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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旧文重贴，纪念李江琳逝世】
作者：李江琳
我在研究西藏现代史的十几年里，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鼓励和帮助。在研究结果成书出版的时候，我总是尽可能仔细地在“致谢”部分一一列举这些帮助过我的人。这既是研究和写作出版的行规，也是我的肺腑之言。我之所以能研究出书，那是因为有人帮助了我。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必一事无成。在这些帮助过我的人中，有一些仍然生活在中国境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不得不避免提到他们的名字，只能一言以概之。我希望将来有一天，当我的书能够在中国大陆发行的时候，我将一一致谢。
通过光传媒王安娜女士的多方询问和联络，我终于获知李蔚先生于2020年10月22日逝世的消息，深感悲哀和痛心。我想我应该写下我对李蔚先生的感激，用这不得不迟到的感恩之言，弥补我出书时不能提及李老名字的缺憾。
君子之交淡如水
十几年前，我在为研究西藏“平叛”而搜集资料的时候，有一次在网上读到了一些了解当年纠正“平叛”扩大化情况的知情者写下的文字。从内容和文字风格判断，这些文字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于是我通过网站试图联系原作者，主要是为了确证资料的可靠性，幷取得以后研究和写作时引用资料的许可。由于资料在中国的“敏感性”，我幷没有抱很大的希望。但是不久，一位名叫李蔚的先生间接地联系到我，告知说这些资料是他的友人，一位笔名韩有仁的老干部依据亲身经历和解密文献撰写的部分文稿。我表示希望能用电子邮箱跟他联系，他传话说他还不会用电子邮箱，准备让孙辈假期回家时为他设立Gmail信箱幷教会他怎么用。后来我才知道，李蔚先生出身于1932年，和我联系时已经八十岁了。
此后我就陆陆续续地和李蔚先生互有邮件来往，通常都只是三言两语。李蔚先生告诉我，韩有仁先生的这部书稿是心血之作。他们这些当年派到藏区工作的“老西藏”，如今都已垂垂老矣，经不起折腾了。书稿题材内容如此“敏感”，风险不言而喻，朋友们都劝韩先生别拿出来公开出版，但是韩先生认为，若毕生默不作声则对不起当年在藏区工作时视为兄弟姐妹的藏人同胞。由于内容涉及“平叛”扩大化的错误，此书不可能在国内出版。韩先生曾尝试询问了一家香港的出版商，出版商最终也以市场预期不佳为由而拒绝。
在间接获得许可引用该书资料后，李蔚先生告知我，韩先生同意委托我联系出版，幷希望我为该书代作序言。于是我将书稿交给香港田园书屋。田园书屋黄老板拿到书稿后当即表示，即使要赔钱，也一定出好这本书。这就是2013年5月香港田园书屋出版的《一场被堙没了的国内战争》，作者韩有仁。我作为历史学研究者，认为这是一部严肃的历史纪实作品，是在历史上站得住的著作。
拜互联网时代之便利，我和李蔚先生一直只用Gmail联系。我知道涉藏题材的“敏感性”意味着什么，深知李蔚先生和韩有仁先生这些老干部这样做所冒的风险。我关于西藏现代史的两本研究专著已经在台湾出版，有关部门必定注意到了我。两位老先生是中共老干部，他们私下和我联系，这事本身就会给他们带来极大危险。我只希望他们平平安安，不要因为写作和出版一本书而影响自己晚年生活的安宁。 2013年春，我在纽约给李蔚先生邮件说，我即将来中国，相约在北京见一面。就在启程前两天，中国驻纽约领事馆把我召去，宣布取消了我的签证。从此我就再也回不了中国。于是，我和李蔚先生的交往，始终只是在电子邮件来往，最多是我一年半载发去一个问候。我至今没有见过李蔚先生一面，和韩有仁先生则从没有直接联系过。我和李蔚先生是君子之交，以文会友，邮件里只谈研究和写作。从2019年底开始，我再没有接到李蔚先生的邮件。尽管担心和思念，我却竟然没有别的途径联络和了解，直到李蔚先生逝世近两年后，我才得知这一消息，写下这篇迟到的感恩和悼念。
君子之交淡如水。我所出版的书和发表的文章，他大多都读过。后来我了解了李蔚先生在青海工作时期的情况后，更对李蔚先生抱持深深的敬意。李蔚先生是我引为楷模的长辈师友。
仗义执言大丈夫
李蔚先生是很早就参加工作的文化干部，有很高的文学修养。我从网上资料获知，他生前撰写的新闻报道、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社会科学论文均曾获奖。有些作品被译为英、法、德、葡萄牙、西班牙、阿拉伯文，或由外国通讯社转发，或被选作刊授大学教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三十五周年、四十五周年时，省委或省政府均曾颁发奖状。他曾获《光明日报》“先进工作者”奖状，集体获《光明日报》“特别奖”。主要著作有《周恩来和知识分子》（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苏曼殊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１，台湾国际村书店繁体字版易名《苏曼殊传奇》１９９３）、《诗苑珍品璇玑图》（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６）、《唐太宗诞生地诗文注释历史大事记》（香港亚洲中辉联合出版公司２００４）、《法国平民革命何以没有陷入历史兴亡的怪圈》（中国思维网２００６）。
李蔚先生1961年起任职青海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部副主任，1971年起任青海电视台党支部书记、副台长，他参与了青海电视台的筹建，在电视台工作了八年。然而他自己对“新闻官”的工作幷不满意。 1978年秋，《光明日报》在青海物色记者，他抓住机会申请调往光明日报驻青海记者站，成为专职采访报导的记者，直到离休。
作为《光明日报》记者，除了公开的采访报道外，一个重要的职能是撰写内参，而这是一项具有风险，需要勇气和职业技巧的工作。维基百科有一个长篇词条——杨小民案。这是一起青海省级高干子弟故意杀人，案发后却得到轻判的案件，暴露了青海地方上官官相护，徇私枉法，百姓敢怒不敢言的状况。李蔚先生冒着极大风险撰写内参，以《杨小民杀人案值得深究，建议中纪委直接派工作组查处此案》为题，发表于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５日的《光明日报情况反映特刊》第１５期上。此文惊动中央，为此下达了中办（１９８５）２２８号文件。
受胡耀邦委托，由薄一波主持，从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６日开始，连续举行办公会议，研究对杨案有关责任者的处理问题。为此前后在中南海召开了五次会议。在这样的会议上，来自地方上真正的知情者只有位卑言轻的记者李蔚一人。在中共体制内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向中央告地方当局的状自然会冒犯权倾一时的“地方官”，风险极大，是“不成功则成仁”的事。由此案可见李蔚先生的正直和担当。李蔚先生在共产党的宣传系统工作几十年，深知自己必须时刻具备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但是他始终没有抛弃公正和良知的常识，关键时刻他挺身而出，是仗义执言的大丈夫。
李蔚先生非常关心藏区的状况和藏人的生活，关心国家民族政策对藏人的影响。对于藏区人民的痛苦，他感同身受，焦灼和悲悯溢于言表。他在一个邮件里说：“我深知，当前的问题要解决，关键在克服大汉族主义。否则，中国不可能安定。我本身是内地的汉族，但终生在青海工作，与少数民族情同兄弟姐妹，我盼着民族和睦日子的重新到来。目前藏族僧侣不断自杀，每一起自杀，都是对我心灵无情的一刀。我的伤感、痛苦、担心与忧虑，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
作为在藏区工作了一辈子的“老西藏”，李蔚先生晚年有深刻的反省。他在邮件里说，“仅仅用所谓‘革命的狂热’，难以充分表述解放后所发生的一切。以藏区来说，我们不仅屠杀了大批藏民，而且根本摧毁了整个藏区社会，从本质上消灭了藏传佛教，严重破坏了高原美好的自然环境。我们成就的一面，远不足以抵消我们的错误。我想后代是绝不会原谅我们正在走的这条‘发展道路’的。”
洞察佛教与现代科学对话的意义
我和李蔚先生的邮件往来，通常都简短，但是有一次，他写了很多。
那是2015年，我连续几年前往印度观摩旁听达赖喇嘛尊者和西方科学家的对话，此后搜集了有关科学对话三十年的所有可能找到的资料，决定与丁一夫合作写一本书来介绍尊者和科学家的对话，这就是后来由台湾联经出版的《智慧之海》。我将书稿的前四章提前发给李蔚先生，想借助李蔚先生的记者眼光，研判写这样一本书是不是有意义。
李蔚先生立即给我回了一封长信。
李蔚先生肯定地说，写一本书来介绍达赖喇嘛尊者和科学家的对话，十分必要：
我觉得：就尊者与科学家的对话写本书，十分必要。我认为：作为当代最杰出的佛学大师，尊者与当代各类最杰出科学家连续三十年的对话，对人类文化的进步，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成长，对人类未来的发展，其作用，不可低估。
人类是沿着生理与心理两个方面成长的。物质产品促进人类的生理成长，精神产品促进人类的心理成长。问题是：人类的生理成长过度，而心理成长滞后。为什么全球资源现在面临枯竭，环境污染如此严重，以致地球不再适于人类生存，就是因为人类不能节制自己，欲豁难填，向大自然索取无穷，不懂得抑制自己的动物性，在“文明人”面前止步了。人越是要满足自己的生理欲望，越是要向大自然超额索取，而这又反过来刺激了人类动物欲望的进一步发展，如此恶性循环，生生不已，越来越糟，人类陷入了自己动物性的怪圈，突不出来。另一方面，则是人类的精神需求不断萎缩，既是相对萎缩，又是绝对萎缩，普遍缺乏高尚的心灵追求。和纪元前五世纪左右、所谓“轴心时代”、东西方世界大师辈出、引领时代前进、人类朝气蓬勃的局面比较，两千多年来，我们到底有多少心灵成果是值得后人宝贵的？ ……
“人类向何处去？”的问题严重地摆在世人面前。把人类的发展引入“正道”，实现生理和精神的平衡发展，是当务之急。两千多年来，人类除了自然科学外，整体来看，主要是依靠祖先的思想遗产而活，只是在对祖先遗产的理解、阐述、发挥、探索里兜圈子。现在到了应当突破的时候了。
科学本来是一种心智活动，是人类趣味、好奇心之所在，现在却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探索真相的本性，片面地成为只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工具，已很难满足人类心智成长的需要，而宗教，本来是人类心灵的寓所，但受“宗教是毒害民众心灵的鸦片烟”谬论的严重压抑，在许多地区不能正常发展，人们的心灵无处可以安放，惶惶不可终日；在另外许多地区，则沦为恐怖制造者们的精神武器，使千千万万人受害。从人类自我完善的角度看，人类在精神上幷没有进化多少。我们在中国大陆看到、听到、接触到的坏人、坏事，尤其前所未有。其恶劣、普遍、严重的程度，超过历史万千倍。骇人听闻，无可理喻，无可想像，整个社会堕落到了谷底，良心大大地坏了，真正千秋罪人。这样的人类社会，生存的兴味何在？又有什么值得留恋的？此种情况不变，人类将不是毁于自然灾害，而是毁于自己，毁于自己的勾心斗角，相互残杀，而且永无宁日。
李蔚先生看到，这不仅是达赖喇嘛尊者个人和科学家的对话，这更是科学和宗教的交汇：
科学与宗教本来是精神产品赖以生产的两支最重要的源泉，但从来被社会视为水火不能相容，不能协同发展，这就更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更难以满足人类的精神需要，促进人类的健康成长。现在，有了宗教和科学的这种对话，科学事业吸取宗教的有益成分而更为进步，宗教吸取科学的有益部分而更为完善，宗教和科学协调发展，各自会提供优良的精神产品。而这两支力量的结合所产生的合力，更远大于1+1=2，对人类文化未来的发展，对人类精神世界的纯化与充盈，一定会有潜移默化的、然而却是深远的影响。不是说，现在就会如何如何，短期当然难显其效，但它纠正了人类发展的偏颇，为解决人类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协调发展的问题，把人类的发展引入了发展进化的“正道”，提供了希望。我觉得达赖喇嘛尊重倡导的科学与宗教的对话，揭开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崭新的一页，为新人类的形成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意义太重大了！
他还难得地阐述了他对达赖喇嘛尊者的看法：
达赖喇嘛是不朽的。就宗教而言，是他把藏传佛教普及到了全世界，创造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佛陀创立了佛教，印度的阿育王在相当范围内普及了佛教，达赖喇嘛则在更大的、全球范围内推广了佛教。他是两千多年来对佛教建设作出杰出贡献的仅有的第三位伟人。
同时，他又是佛教事实上的改革的倡导者与奠基者（虽然他幷未如此命名，或者他尚未意识到这将是一场影响极其深远的佛教宗教改革运动）。就我有限的了解，两千多年来，在佛教界，从来没有人对经典提出过异议。达赖喇嘛是第一个指出佛经有局限性，他纠正了佛经里已知的错误，幷且声言：只要事实证明佛教里有误，就应当改正。他打破了对佛经的迷信与盲目崇拜，教导人们按照佛经的本来面目认识佛经，即：佛经不仅是宗教信仰和精神寄托之所在，而且是人类知识的宝库，而且教人以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达赖喇嘛既是虔诚的佛徒，但又不迷信佛教。他是第一位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佛教的智者。他引领佛教走出神秘，拨开层层迷雾，使佛经本来的面目显现了出来。这件事，意义十分重大。基督教的“宗教改革”在世界引发了一场革命，影响深远。伊斯兰教从来没有经历过改革，世俗力量与宗教极端主义的斗争目前仍然十分激烈，原教旨主义者更不断发动所谓“圣战”，危害世界。达赖喇嘛开创的佛教改革，其作用与影响，未来会怎样，目前无法预计，但一定会引发起相当的震撼。基督教的改革只是教内制度的改革，影响尚且如此之大；尊者所倡导的改革，涉及宗教在现代科学道路上的发展这个根本问题，涉及宗教的现代化问题，其意义之大，无可言说。
就文化而言，达赖喇嘛领导十万境外藏民，对抗以“打倒旧世界”、不要祖宗、彻底摧毁传统文化为职志的共产主义运动，在难以想像的艰难困苦条件下，保存了藏族特有的文化，使之不致绝灭，而这个文化极具特殊性，极其稀贵，是人类文化宝库的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它的存在和对比，揭穿了不仅丧失了宗教慈悲情怀、且渗透着“阶级斗争”精神、意在煽动仇杀的、遍及西藏全地的“伪藏族文化”的面目，使其无法冒名顶替，欺骗世人。此举对世界文化事业的多元化发展，厥功至伟。
就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事业而言，达赖喇嘛勇敢地破除了藏区已经传行几百年、习以为常的落后的“政教合一”制度，把先进的现代民主制度带入了藏区，打开了藏区的封闭的大门，使新风涌入，启动了藏区向现代化的历史性转变。实行民主制是实现现代化的核心问题，达赖喇嘛为藏区的现代化，奠定了政治基础。这一基础将来与内地正在建设的物质基础相结合，整个藏区的面貌必将大变，前途未可限量。就像蒋经国以专制者之身推行民主获得成功、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那样，达赖喇嘛以“政教合一”最高领袖之身消灭了“政教合一”制度，使藏族的历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历史会永远记着他的功勋的。
在边疆与中央的关系上，几千年来，边疆不是被中原武力统治，就是少数民族武力进攻中原，鲜有以和平手段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者。达赖喇嘛顺应时代潮流，坚持以和平的手段，解决藏区与中央政权的矛盾，主张在“一个中国”的范围内，实现真正的藏族的民族区域自治，既符合藏族的长远利益，又符合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我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但是统治阶级幷不如此，哪朝哪代不是穷兵黩武，以民众的血肉之躯铺路，凭借武力夺取政权，凭借武力维护统治。从秦始皇开始，除了秦国最初发迹的弹丸之地为周室所封赐者外，何代何处非掠夺所得，何代何处非武力所得以保？达赖喇嘛自1974年起，在我国首倡“中道”，主张以和平手段解决民族争端，这是他对中国社会一个创造性的贡献，虽因事涉利益集团的实际利益，事涉“阶级斗争”的革命学说，事涉强大的历史惯力，因此，目前严重受阻，尚未取得突破。但，和平方针毕竟无可战胜，总有一天会成功。到时，达赖喇嘛所高举的和平旗帜，一定会在祖国大地上迎风飘扬。
凡此种种，已足以使达赖喇嘛的大名永留青史，而他在世界范围内倡导幷推动的、已经坚持了30年之久的、科学与宗教的对话，更使他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代至圣先贤。他的历史地位未可低估。
李蔚先生说，“鉴于此事的极端重要性”，他建议我要写一本到几本书，让外界了解，引起世人的关注。他还指出，要针对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写法。对普通读者，要写得极其通俗，而对愿意思考的知识分子，可以写得更深一些。他说，写这样的书，“不仅对现代科学知识要有所了解，对佛教同样要有所了解。这两方面知识的掌握，都非易事。深奥的知识又要用浅白的文字表出。 ”
最近几年，我在学习和记录达赖喇嘛尊者和现代科学家的三十年对话史，翻译和出版重要对话会后科学家一方出版的著作。我一直不敢忘记李蔚先生在此信中给我的鼓励：“是历史把这副担子压在了你的肩上。 ”
最后的嘱托
2019年9月9日，我接到了李蔚先生的邮件，这是我收到的李蔚先生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在这个邮件里，他给了我两个附件，嘱咐我暂时不要引用。现在，李蔚先生已经去世，我想我可以公开了，以此作为对长者师友的纪念。
第一份是中共青海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青纪 [2014] 5号文件。其内容是对笔名韩有仁即《一场被堙没了的国内战争——记1958年青海平叛扩大化及其纠正始末》一书作者的处分。此文件叙述了韩有仁先生从搜集“相关会议文件和资料”，到写作和出版的全过程。有关部门将整个过程彻底调查，文件中还两次注明了对李江琳的定性，我被定性为——“援‘藏独’分子”。文件说，此书作者“联系援‘藏独’分子李江琳通过香港田园书屋出版社在香港非法出版丑化、抹黑党的形象的政治性有害出版物《一场被堙没了的国内战争》，幷同意李江琳为该书作序。李江琳利用其学者身份在互联网上对该书进行宣传报道和内容披露，成为境外敌对势力恶意攻击我治藏政策和成果的工具，在国（境）外造成恶劣的政治影响，”等等。
其实，“援‘藏独’分子”这个颇为罕见的头衔，我在被取消签证而禁止回国的2013年，就有友人通过间接渠道告诉过我。友人的意思是要我谨慎低调，一旦有了这样的定性，那就不是开玩笑的事情。然而那时我更担心的是，身处国内的老干部韩有仁先生，他的书一旦出版，有关部门就一定能查出来龙去脉。然而我仍没有料想到他受到如此严厉处罚。该文件显示，年迈的韩有仁先生被开除党籍，按12%降低其基本退休费，所有补贴降低一个职务层次。
韩有仁先生出生于1939年。李蔚先生信中告诉我，韩有仁先生原本是副厅级干部，在受到这一处分后，诊断出患了癌症，动了手术。李蔚先生向青海省委来人一再指出，韩有仁先生的这本著作旨在帮助党纠正以往的错失，这些错失是经过党中央认可而有党内正式文件阐明了的，可见韩有仁先生的著作是为了让党避免再出现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错误，是“香花”而绝非“毒草”。 “但办案人表示，此意见他们不能带给省委。 ”
李蔚先生说，他仍然想向青海省委和中央宣传部写报告，为韩有仁先生申诉。但是大气候之下，此事看来无法办成。
读这份文件，我深感震惊。我身在美国，我十多年研究、写作和出版，不管遭遇了什么，我是安全的。然而我们不应忘记，那些为藏人仗义执言的老干部们所付出的极大的个人代价。
第二个文件是1980年初，李蔚先生以《光明日报》记者身份所起草的内参。正是这份内参稿，经时任青海省委副书记扎喜旺徐批示，引起了中央重视，从而最终在青海藏区开展了对“平叛”扩大化纠偏的工作，改变了无数藏人和家庭的处境。
现在我将此文件附于这篇纪念文字之后，是这篇历史文献第一次公之与众。我感觉，李蔚先生在最后一份邮件里给我这个文件，带有让我保管，留存于世的意思。我想用公开发表李蔚先生四十多年前的这篇内参稿，来表达我对李蔚先生的敬意、怀念和感激。我也想以此来提醒我自己，提醒我的历史学研究同仁，提醒我们的藏人兄弟姐妹们，在藏民族为保存自身文化，争取自由和正义的道路上，我们幷不是孤军奋斗，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那些为了公平、正义和人道而不计得失，舍出身家性命，付出了巨大个人代价的志士仁人。
谢谢您，李蔚先生！我们想念您！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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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件首页）
《光明日报》内参稿，请审阅。
同意发。扎喜旺徐元月五日
2500字 1.8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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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一九五八年平叛斗争扩大化问题严重
据记者从最近召开的青海省统战工作会议上了解：
青海省一九五八年平叛斗争扩大化问题很严重，使这个地区二十多年来民族关系上结了一个大疙瘩，急需很快解决。
青海省百分之九十六的地区是牧业区。一九五八年，牧业区一些地方发生了反革命武装叛乱。对叛乱进行平息，是十分尖锐的阶级斗争。平叛斗争完全是必要的、正义的，主流是好的。但是由于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对形势作了“左”的估计，平叛中发生了严重错误。据最近零星反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抓人太多。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只有廿地公社羊让部落二十五个人参加叛乱，在平叛中全县却逮捕了六百五十八人。这个州平叛前后，共捕办、管制、劳教、监督劳动、戴帽子的一万0五十七人，占全州总人口的百分之七点四。其中，在关押劳改期间死亡的两千二百九十一人。在全面叛乱的十个区中，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群众被集训。集训中由于生活困难、疾病等原因而死亡九百二十一人。黄南藏族自治州是在叛乱平息以后捕人的，同仁、泽库两县分别逮捕了一千九百六十九人、一千八百九十五人，均达到总人口的百分之十。泽库县赛日德三个小部落逮捕了三百0五人，其中有二百四十人死于在押期间的劳教中，占捕办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九点三，而这里面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冤、假、错案。
二、对叛区和非叛区未加区别。当时全省六个自治州中，玉树、果洛两州基本叛乱，海南、黄南两州局部叛乱，海西、海北两州没有叛乱。但是当时省委作出了“牧业区发生全域性叛乱”的错误估计，扩大了打击面。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幷未叛乱，但在“先发制人，防患未然”的思想指导下，由上面拟定捕人数字，全县捕办了六百四十九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点五。另一个未叛乱的地区——泽库县恰科公社尕什扎四小队和多禾茂的五个小帐圈，被捕办的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点八。海南赛宗寺没有叛乱，为“预防叛乱”，打死了该寺的活佛、阿卡和寺院的长工十八人。贵南县四次集体错杀无辜群众八十六人。一次把四十多个群众召集在会议室里“开会”，几个手榴弹捆在一起投进去，全被炸死。一次把三十多个群众诱骗下山，几十顶帐篷堆在一起，点火烧了，人被一阵机枪扫射打死，其中绝大多数是贫下中牧，内有党员一人、团员二人，年龄最大的七十岁，最小的十五岁。
三、误整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和爱国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海晏县幷未叛乱，但是少数民族干部被捕办了六十七人，占全县少数民族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三。泽库县团委书记杨旦，对抓人时严重地捆绑吊打看不惯，说了句：“捕办是法律，乱打乱捕不好。”被说成同情反革命，逮捕入狱，死在劳改队。这个县当时有爱国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五十五名（其中，“千户”三名、“百户”十四名、活佛三十三人），多数没有参加叛乱，但在平叛中全部被逮捕。和日部落的“千户”哇加，是副州长，解放后一直靠拢政府。甘南叛乱后，他听到消息，就积极动员本部落的人向政府交枪，说服群众不要参加叛乱。叛乱平息后，他到省上参加了人民代表大会，奖了一面锦旗，但回到州上就被捕了。海南州政协委员普鲁哇，在平叛中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为我平叛部队侦察敌情，争取群众，多次立功受奖，但是平叛一结束就被逮捕法办。这个州的民族、宗教上层代表人物中，原来安置在省、州、县、区担任科以上职务的一百四十三人，平叛中捕办了一百一十九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三点二二。
四、平叛期间，只要被看作“叛匪”，物资即被全部没收。据调查，贵南县仅一九五八年四个月时间，没收的现金、存款、银元、羊毛、皮张、粮食、面粉、民族装饰品等共折价达四十八万元。这还只是没收财物中有帐可查的部分。大宗的财物、成群的牲畜，没收后，无帐可查。到底没收了些什么，弄不清楚。负责没收的，有商业科、财政科、统战部、办公室、公安局、宣传部、畜产公司、税务所、供销社、民兵连、步骑大队、粮站、农场、外贸公司、劳改队、集训队、兽医站、运输队、银行、乡政府……，不论任何单位、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没收他人的财物，而没收来的东西，管理又很混乱，问题不少。
对上述问题，青海省于一九六二年曾根据西北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作过一些解决，但是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此项工作没有作完，遗留问题很多。藏、汉民族关系一直比较紧张。 （“最近，青海省委书记扎喜旺徐[藏]在黄南调查时，连续走访了五十多顶帐篷，没有喝上一碗奶茶[这是藏族对来客起码的礼貌]。 ”——此句定稿时被删去。李蔚注）。据反映，玉树驻军下乡时连马草马料也买不上，藏民不给卖。小孩子哭闹，大人吓唬说：“汉人来了！汉人来了！”小孩就不敢哭了，把民族隔阂心理传给了下一代。黄南宗教首领夏日仓，一九五八年因策划叛乱被捕，但当地群众说他没有搞叛乱，要求征聘复查他的问题。去年十二月此人死于监狱后，同仁、泽库两县多数群众在春节期间，不喝酒，不穿新衣，不放鞭炮，不走亲戚，以示悼念。前不久，达赖的归国参观团，到夏日仓寺院参观时，上千群众自动围上去，哭诉说：“我们的寺院拆掉了，活佛抓掉了，红保（头人）没有了”，影响不好。据玉树军分区一位负责同志私下估计，由于民族关系紧张，牧业区重叛的可能性不能说完全没有。
粉碎“四人帮”以来，随着其他方面政策的落实，这个问题显得愈来愈突出。玉树被判刑的三千多人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现在要求复查。海南共和县原文卫科副科长格洛，年老病重，刑满释放后，盼望在死前将沉冤得到昭雪。本人死后，家属又指望在她死前为丈夫伸冤。
在最近召开的青海省统战工作会议上，来自牧业区各地的同志强烈要求彻底解决平叛中的遗留问题。大家说，甘肃省甘南地区叛乱问题，逐人作了调查，落实了政策；云南沙甸事件作了平反；宁夏固源地区八次叛乱问题也解决了，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把扩大化问题继续拖下去呢？大家建议省委：
一、把复查解决平叛扩大化问题作为当前落实政策工作中的一件大事来抓。
二、将省委原来关于牧区叛乱问题给党中央的报告，根据事实加以修订，重新上报。
三、组成省、州、县调查组，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拿出具体的政策规定。
大家反映：在青海牧区这样落后的地区，在落实政策、引导群众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原则下，由国
家适当拨一笔款，作为某种补偿，在政治上是有利的。
本报驻青海记者李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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