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所谓振兴经济的10万亿人民币「大水漫灌」，提升国民收入与「幸福感」，还是实现「东升西降」以取代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在决策上屡屡进退失据，既缺乏逻辑，也缺乏对基层的了解与关注。近来，珠海樊某驾越野车冲撞体育馆，导致至少35人死亡的事件，与此后接连发生在广州、江苏无锡与湖南常德等地的无差别杀戮，暴露了习时代统治的极端劣质。

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件表面上源于个人对司法不公、劳资纠纷、学生被迫无薪劳动或不合理剥夺毕业资格的不满，但最终却以向不相干的同事、同学甚至路人大开杀戒的方式表现出明显的报复社会意图。中共当局一贯只关注党政军，尤其是习近平个人对「国家安全」的高度执念，将所有利益归于当权派与红色官商圈，而视普通百姓如草芥。

行凶者是「以社会悲剧挑战制度的邪恶」

面对社会矛盾的爆发，当局的应对仅限于禁止群众集会、加大对「铁拳」维稳的投入，以及强化对社区内所谓「八失人员」和「三低三少」人群的监控。习近平更要求全社会发挥「枫桥经验」，即类似法家商鞅倡导的「连坐制度」，让每户人家负责监视并举报邻里中可能有「反政权」行为的人。

但问题在于，为甚么这些「亡命之徒」选择滥杀无辜，而不是冲击党政机关或针对高官权贵？为甚么他们不造反？用某网红的说法，这些行凶者仅仅是「以社会悲剧挑战制度的邪恶」。笔者无意鼓吹任何形式的暴力，但探讨中国人缺乏造反「基因」的原因却是必要的。这可以从儒家文化对中国近两三千年的深远影响中找到答案。

儒家没有提供推翻「苛政猛于虎」的理念与方法

儒家经典中虽有「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警句，但它并没有提供一套完整的推翻「苛政猛于虎」的理念与方法。孔孟思想的核心在于「君臣父子」的秩序哲学，强调百姓应当死心塌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历史上，虽然有草莽英雄如陈胜、吴广推翻王朝，但这些后继者如李自成、张献忠等，追求的只是成为新一代皇帝和贵族，而非改变制度的本质。更令人厌恶的是，如今国内社交媒体甚至将珠海肇事者樊某比作现代「张献忠」，因为张献忠「造反」的同时，也在四川大肆屠杀近百万无辜百姓。

当代许多杰出作家也对中国人「逆来顺受」的特性作出了深刻描绘。例如余华在《活著》中写道：「活著在我们中国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1）儒学大师钱穆则从另一个角度美化这种忍耐文化。他认为中国人不是不能造反，而是觉得不必要造反，因为「皇位世袭，是中国以往政治条件上一种不得已或自然的办法。」（2）

这种深植于文化与历史中的顺民心态，不仅使中国人甘于接受极权政党的暴政，也让他们随时成为「现代张献忠」这类亚恐怖主义屠杀的受害者。

– 林和立（中国问题专家）

（以上评论纯属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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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余华，《活著》，1996
（2）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联书店，2001，p.2

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