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严
我在拙文《坚定信念，迎接大变》里曾经分析：
“中共政权之所以能维持到了今天，并非如一般人理解的首推刺刀加谎言的作用，主要功于它利用了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20年代中期这个二十余年，通过对一大批精英的收买，突出如国企改制让厂长、经理一下子变身为一夜暴富的资本家，而这个二十余年正是滚滚外资助力下规模经济大发展时期，纵然规模不等于质量，但也使中共有余力不断提高公务员和军队官兵的收入；纵容公检法司强力部门变身黑社会后很自然地作恶多端，相应地使他们更加依赖于各级政府；房地产业培养了仅靠收租便活得潇洒的有闲阶层；一大批知识人运用专长得以经济自由；畸形经商环境下，大量坑蒙拐骗者需要巴结官场；另加民营企业的应运而起等；使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拥护改革开放，也就是拥护共产党的中产阶级，使权力的第一要素得以丑陋又完美的体现。”
此文要谈的是，组成这个中产阶级的六大群体，它们在六•四后经济改开中各自扮演的角色，特别中国将走向大变中与大变后将要扮演的角色。笔者以为，这样的话题不会是多余。
先说说为多数国人不免忽视乃至不懂的权力要素。
权力需要有效行使，不能有效行使的权力，很容易被颠覆。而不易被颠覆的权力，取决于拥有能量的支持者、拥护者的认可度和执行度，这在成王败寇的社会表现得十分突出。迄今为止的中国就是这样的社会。
这样的社会，权力合法性是次要的。并不是说权力合法性不重要，而是说它构不成权力的第一要素。当然，这里指的是权力第一要素成势后决策者的权力，而不是执行者的权力。例如，当决策者的权力不容平视时，执行者的权力也就能做到令行禁止，哪怕很多执行者就是草包和混蛋。
一般来说，决策者的权力来自于比较坚强的团队，这个团队不但操有生杀予夺权力，即枪杆子、刀把子、钱袋子，而且代表了拥有生活能量的社会阶层。这个社会阶层当然是人越多越好，但事实上做不到，因为神气活现的既得利益者任何时候都是极少数，不可能是大多数。
太远的事就不说了，这里只概略说说改革开放的权力构成与拥护度、执行度的演化。
就权力的合法性而言，邓小平是不能与毛泽东相比拟的，正如朱棣不能与朱元璋相比拟一样。假如毛泽东再活上五年八年，邓小平一生就完了是大概率。迄今，中国的老辈人对毛泽东的认可度强于对邓小平的认可度，原因复杂，但与改革开放走向了事与愿违直接关联。简单地用毛粉来解释此一社会思潮，很肤浅。
邓小平能够启动改革开放并使之成势，最大的推动力是当时的党心民意。当时，可以说95%的人都不堪贫困生活以及厌倦了假、大、空政治生活。但推动力不是原动力，推动力只有在原动力起来了才能凸现出大能量。这个原动力的支柱乃是枪杆子，是一众老军头和平反复出的旧官僚权衡利弊后需要拥护邓小平。不能不说，此时的邓小平并非萝里选瓜的结果，属于毛泽东死后中共的历史选择，尔后的习近平才是萝里选瓜的结果。另有一点也不能不说，毛泽东时代形成了一批马列原教旨主义者，却也不曾养育一众经济上的既得利益集团。当改革开放渐渐形成一众经济上的既得利益集团，因为手操钱袋子，能量就非那些做八股文章的清贫原教旨主义者比得了了，因为钱袋子的拥护者和巴结者将成倍数增加，并且很多原教旨主义者即毛左分子面对金钱美女也会放弃“初心”。无疑，“社会主义”败于“资本主义”，一样属于历史选择。进一步说，事态到了这一步，中共不适应形势都不行了，因为重走“社会主义”之路，手操枪杆子、刀把子、钱袋子的新的既得利益阶层那里就通不过。而没有了这个阶层的支持与拥护，红朝亡党亡国就非危言与戏言。
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就属于这个时期。认为他们是中共上层实力阶层挑选的“维持会长”，恰如其份。突出表现在社会生活希望平反六•四问题上不敢越雷池一步。试想一下，抗战期间的维持会长，敢对太君的旨意另搞一套吗，那只会马上被消灭。不过，维持会长的角色决定了他们对良民的态度较之皇军对良民的态度来得多了点和善，也就渐渐为别无选择的社会生活认可。当他们这种和善态度偏向精英阶层，支持了中产阶级形成，他们的权力也就有了相当的认可度及拥护度。此情况于中共上层实力阶层并不会多反感，因为这俩个小媳妇仍不失为一直小心地看婆婆们的脸色行事，总是让婆婆们吃好喝好有大把的钱花。换言之，他们要做戈尔巴乔夫，做掉他们并不难。所以，从一个方面看，所谓“三个代表”与“和谐科学观”当然是党文化的叙事，是王沪宁绞尽脑汁泡制的政治化妆术。从另一个方面看，也是有所指向的，并非完全无的放矢，因为到什么山就只能唱什么歌，红朝统治不来上一点无伤根本的新花样也不行了。
关于习近平新时代，那不过是上层红二代自以为成熟了可以做前台主演了的水到渠成。萝里选瓜选出一个德才均不配位的主演，既是中共上层实力阶层的耻辱，也是无奈之举甚或明智之举。因为真正要紧的是这个人不会砸锅。砸了这口锅，上层高端家族及一大批追随者吃饭怎么办？就此而言，让习近平做主演没有错。后来他要三连任，做一尊，本是中共权贵的家事，关外人什么事。事实上，大量抨击习近平的言论，大唱习江斗等等，搞笑罢了。只要习大帝不对高端家族下死手，他的皇位就稳。他用的那帮人要靠他吃饭，没理由不卖力气保护他。拿今天来说，上层并非无倒习之力，但废掉了习，对很多异议者看好的刘源、张又侠的大益处何在？他们就算身子干净，也要不要考虑胜算多大，划不划得来？袁世凯和北洋系同意终结帝制，首因孙文和革命党做了他们的挡箭牌，次因大清确实气数已尽，另因他们血缘上不属于皇家人。既然习大帝又拾起了改开高调，这高调仍让相当多人顺耳，相当多人只是仇贪官而非仇清官，红朝便可望再撑上数年。刘源、张又侠的挡箭牌安在？这可是要命的事儿。
笔者以为，中南海是知道这一点的，不排除县团级以上的官场都在私下讨论“那一天”。为什么明明是条已撑不久的死路仍要走下去，只为既得利益太重要了，其重要性甚至已大于很多台面人物的性命。因为亡党亡国已不仅仅是放弃权力、交出非法所得的问题，而是还要考虑到家族成员乃至卖力追随者日后怎么活的问题。当家族成员家庭成员乃至情妇和私生子都不堪交出权力、交出不义之财时，那些台面人物怎堪面对众叛亲离局面？例如这些年来不乏高官自杀，无非特殊境况下只能如此的选择。谁不惜命呢？但这个世界尤其在中国，有时死去比活着收益更大。
使用世界潮流或历史规律来论证既得利益者尤其权贵们的顽固不化或弱智，往往是权力边缘人的自以为是或自作多情。文明演进到了今天，生活的复杂和险恶已非常情常理能阐明，尤其专制社会。如果说英、法革命前王室和权贵们还有个时代局限问题，便是面对清算时，不免有点既知今日，何苦当初的感叹，那么今日红朝权贵们，就是个已知今日仍不悔当初的问题。央视上安排的贪官的忏悔，演戏罢了，哄不了很多人了。因为欠债太多，罪孽太重，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了。例如被某些人推崇的刘亚洲，说他有识见，有文采，他只要不乐意与专制统治切割，他就不免让屁股决定脑袋，也就脱不了做裱糊匠命运。作为个体，不必苛求于他，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存在于文明害多于益，刘亚洲依附的红二代群体，自六•四后于中国的作用，使用害多于益的字眼来估价，实为客气话。事实上，他的言论罪被当局办成经济罪，除去红朝遮家丑的成份，应实有所指，非空穴来风。又如赖小民和文强，他们自有不甘心，因为他们较之上层权贵的疯狂盗国，所犯的事并算不了什么。不过，回首一生，较之普通民众，我以为他们是不会后悔的。毕竟，他们曾活得有模有样。而中国普通民众，几个人活着不是无异于动物，自己不觉得罢了。
所以，中国社会陷入乌烟瘴气、群魔乱舞的生活，随着经济大幅衰退而前景异常惨淡之际，在我们眼里权力格局非改变不可了。但我们的想法不是权贵的想法。
需要改变权力格局已是老生常谈，但此种生活的形成仍需要说道说道，便是权力的第一要素。明确地说，六•四后形成的中产阶级，整体上是在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红朝能量实因它得以放大。需要重视这个问题，乃因关系到即将来临的文明转型的质量。
笔者以为，前述的组成这个中产阶级的六大群体，只有民营企业主包括大量个体实业户方才值得肯定。这个群体当然良莠不全，但他们皆曾付出辛勤劳动的成果，所解决的社会就业和创造的财富，功莫大焉。中国这么多人口，皆要穿衣吃饭。他们的作用，属于为社会雪中送炭，属于救民于危难。对这种行为的压制，是习当局的莫大罪孽。
可以这样说，凡在江浙一带的乡镇企业干过的人，莫不对那里企业家创业时的辛勤劳动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时常风餐露宿，甚至为把钱用在刀刃上而节衣缩食，信奉的也是薄利多销、童叟无欺原则。因为那会儿国家前景很看好，干事业当然得有长远眼光。即使后来大量工商业者搞起了一锤子买卖，也非本意如此，实因大环境变了，不能不优先考虑企业的生存和员工的饭碗。即使这样，工商业者尤其实业从事者对社会的贡献仍远大于对社会的损伤。
许家印之流却不属于此列。他们也不是没有辛勤劳动过，但劳动的动力不存什么心系苍生，发迹后更是除了权贵便目中无人。现代大资本尤其金融大资本对社会的伤害从来都远大于对社会的贡献，特别专制条件下，英、法革命佐证了这一点。当社会生活需要扫除满地的污泥浊水时，众多大资本家是站在专制王权一边的。事实上它的大扩张几乎皆是与权力勾兑的结果。民主、宪政、法治之所以如同空气和水一样重要，这里是理由之一。因为专制条件下，许家印之流一定会变异为紧跟大魔鬼的二魔鬼。
与此相对应的一帮御用文人和官至高位的技术官僚，话儿说好听一点，三十余年所作出的可见的劳动成果为专制社会锦上添花罢了。实际，他们进入体制后尤其高升后的“奉旨行事”，更多的是表现了自身的平庸之恶。即便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三任为不少人称道的中堂，当红朝灰飞烟灭，他们在未来史书上的定位也超越不了晚清那几个中兴大学士。那几个大学士，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虽说仕途上各有可圈可点之处，但真个值得大书特书么？说白了，后世文人对他们大书特书，赚稿费和博流量以外，无非价值观上仍对帝制惋惜罢了。所以，当这种原本可以原谅的平庸之恶与专制统治的极端之恶同流合污，他们因门徒多和影响大而对社会生活造成的腐蚀作用，是自以为天之骄子的红二代做不到的。因为很多红二代那个一脸横肉的凶相世人一看便知，老百姓也就可以敬而远之。这两拨人的“儒雅”和为国一面，明显具有很强的欺骗性。中国底层社会愈演愈烈的互害行为，这两拨人脱不了干系。因为，专制统治当然会令受欺压的小民愤怒，这两拨人的为虎作伥，却会使本来无助的小民更觉天下乌鸦一般黑。一个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社会，小民生活还有什么盼头？明确地说，中共统治的核心力量是当然的首恶、元凶，它豢养的这两拨人便是满口仁义道德、实则男盗女娼的帮凶，今日民间的互害行为属于被动作恶，此三点必须搞清楚。
关于资本市场孕育出的有闲阶层，属于对社会生活无建树也无大害的伴生体。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中，他们并非不能表现亮色，例如在各种艺术、体育活动中为文明增添情趣和欢乐。而世俗生活是少不得情趣、欢乐的。三十余年来，整体上他们的表现就不是文明的无害伴生体而是文明的寄生虫。盲目追星，崇尚强权，甘于被洗脑做粉红，炫富，是他们的共相。他们成不了也不可能成为文明转型的生力军。
那些巴结官场的大量坑蒙拐骗者在任何时代都属于破坏原素。不要指望这个群体改邪归正，不过只要社会生活实现了切实法治，治理这个生活毒瘤不是很难。事实上，他们在三十余年的常常大行其道，就是钻了红朝的法治徒有其名的空子。欺软怕硬，不惜践踏一应文明准则，是这一批人的性格和观念共相。
综上所述，三十余年来形成的这一代中产阶级，并非没有健康力量，但数量和能量上皆居于劣势，暂且尚不足以成为担纲文明转型的主导力量。参照三百年来这世界文明转型的普遍情况，实业资产者群体有望成为政局变更的积极力量，但也需要历经两三代人的觉醒、觉悟、壮大实力后才能成为担纲文明转型的主导力量，同时还要有魄力联合普通民众，尽力支援少世故的学生团体，胜算更大，使文明转型成本小，收获多。今日中国，这个群体还谈不上真正觉悟，身上包袱太重是极重要原因，但正在觉醒之中。依笔者所见，这个群体的高度觉悟，形成强烈使命感，先要彻底告别已习以为常的传统文化尤其党文化影响，升华为对大历史的独立见解。无须讳言，这个群体尚未挣脱传统文化和党文化的毒化宣教。他们已走向觉醒，时下得功于习当局坚持国进民退的政治经济路线。当然，此为历史把戏再现，没有哪个专制权力不对民间资本实业既利用又打压。笔者说过，在中国，此传统可以追溯到西汉的盐铁官营，所以要替习当局说句公道话，它还没有这个本事发明此能耐。红朝权贵垄断的资本实业，不可能容得下民营资本实业坐大后必定分庭抗礼。而已成气候的民间大资本家，如许家印之流包括马云，自身的利益、利害也不允许他们捋虎须。补充一句，英、法革命成功，主要是中小资本家联合民众的力量所致。
这一代中产阶级的其它阶层，也应加区分。经济大潮中涌现的有闲阶层和利用专长得以财富自由者群体，如上所述，三十余年来于文明演进虽无建树也无大害。体制内的普通专业技术者较之普通文化从业者，身子较为清白。越来越起恶劣作用的是进入官场上的技术官僚和文化官僚，尤其成了高干者和出了大名者，他们的无耻劣行和新语宏论皆达到了让人目瞪口呆的程度，强力部门的作恶多端者可归入此类。前者如赖小民，后者如张维为。认为它们有大罪于这个国家和民族，是成立的。他们的无底线行为，肯定源自专制统治，但水源并不一定决定水流与水势。不谈水源只谈水流水势，不通，把水流水势皆归于水源，一样不通。
有必要对此问题多谈几句。人性是有缺陷的，谁也不例外。人类需要文明和发展文明，宗旨不外乎让人与人的称号更进一步相称。可惜，迄今的文明主要反映少数人也就是既得利益者的意志，可是他们又偏偏高唱为公为民，这就决定了文明充斥了阴暗面，欺诈、伪善、残忍、嗜血等。红朝七十余年历史早就回答了这一点。文革后以及六•四以后，随着理念破灭，中共的大小官吏便主动被动地看破了人世间，纷纷心肠变硬变狠。认为党官们已成型定势了一个已不分对象的“群体嗜血性格”，实非恶意诋毁。三十余年来几乎官比赛贪，吏比赛腐，已成不争的公论。事态演化到了这一步，就是制度与人的品行互为因果起作用了。例如薄熙来和王立军，把他们送去北欧，会一变而为绅士吗？而他们若非权斗中失败，天知道还会有多少无辜死于他们手上。
顺便说一句。不久前有位勇敢反水的教授为体制内的人抱屈，说一般公务员劳动量大，一样受压迫。就事论事，不算离谱。但这号行为是不应该就事论事的。从来奴隶堪怜，奴才却不堪怜。中共国的大小官吏，何尝不是见了奴隶主便谄笑不已的奴才。迄今为止，他们中有几个人曾对弱质者把枪口抬高一寸？真正的问题是，纵然很多人做奴才自有不得已苦衷，作为整体，若其工作不是有益于社会与文明，而是有害于社会与文明，难道不该否定？至少，认为奴才们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不会错。况且，这支队伍劳动量大的部门和岗位并不多，很多人的劳动不谈工作性质也是无效劳动，其机构的恶性膨胀因而吞噬了天量资源早就不是新闻。正常社会需要司机、秘书为首长的家事奔波么，需要政治警察天天维稳么，需要为思想政治任务服务的讲师，教授口吐莲花再为人师表么？所以，这一代中产阶级在体制内的各色人，包括深受他们影响的成了粉红，民粹主力的亲友子女，似乎自以为是国家的一支稳定力量，本质上却是一个糜烂、罪恶社会的帮凶力量，因为这样的社会不再适应于常见的对国家的定义。
此事也反映了另一个令人心情沉重的话题：体制内的知识界令人失望不消说了，体制外的知识人从精神上讲应归于中产一列，但依其现状，只恐难以适应文明转型对她的要求。
这样的认识论很大程度上源自一般享受了改革开放红利者的自以为是，即官家让渡经济利益，民间让渡政治权利，从而形成一种“默契”。从表象上看，情况确乎如此。但前提是错误的，中国的劳动者，即被统治阶层，无分普通工农或一般知识人，何时有过真正的权利。既然从无真正的权利，何来让渡一说？用今天的话来说，此种认识论者当真以为自己也是赵家人，或半个赵家人。它本质上是奴才傲视奴隶时的自我满足甚或沾沾自喜，是为自己做稳了奴才而感党恩。
这样的话不中听当然不会是中国独有现实。三百年来，当“资本主义”兴起，既享受了一些经济红利，又迎来可供欲望部份释放的生活新鲜，一两代人的知足是生活共相。仍以英、法革命前的生活为例，那两国的最初一两代人便是此情况。就此而言，苛求中国中产阶级是不对的。但是，中国国情社情自有特殊性，中共统治在精神上对人的奴役完全复古到了欧洲的中世纪。突出如中国人只能盲信盲从共产教，否则就给你好看。而英、法革命前社会生活是有缓冲空间的。例如，英国允许呼唤人性的宗教与文学，法国另有相对独立的高等法院。红朝的宗教与文学需要歌颂党，法院必须接受一元化领导。改开四十余年，中共何时承认中产阶级有与当局达成“默契”的权力？所以，一时奈何不了现实是一回事，连生活本质也看不明白又是一回事。进一步说，既然英、法社会都需要文明转型，中国人要不要重视文明趋势？事实上，中国国家权贵资本主义这条路一定会要祸国殃民，经济病根岂是到了习时代才形成，中国这一代中产阶级整体上自负又弱智，直接误导与毒化了中国社会。因此，不应认可这一代中产阶级中多数人的作用，与需要肯定日后中产阶级的作用，目标和方向并不相违。
有理由相信第二代第三代中产阶级会自觉地认识到自身利害所在，因而产生使命感。今天，国内经济的大幅衰败且病根难解，于中产阶级多数人已不只是感觉到了寒意，国际关系前景黯淡，不容这个阶级不忧心忡忡；民间的数不清悲剧和惨剧，当局除了强化控制已无计可施；当然会倒逼这个阶级往深处想。但眼下还谈不上这个阶级的思维、思想出来了质变。普遍的不希望被枪打出头鸟心理，背负种种债务因而难以分身分心，国内的抗争行为尚不足以成就为他们的挡箭牌，海外民运并未形成高潮且整体素质存疑，对川普不可以多作指望，等等，皆是事实上的消极因素。不过，接受了中共七十余年唯物主义教化的社会精英，当唯物价值观崩溃，只一个经济问题就一定会逼迫他们保卫最后的防线。似不应指望这样的保卫战中会涌现一批巨人，但涌现一批批革新者完全可能。
概而言之，六•四后三十余年形成的这一代中产阶级，严重贫血，素质高者不多，有目共睹。欲求现代工商业和民主决策文明的推进，指望专制统治的上层锐意改革，只能是不谙世事者的一厢情愿。否则，古今中外也就不用什么改朝换代和开创文明新纪元了。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下层民众主要为宣泄愤怒的革命上面，又将此路不通，尤其在中国。那只会又出来一个共产党王朝，难不成让我们的后代再把刺激尝个饱？我们不能接受互害互残行为，这是一个理由。开创文明新路的历史重担仍得由眼界较开阔，富于创造力的中产阶级挑。看来，这一代中产阶级不能指望了，但愿第二代第三代中产阶级能肩挑重担。毕竟时代不同了，中国中产阶级走向相对成熟，不需要历经三四代人了。
因为这将是这块土地的根本利害所系。有理由认定，全球化30版有望本世纪到来。它将宣告政治专制、掠夺战争乃至超级大国实体完全不合时宜，全球步入权力去中心化而全力拼经济拼科技创新的时代。但它仍算不得伟大时代，因为固有的国家主权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大资本和技术权能仍可能因逆反心理而肆无忌惮，普世价值并不等于不出现反人类行为和文明堕落。可是地球就这么大，自然资源不会无限。从理论上讲，权力去中心化后各国全力拼经济拼科技，有望较快缩短发展极不平衡之差距，事实上这过程已经开始了，但斯密学说对自由主义原则的经济有效却不等于对政治、文化、道德也有效。拿中国来说，从长远看分家为若干经济体，总人口减至八到十亿于民生未必坏事，社会机构需要精兵简政，人口也不是越多越好。某些对此忧心忡忡的经济学家，秉持的不过是国家主义甚至大国沙文主义观，如何让一代人后的八至十亿人活得有尊严再无人祸之苦，文明发展得以稳健，才是问题之重。既然世界经济总份额有个天花板，或者说突破了一层天花板又会迎来另一层天花板，那么经济与民生将是未来生活之重，此艰巨工作又将主要靠中产阶级尤其实业群体来完成。也许，当全球化40版到来，地球文明会迎来全面进步，人文观念大复活。固然在可见的日后，中产阶级能主导这块土地凤凰再生，就功莫大焉。
一句话，致力于民主事业和文明转型，需要实事求是地直面国情和社情。
【光传媒首发，转载请标明出处：www.ipkmedia.com 】
【作者文章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