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2025 年 1 月 3 日 来源：思想坦克

第十二章 西方与现代性
──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
在过去的时代，整个西方基督世界同仇敌忾反抗共同敌人。

──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一八七六年）

格莱斯顿生活在一个泰半被涂成粉红色的世界。粉红色墨水比红色（帝国的传统颜色）便宜，读来也比较轻松，十九世纪的制图师于是用它来标示大英帝国统治的领土。在巅峰时期，大英帝国领土几乎占全世界土地的四分之一，横跨四大洲，全世界将近四分之一人口都是帝国子民。拜这个「日不落帝国」之赐，每个时区都有粉红色。当格莱斯顿看着世界地图，他看到的地图不只涂成粉红色，更是以如今已经成为标准地图绘制法的麦卡托投影法呈现出来，将不列颠放在正中央，其他地区排列在周遭。当他把视线投向时钟，他看到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全世界其他地区都以此为标准测量自己的时间。一八八○年格莱斯顿就任英国首相搬进唐宁街十号†，欣慰地知道自己就在世界的中心。

当然，当时的欧洲不只英国一个帝国。在十九世纪，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和俄罗斯的罗曼诺夫王朝（Romanovs）都是幅员辽阔的帝国。除了英国，还有其他国家也在海外扩张殖民地，包括法国和比利时、义大利和德国等新建立的欧洲国家。这些新兴势力通常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鄂图曼等比较古老的帝国手中抢夺领土。整个十九世纪里，这些存在较久的帝国都经历了国土分离与国力衰退的痛苦。怀抱帝国野心的不只欧洲人，日本也意图建立殖民地，只是被已经在亚洲取得霸权地位的欧洲势力阻挡。十九世纪末美国将会抢走西班牙所属的菲律宾和中美洲大片土地。不过，在这些帝国争霸行动中，大英帝国始终稳稳地主宰整个世界。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英国是「世界工厂」。英国工业化的时间比较早，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生产的铁大约占全世界产量的一半，煤大约三分之二，钢则是占四分之三以上。另外还有一连串的技术与机械上的创新，为英国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带来剧烈变化。虽然技术革新的浪潮快速蔓延到欧洲其他地方和美洲，但它主要是从英国开始，英国因此掌握了操作上的先机。英国在国外拥有大量殖民地，在国内又具有工业优势，于是成为刚刚连结起来的全球经济体系核心中的经济强国。

英国也处在越来越常被称为「西方」这个地缘文化集团的地理中心。它的一边是中欧与西欧各国，早期那里的知性发展促成西方与西方文明这一对双胞胎概念的出现（见第六与八章）。另一边则是大西洋世界与北美，这两个概念的轮廓最终会在那里清晰呈现（见第十、十一章）。然而，西方不只是地理上的实体，它的定义也包含种族语汇。其中刚建立的白种人类别是关键要素，用来区分谁属于或不属于西方，就连原本就定居在西方的人也在区分之列（第十一章）。西方也能以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现代性这个概念加以辨识，也就是以科学和人文主义理念管理的社会。不过，尽管信誓旦旦地推崇人文主义，宗教却也是西方的重要元素，而且以基督教为核心。跟这些密切相关的，是「西方共享历史」这个概念，也就是彼此共有的西方文明宗谱。虽然西方文明的恢宏故事在十七世纪逐渐出现，又在十八世纪以完整形式趋于普及，但十九世纪才是它声势最浩大的时刻。

定义西方的另一项元素，是它的势力。在十九世纪，西方的全球优势所向无敌且不容置疑。西方国家掌控全球经济，西方的帝国统治的领土横跨五大洲，西方在科学、道德和历史方面的观点传播到全世界，通常取代在地的知识体系。这段时期西方的霸权太无远弗届，也太不容置疑，很难想像它并不是一直都存在。十九世纪当下的真实为西方指定一条路（统治），又为其他所有人指定另一条路（从属），于是我们只能以西方文明的观点来思考历史的面貌。

西方支配其他

在十八世纪，「西方」与「西方的」这两个词主要与北美相关（见第十章）。到了十九世纪，这种用法扩大了。西方文明概念的种族化意味着，如今在人们的想像中，西方包括欧洲大部分地区，以及人口以欧洲后代殖民者为主的大多数帝国领土。有趣的是，最早使用这个扩大后的语义的，却不是将自己归类为西方人的人。那就是俄罗斯人，他们为自己的文化定位应该选择「西化」或「亲斯拉夫」而争辩。于是，当欧洲的西方人开始接纳西方这个词，通常是用它来跟俄罗斯与东欧做对照。在中欧更是如此，那里的人经常拿斯拉夫的东欧与大西洋岸的西欧做比较，也都认为二者跟以德国为中心的「中欧」不同。西方这个用语很快传入英国，也立刻增添一股帝国主义韵味。一八三五年一名殖民官员汇整一篇有关印度教育的报告时提到「西方文学固有的优越性」。一八五九年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Karl Marx）评论英国在亚洲的殖民政策，也拿亚洲制度跟「西方世界」的制度做比较。

于是，随着这个西方概念而来的，是「其他」这个强大得多的概念：可以把全世界其他所有非西方人想像成单一的概念性实体，一个具有相同基本特质的团体。这些特质不可避免地比西方人展现出来的低等。一八五七年英国律师、经济学家兼学者纳索．威廉．席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走访鄂图曼帝国时提到：「对于鄂图曼人，有一定程度的文明（不太多）很难传递，也永远无法保存。对于中国人和印度人也是如此，事实上，所有亚洲人都是如此。」在他看来，所有「亚洲人」本质上都一样，「真正的亚洲人最明显的特质是智力的贫乏和不适应改变……亚洲人最好只模仿，不要尝试创造」。英国诗人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一八九九年发表一首如今备受非议的诗，将所有非西方人描绘成一群无差别的低等人。吉卜林在这首诗里敦促读者扛起「白人的重担」，他指的是殖民统治的「重担」。这个统治会扩展到全球其他人口，他形容那些人「毛毛躁躁，野性难驯」，「半魔鬼半小孩」。

随着科学种族主义进一步发展，西方与其他之间的差异也更趋明显。在十九世纪早期的维也纳，弗朗茨．约瑟夫．戈尔（Franz Joseph Gall）和约翰．加斯帕．史柏展（Johann Gaspar Spurzheim）两名医师发展出颅相学（phrenology）这门伪科学，提出各种种族歧见论点，比如「黑人的前额极窄，他们的音乐与数学天分通常也非常有限。中国人喜欢缤纷的色彩，他们眉毛特别弯，这就是色彩官能比较发达的迹象」。苏格兰人种学者罗伯特．诺克斯（Robert Knox）则是提供解剖学上的助力。 （诺克斯如今最为人知的事迹，是购买刚被杀害的尸体进行解剖。）一八五○年诺克斯写道：「不管是文学、科学或艺术，种族是一切的根本。总而言之，文明取决于种族。」接下来那几年，深具影响力的法国外交家阿蒂尔．德．戈比努（Arthur de Gobineau）结合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与历史决定论两种学说，滔滔不绝地反对种族混合，捍卫他所谓的自然种族等级。

我们在第十一章谈过，启蒙时代有一派学说主张人类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正是这派学说助长了演化论和达尔文主义的兴起，科学种族主义也是这派学说的一支。人类究竟是同一起源（单源发生说，monogenesis），或有多个不同起源（多源发生说，polygenesis）导致不同「人种」（或种族）的存在，这在当时引发热议。在多源发生说阵营里，美国外科医生约西亚．诺特（Josiah Nott）声称，「各民族和种族」起源不同，因此「各有天命：有些生来统治，也有些生来被统治」。而在单源发生说阵营，达尔文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在一八五九年出版，虽然达尔文没有表明他的理论跟种族有什么关联，却不难想见会有人将演化观念和天择理论运用在人类社会。在政治光谱的一端，美国牧师兼反奴役人士查尔斯．罗林．布雷斯（Charles Loring Brace）等思想家致力提倡社会达尔文主义。布雷斯以这个理论为依据指出，解放后的非洲人和美洲原住民只要有机会，也能变成「文明人」。在另一端，意图合理化殖民统治并确立等级制度的人也引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支持自己的主张，比如英国银行家兼记者沃尔特．白哲特（Walter Bagehot）。白哲特宣称，在演化的梯子上，大英帝国的子民和劳工阶级的位置低于他们的统治者。

随着十九世纪往前推移，不平等的现象渐趋严重，社会等级也越来越陡峭，导致非西方的「其他」与西方内部的穷人和被剥夺权利的人之间被画上令人不安的等号。一八六四年伦敦的畅销周刊《周六评论》（Saturday Review）提醒读者何谓事物的恰当规则：「英国的贫民和孩童必须时时记住神为他们安排的处境，正如黑人也不能忘记神赐给他的肤色。这两个例子里的关系都是永久的上等对永久的低等，以及领导者对从属者，再多的善良和仁慈也不能改变这种关系。」

事实上，尽管十九世纪是西方支配全球的巅峰时期，却也是西方本身社会不满最激烈的时刻。快速工业化带来剧烈的社会变化，其中包括创造出都市贫民这个深切感受到社会等级的新阶级。一八四八年欧洲各地发生群众革命，大多数都是为了争取更多民主与经济权。一场新的法国革命推翻君主立宪制，建立第二共和（Second Republic）。德意志邦联（German Confederation）的三月革命诉求自由与公开集会。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遭遇一连串叛乱和分裂行动，邻近的匈牙利也不平静。在英国，劳工与工会运动日益激烈。也是在这年二月，德国哲学家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联手在伦敦发行一份小册子，却被当时席卷欧洲的政治动乱淹没。这本小册子虽然在伦敦印刷，最早却是以德文发行，命名为《共产党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经过几个月，欧洲其他语言的翻译版才开始出现，英译版更是等到将近两年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念在这段期间出现，透露当时因为普遍的贫穷与大众的不满，政治环境已经激化。

在这个背景下，种族主义思想日益加剧，西方意识形态也渐趋普及，这些都有了全新意义。当这个全新意义被西方世界的统治阶级拿来利用，不但可以作为征服帝国子民的正当理由，也可以安抚国内受压迫的族群。一个世纪前的北美也经历了类似过程，当时他们创造出「白种」这个法定类别。十八世纪初，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将贫民和受契约束缚的「白人」的地位提升到有色人种同胞之上，让他们在社会等级上取得一定优势，提前消弭群众的抗争（见第十一章）。如今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欧洲也发生类似的意识形态变迁。不过，北美安抚贫穷白人是刻意的政治策略，是立法者有意识的行为，在欧洲却是彼此连动的大范围文化发展的结果。西方与其他越来越明显的二元对立、种族主义伪科学的兴起，以及社会演化的理论，各自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

历史的编造也是如此。十九世纪被描述为「虚构传统」的时代，对全国性和地方性历史产生新兴趣，而且都与帝国的创造和对帝国主义的反抗有关。如果这些历史不符期待，就靠传统来补充─有时是「再发现」，有时则公然捏造─将当下的群体扎根在自行编造的过去里。华特．司各特和高地格纹布的发明赋予苏格兰新面貌，同样地，叶慈和神话故事集也塑造了爱尔兰。 †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Victoria）成为「印度女皇」时那华丽壮观的「传统」庆典也具有类似功能，那就是以古代的体面来装饰当前的真实（英国的统治）。

十九世纪是一个厚颜编造过去的观点和故事的时代，同样在这个时代，对过去的研究变成一门学科。在初期，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设计出一种探究历史的严谨方法，以对原始资料的仔细分析和实证研究为基础。大约在同一个时期，丹麦古物学家凯斯蒂安．约格森．汤姆森（Christian Jürgensen Thomsen）推出三时代系统（石器、青铜器与铁器），依照时间顺序划分史前人工制品。接下来那段时期，考古学也变成一门学科，有自己的一套公认的研究方法与技巧，都是考古界先驱在实作中开创出来的。这些先驱包括研究罗马与撒克逊英格兰的英国考古学家奥古斯都．皮特．里弗斯（Augustus Pitt-Rivers），以及在埃及做研究的英国考古学家弗林德斯．皮特里（Flinders Petrie）。当然，热情的古文物研究者继续以不大科学的方法累积令人惊艳的收藏品，比如一八一六年第七代艾尔金伯爵（Earl of Elgin）汤玛斯．布鲁斯（Thomas Bruce）买走雅典帕德嫩神庙（Parthenon）的大理石雕，以及拿破仑一世占领埃及后欧洲掀起的埃及狂热。不过，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考古学和史学都开始变成严肃的专业。

这股历史化新动力让新兴的西方觉得，西方本身的历史─亦即西方文明的恢宏故事─具有普遍的、全球性的意义。西方人被假定为比其他人更优秀、更高级、更重要，能支配当前的非西方人。西方的起源也被假定为比非西方的古代更优质、更高级、更重要，比过去的非西方人更耀眼。毕竟，只有西方的起源才称得上「古典」。这一条条不同的线─帝国主义、政治、种族主义和史料编纂─最后都在某个人的生命会合，那就是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

作者为维也纳大学古典考古学教授，之前在英国莱斯特大学与剑桥大学任职，也曾担任哈佛希腊研究中心研究员。她在古典时代与神话起源方面的研究曾获颁许多奖项，作品《特洛伊：神话、城市、符号》（Troy: Myth, City, Icon）入围美国专业与学术杰出出版奖。她曾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电视与电台采访。

书名：《西方是什么：从十四位古今人物的生命故事，颠覆你对西方世界如何形成的想像》
作者：诺伊丝．麦克．斯维尼（Naoíse Mac Sweeney）
出版社：时报文化
出版时间：202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