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2024 年 12 月 6 日 来源：思想坦克

陆 余论

在亚洲，甚至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像重庆的国民政府一样，被「美国通」（Americanists）所完全渗透。也没有一个政府，或许越南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South Vietnam）政府除外，曾被美国的观念、协助和建议所彻底摧毁。 ⋯⋯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孔祥熙是欧柏（Oberlin）和耶鲁毕业的；他的外交部长（王宠惠）是1904（按：应为1905年）耶鲁毕业的；他的教育部长（陈立夫）是匹兹堡毕业的；立法院长孙科博士拥有哥伦比亚和加州大学的学位；宣传部长（按：应为副部长）（董显光）是密苏里新闻系毕业的；中央银行总裁后来成为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则是1915年哈佛毕业的。政府官员中，自美国大学毕业者的名单太长了，以致于无法计算，从卫生署到盐务署到贸易委员会都是。驻外使节更是绝大多数都是出身长春藤（Ivy League）的，驻美大使（胡适）是康乃尔和哥伦比亚毕业的；驻英大使（郭泰祺）是宾州大学的毕业生；驻法大使顾维钧则不仅有哥伦比亚的三个学位而且还曾编过校刊，如今他并以他的儿子在哈佛校刊Crimson 任职为傲。我的哈佛学位在这里甚至比在波士顿还要管用。后来，我组织了一个中国哈佛俱乐部（Harvard Club of China），会员在重庆蒋介石政府高官中所占比例，甚至高于哈佛俱乐部在甘乃迪（John F. Kennedy）时期华府高官中所占比例。

以上是战时美国驻华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 1915-1986）晚年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战时重庆官场所作的讥讽性描述。他和《时代》（Time）杂志记者贾安娜（Annalee Jacoby, 1916-2002）所合写的《中国暴风雨》（Thunder Out of China）虽曾遭媒体大亨鲁斯（Henry R. Luce,1898-1967 ）打压，但是第一刷仍大卖超过50万册。哈佛出身的白修德虽然并非出身望族，但是自大学时代起即和甘迺迪家族相识，1961 年曾出版《总统的塑造‧1960》（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1960）一书，叙述并分析1960 年甘乃迪（John F. Kennedy） 击败竞争对手尼克森（Richard Nixon）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的经过。此书出版后曾获普立兹奖（Pulitzer Prize）并长踞美国畅销书排行榜逾20周，总销售量逾400万册，因此他对哈佛校友在中、美两国政界势力所作比较，应属可信。

一

1931年12月，蒋介石第二次下野时，总结其失败的原因为「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才会「限于内外挟攻之境，此皆无人之所致也。」于是他除了加强情报机构，成立力行社、三青团等核心组织，并在党国体制内设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南昌行营调查设计委员会、侍从室、参事室等由他直接掌控的智囊机构，拥有大量的学者专家为其擘画献策，何以仍会遭到白修德的耻笑？即使是蒋介石自己到了1945年8月7日，翻阅往日日记，仍要感叹十余年来基本组织和核心干部依旧空虚如故：

二十二年三、四月之间日记，犹注重于整理基本组织，选定基本干部为急务，及基本部队、基本地区、基本组织与核心干部为革命之基石，而今时逾十二年犹依然故我，空虚如故，安得其不败亡耶。

国民党自北伐以后，即逐渐组织松懈，革命精神涣散，无法担任「发动机」的角色，连陈布雷也说「目前的党，是发牢骚的集团，既无权又无能」，因此，国民党自北伐后开始注意到干部的问题上，期待建立军容壮盛的干部队伍及人才智库，做为重建国民党的核心力量，而蒋的首要步骤就是进行大规模的干部训练工作。至于蒋采用的方法，即为他个人最熟稔的军官训练团模式。

国民党自广州时期开始干部训练工作，历经南京时期的发展，到1930 年代蒋全面掌握国民党大权后，训练体系不仅全面走向「中央化」、「一元化」，训练内容逐步「去共党化」，到了庐山训练时期训练对象从基层民众运动工作人员更扩及至全国中级以上党政干部，而且训练机构也由规模较小的「讲习所」变成动辄召训数千人以上、大型集中的、短期性质的「干部训练团」。在训练对象从基层民众运动工作人员更扩及至全国中级以上党政干部。更重要的是随着蒋在党内领袖地位的确立，蒋氏个人鲜明的训练风格跃居为国民党干部训练的新主流。庐山训练时期训练机构「军事训练团化」、生活采军事化管理方式、训练课程以注入式演讲或训话为主轴、训练内容带有浓厚儒家色彩强调道德及通才教育等即是。在庐山训练的基础上，随着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国民党内的干部训练在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提出「训练重于作战」的口号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即以中央训练团为首的重庆复兴关训练时期。

对于识人与用人，蒋深受清末中兴名臣曾国藩之影响。曾氏尝言：「国家兴衰，首在人才，得人则兴，失人则亡」，他接受《冰鉴》一书的说法，坚信「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而得到人才的方式，「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其首要之务在于「收之欲其广」。故蒋主导的中央训练团， 不仅集训人数超过以往，共开办了十余个训练班，规模也最为庞大。其中，党政训练班无疑抗战时期中央训练团是最重要的训练单位，蒋甚至把党政训练班视为「是整个的党和党员个人，起死回生，复兴革命，最后一次的机会」，「我们抗战建国的成败，和国家民族的兴亡，以及党和党员个人的荣辱生死，都要看这次训练能否发生成效」来决定。是故蒋异常重视党政训练班的训练工作，不仅在党政训练班训练期间，每个星期都要到团里来好几次，或主持集会或召集学员作个别谈话，蒋还把自己对于干部训练的理念与风格灌入训练上，使党政训练班成为不折不扣的「蒋介石学校」。

蒋如此大费周章地把全国党政部集中到中央训练团受训，但他的训练却如同粗茶淡饭般是一个很普通、很寻常的东西，蒋总结为「做人的道理」。事实上，自黄埔训练开始，「做人的道理」就一直出现在蒋对干部的训词中，只是其内容不断地产生变化。黄埔训练时期，蒋指的「做人的根本道理」，就是「革命的意义」。即应彻底觉悟「生活的目的，是增进我全体人类之生活；生命的意义，是创造其将来继续之生命」。到了北伐统一后，蒋又在南京中央军官学校要求学员在建立人群伟业之前，一定「先要明白人生观和做人的道理」。蒋这时所讲的「做人的道理」，又转为「对于日常的衣食住行要特别注意，要打破以前的不好习惯。要牺牲，要自重，要自立，自强」。但是到了庐山训练，蒋正式把三民主义的四维八德精神说成是「做人的根本道理」。中央训练团开办后，蒋进一步把做人的道理与军事化教育全面地联结起来，不仅要求学员行动要标准化，精神要一致与统一，更要注重小动作与基本工作。亦即军事化的管理方式洗涤党政干部颓靡的意志，坚定革命的意志，使其共同一致，接受蒋的领导并服从他的命令。蒋介石军人治国的特色与思想，至此完全彰显出来。

蒋大费周章地把数万名党政干部调到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受训，却要求学员入团后，「当自己是一个小学生，是一个入营的新兵，一切要从做人做事的基本事件上来培养一种新的思想，新的行动，新的生活和新的习惯」，大谈做人的根本的道理，虽维持蒋个人一贯的训练风格，但也突显国民党在意识型态上的不足。对于国民党的意识型态，早有论者指出孙中山「以俄为师」效法俄国共产党的做法来改组国民党，但是他只学了半套，学习共产党的外在组织形体，却忽略了共产党的内在灵魂，即意识形态。亦即孙中山所言解救中国「必赖乎有主义、有组织、有训练的政治团体」，但他只注意到了「组织」与「训练」却忽视了足以影响「组织」与「训练」这两者成败的关键：「主义」—即意识型态一项。因为意识型态才是是共党组织特别有力量的关键，PhilipSelznick 即称：「意识型态需要组织才能转化为权力，而组织也需要意识型态才能有效能」。列宁自己也说：

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 ⋯⋯它所以能成为而且必然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

故列宁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孙中山常把「宣传主义」做为革命成功的重要手段，但他忽略了主义做为一种意识型态，不仅可以作为对外宣传的工具，而且也是对内建构政党组织的利器。而孙氏建构的三民主义是什么呢？胡适就曾说：

三民主义算不上是什么主义，只是一个『大杂烩』罢了。孙先生思想不细密，又在忙于革命，只是为了给革命作号召，东抄一点西抄一点而已，那里谈得是什么主义。 ⋯⋯国民党内有思想的人，一定承认我的话—三民主义是杂乱无章的东西！

如此杂乱无章、松散不堪的三民主义，后来在戴季陶的导引下，三民主义开始儒家化，到了蒋介石崛起后，更大肆地把固有的伦理道德与三民主义完全绾合在一起，声称「做人的道理」就是传统儒家「四维八德」思想，唯有实践四维完成八德，才能实现三民主义，全面把三民主义的核心内容转化成道德说教，一种内省功夫之后，更让三民主义这个国民党高举的政治意识型态，规训国民党组织及众多党员集体行动的效能逐步丧失。诚如一位政治学者所言：

意识型态是指引集体行动的政治理论，而不是指引个人修养的道德哲学。意识型态的核心内容是「道德性的『政治理想』，但不能「以『个人道德』为理想」。提升一个意识型态的政治理想之道德性是对的，因为可以增进其号召力。但是直接把个人道德修养当成意识型态的理想是错的。党员的个人道德修养可能因对意识型态的认同而提升，但前者不能当成意识型态的目标。

同样地，蒋以个人道德修养当作党内干部训练的主轴，也注定了训练工作的成效并不乐观。毕竟干部结训后回到工作岗位，即便无礼无义，无耻无廉，只要不违反党纪，是没有任何制裁力量。训练机构及负责训练的人再怎么努力，最后也是徒劳无功。

我们举中央训练团对党政训练班学员的考察工作为例，学员在团受训期间需要接受严格的「考核」，毕业后还要接受「督导」。 「督导」又分「联络通讯」（经常性）与「巡回督导」（临时性）两种，每个部分中训团都非常战战竞竞地完成使命。像党政班第五期才开始施行的巡回督导工作，规划极为严谨，不仅划分督导区域，更指定中训团指导员及训育干事中选派两人担任督导委员，侍三处得再选派一人以示慎重，且督导的时间还规定自出发起至回团止共两个月。此外，为了督导工作有一标准可依循，中训团还制定了〈党政训练班督导准则〉。 〈督导准则〉把督导内容分为一般的督导及特殊的督导。一般的督导针对学员个人的行为思想作考察，包括精神是否具有自觉自动自治的精神，从言行上证明是否真正成为三民主义的信徒，是否胜任现职或能力已超越，和日常生活行为是否符合新生活运动的标准等等。巡回督导人员督导时，中训团更叮咛他们要特别注意五点：

（1）学员服务实况有否符合中训团之各项训示；

（2）协助学员解决工作上之困难；

（3）听取并转达党员对于党政设施之意见；

（4）物色并鼓励具有特殊工作成绩之学员；

（5）纠正学员工作上之错误。

最后督导的结果，中训团还制定了「督导报告表」要督导人员据实填写回报。根据现存于国史馆的〈党政班在川服务学员考核简册〉的内容来看，虽然巡回督导的结果大多与受训时的考核大致符合。例如时任四川省县市整理处副处长的郑献征在党政班第二期受训时的评语是：「为人精细聪敏直道敢言，对行政有心得，对主义有深切认识」，考评得乙等。巡回督导后的视察结果为：「才识优良，治事勤敏，有为有守，成绩斐然，洵称上选」。另外，党政班第四期毕业另外，党政班第四期毕业学员四川省南部县教育视导主任胡选民，毕业时的评语是：「精神平常，思想平凡，学识平庸，能力平常，语言达意，品性懦弱，习惯敷衍」，但后来视察的结果却是：「热忱服务，尤富正义，克尽厥职，拟函本人嘉勉」，考核结果天壤之别，可见巡回督导人员确实极为仔细。而侍三处得到巡回督导的报告后，连同毕业学员的通讯报告内容先送侍七组进行调查。侍七组调查完毕后，再将调查内容转交给主管考的全国人才资料库。可惜的是国民党「以俄为师」只学了半套，空有列宁式政党的外壳，却缺乏一个强而有力的意识型态来整合成员，组织欲达严密程度并非易事。是以蒋的干部训练常功败垂成，并非干部训练机关工作不力，而是缺乏一个强而力的意识型态来规训成员所造成。

政治意识型态的薄弱造成蒋训练干部的成效不彰，国民党内派系的掣肘更阻碍负责人事任用工作的侍三处成效。提到国民党内的派系纷争，一位学者认为「国民党从1920年代以来党内派系纷争，不仅严重影响近代中国国家建构的进程，也埋下它日后国民党丧失政权乃至于彻底失败的种籽」。特别在抗战时期，国民党各派系不仅没有一致对外，争斗与冲突更形白热化。而风暴的中心，即为国民党内由陈果夫及两兄弟所领导最大的派系CC系。陈果夫就曾抱怨抗战爆发后，因长沙是他幼年求学之地，故逃难之初「举家赴湘，乃居长数月」。没想到当时之湘主席张治中，竟视他「为榻旁鼾睡者，托人婉劝他徙甚至陈果夫部属罗时实公开点名「张治中和他接近的少数人」，在战事爆发后把他们「看作斗争对象」。另外，朱家骅人马与CC系的关系更是到了势如水火的地步。一个最明显的例证，是当时属朱家骅系的王季高派任陕西省党部书记长，因遭到CC系的反对，居然要胡宗南派兵维护下才得以就任，即可说明彼此倾轧的严重情形。陈果夫甚至向蒋洋洋洒洒指控朱家骅的数大罪状，包括朱氏执掌组织清除组织部旧人的举措，根本针对CC系而来，可能「另有组织，且以排拒果等或隐暪果等其为要事也」。更甚者是，「从衣着漂亮选人，不次之拔又太多，同志做下层工作努力者愈无出路，考核无效，训练毫无，有之不过攻讦他人之训练」等等。陈果夫兄弟领导的CC 系一直身在风暴的核心，纵使侍三处人员如何地战战竞竞、宵衣肝食地态度负责党政班学员的登记及考核工作及国民党人事制度与的建立，只是陈果夫的派系色彩终究成为侍三处推展人事业务的包袱，蒋意图建立国民党内人才库的构想，最终也成为一种奢望。

张瑞德，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兼副所长、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所、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问学者，日本东京大学外国人客员研究员，北京大学高级访问学者，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客座特聘研究员，现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主要著作包括专书：《平汉铁路与华北的经济发展（1905—1937）》、《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管理的研究：政治层面的分析（1876—1937）》、《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 《无声的要角：蒋介石的侍从室与战时中国》、《抗日战争与战时体例》（合着）及论文集《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冯启宏，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曾任大仁科技大学副教授兼通识中心主任、稻江科技暨管理学院副教授兼研发长、大仁科技大学教授兼国际暨两岸事务处处长，现任台湾昆山科技大学旅游文化系教授兼民生应用学院院长。主要著作包括专书：《政治大学历史丛书第一辑：法西斯主义与中国三○年代政治》、《战国策派之研究》及《从讲习所到研究院：国民党的干部训练》及相关论文数十篇。

书名：《蒋介石的人才库与现代中国的命运》
作者：张瑞德，冯启宏
出版社：台湾商务
出版时间：202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