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援钱文军、驳斥冯胜平为毛洗罪文 之作

第一、毛泽东贪污公案之缘起

1、“章含之揭示”的“革命佳话”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因投靠四人帮而垮台的女外交官章含之获宽大处理，习仲勋代表中央向她宣布以往功过、职务”一笔勾销”，她获“解放”。1984年章含之开始写作，发表作品，其中她写到一件事，这件事其后她记载入她的大作《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中。

1963年初，主席读完英文之后，要我陪他在寒风中散步。主席身体极健，不带围巾、帽子；我却‘全副武装’还觉得冷。散步时，主席突然问我：‘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还欠了他一笔债没有还呢？’我以为主席在开玩笑，我说父亲没有讲过，要是主席欠债，父亲是必定不会催债的。主席却很认真地说：‘也许行老忘了。这笔债我见到你，想起来了，早该还了！’于是。毛主席告诉我，1920年，毛主席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主席去上海找到父亲，当然没有告诉父亲要成立共产党，只是说为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请父亲帮忙。父亲立即答应，随后发动了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由于父亲的影响和努力，最后一共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主席。主席笑着对我说：‘行老哪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去造反闹革命了！’毛主席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五十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元，十年还完两万。’我回家告诉父亲，父亲哈哈大笑说：‘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父亲和我都未想到，几天以后， 毛主席果真派徐秘书送上第一个两千元，并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两千元。这倒使父亲十分不安，他要我转告主席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他自己也拿不出这笔钜款。主席听了我的传话微笑着说：‘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
──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汇出版社，2002年，340-341页。

同书第六页的表述略有不同，它提到了秋收起义和井冈山：

（毛主席说：）“行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

这件“章含之揭示”，在文化界、政界算得上轰动一时，由于章含之是一介女流，又刚刚从监护审查中解放出来，可以设想她绝不敢凭空捏造伟大领袖的故事，也可肯定她绝对没有捏造这种历史故事的才能，这个“章含之揭示”因而不容置疑，绝对是真事。人们为此交口赞叹毛有情有义！毛人格真够伟大！这件事从此成为漂漂亮亮的革命佳话。

2、钱文军从“革命佳话”中揭出狗屎恶臭

然而，千真万确的真事未必就是好事，未必就是漂亮的事，随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毛泽东的恶行劣迹之揭露越来越多，“章含之揭示”的这个革命佳话终于没法馨香了，有人终于发现“章含之揭示”中，毛的还债说藏有奸诈，透出了狗屎恶臭。就黄琉有限之见识，这个首先发现狗屎恶臭的人是网络名士钱文军，他在2004年12月25日掷出一篇文章：《两万大洋到哪里去了？》，石破天惊地提出：毛泽东不是向章士钊借钱而后来还债，该文指控毛当年是独吞了章士钊（字行严，人们敬称为“行老”）为资助有志青年去欧洲勤工俭学而募捐来的两万大洋钜款，毛实质是贪污公款。按道理提出这一指控是不必管毛泽东如何擅自花用该钜款的，但钱文军考虑毛说到该钜款“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去造反闹革命了！”钱文军为免毛左毛奴们呼天抢地哭闹，特又经认真查核以证据指出：

1、该钜款绝无分文用于“去外国勤工俭学的有志青年”；
2、该钜款绝无分文用于组建中国共产党；
3、该钜款绝无分文用于秋收起义；
4、创办文化书社毛只拿出十元，该十元很可能只是杨开慧父亲之奠仪中节省出，亦即创办文化书社毛一毛不拔，毛只付出轻飘飘的牙力。

说实在话，钱文军这篇文章称得上力拔山兮气盖世，一时间没人敢撄其锋，海外为之震动：若推不翻钱文军该文，亦即坐实毛泽东不是坐了江山才开始变坏，而是从青年时代起已变得很坏很坏，毛的成魔之道，必要从二十七岁算起，亦即从他写出《沁园春‧长沙》的那个时期算起。

3 、冯胜平煞费苦心为“革命佳话”洗白去臭

2005年，陈小雅抛出一部力作：《中国“废片” 毛泽东的命案》，也来谈章士钊付毛的这两万大洋，她很有趣地称这笔钱是毛捞革命赚到的第一桶金，她在史料中梳耙出许多材料，这应算她对毛的贪污公案作出了贡献，但她的分析头绪很混乱，把问题越讲越糊涂，她没反驳钱文军，也没支持钱文军。

2014年，终于有个冯胜平杀出来，他在《新史》第18期发出一文：《毛泽东欠下的良心债：一笔两万大洋钜款的来龙去脉──兼与钱文军商榷》（该文随后由共识网、明镜新闻网等等转载，下称冯文），该文完全回避钱文军的指控及揭发出来的证据，却另外提出三点新证据来指称该笔钜款是由军伐谭延闿拿出来，是谭延闿送给毛泽东的政治酬庸，是谭延闿对毛泽东在“驱张（湖南督军张敬尧）运动”中“冲锋陷阵，崭露头角”的酬谢金。

冯胜平指称该笔钜款是政治酬庸，亦即指毛收受军伐贿金，这看去不像为毛洗冤漂白，而是为毛另订“罪名”，亦即冯胜平摆出的不是为毛辩护的毛左姿势，而是学者论学姿势。但黄琉认为：冯胜平文章没有学者品格，冯只是摆出为毛另订“罪名”的样子，其实他就是为毛洗冤漂白去臭，冯文中如下一段话可见冯胜平之用心：

钱文军先生提供了许多重要资讯，逻辑也自洽。问题是他相信了毛泽东的自述，没有弄清这笔钱的真正来源。如果钱真是章士钊为资助勤工俭学从“社会各界名流”募集的，毛以后的做法当然是“挪用公款”；但如果钱来自于谭延闿为“湘人治湘”而设立的政治基金，由章士钊监管发放，则是另外一回事。既然不是公款，自然也就无所谓挪用。

由于冯胜平的文章完全回避钱文军的指控及揭发出来的证据，它只说钱文军之错是“相信了毛泽东的自述，没有弄清这笔钱的真正来源。”这是跳脱越出了钱文军文章的指控范围， 钱文军如要反驳冯胜平，分明等于是在毛的生平中另找一个地方在另一个时间段来和冯胜平打笔墨官司，黄琉估计钱文军大概感觉这官司太繁难，他无意包打天下，为此他对冯胜平的文章不予回应。

好了，时过十多年，一直无人质疑、反驳，冯胜平的文章等于为毛翻案成功了。但假的就是假的，黄琉在重审毛的《沁园春‧长沙》时上网查看资料，偶然看到了钱、冯及陈小雅的文章，我深以为这件打假公案，非我莫属了。

第二、冯胜平为毛翻案的文章站得住脚吗？

冯胜平只是另外提出三点新证据指称该笔钜款是由军伐谭延闿拿出来，就算是把钱文军的指控及证据推翻了，这真称得上是以四两拨千斤的妙著，我们且来查看一下冯胜平提出的三点新证据能否成立：

1、冯胜平提出两万大洋钜款出自谭延闿的第一个新证据考：

李锐提到章士钊赠款一事：“据龙伯坚回忆，章士钊同杨昌济是同乡至交，两人同在日本和英国留学。于是毛泽东找到章请求帮助。章也没有钱，因为这不是几百、几千元，而是几万元。章打电报给谭延闿，只说要钱，没说明原因，谭给了三万元。章悉数给予毛泽东和蔡和森。他们将钱分成一千六百元一股，分给赴法会员。毛自己拿了一股，作为回湖南活动的经费。章晚年定居北京，毛泽东每年春节赠送两千元，戏称分期偿还这笔款子。”
──李锐：《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298页。

黄琉兹评议如下：

（1）、这个“龙伯坚回忆”如果出现在“章含之揭示”之前，我们是必要认真正视的，但这个“龙伯坚回忆”明显出现在“章含之揭示”之后，而且很可能是李锐拿着“章含之揭示”去引导“龙伯坚回忆”，因而这个“龙伯坚回忆”就失去了90 %以上的证明力；
（2）、这个“龙伯坚回忆”新证据，冯胜平很有可能采用自北京的陈小雅2005年抛出的《中国“废片”毛泽东的命案》，陈小雅之所以注意、乃至重视“龙伯坚回忆”，她说出的理由是：龙伯坚“曾任谭延闿部队的军医处长”，因而有可能知道谭的这笔军费去向。陈小雅在其力作《中国“废片”毛泽东的命案》的第18页分析称：

“一千六百元一股”， “毛自己拿了一股”，这些描述都很具体，不可能是编造的。

陈小雅的分析简直是痴人说梦。其实，该等具体描述恰好强有力地证明“龙伯坚回忆” 是欺世编造。请问：嫖赌饮吹样样爱好、大情大圣的大国士章士钊把钱拿出时怎可能要求毛泽东和蔡和森写呈一份分钱明细报告？另外，毛、蔡也怎可能主动写呈这么一份分钱明细报告？因为聚集北京急要赴法的湖南省学员约三百人，凭什么只分成十多股？毛、蔡绝讲不出只分成十多股的道理，而章士钊没收到分钱明细报告，他不转呈给谭延闿，谭延闿如何知道“一千六百元一股”？谭延闿不知道，曾是谭延闿部队军医的龙伯坚又如何得以知道？

（3）、当时一个学员有三几百元已可起程赴法，凭什么毛、蔡要以“一千六百元一股”？请注意：毛当时还远远不是“伟大的导师、领袖、统帅、舵手”，甚至也不是“新民学会”的龙头大哥（龙头大哥应该是萧瑜或蔡和森），他一个不赴法学员凭什么可分一千六百元？那些没分到钱的学员怎可能不吵翻了天？

（4）、龙伯坚生于1900年，李锐大约是在1990年后访问龙伯坚，这时龙伯坚90多岁，90多岁的“龙伯坚回忆”怎么靠得住？可以设想，李锐引导龙回忆，讲出“新民学会”有18人赴京要赴法勤工俭学，讲出谭给三万元，龙伯坚粗略一掂算三万除以18 人，“一千六百元一股”也就脱口而出了。

（5）、有大量证据证明蔡和森一家赴法很艰难，在法国生活也很清苦，而“龙伯坚回忆”却隐隐然说蔡和森也分了“一千六百元一股”，真是活见鬼了。

（6）、钱文军文章：《两万大洋到哪里去了？》指出：毛当时的挚友李维汉在其《回忆与研究》上册第5页记述：“我们一九一九年赴法的一批全是自备用费。我主要靠第一师范教员朱炎先生帮助一百元。”（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李维汉的回忆早于“章含之揭示”，其证明力当然超过“龙伯坚回忆”百倍。

至于1920年赴法的一大批勤工俭学生是如何起行的，另外有位网络作家大山无言提供了一个证据——唐铎：《回忆五四时期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我们在北京，一边参加五四爱国运动，一边积极准备赴法勤工俭学，每天的生活都很紧张。我们都是些离乡背井的穷学生，家里无法接济，时间拖长了，吃饭就成了大问题。我们只好一面继续交涉，一面自己找点工作做……大约在1920年初，我同萧子璋等同志一起到了上海。因为还没有弄到赴法的路费，还是没有法子出国，只好在上海又进了一个湖南资本家开办的恒丰纱厂去作工。直到这一年的四月，熊希龄才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同意贷款给湖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此外还规定，到法国以后，要以勤工俭学之所得，于三年内储款还清。尽管如此，旅费问题总算是解决了，我们是非常高兴的。这次得到贷款的湖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共有四十人。”
……
“1920年5月9日，我和萧子璋、萧拔、孙发力等同志一起，乘法国邮船‘阿芒伯西号’，离开熙熙攘攘的上海，踏上了赴法留学的航程。我们这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生约有一百三十多人，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湖南、广东、四川的较多。这些人中除少数家庭经济宽裕的是自筹款项，大部分都是向华工局或省教育会贷款解决旅费问题的。同船前往法国的，还有赵世炎和傅钟等同志。”

查看《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65页，记载邮船起航日期为5月11日，这个“起航日期”的细微误差无伤大雅，关键点是勤工俭学生有多少人起行，其旅费来自哪里，唐铎有了清晰交代，毛当时在上海送行，没有谁从毛泽东手上拿到一分一文。所谓的“一千六百元一股”，绝无踪影。

（7）、当时(1918年至1920年6月11日“驱张运动”成功)章士钊的声望、地位比谭延闿高得太多，章是推翻大清皇朝的革命先驱、元勋，名震天下的国级名士➊，谭的声望、地位是省级名士，是宪政派，1911年武昌起义时他才响名，1913年 “二次革命”时他首鼠两端而得罪袁世凯，被革去湖南都督职，判罪四等受监视而匿居青岛、上海，直至袁世凯死才重新做人，章士钊怎可能屈就谭延闿的走卒马仔为谭“监管发放”什么政治基金？若说是章拍电报向谭募捐，也不通，隐居上海的谭延闿1918年4月赴粤、赴桂筹划东山再起，是搞秘密活动，是潜龙，直至1920年6月中才光荣露面，期间全靠“乞借”为生，“乞借”款必要还，因而谭重掌长沙三几个月内也不可能有钱乱化，章士钊是很通情逹理的江湖老道人物，怎好意思向谭的“乞儿兜”中讨食？

以上7点，可证明“龙伯坚回忆”毫无证明力。李锐在其晚年谈论、评议他亲身经历的人事，耿直勇悍，使他成为很有公信力的人物(最佳证据是他写出的《庐山会议实录》)，但他谈论、评议非他亲身经历的人事史事，则笔下共产党毒汹涌泛滥，荒谬可笑至极，(最佳证据是他写出的《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其中对早年毛泽东的描述，几乎全部照抄中共文宣句语，自属欺世谰言。)为此李锐记录的这段“龙伯坚回忆” ，不足采信，必须扔进马桶。。

2、冯胜平提出两万钜款出自谭延闿的第二个新证据考：

冯胜平引述徐铸成在2009年所写的一篇文章：《章行严谈他的一段旧事》（载于《旧闻杂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9年9月，123-124页。）

1949年4月，我和柳亚子、陈叔通、叶圣陶、郑振铎这批刚从香港到京不久的民主人士，被招待住在六国饭店（当时还未改名）二楼。不久，听说南京方面派出的和谈代表团来了，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和他们的秘书，都住在三楼。

“有一天，宋云彬兄来邀我：‘我们一起上楼去看看章行严好不好？’我说，‘我和他只有一面之缘，没有什么可谈的。’于是，他一个人上楼去了。

“第二天，他对我说：‘你昨天不去真可惜，我听到一段极其珍贵的史实。’接着，他就原原本本对我转述了章的谈话。

“原来，在此之前，章曾作为上海各界的代表之一，到北京奔走‘和平’，毛主席在石家庄接见了他们。在谈话中间，毛主席突然对章说：‘行严先生，我们是老相识，你还记得么？’章听了一怔，怎么样也想不起何时曾见过面。毛主席笑着说：1918年，有两个青年到上海去拜访你，你还帮助了他们。你还记得么？其中一人就是我。’章听了恍然大悟，连忙说：‘记得，记得，有过这么回事。’

“章行严对宋云彬谈这一件往事说，1918年时，赵恒惕任湖南督军，正在提倡联省自治，他怕旅外的湖南人反对他，划给我一大笔款子，请我相机‘应酬’在沪的同乡。有一天，有两个青年，拿着杨怀中先生的信来见我，说这两位是他的得意门生，想筹集赴法勤工俭学的旅费，请予协助。怀中是我的老朋友，我看着两位青年又十分优秀，就在赵的款子中拨了他们一笔钱。事过境迁，我早把这事忘了。想不到其中一位就是毛主席。而另一位，听说就是蔡和森烈士。”

就以上的“徐忆章士钊之回忆”， 冯胜平分析称：

此段回忆虽然有明显硬伤——时间和人名，1920年记成1918年，谭延闿记成赵恒惕，但考虑到回忆人的年龄，章士钊1949年69岁，徐铸成文革后为香港《文汇报》“旧闻杂忆”专栏撰写杂文时已年过70，且分别回忆的都是30年前的事，记忆失误在所难免。尽管如此，故事的主线是清晰的：两万大洋的金主是湖南督军谭延闿，章士钊是经手人。

黄琉兹评议如下：

（1）、冯胜平这段分析指“忆者”年老记忆难免失误可以接受，但它坐实“两万大洋的金主是湖南督军谭延闿”，明显是玩低劣的魔术，其低劣不输五毛党周小平。其实章士钊当时名满天下，两脚可随意出入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之堂奥，张敬尧、赵恒惕、谭延闿、吴佩孚、熊希龄以及无数湖南绅商名流……等等都有可能请章士钊“相机应酬”在沪在京的湖南麻烦友，你冯胜平只说一句章士钊把谭延闿错记成赵恒惕，竟然就算已作论证而坐实金主是谭延闿了，如此学术未免太恐怖了。

（2）、“徐忆章士钊之回忆”指称毛和蔡和森一起在1918年拿取章士钊的两万大洋钜款，固然是记忆失误，冯胜平订正时间为1920年，亦绝对是胡扯捏造。铁证如山：蔡和森是1919年12月与母葛健豪、妹蔡畅及向警予一起在上海乘坐“央脱莱蓬”号法国邮船赴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1920年全年居住在法国，生活又是很清苦的，他绝不可能和毛在1920年去上海找章士钊拿取了两万大洋。（至于“徐忆章士钊之回忆”之错在哪里，有何可信处，容后再议。）

（3）、“徐忆章士钊之回忆”文章，出现于2009年，比“章含之揭示”迟了约廿年，它的硬伤又太多，它的证明力因而极弱，它无非是给“革命佳话’’烧支香烛、喷洒点香水之类无聊货色，这是必须正视的。它的价值只有两点：A、附带证明章士钊确实给了毛二万大元，B、可以证明确实曾‘有两个青年，拿着杨怀中先生的信……’闯入章府， “想筹集赴法勤工俭学的旅费，请予协助。”但请注意：它不能证明章士钊“即时”(指1918年至1920年春之间)付款，因为蔡和森赴法前后一直穷苦乃铁案。

（4）、冯胜平文章说章士钊把谭延闿错记成赵恒惕，但“徐忆章士钊之回忆”中，无只字提到谭延闿，换而言之，冯胜平提出两万大洋钜款出自谭延闿的第二个新证据百分百是以他提出的第一个新证据为基础，第一个新证据站不住脚，这第二个新证据自然也站不住脚。再有，冯文提出这第一、二个新证据，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要命之错：冯必须证明章士钊当面向毛说明款是谭延闿的，该款才能算是谭延闿的，否则该款就绝不能算是谭延闿的，这情况就如同嫖客把一笔钱给了妓女，妓女穿好衣裤转身把钱捐给汶川地震灾民而并无声明钱是嫖客的，该嫖客就绝不能说是他嫖客操了屄就等于捐了钱给灾民。章士钊有没有当面向毛说明款是谭延闿的，这是冯胜平必须郑重举证证明的，可怜冯文没有只字谈及，更遑论作出论证，冯胜平明显是发梦也未想及这一关键要点。再有，冯胜平宣称章士钊替谭延闿管钱，为谭“监管发放” 什么政治基金，也必须说明一下章士钊和谭延闿有什么交往，章欠了谭什么交情才行，但冯文对此又无只字交代，黄琉查看章士钊和谭延闿的平生行状，章和谭从来没有过交往，大致原因是章士钊拼命革大清皇朝命时，谭延闿是守旧派，当章士钊告别乃至厌恶革命而和守旧派抱团时，谭延闿却追随孙中山干革命了；许顺富著《谭延闿 政坛不倒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79页提到1916年年初程潜奉孙中山命回国参加蔡锷揭橥的护国护宪战争扺达上海时，拜访谭延闿，特约章士钊同行。谭当时对时局悲观，对程潜的召约出山没兴趣，章和谭更谈不上有什么知心话。冯胜平把章和谭扯在一起，而且把章作践为谭的狗腿，百分百是不负责任的信口胡扯。

3、冯胜平提出两万钜款出自谭延闿的第三个新证据考：

冯胜平断言毛泽东在“驱张运动”中“冲锋陷阵，崭露头角”， 毛和谭延闿在“驱张运动”中建立了交情。为证明这一点，冯胜平描述如下：

1920年夏，驱张运动成功，毛泽东率驱张赴京代表团回长沙，谭延闿亲临火车站迎接。同年9月9日，毛与同仁创办的文化书社开张，谭又带军乐队前往祝贺，赠亲笔书写“文化书社”金匾一幅。谭延闿和毛泽东，一个是湘军总司令、湖南省长兼督军，一个是一介布衣，此种交情，实非路人所有。鉴于这种关系，私赠两万大洋，且不问钱去何处，当在情理之中。

……毛泽东和谭延闿的交情，源于驱张运动。1919年，湖南人发动湘人治湘，驱逐张敬尧。运动中，毛泽东冲锋陷阵，崭露头角，真正受益人则是谭延闿。护国战争时，谭延闿为排斥外省军阀控制湖南，提出“湘事还之湘人”口号。袁死后，谭任湖南省长兼督军，长沙却长期为皖系军阀支持的张敬尧占据。毛泽东的驱张运动，与谭延闿的政治纲领不谋而合。1920年6月11日，直皖战争即将爆发，皖系无力挽回张敬尧的失败。当晚，张敬尧出走，湘军前锋部队进入长沙；17日，谭延闿回到长沙，正式主政湖南。

（另外，冯胜平文章中又列举了多篇毛在上海发表的份属驱张运动范畴的文章，兹省略）

这里黄琉必要郑重指出：

（1）、把“驱张运动”写成“毛泽东的驱张运动”，是中共宣传机器制造的欺哄中国人民的鬼扯神话，“毛泽东的驱张运动”是典型的语言陷阱，不单冯胜平踹入该语言陷阱，李锐也跌入该语言陷阱，陈小雅的几部力作更深陷该语言陷阱。黄琉查史查实：

“驱张运动”毛不是发动者，也不是显眼角式，毛只是成千上万响应者之一，冯胜平说毛在“驱张运动”中“冲锋陷阵，崭露头角”，是有意或无意中协助中共宣传物制造毛泽东神话。“驱张运动”早在1918年3月己经开始，毛其时仍是师范学生，正闭门读书。“驱张运动”1919年2月20日在上海召开的南北政府和会时已很有声势（参看丁中江著《北洋军伐史话》第三卷 156章节“上海和会” 及165章节“张敬尧为害三湘”），毛这时人在北京大学做图书管理员及搞勤工俭学运动（由1918年10月至1919年3月12日离开北京），亦即毛和“驱张运动”无一毛钱关系。至1919年5月，湖南人民受五‧四运动影响，驱张运动得以波澜壮阔，而毛是于1919年9月（8月中毛的《湘江评论》被张敬尧查禁）才参予“驱张运动”的。亦即“驱张运动”搞了一年半，接近尾声，毛才参予。中共的无数文献说“毛泽东的驱张运动取得胜利”，查实是卑鄙无耻的鬼扯神话。至于“湘人治湘”，也不是毛的“创见”，这个口号早在1916年就为谭延闿等人在全国唱响了（参看《民国人物传》第二卷134页）。陈小雅的几部力作深陷该语言陷阱而不自知。真情实况是：“驱张运动”是张敬尧1918年3月率军杀入湖南放任官兵大肆奸淫掳掠而激成的民间运动，没有特别显眼领袖，1919年4月桂军陆荣廷邀请谭延闿入粤、桂以解开湘桂困局，谭延闿才逐渐成了“驱张运动”的并不很明显的旗帜（毛1920年1月18日发出的驱张快电，吁请出手驱张的政要、名流名字，把谭延闿排列在最末可以证明） ，“驱张运动”能成功，其实和参与民众的多寡无关，主要是靠谭延闿1920年春夏间付钜款给吴佩孚，吴撤军、谭即督率赵恒愓进军接防，至1920年6月17日谭、赵兵临长沙，“驱张运动”才大功告成，倘编列驱张运动人物表，可肯定编列一千个名字也未编列到毛，亦即毛和驱张运动最多只有一条鸡毛一片蒜皮的关系。

‧中共伪造历史多如牛毛，像刘少奇和李立三去安源策划工人罢工这一史实，1967年中共文化就敢改写成是毛主席去安源煤矿组织、领导该场大罢工，毛这条农村痞子顿时给打扮成工人阶级的伟大领袖了。这幅《毛主席去安源》油画，曾挂满中国城乡。创作组曾问毛是哪一年去安源的，毛竟敢答称是1921年。

另笔者查看到，香港《明报》月刋1976年10月号第47页，资深政论家许行文章揭示：湖南教育界的“驱张运动”首领是易培基(湖南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驱张”成功谭延闿酬谢他 “高官厚禄”， 谭另论功酬谢何叔衡，是任命何为通俗教育馆馆长，毛则一条鸡毛奖赏也没有。。

‧张敬尧（1881～1933年5月7日），先后在北洋军阀吴佩孚、张宗昌、张作霖部下任司令、军长等职。1933年，张勾结日本当汉奸，被蒋介石派郑介民指挥平津特工暗杀于北平。

（2）、1920年夏绝无毛泽东率驱张赴京代表团回长沙之事，谈何谭延闿亲临火车站迎接？冯胜平捏造历史，太没学者品格。这是铁证如山的：毛1919年尾到北京，至1920年4月11日离开北京，毛接着去天津、济南、曲阜、南京游玩，5月5日，抵上海，7 月4日离上海去武汉（见恽代英等），至7 月7日毛才又独身回湖南和陶斯咏淫嫖快活。或许谭延闿确曾亲临火车站迎接过什么驱张代表团回长沙，但绝不可能是毛领队的什么代表团，冯胜平倘要捏造历史，去捏造谭延闿1920年夏秋守护着毛、陶狂热造爱更为靠谱些（以上日期毛之行状详见中共认可在大陆发行的迪克‧威尔逊著《毛泽东传》，以及中共中央编著的《毛泽东年谱 1893-1949》第一卷第68页）。

（3）、1920年9月9日，毛、陶斯咏与同仁创办的文化书社开张，谭延闿带军乐队前往祝贺，赠亲笔书写“文化书社”金匾一幅，是真有其事，但那只是谭第三次督湘所作的众多亲民姿态骚之一，谭是民国很有名的书法家，成功请他题匾、写字者没有一千，也有几百人，这不能穿凿附会为谭、毛早有勾结。事实上谭、毛倘有勾结，谭有钱给毛可以直接在长沙给，用不着脱裤屙屁千里遥遥通过住在上海的章士钊之手。（顺便指出：陈小雅在其《中国“废片“毛泽东的命案》中提到：毛在10月5日、6日发文称许谭延闿政府为革命政府，很有收受了谭延闿的贿金嫌疑，这一推论足可见陈小雅头绪不清：如果毛在1920年5月至7月间从章士钊手上拿到的二万元是谭的，毛怎可能迟至10月才发文拍谭延闿马屁？合理之设想应该是：谭延闿9 月肯给“文化书社”题匾，毛10月发文称许谭，此乃毛削尖脑袋钻营向谭拍马屁示谢，兼示愿意追随效忠之忱。）

（4）、该二万元钜款不可能出自谭延闿的依据，可总议如下：

a)、毛1918年8月在长沙师范学校毕业，8月15日为勤工俭学事去北京，至1919年4月返回长沙。直至7月中办“湘江评论”（ 至8月中旬共出五期被禁），毛这时才算脱下学生服，开始抛头露面问政，而且“湘江评论”也没有“驱张”呐喊。毛明显是因“湘江评论” 被禁才参予“驱张运动”，这是必须认真正视的，谭延闿是老江湖，脑袋不是红卫兵脑袋，他根本不可能认识学生屎仍未屙干净的毛，自然绝无必要酬庸毛；

b)、查看谭延闿的年庚行状，谭1918年在上海做寓公，桂军陆荣廷期望他能解开湘桂困局乃邀请他出山，他1918年4 月到广州，4 月19日到广西武鸣，其后一直在湘南湘西秘密从事抚集湘军、联络广西桂军以及拉拢吴佩孚等活动，亦即搞武力驱逐张敬尧，至1920年春，吴佩孚向谭提出要60 万元即从湖南撤军，另外，谭也必要筹几十万元给抚集的湘军，湘军才能进逼长沙，谭穷困不堪，筹措为艰，到处“求乞”，他怎可能把二万元给无足轻重、闲杂人等式的毛？（以上详情请看许顺富著【《谭延闿 政坛不倒翁》】第五章 ）

c）、毛1920年初在北京发表过声讨张敬尧拟吞占湖南米盐公款的文章，但文章签署的领头人是当时人在长沙的新民学会成员罗宗翰，另有一大串签署人，因而谭延闿看到的崭露头角者只能是罗宗翰，再者，毛该文只是跟风翻炒熊希龄的揭发文章，并无新意，谈何毛“冲锋陷阵”？ 冯胜平真是白日见鬼了。冯另又列举毛1920年6月、7 月在上海发表了许多文章，藉以证明毛在“驱张运动”中“冲锋陷阵，崭露头角”，事实上毛该等文章大都发表在谭延闿、赵恒愓已经成功把张敬尧驱逐出长沙之后，而且毛之文章也绝无吹捧谭之谀词，因而冯胜平的谭酬庸毛之猜测太不靠谱。其实，猜测该二万元是张敬尧的安抚在京湘人之用款还有点象话，不知冯胜平为什么不往这方面去设想。

笔者兹列举出毛1920年在上海发表的文章如下：

湖南人再进一步（1920年6月11日）；
湖南人民的自决（1920年6月18日）；
湖南改造促成会覆曾毅书（1920年6月23日）；
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1920年9月３日）；
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1920年９月５日）；
绝对赞成“湖南们罗主义”（1920年9月6日）；
湖南受中国之累的历史及现状证明之（1920年9月6、7日）；
“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1920年9月26日）；
再说“促进的运动”（1920年9月28日）；
“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1920年9月30日）；
“全自治”与半“自治”（1920年10月3日）；
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三十万市民（1920年10月7日）；
反对统一（（1920年10月10日）。

‧框架内是毛1920年6月、7 月在上海发表的文章名及发表时间，取自《毛泽东早期文稿》。从文章名即可看出绝无吹捧谭延闿意味，冯胜平指谭酬庸毛，实属信口雌黄，胡说八道。

好了，我们不必把冯的、以及陈小雅的所有谈及的问题全都分析一番，仅论说以上，已绰绰有余把冯胜平的拟拨千斤的四两功夫废掉了。

至于为什么说冯胜平似给毛另订“罪名”其实是为毛洗冤漂白去臭，那是因为冯胜平文章还有篇幅很长的第二大论点：推论两万大洋的去处——冯胜平推论毛把二万元钜款全都散给了毛家的债主乡亲们，这备见毛厚爱乡亲父老，这明显是把所谓的“二万元来自军伐谭延闿”之不光彩，变化为毛厚爱乡亲之光彩，冯胜平的奇文回护毛，真是挖空心思，用心良苦。

冯文的这个第二大论点，遭到了万维博客余不洁在2014年3月10日发文《毛泽东还良心债？》予以迎头痛击，余不洁的文章写得简洁、明快、有力，黄琉因而就不累赘再议了，兹把余不洁的文章检附在本文之后（内附黄琉简单评议），以飨读者。

冯文还极无聊、极猥琐地把八九学运学生领袖王丹拖出来痛殴一番，指控王丹也收黑钱，另又拿李宗仁捐献字画来胡扯毛的理财风格，废话一大堆，因为这些事离题万丈，黄琉可就不想奉陪他无聊了，也就因为冯文此类无聊文字太多，请恕此处不予检附冯文。要对照检视者可上网查，那是很容易可以查找到的。

第三、总评两万大洋钜款的性质、及真情实况

1、章士钊给毛两万银元钜款绝对是事实

依据各式各样资料，铁板钉钉证明一件事：章士钊在1919年至1920年6月间给了毛两万银元钜款（折算约等于2016年的600万元以上）。这件事也由中共中央党史、毛史权威们予以认定而刋载于《毛泽东年谱》上卷第68页。而这两万银元钜款，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浩如烟海的文献、存世书信中，从来没有人谈及。

2、该两万银元钜款之去处

钱文军举证证明，该两万银元钜款：

毛没有一分一毫用于资助湖南勤工俭学学生；
毛没有一分一毫用于创办“文化书社”；
毛没有一分一毫用于资助1921年8月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
毛没有一分一毫用于组建中国共产党；
毛没有一分一毫用于1927年的秋收起义。
钱文军如何举证证明，请看本文之后的附文：钱文军：《两万大洋到哪里去了？》

冯胜平文章说毛清偿亡父毛顺生欠下的债务而把“两万大洋尽数散光”，无根无据，纯属冯的滥情幻想，毛顺生靠克勤克苦而成地主之人，怎可能欠下巨债？至今无任何证据证明毛顺生的“毛义顺堂”曾受什么打击而欠下巨债，余不洁对冯胜平的还债说驳斥得丝丝入扣，合情合理。

其实，追究该两万银元钜款毛如何化去，没有什么很大意义，我们只需知道该款绝非用于资助湖南勤工俭学，绝非用于组建中国共产党，也绝非用于秋收起义，也就没必要节外生枝去查其他了。

3、该钜款章士钊给毛的具体时间必要大致考定

搞清楚两万钜款章士钊给毛的具体时间，可以识别、扫除许多伪劣假证词，因而很重要，该具体时间不可能是1919年，应该是1920年，依据是：

(1)、毛自己说是1920年，通常暴发户最记得自己几时暴发。

( 2)、徐铸成文革后为香港《文汇报》“旧闻杂忆”专栏撰写的杂文，说到毛和蔡和森登门向章士钊求助，这应该真有其事，但这个求助时间应该在1919年3月至4月之间，因为这时间段毛和蔡离北京南下至上海给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送行（毛4 月离上海回长沙），见面时章给款大概只是救急的吃饭款，绝不可能是二万元钜款，因为有大量书信文字证明蔡和森在法勤工俭学很艰苦，另外，蔡和森与母葛健豪、妹蔡畅及向警予一起在上海乘坐“央脱莱蓬”号法国邮船赴法勤工俭学的日期为1919年12月25日，这是证据如山、确切无误的，亦即1920年全年蔡和森绝对在法国，为此，不少互联网上文章说1920年6月毛和蔡和森一起在上海向章士钊求助得款，均属捏造，此外还有大量勤工俭学生的书信可证蔡和森在法生活艰苦，这足以证明章士钊的二万元钜款的给付时间不可能在1920年之前。

( 3)、勤工俭学运动是流亡法国的李石曾、吴玉章、蔡元培、吴稚晖等名流国士检讨辛亥革命成果为袁世凯等人攘夺，痛感“新民”重要而在1916年搞起来的，章士钊和以上人士是死党老友，日夕相过从，章不是勤工俭学运动之首倡者，也可算是重要推动者。有充分理由可以说，这是一个救国大运动，据统计1919年至1920年，全国赴海外勤工俭学学生达1600人，这个大运动事实上也造就了汹涌澎湃的时代弄潮儿，就由于这是一个救国大运动，它才能感动许多人参予募款或慨然捐款。

有不少文章说湖南的勤工俭学运动是杨昌济致信其爱徒萧瑜、蔡和森、毛泽东挑起的，但陈小雅的《中国“废片”毛泽东的命案》第114页却有根有据说是罗章龙挑起的，这没必要考究推定，反正明确杨昌济很支持就行了。大批湖南学子无钱起行出国，杨昌济也就必须帮忙想法弄钱，陈小雅查找到的章士钊的追念杨昌济的一篇文字，很有价值：

逮世熸，南北统一，吾不乐与政也，入北京大学讲逻辑．始得趣君入京．同任讲席一年。逾年，即岁戊午（1918年)，南北以护法又战，吾不得安于北，急驰入粤。越二年庚申(1920年)．余赴上海讲和未就，则适于是时闻君以暴病终于京师矣。凡君与吾相交始末．大略如此。……方叔幸语余，君临终．彼在侧……时吾滞留上海．连得君两函，一谓彼已定五十年读书计划，一为吾称述二人学行。二人者，毛泽东与蔡和森也。函称:’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由是以知君以极庄严之理学．运之于极宏达之政治。”。

这段“章士钊追念”，载于章士钊1963年3月写的《杨怀中别传》之中，这个时间恰好是毛对章含之谈起当年捐款如今分期还债的时间段，因而该 “章士钊追念”，无疑是由“章含之揭示”引起，但 “章士钊追念” 公告于世毕竟比“章含之揭示”公告于世早了二十年，它的可信性应该很大。这个“章士钊追念”写到杨昌济（字：怀中，即杨开慧之父）致章士钊的“荐毛、蔡函”尤其可信：“吾郑重语君，二子（毛和蔡和森）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巳，救国必先重二子。”这封“荐毛、蔡函”，证实杨昌济确实帮湖南学子想法弄钱，函中没提到钱，可推知该函是毛、蔡手持着登门送上，请特别注意函中“救国”二字，杨是以“救国”大义来煎迫章的国士侠肠，煎迫章给毛和蔡等弄一笔大钱出国留学，杨该函同时也明示了：毛和蔡都是“救国”国士，即万金可托者。

这段“章士钊追念”和“徐忆章士钊之回忆”都提到“两个青年”登门来见章士钊，这应该是事实，不会假，不会错。陈小雅为此在其2005年抛出的大作：《中国“废片’’毛泽东的命案》中推断二万元钜款章给付毛时，另一个青年可能是彭璜，彭璜半年后突然生不见人死不见尸，陈小雅为此震惊认为：很有可能是毛谋杀了彭璜。黄琉粗略研读了陈小雅的大作，总觉得陈小雅走火入魔了，毛怎可能时隔半年才杀彭璜灭口？穷得要命的彭璜也怎可能在见到二万元后在半年内分文不得而不吭声？其实陈小雅应该设想彭非“人证’，但彭时常发穷恶，扬言要去找章士钊募款，要登门臭骂章分文不助湖南学子怎对得起杨昌济在天之灵，毛怕彭这么一闹，章士钊会讲出已给毛二万元，毛因而谋杀彭，如此推演故事才较合情合理。陈小雅咬定二万元钜款给付毛时彭璜在场，乃死钻牛角尖，她这部书可以说写失败了。

黄琉认为真情实况应该是：1919年3月间毛、蔡由北京去上海给已自筹到钱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送行时，顺便带了杨昌济的“荐毛、蔡函”去找章士钊募款，章士钊当时应该手上无钱，章可能给了一、二十元救急吃饭款再含糊敷衍嘱他俩过一段时间再来，(章是认真说明，毛、蔡则可能认为章是敷衍塞责，当不得真) 之后毛返长沙，蔡亦未再去章府，到1920年5月，毛第二次去上海，在5月下旬至6月底期间，毛独自闯入章府，刚好章手上有钱，因为已见过一次面，章以大国士之心忖度、相信毛也是大国士，即拿出二万银元（或票据）。在此大概要说明两点：A、章士钊是非常典型的醉心救国的大国士，清末民初几乎所有顶尖的国政弄潮儿都和他称兄道弟，他对官职满不在乎随意抛掷，但总有人要请他做高官大官，他不富，但永远有钱去饮酒、嫖妓、紧急逃亡，他是反清革命先驱，却又是反抗新文化运动的元戎、袁世凯的座上客、北洋政府首脑黎元洪、段祺瑞、熊希龄的倚重策士。读者随便找一篇章士钊行状、传记看一看，即可知他如何千金轻一掷；B、章不是搞婆妈事务的人，他绝不可能敲锣打鼓去募捐，也不可能是毛第二次登门他才紧急去募捐，该二万银元来自哪里呢？按理他在1919年看到“荐毛、蔡函”后会有所触动，有可能其后他确实向某些殷富朋友开口，张三几百，李四几千的募回家就塞入某一柜子，也有可能他时常收到的某些托请办事的“孝敬”费（类似清朝高官常会收取的 “冰敬”、“炭敬” ），他也塞了进该柜子，约有二万银元也就封柜。料算也有这种可能：

当毛第二次登门他刚好有一笔不必着急兑付的公款，他先付给毛再想法去募去借。这里有千个万个可能性不必考查，反正明白该款是毛求助勤工俭学款，章是资助勤工俭学就行了。章绝不可能对陌生的可能是“未来大国士”的毛说该款是谭延闿的“政治酬庸”或“政治基金”，因为说这话章士钊是严重自损人格，是自贬为谭延闿的走狗仆从，必要明察：章1905年已矢誓君子不党：他是把孙中山大名播扬至全中国之人➋，革命党可算欠他大恩，但他1905年死活不肯参加同盟会，之后也绝不参加任何党。

话说至此，要作一点补钉式说明：冯胜平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

其实，关于两万大洋的传闻，在当时就很流行。1920年7月14日，身在法国的罗学瓒，给毛泽东写信：

“近子升（萧子升）因湘款事（即章行严汇来之一万元）颇受湘同学诽谤，谓章汇来两万元，子升私吞了一半。（其实止一万元，因在法久以宣传为两万元。）种种诽谤，到处宣传，我虽闻之好笑，但勤工俭学同志头脑这样不明了，亦可为叹。”（注16 罗学瓒《新民学会文件汇编》，74页。）

罗学瓒的信没说到有人怀疑毛泽东私吞勤工俭学巨款，又说到萧子升私吞章汇来两万元之一半是诽谤流言，此中有没有奇诡意外呢？黄琉估算，真情实况应该是：当杨昌济写出致章士钊的“荐毛、蔡函”交蔡和森、毛泽东之后，长沙的在京拟赴法勤工俭学的学子们，必曾兴奋商议应找章士钊募多少款，有人说一万，有人说二万，这些期望式语言，在二、三年间传播，难免便有人播虚为实了。这一万或二万元 (有人则以为是三万)去了哪里呢？由于人人眼见蔡和森一直困苦，于是私吞巨款的乃新民学会的另一龙头大哥萧子升之诽谤，自然就传扬出来了(可肯定该传闻不久即止息，事关谁分享了萧子升未予私吞的一半，绝无人、无历史文物讲到。)。

黄琉这个估算没有证据，但设想合情合理，而且这个估算读者可信也可以不信，本案留存这一疑点无关大局，这和冯胜平文章的许多估算都关乎大局、颠倒黑白，完全不同。

(4 )、冯胜平文章提到《毛泽东年谱》中记载：

1920年6月，“毛泽东为组织革命活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额较大的款项，在上海找章士钊帮助。章士钊当即热情相助，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共筹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毛泽东。”

 

《年谱》这一段描述有历史证据吗？没有！它只是《年谱》编者依照“章含之揭示”来设计、编排钜款交接的时间，其中“为组织革命活动”的话，明显是为毛遮丑捏造。因为1920年6月前后大半年毛根本没有什么“革命活动”。至于《年谱》指实二万银元钜款是1920年6月才交给毛，这很有可能，黄琉推算该钜款交接的时间，应该就是在1920年6月下旬。

由于精准查实具体在哪一天没有很大意思，我们就不必追查了，这里必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是：该钜款究竟算是什么性质之款？

第四、二万银元钜款是什么性质之款？

毛和章士钊纯粹为勤工俭学的救国运动而由杨昌济以“荐毛、蔡函”拉扯相识，从未有思想交流，章募钜款给毛纯粹是救国激情煎迫，纯粹是为资助湖南学子出国留学，这是毛、章非常清楚的。任何人、神、鬼可以移动太行山，改动五岳，也休想改动该二万银元是勤工俭学募捐款这一性质。毛把章士钊募款给毛说成是章帮了共产党大忙，说成是毛欠章的债，这是很流氓很油滑地把该钜款的性质扭曲搞混。在此，章不是借款给毛，更不是送款给毛，毛绝不欠章的债，甚至该钜款如果确实资助了湖南学子出国留学，湖南学子也不是欠了章士钊的债，只能说是湖南学子欠了章士钊的情！至于毛把该钜款独呑了，显然也不能说是毛把章士钊的钱呑了骗了，要追究性质精准定性，只能说是毛投机勤工俭学运动，把一大笔救国款呑占了！他心肝厚黑大大发了一笔国难财！该钜款按理应该是公款，但章士钊书生意气，他以大国士心腹量度而以为毛也是大国士，显然付款时没要毛签写善款收据，这自然令任何人间法庭都不可能裁判毛贪污公款，但道德审判、历史审判是不会放过毛的。大量证据证明毛知道多位赴法同学贫病而死，他就是一毛不拔，钜款之一分一毫他都独吞了，毛如有良心，他应该内疚神明，找个恶臭熏天的粪池去浸死埋骨，但毛没有良心，谁又能奈他何？

酬庸绝对不是借债，正如打工仔出粮绝不是向老板借债，冯胜平说毛“还款”是还“良心债”，实在太骇人听闻。毛有什么良心？毛有良心会整死引领他鲤跃龙门的李达？会整死助他抢到江山的彭德怀、刘少奇 ？……毛靠农民起家，毛有良心会眼睁睁看着几千万农民饿死而无动于衷决不下罪已诏？由于“良心债”之说己遭绪多网友挖苦攻打，此处不必累赘了，黄琉思量应予补充的一点是：如果该钜款确实用之于革命，毛用不着多说什么话，随口轻轻发个指示，国帑中即拨一百万、一千万来酬谢章，名正言顺，有何难哉？请问又谁敢啰唆？毛几乎是当着周恩来的面强奸了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的，周一声也不敢吭（参看司马璐回忆录巨著：《中共历史的见证》第404页 ），毛宣称要还一千几百万革命债，在周等中共权贵眼中算得是什么芝麻大事？由于毛绝无一丝一毫证据指称该二万元钜款用之于共产革命，毛因此不好意思要国库出钱，可以设想，周恩来、邓小平都曾经勤工俭学，都曾在波谲云诡中打滚过，亦即都心眼贼亮，毛只怕话一出口，周、邓等立马看出毛当年是狂吞了勤工俭学救国款。事态注定，毛只敢悄悄跟没脑的、绝不会怀疑伟人人格的章含之信口胡说该款用之何处。料算对任何有脑的人，毛都不敢讲，因为稍有点头脑者都会想：明明是公款公用，怎么要毛私人去还债？另外，借人二万元，隔了40年仍只归还二万元，而且还要再分摊10年来还，这不是荒天下之大谬吗？真没想到，冯胜平比冇脑人更糊涂一万倍，竟去胡思乱想毛有什么“良心”，要做什么“完人”。

弄明白二万元是救国款而不是什么借款，毛之 “还债”说自然于理不合，狗屁不通，事实上衡量实际，毛压根儿没想过“还债”，他若想过“还债”，早在1949年至1962年就还了，怎可能在1963年才想到“还债”？为此，我们忍不住要刁钻地追问一句：毛十年间每年付的二千元，既然不是“还债”，更不是“还良心债”，那么这10 X 2000元究竟又算是什么性质之款呢？

此问很刁钻也很有趣味，要解答恐怕要首先问一句：为什么1963年毛才想到要拿出这笔款？想问题千里来龙，应该就结穴于此：为什么？就因为毛1963年才看到如花似玉的章含之，毛要章含之每个星期到他房间一次教他学英文，毛七十歳牙齿全黑舌头打结咀巴漏风了，还学什么英文？只怕白痴也明白毛是一星期要淫嫖章老师一次。这话说出来很难听，但绝对合情合理，亦即这10 X 2000元应该就是毛付给章含之的十年淫嫖费。当然，毛不付款也可以淫嫖，但毛要调情打趣，希望美人来得欢去得乐，他要让章含之感觉自己不是妓女不如的贱货➌，他要装作他之淫嫖不是淫嫖，为此，钱不给章含之而借个题目给章士钊，这也算是给章士钊付掩口费、安抚费➍。章含之不是章士钊的亲生女，而是养女，分文不付对章家也算是皇恩浩荡，现在年付二千元，章士钊应该满足，不好意思肚里臭骂姓毛的老淫贼把鸡巴戳入章家 “厚厚的大红门”了。至于章含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煞有介事地报道毛“还债”，她可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也可能真是特骚姐儿特糊涂，反正她总是笑着外人就不必去管去研究她糊不糊涂了，毛的“还债”之说词，真称得上是八面玲珑、很有江湖流氓老鬼气味的创造。至此，黄琉忍不住还要揭示一点：毛27岁就能嫩蛇吞巨象般吞吃掉二万元救国钜款，且能40多年瞒骗住天下人，的确是好手段，令人真不能不惊叹慑服他有偷天换日之才之胆，按常理，毛应该把这个秘密永远埋藏，因为揭露出去太损他的“伟大形象”，他为什么竟忍不住而自我暴露呢？最简单的原因应该就是他给章含之的骚劲骚软了骨，骚迷了心，而最深层的原因，则是老天爷要清算他，是老天爷牵扯他的嘴巴说出来。

 

对长期受洗脑教育、把毛视为神圣的人来说，告之毛嫩蛇吞巨象般吞吃掉一大笔救国款，他们是万难相信的，夏虫不可语冰，黄某实在也不敢指望他们会相信，只是请他们最好想法查看一下，毛在二十四岁时，是否在德国哲学家泡尔生(Friedrich Paulsen)所著《伦理学原理》(System der Ethik)中译本上，作了大量亲笔批注➎，其中毛有如下批注：

吾人唯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

“吾只对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

“吾自欲遂行也，向谁负责任？”

细味这段话，毛在二十四岁时已准备把良心丢掉了，他只管今生，不管来世，他“自欲遂行”，对谁（包括父母妻妾儿女）都不肯负责任，他是绝对的利已主义者。

附言：

要查看冯胜平文章及钱文军文章者 ，可上网点击如下网站：
https://bbs.creaders.net/history/bbsviewer.php?trd_id=936108&language=big5

2015年初稿，2017年改，2023年完稿于香港

注释：

➊ 章士钊曾加入蔡元培等人组织的军事民教育会，任军理教习[1] 曾任上海《苏报》主笔，曾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创办《国民日报》，又曾受黄兴、于右任之邀，任上海《民立报》主笔，兼江苏都督府顾问，又曾在东京与陈独秀、谷钟秀等人创办《甲寅》月刊，他是章太炎、张继、邹容的拜把兄弟；他写过不少名动一时的文章。详情请参看《民国人物传》第四卷53页。
➋日本人宫崎寅藏所作的称颂孙中山的《三十三年落花梦》，章士钊将之编译成《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于1903年9月用黄中黄的笔名刊行，孙中山大名由此传播中国国内。
➌ 政论名家金钟 文章：《毛泽东的情人自白录》 (【开放】杂志2011年11月号)有如下文字：

那时文化大革命造反有理”，陈露文(黄琉注：毛淫嫖玩弄的少女)说：“我们也不懂政治，跟着发牢骚，我和孟锦云一起议论毛主席，说毛像皇帝三宫六苑，我们算什么？是妃子要册封，是妓女要收钱，是舞女要好玩，我们什么都没有——这话被文工团的头头刘素媛听到，她连夜去向毛报告，毛听后只说了两个字：造谣！就把孟锦云和我抓起来，打成现行反革命，遭到毒打，我被送去东北。说我们反对毛主席。”

可以设想，陈露文和孟锦云的议论，对毛应有多少触动而令他在淫嫖章含之时要找个圆滑借口。

 网络名士“小民之心”在YOUTUBE 上推论毛“还债”，可能是敲打章士钊，要章别受刘少奇蛊惑而揭发毛贪污勤工俭学救国钜款，这个推论是不能成立的，事关毛该贪污案毛死前无人知道，另外，老江湖章士钊深知自己必须缩着脑袋夹住尾巴才能在“新中国”苟延偷生，他怎敢去揭毛的罪恶？况且他也绝不可能知道毛把二万元钜款用到哪里去了。
➎ 毛在泡尔生著《伦理学原理》上的批注，见于 《毛泽东早期文稿 》 。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中共认可在大陆发行的迪克·威尔逊著《毛泽东传》，都提到毛泽东在德国哲学家泡尔生(Friedrich Paulsen)所著《伦理学原理》(System der Ethik)中译本上，作了大量亲笔批注。

（未完待续）

文章转自独立中文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