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体裁，广义理解为用散体句式写作的文类，包括杂文、游记、随笔、书信、日记等，议论、抒情、描景、记事、写人无所不可。由于其运用广泛，亦较易掌握，散文创作历来在文坛是最为普遍的文体。文革时期，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传单等，事实上也可视为散文在特殊时期的特殊变体。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当中的散文创作，也同样相当普遍。换言之，知青们常常运用各种散文体裁形式，描写、记述他们在乡村日常生活的体验与情感。如李三友在《乌兰宝力格的春天》中记录了他在草原的放羊的一天的情景：
天已大亮，包里蒸汽腾腾，一柱金光透过门窗，斜在我的枕旁。一看表，八点，就呼地一下起来，把正在喝茶的老头吓了一跳。“睡得好吗？”他转过头对我笑着。我边穿衣服边应着，隔着白气听到淖尔金仿佛又在用勺不住地翻腾锅里的茶。这个动作真成了她的嗜好，仿佛会从搅出的白气里见到极乐世界似的。我顺着光摸到门，淖尔金喊：“喝茶！喝茶！”我说了两声“知道”，“嘭”地关上门出去了。里面根登很自信地对老婆说：“人家解手。”
李三友牧马
李大同的《雅干锡力日记》则记述了作者在草原驯马的经历：
这马每年第一次骑总是有些可怕。嗯，鞴鞍子还挺老实。我牵着它绕将起来，一般每年的第一次，紧好肚带后绕两圈，它就会撅起尾巴屙一泡屎。那时就只管放心上马，保证不尥。今天可真是闹不机密了！青马死活就是夹着尾巴不屙，更使人发颤的是耳朵也向后背着。几位女生端着碗，靠着包，幸灾乐祸地叫着：“哈哈，不屙！肯定尥！把你摔个半死，谁叫你昨晚不圈牛！”真的，昨晚只顾弄马，牛忘了圈。我狠狠地看了她们一眼，在奚落声中把青马猛地揪了起来，“刷”地纫进左镫，马一声怪叫，前腿直立起来。好骑术！我一定是以一个异常迅速的动作翻上去了，它前腿还在腾空，我已经稳稳地坐在鞍子上了……
李大同牧马
这些描述很有知青的生活气息，也有草原生活的独特性。当时就在草原各旗的知青点流传，同时流传的知青散文还有《小青马》《打狼》等。不容否认，这些散文中所体现的情感、情调都是颇为正面乐观的。
相比之下，郑义的流浪札记系列《兴安行》《阿荣行》《海山行》等便多了几分冷峻与深沉：
我的双足踏在阿荣缓坦起伏的无边沃野上，一个一个的山岗被我抛在身后。我一步不歇地走着，雨后的泥泞，草甸的积水，使我感到分外费力，鞋上粘满了稀泥，抬腿都费力，但是我仍然一步不歇地走着……在辽阔的思想疆域中我狂放不羁的灵魂在辛苦追寻。绝对，永恒，像海市蜃楼一样在我眼前诱引着我饥渴的灵魂挣扎前行。每当我似乎可以伸手能摸到的时候，它就悄然幻灭了。似是而非的感觉不断在欺骗我，使我觉得我正在不断接近它，追寻着它，摸索着它。它把我引入一片漫无人迹的荒漠。（《海山行》）
1973年郑义摄于太行山
郑义原名郑光召，重庆人，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参加了两年文化大革命后，到山西太行山的一个仅九户人家的小山村插队五年。1970年前后，郑义与友人结伴在内蒙古、东北大兴安岭流浪，以做木匠为生，写作流浪手记《三行》（《阿荣行》《兴安行》《海山行》）。郑义的挚友甘铁生给笔者来函称：这次远行流浪，对郑义来说意义巨大，他的视野豁然开朗了，对人生和社会以及“统治的链条”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当是他日后小说创作的一个前期铺垫。可以说，生活的磨难，现实的无情，使郑义的散文增添了更多对生活的思考与对现实的质疑。郑义的系列流浪散文曾在北京沙龙传阅。多年之后，郑义回忆道：
插队之初，在给友人的信中妄论时政，被警察抄了个准儿，只好匆匆逃亡。再是铁桶江山，也要在失去自由之前真正闯荡一番！初至呼伦贝尔草原时，身份是“盲流”（盲目流窜）木匠。……拎起红刨子，卷起破狗皮，揣着本老费尔巴哈的哲学著作选，从呼伦贝尔草原流浪到嫩江流浪到大兴安岭森林……那一段生活，凝结成我最初的文学写作——流浪手记《三行》（《阿荣行》《兴安行》《海山行》）。回首往事，总有些浪漫色彩。在当下，还是有一些青春血泪的。（郑义《红刨子》）
担水上山的郑义
可以相信，除了上述在较大范围内得以流传的散文，还有更多知青私底下写下了不少散文作品，大部分至今仍湮没无闻，只有极少部分借助网络文学兴盛方得以重见天日，如知青网友老例发表在《华夏知青网》的《故乡的火烧云》：
我极爱看夕阳下的火烧云。趴在山坡，躺在草地，圆睁着（或半眯着）眼，悠哉闲哉，满天的火烧云尽入眼帘。夕照下的云霞，大半是红色的：有胭红、紫红、橙红、嫣红、暗红、鲜红、淡红……似火烧一般，瑰丽极了，灿烂极了。火烧云不仅美在姹紫嫣红的色彩，更美在其姿态万千、变幻莫测的奇观：这一片似金龙行空，那一片似彩凤逐日；定睛看像群鲤嬉游，转眼间又如百骏驰跃……令人目不暇接，甚是美不胜收。此时心境，舒坦极了，惬意极了，得意之至，天地间似乎只剩下似幻似梦的火烧云，和如痴如醉的一个我；一时间，也真有不知我是云，抑或云是我之感觉（大概已臻于最具原始意义的天人合一之境界）。火烧云的映照下，那远处的山峦近处的村庄，莫不涂抹上一层或浓或淡的光晕色泽；那悠游的牧笛，那袅袅的炊烟，那隐约可闻的鸡鸣狗吠……浑然天成一幅野趣盎然的织锦。最终，夕晖尽敛。云霞的色彩渐渐消退，沉沉暮霭亦渐渐聚拢。黄昏，实实在在地降临了。暮色黄昏中，我不无茫然……
与前引几篇散文的叙述性不同，这是一篇写景抒情性的散文，即在景物描写中融汇着作者的情感抒发。作者老例是广西知青，70年代初下乡插队，文革后考进大学，后出国留学，目前任教于海外的大学。作者在该文后记中回忆道：“那时候我应该是十分消沉的（同组的知青都离开了），而这短文却很有点田园色彩甚或是牧歌情调。或许，我是苦中作乐；或许，我是借此自我陶醉（麻醉）？或许，文末‘暮色黄昏中，我不无茫然’的描写才是透露出我内心的真实感受？”
知青的家书是当年知青跟亲朋好友思想情感交流的重要载体，其中一些知青在家书中有意无意间留下堪称散文的文字记录。王安忆的父亲是剧作家王啸平，母亲则是著名小说家茹志鹃，或许就是耳濡目染的影响，王安忆从小就喜欢写作，下乡后，也常常将日记与书信当作文学作品写，平时在日记里写自己，在给母亲的信里除了写自己的思想、劳动外，还着重写在农村的所见所闻，描写所在的村庄，周围的农民和男男女女的生活，写得很认真，很细致。
茹志鹃多年后回忆读了王安忆寄自农村的信的感觉：“在我眼前便看到了一幅剪影，荒凉的土岗上，一部独轮车，一个推，一个绷直了绳子拉。既有快活的戏谑，歌声；也有苍漠，黄土，汗水。此情此景，随你怎么理解都可以。有人有物有景有形象。”（祖丁远《王安忆的文学之路》）这些书信（及日记）显示王安忆在农村已经开始了她文学创作前的练笔阶段。
王安忆（右）与母亲茹志鹃
网络“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列有“知青家书”专栏，载录了“一对知青恋人的百封情书”，选录其中一封的段落如下：
时间过得真快呀！我们在广阔的边疆已经战斗了整整一个多月了。……我们独立连是由大连一个连的转业官兵建立的，有一百多个转业军人，党团员也非常多，政治条件是非常好的。我们独立连是后建的（1966年建立），所以生活条件比其它队要艰苦一些，房子较少，我们住的也比较挤。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电灯，对于读书，学习很不方便，甚至连写封信都很不容易。不过，这些都是暂时的现象，而且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这里的老同志说得好，我们是来造福的，不是来享福的。我相信，不久的将来这里一定会建设得比任何地方都好。崔积宝，你们和平农场有山吗？我们这儿周围都是巍峨起伏的高山，离我们不远的地方还有一条七虎岭河，风景美极了，真是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到夏天的时候，山上到处长满了木耳、蘑菇、黄花菜。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现在我感到我们这条路完全走对了，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就完全证实了这一点，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的那天，我们个个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开颂扬会一直开到半夜。
此信写于“1968年12月25日晚”，作者刚下乡不久，正值文革深入发展之际，家书的时代色彩十分鲜明，开首便是“首先让我们身在边疆，共同敬祝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结尾亦是“今后，让我们共同在毛主席开辟的红色航道上奋勇前进吧！”或许是年轻人的恋情刚开始亦更由于是时代氛围的影响，信中几乎不见你侬我侬的情意，而大多是关乎政治、社会、思想、革命的表述，但文笔的流畅，不仅显示出作者在信中所说“在文艺方面还算有那么一点点‘才能’”；对居住环境的生动描写，更显见其观察及表现事物的细腻与敏感。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共当局所树立的英雄人物如解放军士兵雷锋、王杰，知青金训华、张勇等都写过大量的“革命日记”，这些日记都得到公开发表并进行大力宣传，以配合长年累月的政治思想教育。于是，不少青少年也就形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也同样是这么个背景，知青中写日记的风气也十分兴盛。
知青写日记的目的可能各有不同，有的或许就是模仿英雄人物写的“革命日记”——记录自己在接受思想改造再教育的过程，有的或许只是纯粹私密的日记——记录自己青春的痕迹，有的却或许还有意无意带有练习写作的目的，如前述祖丁远《王安忆的文学之路》便称，王安忆就是将日记当作文学作品来写的，写得很认真很仔细。舒婷《生活、书籍与诗——兼答读者来信》一文称，她插队期间也坚持每天写日记，虽然回城之前把三厚本的日记烧了，但侥幸留下来的几张散页，后来还是发表在《榕树丛刊》散文第一辑上了。可见舒婷的日记其实就是文学练笔之作。故此，在后两类的知青日记中，有的记述确实可视为文学作品。换言之，考察文革时期的知青散文，不可忽视浩如烟海却又大多秘不示人的知青日记。
木斋（王洪）在《恍若隔世——我的知青岁月》（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中，摘录了1972年10月3日的日记：
今天下了一天雨，无事可做，几个房间都是打牌下棋。对于这个迷人的欢乐之宫既要敢走进去，也要有毅力走出来。今年的一年，是我们小组人的精神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的一年，即由热衷于政治抱负并刻苦实践到颓废、找朋友、打牌、算命。白国利消极得很，他的雍容雅度都用于恋爱，政治上也十分不得意，和领导关系不好；杨可正在为失恋而苦恼；管云在学校红极一时的情况完全转为了劣势。我们经常地举行着酒会。昨天打扑克打到了四点钟。我自己当然也不例外。今年是我到农村以来最坏的一年，文艺创作完全丢弃了，没有认真地学习一本书。爱情的蛆虫也时常偷袭。这些变化也说明了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已经从书本上转到现实中考虑问题了。我必须有能力在混乱中沿着既定目标前进！
青年王洪
有乡村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下雨天即休息天。下雨休工，打牌下棋几乎是天南地北所有知青都“享受”过的娱乐活动。作者由此引发出对知青群体（包括自己）消极颓废现象的批判。在作者夹叙夹议的字里行间，却也点染出作者及其知青伙伴们各自不同的消极颓废情状。在日记中作者隐晦地称“我们已经从书本上转到现实中考虑问题了”，而事实上，这些现象正形象地反映了这些年轻人正是“由红卫兵的狂热，进入知青的苦闷”。
在网络发达的今日，不少当年的知青借助网络（论坛或部落格）将自己当年的日记公诸于世，如从上海赴云南西双版纳插队的知青卞林富在1971年初的一篇日记：
象脚鼓和铓锣对唱起来，钟声鼓声闯入美梦，把我从故乡上海拉回来。啊，这“天天读”开始了！“天天读”是去年十月份开始的，断断续续也保存到今天，然而也不是什么“雷打不动”。老傣是自觉的。正确一点说，贫下中农的积极性是高的，尽管他们听不懂多少。赶快起来吧，再过三分钟，队长或会计就来叫门了。日复一日的“清晨聚首”进行了不过半小时左右，而其中大半时间还是队长安排劳动，或是讲些琐事。我履行了一日一次的“弹琴”任务，便回来洗脸、刷牙、吃早饭。很难说我知道我教给了他们什么，然而他们似乎确实学到了一点。烧饭人已经把稀饭烧好。吃了饭，竹楼前的空地上人声嘈杂起来，男女老少都来找工做。自从1970年1月15日我们占据了曼窝的社房后，这社房前的空地便是他们唯一的集会地点了。我们——除了烧饭的以外——则蹲在楼梯口上察看动静，不知今天有什么“好差使”落到我们头上。……吃了晚饭便等待天黑。黄昏这段时间，心情似乎开朗一些，大家走上竹楼阳台眺望远处——绿色的庄稼，青青的山，蓝蓝的天和变化莫测的云，随后就天南地北地吹起牛来。每个人都留恋着以往，憧憬着未来，关注着前途，憎恨着命运。啊，命运之船，且看你将我们载向何方？青春在流逝！光阴在流逝！我们把一次又一次的希望寄托在明天。明天啊，该多么令人神往！然而，多少个希望的明天，变成了空虚失望的今天。（《老三届·难忘岁月》）
这篇日记虽然叙述的重心基本上是知青本身，却与傣寨乡民的互动颇为密切。没有高调的饰美，也没有严苛的丑化，但在貌似平实叙述中，透现着黑色幽默的批判锋芒。末尾的“多少个希望的明天，变成了空虚失望的今天”，将特指的某日，扩展为普泛的许许多多日子，其荒谬、悲剧的气息更显浓郁。
原广西红卫兵领袖，被遣返河南老家插队的老知青钱文俊的日记，也同样是以记述体的散文形式表现，只不过记述的事件与场景更为集中：
1976.7.13，天阴。
村里找了一个唱书的人，也许是个乞丐来唱书。这件事吸引了村里每一个人。公社在开队长会，有电影招待。除了几个年轻人和孩子去看电影而外，其余的人，天刚黑都聚在杨达家门口的空地上等候了。孙日新在煎饼、煮鸡蛋，招待唱书的。队里拔火麻，留了三个作为酬劳。每个约五、六十斤。共值七、八元钱。当家的副队长老汪，在人群中吼了起来：“谁在这儿装鬼！”几个妇女说，你回家睡觉去不好了么？！唱书是四旧，上边知道了，要追查的，当然，只能问干部们的事。老汪是党员，出来吼吼，是让人们看看的。事实上，他蹲在一角，听到最后。另一个大队干部在家睡觉，佯作不知。唱书的先扯扯嗓子，大唱了几段批林批孔之类的话，尔后农民们表示要听旧的。他全不理会。突然，他一顿：“大路上跑来几匹马！同志们，我现在唱的是什么？唱的是大宋王朝的事，叫做‘美贞进宝传’！”人群里顿时鸦雀无声，天上的星星，被云渐渐遮住了。书唱到两点多，大雨来才散。第二天还要唱的。
钱文俊（左）与笔者
这则日记集中是乞丐来村里唱书的事情，作为记述者的知青完全不现身，从一个超然的位置，描叙各种人在这一事情中的表现：当家的副队长老汪虚张声势，另一个在家睡觉大队干部则佯作不知，村里人大部分则都急不可待要听“旧的”。主角说书人的表现更富戏剧性：先是扯嗓子大唱了几段批林批孔的话开头，接着也全不理会村民说唱旧书的要求，后面却突然来这么一个很无厘头的转折：“大路上跑来几匹马！同志们，我现在唱的是什么？唱的是大宋王朝的事，叫做‘美贞宝传’！”日记末了还加上一句：“第二天还要唱的。”既应合了说书“欲知后事，且听下文分解”套语，同时也表明现实中的说书将持续。记叙篇幅虽然短小，故事却颇为完整。有始有终，还有转折变化。人物刻画虽然简单，却很传神，寥寥几笔，显示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如副队长老汪的世故圆滑，唱书人的狡黠精明，甚至听书农妇的率真耿直。
这则日记无疑体现出跟上则日记一样的黑色幽默的批判锋芒。这一现象，表明在远离政治中心的乡村，政治控制力量事实上已日渐式微，难以左右人们（包括被记叙的村民与记叙者知青）内心的思想，甚至是公开的行为。
两则日记都还有一个共同点：在记叙人与事之余，亦似乎有意无意点缀了简略的景色描写，而景色的描写又似乎都与描写重心密切相关。如前一则日记在记叙了空虚失望的一天经历后，带进人们远眺“绿色的庄稼，青青的山，蓝蓝的天和变化莫测的云”的景色，暗喻、影射着人们“留恋着以往，憧憬着未来，关注着前途，憎恨着命运”的复杂心境。后一则日记则在村民们“鸦雀无声”进入听旧书说唱情境时，作者信笔写到“天上的星星，被云渐渐遮住了”，一个短小的写景句，似乎是映衬村民们沉浸于听书的美妙境界，又似乎还蕴涵着某种微妙的政治隐喻意义。
文革中这类知青的散文创作，大多随着年岁的流逝而湮没无闻，偶有幸庆在日后获出版∕发表，可谓弥足珍贵，北京知青钟阿城的散文集《遍地风流》（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便属此类。该书作者在《自序》中称，这些散文是“在乡下时无事所写”，其中“彼时正年轻”部分所描写的大多便是知青在接受再教育的日子里被扭曲的生存状态：
有写知青夜间无聊，轮流讲各种奇怪的故事，却意外诱发知青同伴的同性恋（《兔子》）；有写自命不凡的知青高谈阔论深涩的哲学，却目睹了北大地球物理专业高才生“专业对口”被分配到山区挖煤（《专业》）；有写女知青小燕学房东嚼杨树叶代替刷牙、听“天骂”而接受人生启蒙而嫁给村里汉生子，默默等待自己的第一次天骂（《天骂》）；也有的从农民角度写因知青而给农民带来的灾难，农民认为知青是来“夺口中粮……都不情愿再教育一下这些肠胃正旺的知识青年”（《专业》）；善良的农家房东老夫妇感叹：“城里那么多粮，怎就养不下个姑娘，来这搭受？”（《天骂》）；村里老实巴交的复员军人孙福因打赌掀起女知青的裙子而成了流氓，当作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坏分子枪毙，其弟借七角六分钱付子弹费，三年才还清债（《打赌》）；北京女知青宋彤与同伴吊打以每次两分钱的价钱与丈夫合谋卖淫的女房东，到年底分红时每个劳动力才分到六分钱，知青们意识到自己的过失，永远不能原谅自己，宋彤因此改名嫁到外村（《秋天》）。
作者在《自序》中说：“青春这件事，多的是恶。这种恶，来源于青春是盲目的。”从前述散文可见，作者在知青年代的创作已是更多专注于对自己及知青同伴们的青春恶进行了颇为深刻的揭露、批判与忏悔。《遍地风流》的语言简洁内敛、从容散淡，往往在充满睿智戏谑的陈述中对社会与时代的荒谬进行入木三分的批判，体现出十分深厚的黑色幽默的反讽功力。联系前面知青日记的黑色幽默批判锋芒看，黑色幽默确乎是畸型社会荒谬年代的必然产物。这样的内容及思想意识，显然不见容于文革时代的“主旋律”，只能以“地下”的方式存在及流传于当时知青（个人或群体）的人生之中。
后记
有关“小说”与“散文”二文的资料来源，除了文内标注所引书籍与（网络）文章，主要得益于杨健《1966-1976的地下文学》，以及知青作者朋友，如甘铁生、郑义、钱文俊、邢奇、史保嘉、木斋（王洪）等，给笔者提供了珍贵的相关创作背景乃至作品内容资料，谨此致谢！
来源：新三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