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本名徐小伶，1965年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1969年春成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五连知青；1974年转插山西并很快考入话剧团成为专业演员；1978年秋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文艺编辑专业学习；毕业后，在央媒任职。2001年春出国学习工作，回国后专事家务与写作。曾在中信等多家出版社出版著作。近年来，倾心研究癌症，著书《抗癌：第一时间的抉择》《抗癌：防治复发》《抗癌：生命至上》，并公益地帮助癌症患者，被称为“智慧抗癌的倡导者”。
原题
血色记忆
——1966年夏天的革命风暴
（下）
作者：徐晓
接上期：一个“要武嘛！”提醒了全国的革命小将，他们用实际行动回答了主席的提问——要武！（点击进入）
03
北长街和前宅胡同
就以我居住的那条街为例吧。
我家住在天安门和中南海之间的那条街道上。那条街道以西华门为界，南边一段叫南长街，北边一段叫北长街。
南长街口上的三洞拱门
这条街在清朝时属于皇宫的地界，住的大多是宫里的杂役人员。后来，不知是谁主张，在通往长安街处开了个口子，修建了一座非常漂亮的三洞拱门，人员可以自由出入了。街巷受两边宫墙的限制，马路不宽，东西两边的胡同也都浅浅的，不长，所以住户相对较少，加上本来就有不少座红墙碧瓦的皇家庙宇，就显得此街沉郁而古朴。民国时，一些达官显贵在这里盖起了私人的宅邸，新中国成立后，更有一些高官搬了进来，所以，你要走在这条街上，会看到高墙连着高墙，槐荫搭着槐荫，立刻会感觉此街的沉稳与尊贵。
就说我家附近吧，就有陈云的家、叶剑英的家、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的家、纺织工业部部长钱之光的家、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的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家、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的家，当然，还有不少社会名流和民主人士的家。除了这些，此街还有西藏班禅驻京办事处以及两所著名的中学——女一中、男六中，以及我读书的小学——北长街小学。这些学校都是在古老的寺庙上改建的。
就因为这条街居住人员的特殊性，1966年夏季的风暴一来，往日的宁静不见了，带之而来的是乱云飞渡，是周天寒彻！
看吧，“走资派”的家门口被贴上了大字报，他们的儿女成了惶惶不可终日的浪荡小子；平日没被重视的街道积极分子这回可来劲了，呼啸着，带着一帮“出身好”的底层百姓开始敲击那些从未进去过的“资本家”和“反动学术权威”的院门；一些平时看着素雅清高的男人或女人突然在某天被戴上纸糊的高帽子从他们宁静的宅院里被拉了出来，从胡同推到了大街上；一天晚上，有人呼叫，“快去看呀，兴隆胡同有个女人上吊啦！”
……
每天我从学校回家，下了9路无轨电车，一拐进北长街，就能感觉到乱哄哄的斗争气浪。我十三岁，有点小，有点胆颤，可我一想，我也是中学生了，也是大人了，而且，我的胳膊上还戴着一个红袖章，我不该怕。那时的红袖章呀，就是红色身份的象征，就是风暴中的盔甲，同时，它也成了我可以进入任何斗争现场的通行证。
有一天，我一拐进我住的前宅胡同，就被眼前景象震惊了——终于，烈火烧到家门口了！
我家住的胡同叫前宅胡同。它是当年那条街上唯一的一条铺有柏油路的胡同。胡同里有6个门牌号。它们是：最临近胡同口的路北的1号，住的什么人我不知道，大家都管此院叫“高台阶”；挨过去的3号是个三进院落，住的是国家纺织工业部的部长钱之光和他的夫人——一机部副部长刘昂；5号住的一家是中科院办公厅的领导，姓张；7号就是胡同的顶头了，大门面东，那是著名的上海驻京办事处，它也是深宅大院，迎来送往的都是上海的高层领导；紧挨着上海办事处的就是拐过来坐南朝北的4号院，姓何，听说何家在解放前是开印刷厂的，买卖挺大。
说完他们，就该是我家的院子了。我家院子的门牌是2号，也是坐南面北。我家刚搬进来时，那是一个两扇的红漆大门，门的上方钉着一块门牌“何寓”。原来，大门里是东西两个院落，由两个月亮门相隔。我家住东院，西院住的是一位民国时很有名的北大法律教授，属于民主人士。
这就是我住的前宅胡同的六所院落，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些院落都会有故事发生！
04
一个被逃去台湾的
父母丢下的孩子
先说一号院吧。
一号院的院门不大，黑色，在高台阶上。里面住了几户平头百姓，听说，他们都是租住的一个叫“小来子”家的房子。我在胡同里见到过几次小来子，他岁数不大，二十多岁？他白白净净，瘦瘦高高，夏天就是白衬衣黑长裤，挺有派。他的媳妇，也是瘦高个儿，面容姣好，还有两条可拖到膝盖的长辫子。平常时候，总爱挎个小篮子，将辫子放入其中，那样子挺别致，所以，我们虽不知她怎么称呼，但对她都有印象。
那天，我一拐进胡同，就见高台阶上拥满了人，他们说：“小来子工厂的人来抄小来子的家了！”
抄家？我没见过，是不是该进去看看？
可站在门口的人没一个敢往里迈，也是，他们都是平头百姓。这时一个人回头看到我，见到我胳膊上戴着红袖章，就说：“你可以进去呀，你进去瞧瞧。”
我默默地走了进去。我来到最里面的一个小院，这是小来子住的地方。只见院子里，七八个工人模样的人正围着小来子呵斥他。一个女工叫喊得最凶：“你说，你还留着这张房契，是不是等着变天？你是不是还等着你逃到台湾的老爹老娘回来！”小来子低着头，一言不发。
这时，突然有人从他家墙上挂着的一个毛主席像的相框里翻出了一张全家照，“好呀，你居然敢把你家的照片藏在主席像的后面！你好狡猾呀！你这是复辟之心不死呀！”女工叫得更欢了。
我也凑过去看。这是一张在照相馆里照的照片，还着了色。坐在中间的是一对中年夫妇，后面站着两个大点儿的孩子，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小的，男人膝前靠着一个不大的男孩。一家人穿着十分漂亮，就是这个小男孩也穿着整齐的小西装。一个女工指着照片上的男孩说：“这就是小来子！解放那年，他四岁。”我的心一下十分难过，我不明白，他的父母为什么就没带走这个小小的孩子，独独把他丢在了北京，让他来受今天的罪？
天快黑了，工厂的人大概也要“下班了”。他们走前拉出一个脸盆，把那张房契和照片扔进盆里，点火烧了。小院只留下小来子和他的老婆，以及一地的燃尽和未燃尽的纸灰。
有人说小来子家有个地窨子，不知里面是个什么样子，会藏些什么，便纷纷去看，我也跟了进去。
原来小来子家的房子挺小，就是两间小北房。外间是个小堂屋，中间有张八仙桌，两边各放一把椅子。里间屋也不大，一张双人床，一张很小的桌子，两把椅子。靠墙有一排柜子，有人拉开柜门，再推开一道隔板，一个深深的地道就出现在眼前。里面挺黑，我没敢下去。听人说，里面什么也没有，不过是过去防匪患的藏身洞。
谁也没想到，就是这会儿工夫，一帮学生呼啸而来。他们身穿旧军衣，腰扎武装带，个个气势汹汹。他们自报家门：“我们是六中的红卫兵！来抄台湾狗崽子的家！”
提到六中，我脑子里马上想到六中围墙上那用朱笔写成的几个大字——“红色恐怖万岁！！！”字迹狰狞，颜色如血！
小来子被堵在了小小的堂屋里，随六中男生而来的还有三四个女红卫兵（不知哪个学校的），她们把小来子的媳妇带到里间的卧室问话。我也悄悄跟了进去。
女红卫兵开头问了小来子媳妇什么了我没听到，我只听见小来子媳妇说：“其实，我早就想和他离婚了，我早想离婚了。”她带着哭腔，哆哆嗦嗦地，一边说，一边扶着桌子站了起来。
“坐下！”女红卫兵居高临下地喝令着她。她坐下了。
就在这时，外间屋传来了男红卫兵的呵斥声：“说！烧什么了？是不是变天账！”接着就是一声银瓶炸裂般的“Pai”，和小来子“嗷”地一声惨叫。接下来，是一声紧似一声的抽打，和一声高于一声的哀嚎。我站到门框处去看——两三个红卫兵正抡着手中的军用皮带围着小来子抽打，就在皮带的铜扣挨落在皮肤的瞬间，一个乒乓球般大小的血包瞬间鼓起、乍裂，一股鲜血喷涌而出，冲射到人的身上、墙上，甚至屋顶！
只见小媳妇一下站了起来：“别打他了，别打他了，求求你们别打他了！”她哭着央求着。
啊，刚才她还在说她要离婚，可为什么她又在替他求情？我站在旮旯里看着里屋外屋的两厢情景，吓呆了，也糊涂了。趁没人注意，我逃了出来。
那天晚上，我听胡同里的人说小来子被六中的红卫兵带走了。大家都说，“这下完了，小来子没命了”。因为，凡是被他们带走的就没听说能活着出来的。
第二天早上出门，意外地见到了被打得鼻青脸肿、浑身血迹的小来子——他居然活着！
后来得知其中的原委。
原来，六中的人一见院里有烧过的灰烬，就以为是小来子烧了什么罪证。后来，小来子坚持说是他们工厂的人烧的，有人就给工厂打了电话，终被证实小来子没说谎，也就放了他。他真是万幸。
这事过后，我的心里总有两个疑问绕不过去。一是，小来子的父母当年遇到什么事了，怎么就没把他带走，怎么就把一个四岁的孩子扔在了大陆？二是，小来子的媳妇都说想跟他离婚了，怎么又替他求情？她到底是恨他还是爱他？
我想不明白。也是，那年我13岁，还不能理解人情。
05
两个何家都被抄了
前宅胡同里有两个何家。一个是4号的何家，一个是2号西院的何家。
先说4号的何家吧。
这个何家在解放前是开印刷厂的，解放后被公私合营了。厂老板是何老头，也被邻居们私下称为“何歪脖”。文革开始时，他大概有七十来岁？白发苍苍，歪着个脖子，只要有漂亮女人从身边路过，他会扭着脖子盯着看，所以名声并不好。老邻居们说，他娶过三个老婆。特别是，他的第三个老婆是被他骗到手的。还说，最开始，老头交往的是三老婆的妈，后来又改为三老婆的姐，最后，趁大家没留意，把漂亮妹妹搞到手，就娶了妹妹。那时妹妹不过十六七岁，这是解放前一年的事。后来，三老婆给他生了六个孩子——属于“永”字辈，小名是大壮、二壮、三壮、大珠、二珠、三珠。老大是1950年出生，老二是1951年，老三是1952年……有三个跟我都是同一个小学，他们的学习也都不错。
有意思的是，这个院里还住着何老头的小脚大老婆，以及大老婆生的两个儿子——何大爷和二胖子。
何大爷的岁数不小了，他也有六个孩子，是“家”字辈，而且这六个孩子都比三老婆生的孩子岁数大，文革开始时，有两个都是高中生了。
据说，何老头的二老婆一解放就跟老头子分开过了，主动搬离了北长街。即便这样，这所院子里也住了18口人。
一天晚上，我从学校回家，见到胡同尽头堵了不少人，走近才知何家正在被抄，而来人正是何老头“家”字辈一个孙子的学校同学。也不知这伙人是受他孙子的暗地指引，还是学生们得知孙子是资本家出身顺藤摸瓜找来的。
我进到院里，只见院子当中站着何老头和他的大、小老婆。三人成品字形站立，个个都是弓腰低头呈认罪状。他们被几个红卫兵围着，训斥的话此起彼伏，声声犀利——
“说，你是怎么剥削工人的？”
“说，你为什么要娶三个老婆？”
好在，他们没有挥动他们腰间的皮带。
黑暗中，我一转头，看到他家房檐下的条石上蹲坐着一排人，一个紧挨着一个，那正是我的小学同学：大壮、大珠、二珠，还有他们那更小的弟妹。最可怜的是三壮，他那么小，仅有四岁。他没哭、没叫，只是紧紧地靠着他的小姐姐。那一排人的印象我至今不能忘，他们惶恐、无助，一副不知何来，更不知所往的神态。
我们是邻居，是同学，可我们连对视的勇气都没有。黑暗中，我匆匆离开了何家。
第二天一睁眼，传到耳鼓里的是两件事：一是4号的何家被勒令离开北京，街道的革命者要他们马上把户口迁回农村老家，说北京没有他们资本家的落脚地儿；二是我们西院的何家也被抄了，而且正在进行中！
怎么会？我们西院的何家是民主人士，不应该被抄呀？是不是弄错了？
说来，西院的何家还是个著名的民主人士呢。这家的何老爷子在民国时就是北京大学一位非常有名的法学教授，据说，还是他帮助给李大钊收的尸。1962年我家搬过来时还见到过那位个子不高的小老头，可不久他就去世了。他的太太，我称她为何奶奶，是“北京女师”毕业，学问挺高，整天拿份《参考消息》阅读。教授的儿子在民盟工作，虽没有他父亲那么高的学问，但人很随和，说话也幽默，我称他为何叔。何叔的妻子是北京一所小学的特级教师、模范教师，我们叫她線老师。教授的孙子小强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我们相处得一直挺好。
他家的月亮门常常紧闭，里面有个小小的花园，中间有个大鱼缸，院里种着枣树、杏树、柿子树，最不多见的是里面居然还建有一座二层的小洋楼。有一次小强带我进去过小楼——嗬，书柜顶天立地，而且围满整个房屋的墙壁，书柜里都是厚厚的硬壳书，那么多，那么多！我想，这书的主人得有多少学问才能看完看懂这些书呀！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家被抄了！
原来，他家的被抄是被4号院的何家牵连的！
前一夜，抄4号何家的那帮学生无意中抄到了一根很漂亮的拐棍。两个红卫兵觉得好玩，相互争抢中，一不留神，从拐棍中拔出了一柄剑！这下坏了。红卫兵认定，这样的“武器”只有黑社会头子才有，马上审问歪脖何老头。何老头不承认这是自家的东西，红卫兵便叫来他的大孙子。大孙子说，这是跟邻居的儿子借来玩的，这是邻居家的东西。这下好了，拔出了萝卜带出了泥！
红卫兵风一般扑向了下一个何家！
06
模范教师被剃了阴阳头
西院的月亮门是大开着的。这是我迈出东院的第一眼所见。
这是清晨，四周都还安静。可是，我再探头，就见到了与往日不同的何叔和線老师。
何叔的头上被倒扣着一个花园浇水的铁皮水桶，这相当于纸糊的高帽子，他手拿一把剪子，正在给線老师剪发。線老师紧闭双眼，任由丈夫胡剪。这是什么发型呀，一边是长发，另一边是长一块短一块如狗啃般的短发。这叫阴阳头！这一定是红卫兵的命令，何叔不敢不执行，尽管此刻红卫兵都找地方睡觉去了，何叔却不敢停手，更不敢趁此机会给老婆修整一下发型，他们是真的被吓坏了！
平时那么慈祥，微笑里带着尊严的線老师今日是跌入尘埃了！
那天上午，我看到一些人从他家搬出了一箱一箱的东西，其中一个人还从小强奶奶的屋里抱出了一尊一尺多高的坐式金色佛像，佛像的身上镶嵌着绿色的宝石。那些人把箱子放在一辆三轮车上拉走了。
紧接着，小洋楼住进了红卫兵，成了某个组织的总部。再接着，小院里的树被砍了——“什么枣树提醒着早起早奋斗；什么杏树可以带来快乐和幸福；什么柿子树可保着你们事业顺遂仕途精进！去你妈的，统统砍了，看你们倒霉不倒霉！”
再接着，小洋楼被一个姓冯的老头和他太太搬来住了。
说来可笑。
冯老头本来住在前宅胡同马路对面的一所院落里，他的家被街道积极分子带着一帮人给抄了，说他解放前也是资产阶级，他的老婆别看现在是国家干部，可在旧社会就是个上海舞女！谁知，人家冯老头的儿子有本事，马上找出了一张“烈属证”去据理力争——原来，冯老头的大儿子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牺牲了，他家属于“烈属”。而这位写信申诉的二儿子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女朋友正是叶剑英的女儿。
街道积极分子知道自己抄错了家，马上道歉。可冯家院里的住房已经完全彻底地被分配给了北长街一些大杂院里的贫困户居住了，那些人说什么也不肯退出，街道上无奈，只好让冯老头搬进了我们西院何家的小洋楼。而何家的七口人只能挤在后院的三间小房里。从此，西院的月亮门不由何家控制了，冯老头成了西院的主人。
07
几个红色院落里的
人家也没得好过
随着1号院、4号院、2号西院人家的被抄，胡同里属“资”字的家就被抄完了，剩下的，就是清一色的红色人家了。
可谁能想到，红色家庭也没安生，革命风暴顺着胡同，一路狂卷。
最先听说的是上海办事处的处长被揪斗了。文革前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是两口子，女人更显精明能干。他们的两个女儿跟我是一个小学，姐姐比我高两届，还是我们小学的少先队大队长，而且，比我早两年考进了师大女附中。这个家庭的成员在我的眼中就是神一般的人物。既然父母都被揪回上海了，他们两姐妹也就没了踪影。
5号院里张姓的一家，父亲是老红军，湖南人，估计是走过雪山草地的，解放后当了中科院办公厅的头儿。他的老婆年轻，是一家工厂的行政干部。虽然级别不高，但每天推个自行车进进出出，吆三喝六，很是威风。他家也有六个孩子，大部分在干部子弟集中的“北京小学”念过书，就是老五，一个叫小欣的女孩，跟我是一个小学的，还是一个年级的。说来也是奇怪，这几个孩子，学习都不怎么样，还有三个留过级。可文革风暴一来，他们又个个神气，军装、军帽、军靴，扮起来，很是威武。只是他们的父亲一直卧病在家，始终没去上班，我去过他家几次，也没见过那位老革命的尊容。听说，他在机关也是挨整，在家卧床更安全一些。
可是后来，我去了兵团，回来探家时，见到蹲了班留在小学六年级的小欣，她已然一身军服，是四个兜的部队干部了。她主动问我每月挣多少钱，我说，我们兵团是供给制，一个月五元。她笑了：“我当兵后就进了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上学就是干部待遇，每月56块。我们这些女兵走在南京路上，谁都知道我们是最有钱的一帮女兵！”她的得意，真让我羡慕不已。她还骄傲地告诉我，她家六个兄妹都当兵了，也都提干了，她的姐姐上的是第四军医大！呜呼，同是遇到风浪，可就是有人能在风浪中不仅找到船，还能划到金银岛！
再说3号院的钱之光钱部长。钱部长的资历深，是跟着总理在重庆曾家岩干的，按说不会受到冲击。可实际上，他一点儿也没好受。因为，连他的司机小胡也成了造反派。一天我回家路过他的门口，只见钱部长坐在大门口的一张椅子上，头上捂着一块毛巾，说是那天下他的吉姆车时，小胡没给他扶着车门，结果把头给撞破了！
更有一个奇闻，钱部长家有个传达室，看传达室的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我们叫他老李。老李人很随和，偶尔有人要借用一下他传达室的电话他也会应允。可是有一天，出事了。老李到西四的澡堂洗澡，没想到一个也是来洗澡的人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突然上前一把抓住了他：“你原来在这呀！你这个叛徒！”从此，老李不见了，3号院的大门也就不常开了。
说完这几家就该说到我家了。我的父亲是山西阳高人，早年参加抗日牺盟会，参加抗日决死队，属于红军期的干部，在一个国家部委任职。母亲说，父亲在单位属于保皇派（他保他的老部长），被造反派围攻，但他回到家里却只字不提，加上他没有被揪斗，没有被停发工资，家里的生活也就一如既往，看似平静。
只是，突然有一天晚上，大约九点来钟，院里一下涌进二十多个膀大腰圆工人模样的人。他们说话粗鲁，气势汹汹，原来这些人来自山东烟台，那是父亲曾经搞过四清的地方，他们要揪父亲去辩论。说时迟那时快，父亲抓起大衣，忽地披在肩上，如狮吼一般：“部里去说！”他转身跨出房门，快步冲到了院子里，冲到了大街上。那些人也急急地跟了出去。
那一晚，我们几个孩子都躺在床上，没有合眼，也不敢出声，我们都在静静地等待着父亲。天亮了，父亲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了。至于那一夜，他经历了什么，他没说。
08
飓风刮过之后
从1966年夏季革命风暴的突起，到1968年、1969年红色激情的退去，三年时间，人们学会了静观时局，学会了忍耐现状。早期被批斗的批斗，被抄家的抄家，死的死，伤的伤，忍受不了的，去自杀。去自杀的人选择了不同的方式——跳河的、上吊的、卧轨的、吃药的，切脉的、摸电门的，还有开煤气的，当然，也有跳楼的，只是那时高楼不多，那得是有楼可跳的人才能选择的快捷方式。可只要忍过那一段，人们也就皮实了，学会了低头，学会了认罪，学会了听喝，学会了随大流，更学会了熬。
我是在1969年的春天随大流下乡的，去到了内蒙古的沙漠。后来又转插山西，又在当地工作，兜兜转转，十年后回到了北京。再踏进北长街的前宅胡同，已是物是人非。
我再问邻人：小来子哪去了？众人摇头，不知他的去向。
我问4号何老头的下落，人说死了，他的儿孙也都去往了各地，有的沉沦，有的奋起，有的还十分出息。
西院的何家呢？小院终于还给了何叔，因为冯老头家的院子还给了冯老头，他搬回自己的家了，不过，没多久，他的人却走了；而西院的何叔和線老师活得还不错，所以，他家的月亮门又是紧闭了。
5号院的张家，孩子们各得其所，提干的，转业的，当医生的，感觉都不错。后来也都搬走了。
3号院的钱部长夫妇都是官复原职，干得风生水起。只是他的司机小胡回到他的甘肃老家了，我的一个下放到甘肃的邻居居然在兰州的大街上还遇到过他。
至于上海办事处，更是很快地火了，而且火得气冲云天了。他们后来接连收购了与其相连的5号院、3号院，胡同里砌起了一色儿的灰墙，院里更是深挖坑，起层楼，听说里面建得十分豪华（因为紧邻中南海不能建高楼，只能深挖地，再起楼）；1号高台阶里的人也被他们清理了，几户城市百姓不知搬去了何方。在胡同里我曾见到过刚进京的朱镕基，也见到过载着江泽民的红旗车。
一切，又都回归了以往的秩序，尘归尘，土归土，高屋更起层楼。
那么，那曾经的十年，翻江倒海，又是为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