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四年多，中港官员一再声言《国安法》下新香港由治及兴，言词煞有介事，不过现实却背道而驰，香港经济正走向由治及乱，反映在政府财政的一大难题，就是入不敷支挥之不去的财政危机。

入不敷支已成港府财政新常态

由2020至2021年度开始，特区政府财政4年有3年出现赤字，总数超过6000亿元，而今年度（24/25年度）赤字更比预期差，若不把发债当收入，赤字将高达1700亿元，真不知何年何日，特区政府才能转亏为盈。令人担心的是，财政赤字不再是突发危机（如新冠病毒肺炎）所带来，危机过后便恢复正常，而是社会经历政治巨变，经济转轨却日走下坡，入不敷支已成政府财政新常态。

政府连年举债，推动基建及地域发展以振兴经济，却进一步把财政状况推向深渊。由24/25年度开始，特区政府5年内将会发债6200亿元。连同过去发债总额接近2500亿元，至20年代尾，特区总债务接近9000亿。如此下去，政府将背负沉重的债务包袱，除了资本账内的财政储备变成负数，由27/28年度开始，每年要偿还债项更超过1000亿元，若经济未见起色，势必陷入财政危机。

连年举债　问题只会变得水深火热

政府近年不怕大量举债，目的是尽早走出危机，但出于两个错误判断，问题只会变得水深火热。一是深信财政赤字不外盛衰周期所致，只待经济回暖，重上正轨，政府收入亦恢复正常，财政转亏为盈，便可清偿欠下的债务。其实香港经济每况愈下，涉及不少结构因素，令香港经济跌落不易逆转的下降轨道，政府必须对症下药，并非经济循环可以解释。

一是近年大批港人移民外地，劳动力少了20万，直接削弱经济产能，导致政府收入减少，个人消费降低；二是劳动力流失加上生育率低，令人口结构进一步老龄化，劳动人口比例缩小，但医疗及社会服务开支只能有增无减，估计至2040年，65岁以上人口占了三分一，带给政府沉重的财政压力；三是中美冲突加剧，有碍两地经济交往，而香港实施《国安法》后，与大陆的制度差别缩窄，令欧美阵营的投资者提高对香港的戒备，经济关系全面倒退；四是香港对大陆的经济依赖不断加深之际，大陆出现近数十年来首见的经济危机，香港复苏亦顿失所依。

政府的第二个错误是，深信由上而下推动香港经济转轨必定成功。《国安法》下，香港与欧美民主阵营渐行渐远，执政者不以为忧，反而视为经济转轨的契机，因此不惜大量举债，全力开发中港接壤地域—北部都会计划，推动两地经济互动合作，将香港转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不过，一个经济计划能否成功，不在于决策者的权威、计划有多漂亮，更在于能否提供可行愿景和物质诱因，引发参与者的积极性。

简单讲，北部都会区是人口与空间大挪移的计划。3000多公项新开发土地之上（约等于十个西九龙填海区），预计兴建50万个住所，可供全港三分一人口（250万）居住，并发展四大类型行业，能为现时六分一劳动人口提供职位（65万）。

如果全部落实，不仅要大批香港及大陆人口迁入 ，也要大量产业进驻，但如何吸引他们改变现状，转以北部都会区为基地？没有足够人口和产业填满新都会，发展商又如何心甘情愿大规模投资开发呢？

以屯门新市镇为例（面积也是3000多公顷），由70年代中开始，经过40多年发展，正值香港人口增长期和经济高速发展，才累积接近50万人口。反观北区都会计划，若要在20年内成功，单是人口迁入该区的速度，便需要比屯门快10倍，还未计及香港人口外移、生育率低、经济疲弱等负面影响。

大量增辟土地起楼　令衰颓楼市百上加斤及损卖地收入

再说，大量增辟土地兴建房屋及商厦，只会令衰颓的楼市百上加斤，若还要地产商大力参与开发新都会区，无异于叫他们自掘坟墓。2021年至今，住宅物业价格跌了25%，未来3、4年，却有超过10万个新落成单位陆续推出市场，而写字楼空置率达到25年新高（如中环写字楼有220万平方英尺空置），租金则比2019年低4成。物业市道低迷之际，政府10年内在北部都会区推出1400公顷土地，势必推低楼市，但如今「爱国」形势比人强，发展商未免百般滋味在心头，但可以说不吗？

其实市道低迷仍大量开发土地，也有损政府卖地收入。今年卖地收入预算降到330亿，远低于过往的近千亿元，怎料市场反应更远逊于预期，至今只达标11%（37亿），物业市场进入寒冬。政府过去不会贱价求售，以免拖低地价，再祸及楼市，并影响下一轮卖地收入。如今市面楼房滞销商铺空置，政府却有意加强土地供应，推出北部都会区多幅地皮，不仅没有逻辑可言，更自损库房收入的经脉，财政赤字状况更难逆转。

不论此举是由于对后市转好没有期待，因此急于求售，还是北部都会区是国家级计划，理解不理解也要如期执行，只会削弱其成功机会，而计划失败的结果，就是为香港引来难以疗愈的财政危机。

– 杜耀明（资深传媒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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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