其引发的自然灾害将对各国的民生造成大规模影响。
气候与环境问题，已当之无愧成为人类的首要议题之一。前些日子，联合国未来峰会于9月23日在纽约闭幕。会议通过了关于世界未来发展规划的《未来契约》，号召世界各国团结起来应对地区冲突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根据《美国之音》报道，应对气候变化是《未来契约》谈判中的一个难点，“摆脱”化石燃料的说法几个星期前曾从草案中消失，不过后来又被重新纳入，显示出世界各国在这个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
从科学角度看，如果人类无法在短时间内彻底摆脱化石燃料的话，遏制气候变化的目标将成为泡影，而摆脱化石燃料的关键就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中国在这方面后来居上，已经成为了事实上的全球领军者。
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惊人成绩
来自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显示，2019-2024年间全球新开发可再生能源当中有40%来自中国，尤其是光伏发电领域，中国几乎占到全世界新增装机容量的一半。如此快速的增长使得中国于2021年正式超越欧盟，成为全球光伏发电总装机容量的第一名。
另据一家常年关注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非政府组织“全球能源监测”（Global Energy Monitor）所做的统计，中国目前在建光伏发电装机容量为180GW，在建风力发电装机容量为159GW，两者合计高达339GW，比全球在建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的两倍还要多。相比之下，美国的这一数字仅为40GW，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零头。
中国目前在建光伏和建风力发电装的机容量，比全球的两倍还要多。 (Global Energy Monitor)
根据GEM的估计，中国将在2024年底之前建成1200GW的风光装机容量，提前6年完成此前预定的清洁发展目标，这一成就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显得格外突出。
除了可再生能源之外，摆脱化石能源的另一条路径就是大力发展核能，中国在这一领域同样走在了世界前列。根据《能源》（Power）杂志2024年7月所做的统计，中国现有55台在运核电机组，位居世界第三位。而中国目前在建核电机组一共有26台，连续数年保持全球第一的位置。其中2022年和2023年分别核准了10台核电机组的建设，这在全球核电发展普遍停滞的今天更是显得鹤立鸡群。
无论是风光电站还是核能，本质上都是提供清洁电力。但目前交通运输行业的电气化遇到了很大阻力，一大原因就是汽车行业仍然是以油车为主的。美日欧是电动汽车领域的先驱者，但中国后来居上，已经开始威胁到这些老牌汽车大国的统治地位。
根据国际能源署所做的统计，目前全世界注册电动汽车一共有4000万辆，其中光是2023年就新增了将近1400万辆，同比增长了35%。其中中国贡献了810万辆，占到新增电动汽车总量的60%。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国2023年一共出口了400万辆汽车，一举超越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其中约有120万辆出口汽车为电动车，这部分出口成为超越日本的关键。
全世界注册电动汽车。（国际能源署统计）
中国电动汽车的高速发展和强大产能令来自全球的竞争者感到惊讶。美国福特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Jim Farley）和首席财务官约翰·劳勒（John Lawler）在试驾了一款中国电动车后大为震惊，认为中国电动汽车的制造水平已经超越了福特，直接威胁到了美国电动车行业的生存。就连目前高居电动车销售榜首位的特斯拉公司的老板伊隆·马斯克（Elon Musk）最近也对记者宣称，中国的汽车制造商是全世界最具竞争力的车企。
为了遏制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飞速发展、保护本国产业，欧盟、美国和加拿大相继出台了新的政策，大幅提高了中国产电动汽车的关税，所以中国电动车行业的未来存在很大变数。但这件事本身便足以说明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发展速度超出了此前所有人的预期，由此引发的激烈竞争必将带来新一轮的技术革新，从遏制气候变化的角度来看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虽然中国在在电脑芯片、航空发动机、人工智能、新药研发和智慧农业等大部分高科技领域仍然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却眼看着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弯道超车，不少人得出结论说，专制国家可能不善于搞经济，但却更适合搞环保。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专制国家在保护环境上更有优势？
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简单回答是：很多情况下确实如此，因为保护环境涉及到公共利益和政府执行力，这是专制国家的强项，也是自由市场的短板。
就拿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来说，这两种可再生发电方式有3个共同的缺点，那就是发电效率不高，产出不稳定，需要占用大量土地资源。如果让它们在能源市场和化石能源展开所谓的“自由竞争”，肯定一败涂地。可再生能源在强调自由市场的国家的发展速度一直较为缓慢，原因就在于此。
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政府主动介入，通过制定特殊政策向可再生能源倾斜，帮助它们尽快取代化石能源。风光发电效率不高？那就通过加税或者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迫火电厂提高电价，或者通过补贴的方式资助可再生能源企业，拉平竞争曲线；风光发电产出不稳定？那就动用国家财政建设遍及全国的大型输电网，通过电能的远距离传输来平衡风光输出的不均衡现象，或者通过补贴储能设施，以及强迫水电站、火电站和核电站等基荷电站与风光电场联动的方式对电网进行调峰；风光电场需要占用大量土地资源？这在土地私有的国家也许是个很棘手的问题，但在专制国家根本不是问题，政府可以随时低价征用荒漠戈壁滩等低效土地，将其转变为风光电场。
事实上，中国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中国是个典型的可再生能源的生产与使用不匹配的国家，中国西部和北部地区拥有大量闲置空地可以用来发展风光电，但用电大户大都集中在东部沿海。于是中国政府先是把内蒙古、青海和新疆等地的大片沙漠和戈壁滩划为可再生能源开发区，由国家投资建设大型光伏发电站和风电场，然后再投入巨资建设国家级智慧电网，通过特高压交直流输电线路把产自西部和北部的清洁电力输送到东边和南边。截至目前为止，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商业运行的特高压交直流输电线路的国家，而且已经建成了至少39条这样的输电线路。
中国的核电也是在政府强力介入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因为阻碍核电站发展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技术，而是资金和民意。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资金，而大部分发达国家的老百姓不支持核电，专制的中国恰好在这两点上具有优势，这就是中国核电发展得如此迅猛的根本原因。
同样的，中国的光伏电池板、动力电池和电动汽车等与新能源有关的行业也都是依靠巨额国家补贴才得以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的。一些外国政治家质疑中国的这种做法，认为这违反了自由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但我认为这种指责没有道理，因为可再生能源天然就比化石能源效率低，如果没有国家补贴和政策倾斜的话是很难与化石能源企业竞争的，这是自由市场机制失效的经典案例。
自由市场虽然非常适合激发个人的创造力和进取心，但却很容易导致自私自利行为的泛滥，对于涉及到公共利益的领域往往会束手无策，最终酿成公地悲剧。环境保护属于典型的公共利益范畴，因为它要求每个个体为了集体的长远利益牺牲个人的近期福祉。想象一下，一个随意排放工业污水的企业一定会比严格执行排放标准的企业少付很多污水处理费，于是前者在自由市场上大概率会败给后者。随意排污的那位企业主可以凭借自己挣到的钱在不受污水影响的地方开始新生活，如果没有环保部门监督的话，能够约束他的就只剩下道德了。
气候变化之所以是所有环境问题当中最棘手的议题，原因就在于绝大多数个人或者企业对温室气体浓度的影响都很小，就连道德约束都很难起作用。另外，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是未来的人类，今天的温室气体排放大户们甚至连躲都不用躲，这些人就更没动力节能减排了。如果政府不出面强行约束的话，气候变化将是无解的。
除了环保之外，公共卫生领域也有很强的公共性，因此专制国家往往也比同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表现更好。比如专制国家的儿童预防性疫苗的普及程度往往要比同等发展水平的民主国家要高，应对传染病的效率也要比后者更高一些。举例来说，古巴的整体经济状况虽然较差，但古巴的公共医疗卫生情况要比周边那些貌似更发达的拉美国家强很多，他们甚至有能力向外输出自己的医疗队。
这方面还有一个更极端的案例，这就是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于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在意大利蓬蒂内沼泽地（Pontine Marshes）实施的一次大胆的灭蚊行动。蓬蒂内位于意大利中西部的拉齐奥大区，因地势较低而遍布沼泽，极易滋生蚊子。据说当年一个人只要在沼泽地里待上一天，便有80%的几率染上疟疾。墨索里尼试图借助这场“沼泽之战”彰显国家法西斯党的强大执行力，于是他征召了12.5万名工人开进沼泽地，把积水全部抽干，并建造堤坝控制河流，在短时间内把这块湿地改造成了农田。纳粹党还强制所有新建的房屋全都安装了纱窗，并为当地人发放免费的奎宁。单从疟疾防控的角度讲，这场战役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意大利的疟疾发病率在短短7年的时间里下降了99.8%，当年的民主国家无一能比。
意大利蓬蒂内沼泽地。（网络图片）
既然如此，难道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在环保方面就一定落后吗？答案也是未必。
是否尊重科学是任何制度都要面临的挑战
无数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了自由市场的强大力量，现代人对公共利益的认知也在不断进步，为什么自由市场偏偏在公益项目上出了问题呢？答案并不是自由市场本身有什么错，而是这个市场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家伙人为扭曲了。
在一个健康的自由市场里，价格必须能够准确地反映出商品的价值，这就意味着要把制造这件商品的全部成本考虑在内。比如说，一家火力发电厂排出的二氧化碳会影响气候，所以二氧化碳应该被当成污染物而纳入生产成本。但此前火力发电厂排放二氧化碳都是免费的，这就相当于掩盖了火电的一部分真实成本，导致火电的电价太过便宜，没能体现出火电对环境的伤害。
当气候变化议题刚刚进入大众视野的时候，科学家们对温度升高到底会造成多大的损害缺乏概念，所以二氧化碳的真实价格无法计算。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已经认识到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除了会导致气温升高之外，还会造成海平面上升、降雨分布不均、海水酸化和台风强度增加等等一系列自然灾害，每一个都会给相关民众造成或大或小的经济损失。
具体来说，海平面上升会让海边的房子贬值，甚至会给滨海居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威胁；降雨分配不均会导致旱涝灾害频发，造成粮食减产；海水酸化会破坏海洋生态环境，减少渔民收入；台风就更不用说了，每年都会给沿海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所有这些经济损失都是不均衡的，比如受台风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沿海各地，美国佛罗里达州海边的房产光是每年的保险费就可能高达数万美元，气候变化导致的加州山火频发甚至让加州居民根本买不到房屋保险！这些损失不应该让他们独自承担，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对提升二氧化碳浓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很聪明的办法就是碳税，相当于把我们每个人对气候变化所做的贡献进行量化，然后强迫每个人承担自己相应的责任，共同为那些因为气候变化而蒙受经济损失的人买单。如此一来，气候变化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就会被正确地计入各类商品的成本当中去，让每件商品都能有正确的价格。如果碳税制度能够全面实行的话，自由市场机制就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气候变化问题也就有望迎刃而解。
但是，碳税制度在很多国家都实施不下去，主要原因在于很多老百姓至今仍然不相信气候变化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因而质疑碳税的合理性。这些人主要是受网络上一些贩卖怀疑论的文章的蛊惑，而这些文章大都出自少数持有反环保立场的著名学者之手，尤其是被称为“反环保四大金刚”的前美国科学院院长兼原子弹设计者之一的弗雷德·塞茨（Fred Seitz）博士；曾任里根政府交通运输部首席科学家的弗雷德·辛格（Fred Singer）博士；前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戈达德太空研究所所长罗伯特·贾斯特罗（Robert Jastrow）博士；以及前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Scripps Institution of Oceanography）所长威廉·尼伦伯格（William Nierenberg）博士。
这4位名声显赫的科学家为什么会持有反环保立场呢？哈佛大学教授内奥米·奥利斯克斯（Naomi Oreskes）曾经撰写过一本在环保界非常有影响的书《贩卖怀疑的商人》（Merchants of Doubt），分析了这4位科学家反对环保背后的真正原因。按照奥利斯克斯的解释，这4人全都参与过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而且也全都是乔治·马歇尔研究所（George C. Marshall Institute）的骨干分子。这个研究所是在冷战高峰时期建立的，其主要目的就是打败社会主义苏联。没想到几年之后苏联解体，这个研究所一下子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为了让研究所继续存在下去，也是为了延续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这4人急需找到一个新的敌人，于是他们选中了环保运动，因为环保运动往往要求政府出面为资本家制定规则，这在他们眼里就是一种向社会主义倾斜的策略，是不能容忍的。
这本书援引投资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的说法，认为这些反环保人士是一群“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在他们眼里，自由市场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理论，而是一种信仰，他们相信不受限制地追求个人利益是对于公共利益的最好的服务，虽然这个理论已经多次被证明是错误的。
在奥利斯克斯看来，这些人采用的伎俩就是在民众中“贩卖怀疑”，即把一些已经被科学界证明为真的理论描述成尚存争议，从而让民众怀疑这些理论的正确性。比如他们曾经造谣说吸烟不一定致癌，癌症有可能是遗传的结果；酸雨不一定是工业排放引起的，其后果有待进一步研究；臭氧层的破坏不一定是氟利昂等工业气体造成的，有可能是火山爆发的结果；气候变化不一定是人类活动引起的，有可能是太阳活动的变化所导致……
上述问题在科学界其实早就有定论了，所以问题的核心并不是选择专制制度还是选择自由市场，而是是否相信科学。“反环保四大金刚”的最大问题并不是支持自由市场制度，而是打着支持自由市场制度的旗号贩卖反科学的怀疑论。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使得自由市场国家往往在环保上行动力不足，让专制国家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
不过，专制制度同样存在这个问题，甚至有可能更糟，因为一个不相信科学的专制政府往往会比一群不相信科学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危害更大。
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些发言权，因为我从2006年开始报道气候变化议题，参加过好几次联合国气候谈判大会。我清楚地记得，早年间中方代表团一直在气候大会上扮演反对派的角色，因为当年的中国领导人相信气候变化是西方发达国家遏制中国的借口。转变是从大约10年前开始的，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突然意识到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资源禀赋使得中国成为最适合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国家，放弃化石能源不但更符合中国的自身利益，而且中国恰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实现弯道超车。于是，中国代表团的立场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成为气候变化理论的坚定支持者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全球领军者。
换句话说，中国目前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满足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其核心诉求是为了借此机会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保护环境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假如未来因为某种原因使得可再生能源不再是中国的强项了，现在这股环保激情是否还能延续是很值得怀疑的。
结语：应对重大公益议题需要政府的强力介入
联合国峰会期间，盖茨基金会在纽约举办了一年一度的目标守望者大会，盖茨亲自将“2024全球目标守卫者奖”颁给了巴西总统卢拉，以表彰他在消除饥饿问题上所做的贡献。而卢拉也借此机会在大会上痛斥资本主义制度，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不应该让那么多饥饿的人流浪街头。
在今年盖茨基金会的目标守望者大会，盖茨将“2024全球目标守卫者奖”颁给了巴西总统卢拉。（盖茨基金会）
作为前世界首富，盖茨可以说是自由市场制度的最大获益者。但当他开始投身公益事业之后，却和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左派政府过从甚密，这里面是有原因的。对于消除贫困、推广全民免疫和提高妇女儿童健康水平这些公益项目来说，政府的强力介入是必不可少的。盖茨肯定明白这一点，这就是他为什么必须和这些左派国家的政府搞好关系，从而借助政府的力量更快地实现他的目标。
这个例子说明，也许把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和社会主义式的强力政府结合起来才是保护环境的最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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