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江琳新书《当铁鸟在天空飞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不久前我在四川、甘肃、青海藏区旅行了一个多月，专程前往书中写到的几场战役的地点。 到达青海西宁后，恰逢本书清样传到，遂为本书加了付印补记和达赖喇嘛尊者1999年在中央公园演讲时率听众共颂的祈祷词。 因此，这本书以莲花生大师预言始，以达赖喇嘛尊者祈祷词终。

付印补记

本书完稿后，我回国探望母亲。到家后不久，我再次向中国政府某机构提出申请，要求得到去拉萨旅行的许可，申请当即被拒。然而，在法律上，西藏周边四省藏区，即安多和康区，仍然是开放旅行的。于是，我收拾简单行装，驱车在云南、四川、甘肃、青海藏区旅行。

就这样，几年来从资料和采访中熟知的地点，一一出现在我的眼前。在高山、深谷、草原，我寻找那些饱经沧桑的村寨部落，那些曾经辉煌的神圣寺院。我看到了设在寺院大门里的公安派出所，看到以震慑为目的的无数标语和宣传。朋友们曾再三关照我，涉及西藏的话题如今在国内是最为“敏感”的，弄不好就会有人为此进监狱，说话一定要小心。但是，每到一处，我依然随缘顺性，向萍水相逢的藏人老少问询，同体制内干部、生意人、退休老人、活佛僧侣、农夫牧民聊天。我能感受到素不相识藏人的疑虑，他们的恐惧、压抑、悲哀和怨屈，清楚地写在脸上。我用以打破隔阂的工具，是对当地历史的熟悉，特别是1958年“宗教改革”时毁寺事件的了解。

1958年，四省藏区几千座寺院被毁，几无幸免。僧众被批斗，被驱散，被迫还俗，甚至被杀害。藏人以全民族之力，竟一千多年时间积聚于寺院的财富被劫掠，被毁坏，被盗运到不知何处。藏民族千年文明的物质载体，几乎被毁灭殆尽。
藏区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修复寺院，历经三十余年，尽管各地政府把一些重点名寺作为发展旅游业的“面子工程”，投入一定数量的资金，尽管藏民族的普通民众又一次倾力捐款捐物于寺院，如今藏区寺院，仍然不及1958年毁寺前规模的四分之一。在深谷高山或偏远草原上，大片寺院废墟至今仍清晰可见。藏人作为西藏周边四省藏区的主要民族，如今仍然生活在严密监控之下。中国政府强力推行的“爱国教育”、“安居工程”、言论禁忌和逮捕监禁的危险，在威胁着藏民族的生活方式和藏文明的生存。

但是，藏民族并没有屈服，他们的精神并没有死亡。在几乎所有寺院，在很多藏人的家里，我都看到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的照片。高压之下，人们依然在向他们的精神领袖顶礼致敬。这是一个信仰佛教的民族，只要佛法不灭，这个民族就不会灭亡。

作为这段惨痛历史的研究者，我无法像一个普通旅游者一样，心情轻松地在藏区旅行。一路上，历史与我形影相随，满目皆是半个世纪前那场惨烈战争的遗存。

途中，我特地来到四川和甘肃交界的欧拉草原。连续几天的秋雨使道路泥泞不堪，汽车在寒风冷雨中艰难前行，像一个伤痕累累，举步维艰的部落汉子。我站到高坡上，遥望远处的黄河大湾，不禁悲从中来。五十多年前，几个牧民部落的近万男女老幼赶着牲畜聚集在这里，欲图渡过黄河逃往安全的地方，却遭到中共军队的包围屠杀，曾经有数千藏人倒卧在这片丰美草滩上。

我来到附近的一座寺院。除了新建的经堂之外，这座偏僻寺院仍是一片废墟。连绵细雨中，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妇人弯着腰，步履艰难地围着佛塔转经，一圈又一圈。她，想来就是那场大屠杀的幸存者。她的父兄和丈夫在哪里？半个世纪过去了，除了她，还有谁记得他们？

冰冷的雨水顺着我的头发和脸颊往下淌。我将一条来自达兰萨拉，尊者亲手挂在我颈上的哈达系在经堂门环上，默默告慰五十年前那场战争的亡灵：我已经将你们的苦难告诉了世界，你们，不再会被遗忘了。

2012年8月29日，青海

愿贫穷者获得财富，
愿忧伤者获得欢乐，
愿绝望者获得希望，
获得持久的快乐与富足。

愿恐惧者获得勇气，
愿被缚者获得自由，
愿弱者获得力量，
愿人们的心在友谊中相连。
——— 1999年8月11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在纽约中央公园演讲后，率五万余听众共颂的祈祷词

这本书已由联经出版社独家出版。这是相关资讯：
http://www.linkingbooks.com.tw/lnb/top/9789570840629p1.aspx

前言（节录）

2010年夏末，我从西宁经由深圳到香港，取回寄存在朋友家的笔记型电脑，第四次前往印度达兰萨拉。电脑里储存了四川、青海、云南、甘肃四省中六十六个县的县志、十个自治州的州志、「四省一区」军事志、1950至1962年新华社《内部参考》中约800页有关藏区的报导、1956至1962年《人民日报》、《人民画报》、《解放军战士》中的相关报导，有关中共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战政策、土改史、中共党史、冷战史等方面的文献和资料，以及过去几年在流亡社区的全部采访录音。

我的研究从资料统计开始，试图通过资料来探知战争规模。
金秋十月，达赖喇嘛尊者应台湾佛教徒请求，在达兰萨拉大昭寺讲经。其时，我坐在面对康加拉山谷的格尔登寺客房窗前，研究玉树和果洛州的人口资料。提取出各种来源的资料后，我陷入了迷宫，在这些资料里来回绕了好几天，摸不出头绪。近午，我关掉电脑走出小屋。远处的扬声器里隐约传来尊者讲经的声音。我站在走廊上静静聆听。

猛然间灵光一闪，我悟出了走出「迷宫」之道。

是夜，我辗转反侧，无法安眠。接连几天反覆比对得出的资料不时在脑中浮现：1958至1961年，玉树州人口减少69,419人，比1957年减少了44%；果洛州至少减少35,395人，达35.53%，超过1953年该州人口的三分之一，两州共减少118,172人，这还是经过「调整」后的官方资料。

夜深人静，半睡半醒之间，远处似乎传来一个声音，一遍一遍地重复着：「请告诉世界！请告诉世界！」

我猝然清醒，披衣而起，推门站到走廊上。月色朦胧，万籁俱寂，朵拉达山脉在月光下静静耸立，康加拉山谷灯火稀疏。我左侧的浑圆山头，黑黝黝的松林里透出温暖的灯光，那是达赖喇嘛尊者的居所。我想起来了，「请告诉世界」，那是当年经中情局训练的电报员、理塘人阿塔诺布在目送达赖喇嘛越过边界后，向中情局发出的最后一份电报：
Please inform the world about the suffering of the Tibetan people.
「请把西藏人民的苦难告诉世界。」

外部世界对西藏人民的劫难早有所知，对此一无所知的是我们中国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仍然不知道。

我的目光转向朵拉达峰。月光下，海拔5,000多米的白色山峰皎洁如同仙山。许多苍老的面容从我的记忆中浮起。他们来自西藏三区，曾经是牧人、农民、僧侣、政府官员、商人、小贩，如今已是在流亡中度过大半生的老人。他们把埋藏心底的记忆交给我，这是何其沉重的嘱托。

此后，我集中全部时间和精力，反覆计算、对照、考证，在大量资料中提取出一个个「点」，再把「点」连成「片」，把资料整理成笔记，把资料简化为表格，用这种繁复费神的方法，让事件本身从历史深处一点一点地浮现。

*
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我深感作为独立研究者的艰辛。发生在五十多年前的这场战争，资料稀缺分散，评价众说纷纭。这些惨烈事件，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的年代，发生在我们生活的土地上，有多少人在这场战争中死亡，有多少家庭破碎消失，有多少血和泪。那段历史被有意掩盖，被一再曲解。我常常对自己产生怀疑，不知自己是否有能力进行计画中的旅行、采访、图书馆档案馆的资料采集、直到完成最后的写作。

2010年年底，随着资料分析渐渐深入，亲历者的访谈逐渐翻译成文，我益加感到精神上的压力。这不是轻松的研究和写作。资料非常繁杂，史实过于沉重，我担心自己没有能力承受。我向达赖喇嘛尊者的秘书才嘉先生提出请求，希望能再次采访尊者。

2010年12月3日，达赖喇嘛尊者应我的请求，第四次对我叙述他所经历的那段历史。谈话不可避免地涉及到那场战争。我告诉尊者我从中共军方资料中统计出藏人在战场上的死伤俘降不完全数据：三十四万七千余人。尊者的脸上现出深深的忧伤。一时间，尊者和我都沉默不语。片刻后，尊者握着我的手，对我说：「妳的研究很重要。但是，」他严肃地注视我，「妳要记住，妳做这项研究，不是出于妳对我的支持，也不是出于妳对西藏的支持，而是因为妳要知道真相。寻找真相，这才应该是妳的动机。」

尊者的开示如醍醐灌顶，让我铭记真相高于一切的研究原则，在以后的研究中为我指点迷津，帮助我经受了种种困惑、艰辛和压力。

本书是对这场中共军史中秘密战争的初步研究，包括战争的起因、决策过程；部分主要战役分析；解放军参战部队、兵力、后勤、双方死伤人数，以及战争造成的后果。书中包含的资料、图片、地图等绝大多数来源于中文资料。原始资料还包括一百五十多份参战解放军官兵的回忆文章和几百名藏人采访记录，其中的一部分列于本书「主要参考资料」中。书中相关人物的个人经历，除了阿登的故事来源于流亡藏人作家江央诺布写的《阿登回忆录》之外，全为我在印度各西藏难民定居点中采访而来。相关细节均由受访者提供，并与中方资料对比查证；地点、景物的描写也经过卫星图和图片资料对照。

本书所呈现的仅为那场秘密战争的概貌。大量细节有待相关资料文献的解密，以及更多研究者的努力。我谨将此书呈献给读者，愿此书能作为一个起点。我期待更多亲历者留下回忆，更多档案解密，更多资料公开，更多研究者关注这段历史，通过多维度的研究来填补中国现代史上的这一空白。我将非常高兴和感激地纠正本书的错漏。

那块土地上发生过的一切已经凝成历史，它可能被扭曲，但事实不会改变；它可能被掩盖，但不会永远消失。

愿历史昭明现在，警示未来。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2/09/1956-1962.html

（文章转自张伟国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